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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0月1日訊】讀中新社一篇報道，題目是“我們這一代留學生是很幸運的”。記者日前採訪北京中關村的美髯公科技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朱榮輝時，他這樣評價他們這一代歸國留學人員。朱榮輝說：“我覺得我們這一代留學生是很幸運的，趕上了非常好的時機。第一就是恢復高考，一九七九年考入清華大學，讀完本科、碩士、博士；到我出去的時候，政策又是來去自由了，等到我回來的時候，又鼓勵留學創業了。我們非常幸運地踩著國家的改革開放步點，一步一步前進，我們是真正的受益者。＂
讀到這則報道，我不由得想起錢鍾書《圍城》裏的方鴻漸們，想起四九年前的一批批”海歸“。怎麽沒聽說他們滿懷感激地表示他們是很幸運的，是”非常幸運地踩著國家的改革開放步點“，”是真正的受益者“呢？
原因很簡單，因爲他們認爲那一切都是理所當然。難道上大學不該憑考試麽？難道考上了出國留學不該出去麽？難道出去後不可以自由地回來麽？難道回來後竟還有誰能不允許我們創業麽？
兩代“海歸”，兩樣心情。照理說，歷史是向前進的，上代人感到幸運的事，下代人可能習以爲常。爲什麽在我們這裏卻相反，上一代“海歸”認爲理所當然的事，到了下一代反而感激莫明，受寵若驚了呢？當這一代“海歸”說自己非常幸運的時候，他們是站得比上一代人更高呢，還是更低呢？
更何況，如今的“來去自由”還是有條件的，不少參加過民運活動的留學生就上了政府的黑名單；而在過去，連在留學期間組織革命團體的鄧小平們都不曾有過不准回國的恐懼。
朱榮輝們想來是沒有思考過這些問題的。這才是他們真正“幸運”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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