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輝:民國兩大報人誤投中共後的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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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7年05月23日訊】說到民國時期的《大公報》,可是相當有名,而其第二代總編輯王芸生亦以其開闊的視野、犀利的筆鋒以及捍衛民間報紙「文人議政」的傳統而名噪一時。無黨派的報人俞頌華曾在《富有熱情的王芸生》一文中如此評價道:「王芸生的文章為世人所傳誦。他立言的長處是常以國家為前提,而站在人民的立場,說一般人民所要說的話。雖則格於環境,他有時恐未必能暢所欲言,可是他賦予熱情,所說的話,常能打入讀者的心坎。所以他的文章,始終能動人心弦,不致與無黨無派的民意脫節。」

除了《大公報》這份報紙,民國時期的雜誌《觀察》週刊影響也是巨大,其創刊於1946年,從其創刊開始,就成為了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推行西方民主的重要論壇,被稱為「高級言論刊物」。《觀察》的社長和主編乃是後來被中共打倒的著名「大右派」儲安平

看清中共後王芸生的幼稚選擇

1901年出生的王芸生,1926年因其宣傳反帝而被通緝,南下上海,任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都副祕書長,同時與共產黨人先後主辦《亦是》等週刊與《和平日報》,並加入了中共。「四•一二」國民黨清共之後,他與中共失去了聯繫。

1928年,王芸生被天津《商報》聘任為總編輯,從此正式開始了其新聞生涯。後來他曾在報上刊登啟事,稱「謝絕政治活動」。1929年,一場筆仗使王芸生與時任天津《大公報》的總編張季鸞相識,並深受其賞識,於1929年8月22日進入該報工作。自此,他與《大公報》結下了不解之緣。

大公報》是英斂之在1902年創辦的,報名取「忘己之為大,無私之為公」之意,在張季鸞等三人接手後,走入了輝煌時期。據報,在蔣介石的辦公室、臥室、餐廳各放一份《大公報》,可見其份量之重。而在政治取向上,張季鸞等人並不贊成共產主義,但他們把共產黨視為在野黨,給予一定的報道。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大公報》確立了「明恥教戰」的編輯方針,由王芸生主編中日關係史料。史料擬從1871年《中日修好條規》寫起,直至1931年,因正好60年,所以定名為《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最終寫到1919年)。為了掌握詳細材料,王芸生不辭辛苦四處奔波,晚上則伏案整理、編輯。每天寫出一段,即在《大公報》上連載,前後共三年,洋洋灑灑二百萬字。王芸生也因此一舉成名,成為日本問題專家,奠定了自己在《大公報》的地位。

1935年,王芸生成為《大公報》編輯主任,地位僅在張季鸞、胡政之二人之下。1936年,《大公報》創辦上海版,王芸生受命主持報社業務,並開始大量撰寫社評。上海淪陷前,他撤到漢口,參加《大公報》漢口版的言論編輯工作。1938年,《大公報》重慶版創刊,基本由王芸生主筆。1941年張季鸞去世後,他成為了其繼任者。

王芸生生活簡樸,不喝酒、不吸煙,甚至不喝茶。他始終秉承張季鸞提出的《大公報》的「不黨、不私、不賣、不盲」的「四不」方針,即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不結交黨派;辦報沒有任何所圖,而只為大眾發聲;不以言論做交易;不隨聲附和,但顯而易見,與張季鸞相比,他更為激進。

當有某國民黨要員為在《大公報》登一篇文章而派人送厚禮時,王芸生對將收下禮物的家人大發雷霆,立即寫信要求把禮物拿回。國民黨陳誠、張治中曾邀請他出來做官,都被他拒絕。在他看來,「不做蔣家官,不拿蔣家錢」才能保住自己獨立思考、自主發言的地位。

1943年2月2日,他寫下了《看重慶,念中原》的社評,描寫了戰爭給中原人民帶來的苦難並對當局提出了批評。《大公報》被罰停刊三天,但很快就重獲自由。

抗戰剛剛勝利,中共又挑起了內戰的風雲。在此期間,王芸生發表了不少批評中共和國民黨的時評。如1945年10月25日,發表《為交通著急》社評,批評共產黨。11月20日,又發表《質中共》社評,呼籲和平。1946年4月16日,則發表《可恥的長春之戰》社評。對此,中共的《新華日報》則發文予以反駁。

對於國民黨,《大公報》也是毫不客氣,其報導還支持學生運動,主張走「第三條道路」,這給國民黨造成了諸多消極的影響。蔣介石曾對陳布雷感慨:「張季鸞在世的時候,《大公報》還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議,還是比較友好的。王芸生當政之後,尤其是現在,是在惡毒地罵我們啊。」

