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5日訊】聆聽周雲蓬，不必要有一雙音樂的耳朵，只要讓我們易感的心，跟著寂寞的他一起去流浪。這位自九歲就失明的盲人歌手，1995年於北京圓明園開始賣唱生涯，像古代的荷馬、高漸離等盲藝術家一樣遊走他鄉。他的歌聲如此悲愴：「這時我們離家去流浪，長髮宛若戰旗在飄揚，俯瞰逝去的悲歡和滄桑，扛著自己的墓碑走遍四方。」（《山鬼》）
每次聆聽周雲蓬，我總是想哭。吉他的撥弦聲如山間泉水叮咚，他磁性而厚實的嗓音，帶著平靜、憂傷而深沉的力量。周雲蓬的歌聲並不張揚，但人心中某處柔軟的地方，就在他那娓娓道來的敘述中給觸動了。我們和戴著特大墨鏡的歌手一道，面對慘淡的人間真相。
◎ 最具人文精神的中國歌手
音樂是各種藝術中最抽像的一種，但它也可以體現對人類苦難的關注。音樂的人文主義精神，主要是透過歌詞的文字描繪，體現以人為本的思想，同時，運用旋律、和聲、節奏、不諧和音以及半音體系來配合詞句，表達人的感情。
周雲蓬的歌聲中，最具人文精神的是《中國孩子》。此曲如魯迅「救救孩子」的呼聲一般震撼人心，表現了強烈的批判現實精神。走遍中國大江南北的盲人歌手，用耳朵和心靈感受社會低層的悲慘現實。他的控訴，聲聲帶著血淚：
「不要做克拉瑪依的孩子,火燒痛皮膚讓親娘心焦
不要做沙蘭鎮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著
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吸毒的媽媽七天七夜不回家
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愛滋病在血液裡哈哈的笑
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爸爸變成了一筐煤,你別再想見到他
「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
餓極了他們會把你吃掉,還不如曠野中的老山羊
為保護小羊而目露兇光
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爸爸媽媽都是些怯懦的人」
在幽咽中最後爆發的歌聲，伴以孩子們童稚的聲音，形成一種強大的人性的力量，為當今中國一系列慘案留下歷史的記憶。周雲蓬的琴聲嗚咽，淚水全無，孤獨而悲苦地傾吐底層人民的命運。多少聽眾為他的歌聲潸然淚下，顫然心動。
周雲蓬歌詠底層，他本人來自底層。身為盲人的他飽受社會歧視，大學畢業後分配工作被騙，想要做盲童學校的教師也被排斥，無路可走，他只有賣唱一途。中國孩子險惡叢生的生存環境，周雲蓬感同身受，他心裏鬱結的情感，需要用音樂表達出來。也許歌謠中的人文關懷並不能解決現實問題，但這種具有公共言論性質的歌詞，能引起人們的震動與關注。
當中國流行歌曲大都虛飾柔靡、陷入卿卿我我的情愛悵惘之中，周雲蓬堅持歌以載道，將讓人心的痛楚化為歌聲，以激情而憂傷的赤子之心承擔社會責任。《失業者》一曲訴說著：「每個日子都是星期天，每頓飯都是最後的晚餐，每張床都是臨時的客棧，幸福總在街角的轉彎處。」小人物在時代變遷之中的失落感，表達得淋漓盡致。
◎ 繼承中國諷喻詩歌傳統
周雲蓬的一些精美的歌謠是他自己作曲填詞的，他既是一個歌者，更是一位有深度有水準的詩人。他繼承了了中外詩歌的優秀傳統，其中最顯著的是諷喻詩歌傳統，這一類詩歌反映現實生活、關注民生、體現文學的社會功能。
例如，漢魏樂府「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精神。杜甫提出的「即事名篇」，即如實記錄社會事件。白居易提倡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周雲蓬說：「社會就是我研究、琢磨的一本書。」 他把讀社會這本書的感受和心得，記錄在他的歌詞裡。
「你呀美麗的小白領/可別瞧不起人大民工/民工雖然不太衛生/總比很多人心要乾淨」「誰敢把窮人打暈/ 誰敢拿豆包不當糧食/窮人急了可會咬人/咬完男人還要咬女人」（《黃金週》）「買了一套房子，花了三十多萬，買房子的錢，全靠銀行貸款。……我努力地還，我拚命地還，我要一直還錢，我要還清這貸款。直到有一天，所有的錢都還完了，頭髮也就白了，嘴裡沒有牙了。」（《買房子》）
至今為止，沒有一位當代中國歌手像周雲蓬一樣，如此細膩地描繪人們日常生活的艱辛與無奈。在官方渲染的「和諧社會」中，周雲蓬這類「窮人急了會咬人」的歌詞，是如此的不合時宜。這令我們憶起中國古代的一些經典詩歌名作，如杜甫的「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
同時，周雲蓬也深受西方文學的熏陶。過去他曾用按摩賺來的錢，僱人讀書給他聽，現在他在電腦上用盲人專用的軟件讀萬卷書。他的歌詞創作，和蘇格蘭詩人彭斯有異曲同工之妙。彭斯撰寫的民歌富有音樂性，表達平民階級的思想感情，被評價為：「哪裏有罪惡，哪裏就有他的歌聲。」
◎ 「中國的迪倫」生不逢地
背著吉他走遍大江南北，周雲蓬的演唱在各地受到歡迎，人們打開窗戶為他鼓掌，有時甚至有上百聽眾和他一起合唱。他的民歌風，他的音樂魅力和反抗精神，與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美國歌手迪倫（Bob Dylan）有相似之處。
迪倫曾以他鄉村風味的搖滾民歌，作為詩人革命者蜚聲美國，被譽為「美國的良心」。1963年，他曾在華盛頓舉行的大規模民權運動遊行中，高唱多首爭取民權的歌曲。馬丁．路德．金也在這場合發表了著名的「我有一個夢想」的演說。
和周雲蓬總是吟唱悲劇性小人物一樣，迪倫歌曲中的主角，也經常是窮困的鄉巴佬，流浪的吉普賽人，以及被欺凌被侮辱的黑人。例如，「我聽說一個人餓死，我聽到許多人的笑聲；/我聽說一位詩人的歌死在貧民窟裡。」「紐約鎮冬天的時候，大雪飛旋狂風怒吼，此刻走向何處，有人凍得寒徹骨頭。」
兩位歌手都善於融合詩歌與音樂，賦予他們的演唱以社會意義，但他們的命運卻截然不同。迪蘭在全球賣出一億多張唱片，擁有一大群追星族或迪倫迷。瑞典皇家音樂院頒給迪倫「北極音樂獎」，其讚頌辭說：「藉助他的樸素的、誘人的音樂手段，他表現出一種巨大的感染力，激發我們去質疑最強硬的政治勢力，去反對一切形式的偏見，同時對弱小的不幸者給予不斷的支持。」
而周雲蓬來自底層的嗚咽的美麗歌聲，卻無法像美國的迪倫一樣廣泛流傳。中國的唱片工業仍然受政治的影響，周雲蓬演唱的一些曲名就足以讓有些人皺眉頭。時不我與，在追求奢侈品和小資情調的物資主義時代，人們空虛而冷漠地樹起自我的壁壘，周雲蓬哀傷的歌聲，只能感動那些本來就富有同情心的人。
這位抒情的盲歌手仍然在各地咖啡廳和酒吧流連，一唱三嘆婉轉纏綿：「期待更好的人到來/期待更美的人到來/期待我們往昔的靈魂附體/重新回來。」（《不會說話的愛情》）……
原載香港《開放》雜誌2009年10月號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