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布丹的回憶：
一九五八年十月，上級命令下來了，讓青海省海晏縣成分不好的幾千名蒙古人和藏民，全部遷到六百公里外祁連縣的蘇勒托萊（今屬天峻縣和祁連縣，離祁連山主峰不遠）一帶。上級說這些蒙古人和藏民都是壞人，牲口被沒收了，每戶只讓趕五頭牛。半路上又命令扔掉一部分，每戶只准趕兩頭。幹部們拿著槍來了，叫人拿上衣服就走，別的啥也不讓拿，說到了那裡啥都有。誰要是回頭看一下，幹部就舉著槍問：「你看啥哩？」哪個不走，就威脅要就地槍斃。給我們派來的幹部都是從西寧那邊來的，多半是農墾部隊的。路上我們要是坐下來喝點茶吃點什麼，他們就拔出槍咔嚓咔嚓地壓上子彈。
人們被趕到一個大坂上，都餓得走不動了，有的就被扔到路上。又走 了好久，路邊有一戶人家，有個老奶奶，給我們餓肚子的人燒了茶， 又把僅有的半盆酸奶給我們吃。人世上總是有這樣好心的人。
從庫庫淖爾（青海湖）到蘇勒托萊的路上，老人一個一個地死去，有的人頭靠在石頭上就死了，有的人蜷縮在土坑裡死掉了，有的人坐著就死了，主要是餓、病和心情悲憤絕望而死的。後來孩子們也習慣了，在老人屍體的脖子上套個繩子，拖到遠處就把老人扔了。到了祁連縣後，海宴縣的蒙古族人全被分散在相距數百公里的俄博、野牛溝和托萊。一家人分到四五個地方，親人不能相見。
每天食堂裡的隊長喊名字，如果有人回答某某沒有來，第二天肯定就能在灘上看見他的屍體，滿灘都是死人。
散白勒被抓走後，審訊時給他上了八段錦（一種酷刑），導致腰椎骨脫臼，後來成了一個醜陋的駝背。獲釋後，他攔一輛卡車到了托萊牧場。下了車，在開闊的草地上看見一個放羊的老大娘。大娘問他：「你是誰？」他說：「我是從前哈爾金鄉的鄉長散白勒。」大娘驚訝地看著
這個背已彎曲的畸形人，愣了好半天。她不相信眼前這個醜陋的人就 是從前健壯高大的鄉長散白勒，囁嚅著問：「你還活著嗎？那我們家的藍白還活著嗎？」散白勒告訴她：「你們家的藍白還活著，我見了他。」大娘顧不上和散白勒說話，就掉過頭向遠處一個放羊的年輕女人大聲喊：「藍白還活著，藍白還活著。」散白勒到自己家時，他的媳婦和娃娃們都沒有認出這個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駝背畸形人。
歐智布的回憶：
搬遷的時間是定死的，一戶只給兩個馱牛，只能馱一點鋪蓋和一點口糧。娃娃多的人家，要把娃娃馱上，吃的和鋪蓋就馱不上了。有的人 家，金銀珠寶之類也扔下了，狗也扔下了。人吃的還不夠，把狗領上餵啥呀？本來牧區的人家，搬遷轉場一般都要十多頭到二十多頭馱牛才能搬遷，兩個馱牛我們能馱個啥呀？一九五八年的冬天雪那麼大，默勒河的水又是那麼大，馱上的皮襖不夠用，一家一個破白布帳房，有的只帶著半片帳房。
老人們走不動，娃娃們凍病了。有的人家走到半路又被抓走，說是反革命叛亂分子。有一戶人家，有七個娃娃，半路上公安局和民兵來把阿爸和阿媽抓走了。剩下的七個娃娃，一個比一個小，大一點的拉著小一點的，一個拉一個，在大雪地裡趕著牲口走。旁邊的鄰居們拉扯了幾個小的，就這麼走，算是沒有死掉，活下來了。一九八二年我去那裡時，那七個娃娃中最大的已經是四十歲的婦女了。