但即便如此,即便國民黨當局曾逮捕《大公報》記者,並對天津《大公報》進行審查,但《大公報》依然沒有被關停。1947年7月,當《大公報》上海記者唐振常被捕後,王芸生立即打電話給上海市長吳國楨,並放言「今晚不放人,明天就見報」。吳國楨立即放人。而這樣的膽氣以及官員對媒體的敬畏,在1949年後,無論是王芸生還是中共官員身上,都不曾見到。中共對媒體的鉗制可見一斑。

王芸生曾對家人說過:「我作為一份民間報紙的發言人,要保持自己獨立的人格,我才有獨立的發言權,我才有資格說真話,對國民黨才能嬉笑怒罵。同時,待國共雙方都必須一樣,是我一貫的原則。」事實上也是如此,他一直堅持獨立的民間立場,不僅批評當權的國民黨,也沒有放棄對革命的共產黨的批評。

毫無疑問,任何個人的命運也無法與時代脫節。在中共潛伏在國民黨內各色間諜的幫助下,國民黨開始節節敗退,王芸生所領導的《大公報》也面臨著抉擇。也許是出於對國民黨的失望,也許是對共產黨還抱有一絲希望,在毛的邀請下,在《大公報》內共產黨人的「勸說」下,在中共「滬、津、渝、港四館不易名、不換人,照原樣出版」的承諾下,王芸生決意北上北平「投奔」共產黨。

這是一個令後人費解的選擇,因為早在1945年9月,王芸生就對毛有了相當深刻的認識。當年當王芸生等大公報人在重慶與毛澤東見面時,即對毛直言「不要另起爐灶」,而毛則答曰:「不是我們要另起爐灶,而是國民黨爐灶裡不許我們做飯」。令人唏噓的是,這段對話為王芸生後半生的「反革命」罪名打下了伏筆。

不久,在王芸生讀了毛的《沁園春•雪》之後寫信給傅斯年,吐露出「以見此人滿腦子什麼思想也」(帝王思想)的感慨。之後他連續四天在《大公報》重慶版和上海版上連載《我對中國歷史的一點看法》長文,提出了「非人民自己起來管事不足以為治,也非人民自己起來管事不足以實現民主」思想。

然而,王芸生還是最終投向了這個充滿帝王思想之人,他後來自己的解釋是向「人民陣營來投降」。可毛所締造的王國真的是代表人民的嗎?王芸生此後的遭遇證明其當初的選擇是多麼的幼稚。

認為中共是反民主儲安平入虎穴

與王芸生同樣幼稚的還有儲安平。其從小接受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後考入上海光華大學英文系學習。畢業後,先在南京《中央日報》任副刊編輯,後去英國採風,並進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習。回國後,先後任《中央日報》撰述、編輯、復旦大學教授、中央政治大學研究員,並在創辦的《觀察》雜誌任社長和主編等。

而早在四十年代,激烈批評國民黨的儲安平就早已經看穿了共產黨。他曾在四十年代的《中國的政局》(《觀察》第二卷第二期)一文中如此寫到:「老實說,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坦白言之,今日共產黨大唱其『民主』,要知共產黨在基本精神上,實在是一個反民主的政黨。」

他還指出,「要知道提倡民主政治有一個根本的前提,而且這個前提一點在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須承認人民的意志自由(即通常所稱的思想自由);惟有人人得到了意志上的自由,才能自由表達其意志,才能真正貫徹民主的精神。」「但就共產黨的真精神言,共產黨所主張的也是『黨主』而決非『民主』」。

然而,將共產黨看得如此透徹的儲安平後來卻變的十分天真,並選擇留在大陸,追隨中共,也因此在最初受到了中共的重視。1949年後,儲安平先後出任新華書店經理、光明日報社總編、九三學社宣傳部副部長等職。

一語黨天下的儲安平或慘死

1957年初,毛為了徹底整肅知識分子,採取「引蛇出洞」的方法,讓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知識分子給共產黨提意見。天真的儲安平也積極行動起來,他不僅派出大批記者到一些大城市採訪,召開專家、學者座談會,鼓動他們向共產黨提意見,並親自安排版面發表了多篇措辭激烈的文章;而且他自己還在6月1日召開的一次座談會上作了發言。

儲安平提出了「黨天下」的問題。他認為,「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忘了自己也還是國家的主人」。「政黨取得政權的主要目地,是實現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為了保證政策的貫徹,鞏固已得的政權,黨需要掌握國家機關中的某些樞紐,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鉅細,都要看黨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過分了一些?」他由此得出結論:「黨這樣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

更讓與會者震驚的是,儲安平還把批評的矛頭指向了毛澤東和周恩來,並且甚為不恭地稱之為「老和尚」。他想向毛、周請教的問題是:「為什麼現在的國家高級領導人中沒有一個黨外人士?」

