中國流行音樂的濫觴：編織時代的歌
每個時代有自己的時代曲，每個時代的人們唱著他們時代的歌。那時代、這時代，一首又一首，一闕又一闕，一曲又一曲，人間所吟、所歌，唱出時代風貌的人心與情感；一代又一代留音於詞的民歌，以時空的經緯織出風格獨孕的時代紋樣與質地。
中國第一首流行歌曲，黎錦暉在1927年發表的〈毛毛雨〉，起源於中國傳統民間曲藝，而非移植自西方。另一首黎錦暉在1930年代前創作的頗有盛名的〈桃花江〉也是取用了中國民間曲藝的元素創了早期中國流行音樂的風格。黎錦暉致力於推展國語運動，他從小就愛好民間曲藝，也努力研究收集，他運用了中國民間歌謠、民族曲藝的元素創作歌曲以推展國語運動、並且在國內外巡迴展演，無心插柳成蔭，也成了中國流行音樂的開路先鋒。
在黎錦暉發表〈毛毛雨〉之後，中國流行歌曲的號角從上海發聲。上海是從黃浦岸邊發展起來的國際都市，1930、1940年代，大都會夜上海人稱十里洋場，紙醉金迷；大都會的小巷中，小老百姓追求新奇時髦，亦步亦趨。隨著上海的發展，大量生產、國際貿易改變了傳統自給自足的農工社會；國際都市與外國的頻繁往來與文化的激烈碰撞下，也帶來了迥異於傳統中國之文化雜呈現象。在時代劇變之下，加上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文學的影響力，書寫的語言表現和往昔的文言文學也大異其趣。
西風東漸，當時電影是時髦的代名詞，而隨著電影而創作的主題曲和插曲，賦予電影鮮活映像、深刻電影故事，也帶給人溫暖、愉悅的慰藉，普遍傳入大街小巷，好像有宋一代柳永詞的風靡，弄堂彎處，皆能歌電影曲詞，有的甚至還讓今人琅琅上口，卻不知道那歌曲是從那時代流轉至今。
歌曲為新興電影代言
前端的國際都市、戰時的特殊「孤島」（註1）上海成了中國流行歌曲的大歌坊和發聲地。當時中國處在內憂外患、國難日深的三十年代，上海由於獨特的歷史背景，成了孤立一隅的戰時「孤島」，不幸的租界命運也使得上海在戰時得到四年（1937年11月－1941年12年）「庇護」。孫蕤提到抗戰爆發時流行音樂的樣貌，說道：
1937年抗戰開始後，許多人為躲避日寇紛紛逃到上海，因為這裡有歐美各國的租界，日本人上不敢任意而為。這些人需要文化生活，於是後來在被日本人包圍的孤島上海，流行音樂和電影都出現了畸形的繁榮。加上從前一階段出現的歌星、作曲家在藝術上均已成熟，所以在此時就形成了中國流行音樂的第一個發展高潮。
中國，憂患；上海，繁華。中國人也藉由「孤島」的特殊條件，透過文學、歌曲、電影、歌舞劇、話劇等等展開各種抗日活動。那時代時髦的電影事業也在上海火熱興起，歌曲也為電影代言。伴隨著當時電影的主題曲和插曲，譜寫出二十世紀1930、1940年代的上海流行歌曲，成了時代新曲，民間音樂深入平民的生活，在遍地災難的時代有如春雨潤物，深得人心，這也展開了中國流行音樂的新章。
電影時代開幕，搭配電影劇情需要的電影歌曲也應運而生。1930年3月聯華影業公司拍攝默片電影《野草閒花》，當時人物的對話是以銀幕邊上的字幕來表白，電影公司嘗試給影片配上音樂和插曲，成為「無聲對白配音歌唱片」，且作了插曲〈尋兄詞〉，此歌一出，電影歌曲走到有聲電影的最前線。
1930年代初期，很快地上海搭上新興的電影工業列車，具備有聲電影的製作能力。中國最早的有聲電影《歌女紅牡丹》（明星影業出品，張石川導演，胡蝶、王獻齋主演）在1931年3月推出，電影結合歌曲就成了共生的關係，相得益彰，聲影披靡。電影運用了流行歌曲的吸引力，增強感染力，提高上座率，在當時是極為重要的商業手法。
1930年代，新興的電影媒體挾帶聲色俱全的優勢以及電影明星的魅力，很快地風行於城市中。1933年當年《明星日報》主辦了評選中國第一屆電影皇后的活動，胡蝶當選了，營造了茶餘飯後話題，電影成為大眾娛樂的寵兒，時髦的風尚。當年電影推出的速度非常快，人間愛情故事是常見的主題，抗戰背景常常寄寓愛國心，一部電影中主題曲加上插曲有好幾首，甚至十幾首歌，電影音樂也成為都市常民耳熟能詳的流行樂音，時代的苦難、人心的憂懼也在歌舞的愉悅中找到抒發。當時電影中之主題歌或插曲，每每成為上海流行歌曲的強棒，從而，歌詞成為街頭巷尾小市民朗朗上口的詞章。到了1940年代，中國流行歌曲大多配合電影影片推出，成就了第一個高峰。
註1：上海「孤島」時期，指的是1937年11月12日上海淪陷。因上海市中心為公共租界中區、西區（時因公共租界北區、東區工部局已無力管轄，但不算做淪陷區）和法租界，日軍尚未能進入，因而形成四周都為淪陷區所包圍，故形似「孤島」。這種局面一直維持到1941年12月8日，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以前。在此期間，由於公共租界中區、西區以及法租界進入大量資本和人口，所以形成了一段被史學家稱為「畸形繁榮」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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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方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