有一家的兒子被民兵叫去了，說有個事情。小伙子跟上去了，下午民兵來給老阿爺說，他的兒子死掉了，讓他去取屍體。噫！兒子好好地跟上他們走了，怎麼就死掉了呢？民兵說他們也不知道怎麼死掉了。老阿爺跟上取屍體的時候，看見兒子後腦勺有一個斧頭或槍托之類的東西砸下的傷。原來是民兵叫上去審問，讓他承認偷了什麼東西。他不承認，就被民兵一斧頭或槍托砸在後腦勺上，死了。老阿爺哭得噎著說不出話來。當時你給誰說呀？給誰說也是白說。死一個反革命家屬還不如死了個羊，就這麼完了。
乃志布的回憶：
一九五八年上級把海晏縣打成反革命縣，十五歲以上的男人全部鎮壓了，手銬都不夠了，就用繩子捆。上面說，要鎮壓一千個男人，海晏縣就叛亂不了啦，其實海晏哪有叛亂啊？就我們所知，整個海北州也沒有什麼叛亂。海北州公安局命令，一千個男人如果抓不夠，就抓女的來頂替。州監獄裡女犯很多，影響實在太大，上面只好把海晏縣的縣長劉義（音）撤了。抓了的人都去哪裡？勞改農場多的是，德令哈、格爾木、浩門、化隆，活著回來的沒幾個。
我們成分高的牧民，財產全部沒收，被趕到公私合營牧場。那是一九 五八年秋，十月十日，我記得很清楚，晚上來的通知，早晨就要走。 蒙古包扔下了，鍋上煮的肉和熬的奶茶扔下了。幹部們背著槍趕著我 們走，誰走遲了誰就是反革命叛亂分子。一戶只准趕自己的三頭牛，一頂帳篷往馬上一放就走了。五十個牧民一個食堂，沒有自己的鍋碗，來遲了吃不上。六百公里路走了四十五天，一路上病死的，餓死 的，因氣候不適應和絕望死的，很多。小孩死得更多，感冒引起肺炎、痢疾，死屍只能扔掉。我們趕上二十一萬頭牲口走，上級只統計路上死的牲口有二萬多頭，說是國家的財產，人死了多少沒有誰統 計，人沒有牲口重要啊。唉！六百公里走了四十五天，死了多少人 啊！托萊牧場的一個坑裡堆滿了人的屍體，春夏時候臭得人頭暈。 到了天峻、蘇勒托萊，隆冬時節，氣候寒冷，帳篷扎不起來。有的一個帳篷裡住四戶人家，一個角裡住一戶。沒有鍋碗，找個臉盆做了點炒麵糊糊。每個人一月九斤糧，哪夠吃啊，餓死了多少人。有那麼多 牲口，就是不敢宰著吃啊，因為那全是國家的，連幹部也沒有權力宰。偷宰一隻羊，是破壞生產，破壞國家財產，要逮捕法辦，後來打下一些野牲，人活下來了。我是食堂的炊事員，可以偷偷摸摸吃一點，算是沒有餓死。
一九八○年海晏縣的反革命帽子脫了，反革命叛亂分子也平反了，但人已經死了，財產全沒了，家鄉沒有了。幾十年來批鬥、挨打過來了，我們也老了。二○○三年要撤場，牧場的牧工每人給了三千元打發了。從一九五八年到二○○三年，一輩子都在牧場放牧，一輩子只掙了三千元。一輩子啊！沒有工資的家屬、牧工最可憐。
穆智勒的回憶：
我是貝子家（水峽貝子旗）的，我的父親叫久格西，是哈勒景鄉的副鄉長。那時候他有兩匹好馬，一匹是青馬，一匹是棗騮馬。縣上叫我父親去開會，他騎上那匹青馬去開會，這一走就再也沒有回來。人們說我父親被抓走了，是反革命。那時候我還小，男人們都抓走了。我的阿舅，是宗貝子家（宗貝子旗）的王爺，一九五八年前是海北州法院的院長，也被抓走了。我的父親有胃病，一九六一年死在德令哈勞改農場。