儲安平一語「黨天下」,不僅讓朝野上下為之震驚,而且讓中共黨魁毛澤東一連幾天都沒有睡好覺。而恰恰因為這驚人之語,他被打成了右派,並成為迄今仍不能「平反」的五大右派之一;也是因為這驚世駭俗之舉,他的妻子與之離婚,子女與其劃清界限,同事紛紛「檢舉揭發」,儲安平被免職,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中。

然而,厄運並沒有中止。1966年文革爆發後,儲安平就被揪了出來,又成了批鬥的物件,不僅被勒令每天打掃街道,而且飽受了紅衛兵對他的打罵、侮辱。8月底,儲安平投河自殺未遂。9月後,人們再也沒有看見他的身影。

公安部門的曾組織了一個專門的調查組,尋找儲安平的下落。但兩年過去了,他仍是生不見人、死不見屍,最後只好作為懸案擱起來。不過,近日海外媒體刊登的署名余開偉的文章披露,儲安平極有可能是被紅衛兵活活打死的。而紅衛兵打死人後毀屍滅跡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王芸生臨終透悔意

1949年就在王芸生剛來到「解放區」,天津《大公報》就被改名為《進步日報》,對此違反「承諾」之舉他亦無可奈何。5月,王芸生回到上海,6月17日,發表了《大公報新生宣言》,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剖析舊《大公報》「文人論政」的「反動」,並宣布報刊歸人民所有,實際上,就是歸中共所有。

此後儘管他還擔任了「新生」的上海《大公報》總編輯、社長,也擁有政協常委、人大代表等頭銜,但他的報業生涯從發表這個宣言的那一刻起實際上已徹底結束,也意味著他一向所堅持的獨立辦報原則徹底的破滅。因為他根本無法像在國民黨時期那樣,自由的批判執政者,即共產黨。意識到這一點的王芸生也改了脾氣。

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他堅持「我有封建思想,但決不出賣朋友」,保有了知識分子基本的底線。當時三家僅存的全國性黨外報紙中,《文匯報》、《光明日報》的總編輯徐鑄成、儲安平都已中箭落馬,如果不是毛「金口玉言」說《大公報》的總編輯就不宜再劃為右派,他是絕對無法倖免的。

1962年,王芸生奉毛之命撰寫《1926年至1949年的舊大公報》,將《大公報》和張季鸞批得體無完膚。而張季鸞病重時曾說,「能寫我的傳記者,惟王芸生一人耳。」對自己最為自豪的那一段歷史多有「批判」,其中的違心和痛苦後人難於體味。

文革爆發後,《大公報》停刊,後改名為《前進報》,但是只辦了103天,也停刊了。之後原北京《大公報》部分工作人員參與創辦了《財貿戰線》報,即現在的《經濟日報》。至於香港的《大公報》則一直在中共的掌控下,成為中共在香港的喉舌。而王芸生依舊免不了遭「批鬥」和「勞動改造」的命運,直到1972年中日恢復外交關係,因為1934年出版過權威性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一書,毛親點其名讓他「參加對日友好交流」,他才被「特赦」,以後就一直被當作裝點政治和外交舞台上的配角而使用。

至於《大公報》曾經的記者們,日子同樣不好過,大多也被中共的歷次運動吞噬。如知名女記者楊剛在反右期間自殺,高汾、彭子岡被打成右派,劉克林在文革爆發後從中宣部大樓跳下,也有說法是被害;還有離開《大公報》的記者范長江也在文革中自殺。

可以說,直到1980年5月30日他黯然去世前,王芸生既不能像以往一樣暢所欲言,撰寫犀利的批判文章,也沒能完成多少有價值的其它事情。對於這樣一個曾經是才華橫溢的人而言,如此消磨時光,該是怎樣的痛苦和絕望啊!

據說王芸生臨終前對其兒子回憶往事,言語中充滿了悔恨之意。而他離世前銷毀四十年寫的日記並拒絕友人寫傳記,亦說明了他的痛楚。更至死不能讓他原諒自己的是,他沒有臉去見張季鸞,是以王芸生在走到人生終點,在意識模糊的狀態下,手裡拿著一張白紙,不住喃喃地說:「寄給他,寄給他,我的白卷……」是誰讓他無臉面對張季鸞的?中共是也。

結語

王芸生在悔恨什麼呢?也許是「悔」自己天真的選擇葬送了《大公報》?畢竟在國民黨統治時期,雖然有新聞鉗制,但新聞依舊有一定的獨立和自由的空間;而在中共統治下,連這樣的空間也喪失殆盡。或者是「恨」中共的寡信輕諾?「恨」自己頂不住政治壓力違心自貶?亦或是悔不當初沒有離開大陸?

大概儲安平慘死前,在絕望中,也會有一剎那後悔輕信了中共吧?其實,這樣的悲劇又何止王芸生、儲安平呢?中共欺騙了多少人,又害了多少人啊!

責任編輯:高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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