我的父親剛抓走不久，一九五八年八月我們就被趕離家園，一路上又是風又是雪。路上，我們看見，剛察縣搬走的牧民的營盤上火塘還在冒煙。我們從老家海晏的哈勒景鄉出發，一家人只准趕三個馱東西用的氂牛，三四十戶人家被編到一個食堂裡。我們一家五個人，早晨天剛亮就趕著集體的三四百隻牛羊走。路上到處都是牛羊和趕牛羊的牧民，牛羊亂跑，人也亂跑，到下午就剩三四十隻了，扔下的牲口全部由公家交給路上的礦區了。一路上，好一點的馬、犏牛又跑回我們的老家草原上了。
牲口都那麼戀自己的草原，我們人呢？公安局的、民兵們在後面趕著我們，我們還能怎樣呢？我們用火皮袋子打火，吃點死麵餅子就走。路上沒有帳篷，隨便躺在灘上打個盹。到則熱恩塊勒，雪有一尺多厚，我姐姐的眼睛被雪打瞎了。我們到庫庫熱，到托萊，又從托萊到天峻，整整走了四十九天。唉！一路上受的苦說不完。到天峻後，在哈拉淖爾（哈拉湖，面積僅次於青海湖）湖邊，又和天峻的牧民們打架爭草原。我被趕去挖煤，那時我才十六歲。反屬的子女不讓放牧，只能到農業點開荒種地。肚子餓的呀，有早上沒晚上，餓得快死了，讓我們回家。我背上一塊氈去找家，家已經搬走了。一路上碰到個帳篷就去討個饃饃，找了好長時間才找到家。
才寶的回憶：
我們兄妹共五個。我的爺爺是貝勒家（爾里克貝勒旗）的王爺。我父親叫龍周，1949年（註：有修改）前是國民黨縣團級軍官，1949年（註：有修改）後任青海省政府民委副祕書長，青海省政府監察委員會委員。當時我們家在西寧市。一九五八年我還在西寧上學。有一天晚上，我醒來看見家裡有很多人，腰裡別著手槍，但穿的都是便衣，原來是公安上的人來我們家搜查。他們翻來翻去有兩三個小時，所有的書、本子、紙全部拿走了。他們讓我母親簽字，母親不識字，我的姐姐簽了字。後來我才知道，父親早被抓走了，但是抓到哪裡不知道。再後來聽說在公安五處，原來公安五處就是看守所。我們只給送了點衣服，看守不讓我們和父親見面。
我在西寧的街上看見一隊隊押著走的藏民。我的學也不能上了，我們就回了海晏縣，從海晏又被趕到剛察縣的哈爾蓋鄉，戴著四類分子的帽子，家庭成分是封建主。在哈爾蓋，我們又被第二次沒收，剩下的 箱箱櫃櫃全部沒收了，家裡啥也沒有了。我在哈爾蓋草原趕了十五年的馬車。我們和會說話的牲口一樣，哪裡趕就到哪裡去，沒有節假日，沒有星期天，病了請個假還要找一個人替你趕馬車。那時候大多數人都不會趕馬車。每個人一個月供應十八斤青稞，兩斤白面。我是年輕小伙子，哪裡夠吃啊，餓極了，跑到人家借兩碗青稞拌著吃。我們一起的四類分子，有的實在忍受不了就自殺了。上面把沒有的事硬 扣在你頭上，逼得沒有辦法，實在太冤枉呀。我想不明白，這一輩子咋就這麼倒楣啊！這樣活著還不如死了。我的母親勸慰我們說：「千萬不能自殺。「母親是柯柯貝勒旗王爺的公主，雖不識字，道理懂得多。 就這麼忍著，到一九七五年，聽人說中央文件來了，要釋放一批國民黨縣團級以上的人。我的父親釋放回來了，他已經六十八歲了。抓走時才五十出頭，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在監獄裡熬了十七八年。一九八○年父親被平反，恢復了工作，父親讓我趕快寫入黨申請書。我們 都明白，我們一家就因為被定為封建主，就因為不是貧下中農，不是共產黨員，所以吃了幾十年的虧，忍受了幾十年的痛苦，現在想起那幾十年來我渾身發涼。我們要想和別人一樣生活，就必須趕快入黨。
羅布藏仙巴的回憶：
縣上通知我的父親要去開會，去了就被抓起來了。有的是在家裡被抓的，有的女人也被抓了，家境好一點的全被抓法辦了。大伯也被抓走，兩個舅舅也被抓走，說他們造反叛亂。我實實在在說：「誰造反 了？誰叛亂了？造反叛亂的人一個也沒有啊！」二十歲以上的男人被抓得沒剩幾個，只留下一些特別窮的人。我們的牲口和財產沒收得一干 二淨，就連衣服、碗、銀碗、冰糖之類的都沒剩下。積極分子們沒收 的東西太多了，有的民兵打狗都用冰糖塊打。
到陰曆九月，上面讓我們往祁連縣搬，一家只給三頭氂牛，一點點行李馱上就走，別的啥都不讓拿。狗拴在帳篷前，帳篷就扎在那裡，就那麼都被扔走了。幹部們拿著槍跟在我們後面，像押犯人一樣趕著牲口走，動不動就打，要不就是開會批鬥。翻大坂的時候，有的人被煙瘴打死了。到了則然告圖勒大坂，雪下得太大，尕才讓的娃娃凍死了，伊布拉的媽媽大雪裡生娃娃，第二天就抱著娃娃走。
一九六○年我回來後放羊，羊放得好一點，幹部和積極分子們說，反革命家屬占了好草場。收掉你的牲口，還要批鬥。好多人都沒有帳篷，冬天就集中在食堂裡。又開始吃小鍋飯，可是誰家也沒有鍋碗，場裡發個臉盆，每人一個茶缸。缸子沒有分上的人，就把破碗用紙糊上再用。每個人一月十五斤青稞，生產隊裡羊死了必須集中上交到隊裡，然後再分，一個人只能分個四五斤死羊肉，那是狗都不吃的肉。夏天我們主要是拾騰格里吃，是沼澤地水裡的一種野菜，沒有餓死是這種野菜救了命啊！
一九六一年我父親釋放回來了，但是人已經被打成殘廢，脊梁打斷 了，直不起腰，馬上要死了。我們把他背到廠裡搶救，才活下來，但 已經是嚴重殘廢。唉！那時候的事說起來就想哭。那麼多的親人抓走後就再也沒有回來，抓到哪裡去了不知道，死到哪裡了我們不知道，我們心裡實在是過不去啊！
現在想起來就像做夢一樣。在公社開群眾大會，工作隊的人和幹部坐在高台上，前面站著挨批鬥的人，中間是群眾，最後一排是戴帽子的四類分子，民兵們端著槍把守在門口。工作隊的王團長一個一個地喊著那些挨批鬥的人的名字，那些人一個一個地在前排站了。王團長拍著桌子喊：「今天，我要給你們放一個臭臭的屁，叫你們聞一聞，看你們好受不好受。」下面的男女牧民群眾都默默地聽著，那些白頭髮老人，拄著木棍的老人，都低著頭靜靜地聽。王團長在那裡又喊又拍桌子，民兵們上來給那些挨批鬥的人脖子上用鐵絲吊上石頭。
後來，海晏移民每戶只給一百元的安置費。本來可以分三百元的，上面扣去了，說是要建設七五免疫工程，結果這個花費十五萬元建的工 程成了廢工程，一天也沒有用。沒收掉的財產牲口一點也沒有退還。 唉！我們海晏人被虧待了。
聶步騰的回憶：
一九五八年青海「平叛」時我在青海省公安廳工作，事後群眾對平叛事件很有意見，說錯抓錯捕的太多。公安廳派我們一個工作組去調查海晏叛亂，當時抓人判刑都是縣委常委會定的，我們就去了解當初常委們判案子的情況。他們是怎麼判的？哎呀，人家是按人的歲數來判刑的！主管領導問：「這個多少歲？」一個回答：「二十五歲嘛是三十五歲。」主管領導說：「好，判二十年。」又問：「這個多少歲？」回答：「這個七十歲了。」主管領導就說：「判十八年行了吧，他就老死了嘛。」定的罪名是「以打狼為名叛亂」，「以修水庫為名叛亂」，等等，全是這樣的罪名。
有個叫六六（音）的副書記，我問他們說：「打狼是縣上組織的，修水庫也是縣上組織的，怎麼都成了叛亂了？你們怎麼把十幾個人、幾十 個人一起定罪？」這個副書記說：「噫！你帶的什麼思想？小聶，你不對呀？」這個副書記知道我妻哥被抓走了，我哥也到政研班學習，到政研班的人多半都要被抓。一個姓王的山西人勸我開會的時候不要再 多說話，說人家已經開始注意我了。
一九六一年開始部分複查一九五八年抓捕的叛亂分子，我去找副州長高中（音），解放後他在三角城羊場當過場長，民族感情比較深，人也很老練。我對他說：「一九五八年的這個事情……」我一句話沒說完，他就急忙說：「你是民族幹部，說這個幹啥？你要小心一點。」我說：「現在平反著哩。我的兩個親戚沒有參加叛亂，你能不能給海晏法院說一下？」他答應了。後來他給我說，他給法院院長說了，院長說：「噫！他又要想叛亂？」當時就這樣，你一不小心就給你扣個叛亂分子的帽子。
海北地區一九五八年的那個叛亂呀，全是省公安廳無中生有捏造的，海北區根本沒有發生過叛亂。為啥要把抓剩下的婦孺老人遷那麼遠（六百公里外）呢？就因為他們是反革命家屬。其實完全可以就近安置，剛察縣讓一點（土地），祁連縣讓一點，農業區的湟源縣讓一點，不就安置了嘛。
搬走的人營盤上的情況怎樣呢？扔在海晏的那些蒙古包、帳房和財產呢？一座座帳房、蒙古包還在原來的地方，裡面的東西還像原來一樣堆著。有的帳房和蒙古包裡的火灶上還放著鍋，鍋裡煮著肉，火也沒有完全滅掉，他們連肉都來不及吃就被趕上走掉了。湟中、湟源和大通的人們上來了，還有一部分海晏沒有搬遷的老百姓和幹部們，他們在搬遷走的人留下的營盤上搶劫，哄搶那些帳房、蒙古包裡的東西。那時候海晏全縣有一萬九千人，「平叛、反封建」抓了八百人，搬遷走一萬多人，最後剩下七千多人。
搬遷的群眾是一九六一年西北民族工作會議後才有好轉的。當時西北局得到消息，說海晏搬遷到托萊的群眾相當苦。他們派了兩個幹部，一個是西北局統戰部部長康豐（譯音），一個是統戰部辦公室主任鄧雲（譯音），從甘肅的鏡鐵山到了托萊牧場。一個回民老阿奶抱著他們的腿嚎啕大哭，哭得說不出話來。
他們倆到了祁連縣，縣委縣政府都不知道。當時我是副縣長，晚上我在看書，進來兩個人，拿的是西北局統戰部的介紹信。我還不敢相信，他們把工作證也拿出來了，說是來了解情況。我當時不敢談。第二天是個星期天，他們住在大眾旅舍，沒住縣政府招待所。我去談了情況，他們做了筆錄。讓我簽名，我沒敢簽。這個材料後來到了省委辦公廳、省政府辦公廳。
後來我們去托萊調查，進了一座帳房，一個婦女突然看見我們，嚇得睜大眼睛，渾身顫抖，喘著粗氣，嘴裡呵呵叫。我們問這是咋了？牧民們說她是在一九五八年的運動和大搬遷時被幹部們驚嚇成病了，平常只要聽見幹部來了，就會飛跑到山上躲起來，今天她不知道你們 來。這叫後驚病，不能見幹部，看見下鄉幹部來就犯病。
来源: 《北京之春》【黑五類回憶第十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