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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26日訊】近悉世界精神病學會在日本橫濱召開大會,決定向中國大陸派代表團調查中華人民共和國利用精神病對异議人士和法輪功信徒進行殘酷鎮壓的行為.
就此我要給大家揭露中共地方政權在這方面的触目惊心的丑行.讓我們先從一件具體的個案談起.
連外國人都知道,中國大陸奉行”一對夫妻一個孩”的國策.但是遠非所有人知道,結婚登記了并不等于自然而然有權生小孩,還需要申請生育指標,否則胎儿就成了不准出生的人.不是強迫你(哪怕已怀孕七,八個月!)墮胎,就是在孩子出生后懲罰爸爸媽媽.但這還不夠,即使申請到了生育指標,還得有本單位負責人的同意,否則,生儿育女也會給你帶來意想不到的災難.你可能不相信,都二十一世紀了,怎么會有這等事情?我就給你講一件發生在我們身邊的事.我不得不把事情講得詳細些,讓大家了解來龍去脈,作出自己的判斷.
我的朋友張共來,是一位積極向上,熱愛生活的女子.她1981年畢業于哈爾濱市幼儿師范學校.1988年獲得小教一級的資格證書.同年7月通過公開考試被哈爾濱市婦聯新成立的職工幼儿師范學校附屬第二幼儿園正式錄取為幼儿教師.她為了響應政府號召,直到31歲才結婚.确實,在考核錄取時她曾承諾兩年內不生孩子,可是后來醫生考慮到她身體狀況,認為她不宜再推遲生育了,于是她在32歲時怀了孕.單位負責人覺得她違反了承諾,對她十分惱火,讓她調走,她沒同意.領導就不斷找茬,給她穿玻璃小鞋.例如,按規定,每個班級配備一名保育員,協助教師工作.可是,該幼儿園園長歐陽榮卻批准她們班的保育員利用工作時間去深造學習,此外這位保育員還經常請事假.這樣一來,張共來不僅要做好本職工作:備課,講課,帶孩子在戶內戶外做游戲,而且得擔負起保育員的工作:打飯,送飯,涮口杯,打掃衛生,洗毛巾等等,一個人干兩個人的活.由于她是大齡孕婦,血液回流不好,隨著胎儿漸大,腿部受壓,出現了靜脈曲張現象.醫生多次告誡要注意休息,站立時間不宜過長.有一次,食堂來了土豆和白菜,園長說她是孕婦,不讓她扛土豆而去洗白菜,算是照顧她.她一個人在冰冷的水里足足洗了三大池的白菜,這時候土豆早已扛完,幼儿園長卻不安排任何人幫她一把.由于站立時間過長加上著涼,她當天晚上就發燒了,而且靜脈曲張加重,至今已無法醫治.又如,她在二樓工作,每天得樓上樓下跑許多次,隨著胎儿逐漸長大,她的行動越來越困難.她向領導提出可否換到一樓去工作,領導回答說:”你知道累別人就不累嗎?這樣吧,照顧你是孕婦,今后你可以使用二樓的孩子廁所,不必下樓上廁所了.”也就是說,除了上廁所外,其它一切照舊,還得每天許多次地樓上樓下跑.可是,就連她做產前檢查的時間,園長也按分鐘累計在簽到本的事假欄里.有一次,她下公共汽車摔倒在地,醫生診斷為先兆流產,需要臥床休息.園長不僅按病假處理,而且扣發她的當月獎金,然而,她培養的那位保育員呢,不論病假事假,獎金照發不誤.后來,為了保護胎儿的生命安全,她在分娩前兩個月休了病假.領導對她說,只要休息就按產假算.到了1989年6月,她在歇產假時,園長來到她家探望,并告訴她說:”如果孩子沒人照顧,可以多休息一段時間,這是我給你照看孩子的假”.張听了很是感激,就這樣她從1989年5月到1990年初,連產假在內共休息七個月.
可是,1990年初她去上班時,園長卻說教師位子已滿,連保育員的工作都沒有，要安排她掃廁所,按臨時工對待。并一再強調讓她調轉。張只好找到幼儿園長的上司滕校長把她在怀孕期間,園長怎樣對待她的事做了匯報，滕校長說:“園長有做的不對的地方我可以批評她，但有關工作的事只有找她，她是園長嘛”。張無奈又找園長.可是園長說:“你干得了干不了也得干，我還要安排一個清掃員監督你的工作表現，以她每天的記錄來決定當月獎金的多少，不然你就最好調轉單位”。張拒絕掃廁所，再加上領導不准報銷生孩子費用，甚至扣發她應得的獨生子女費,因此發生了爭執,領導便以不听從分配和擾亂工作為由，停止了張的工作,當然也停發了工資,想進一步逼她調走。即使張堅持上班，她們也不給她簽到。此外,在其它方面對張也進行刁難，例如：過新年職工免費分年貨，而分給張的那份卻要按議价收費，分毛料讓張簽了字卻不發給她,凡此种种.
就這樣,張在所謂停工期間堅持上了三個月的班，同時向市紀檢委反映情況。1991年在紀檢委的干涉下，單位認錯：承認停工理由不當,補發工資，議价年貨免交。最后紀委和婦聯一起決定：為了緩解張和本單位的緊張關系，可以休一段長假在家照看孩子，不用交診斷書。張在處理意見上簽了”暫時同意”四個字。可是半年后，她要去上班卻被領導按編外處理了,不允許她上班，問其原因：滕校長(全國勞模)說：“你不是能告狀嗎? 把我們告到紀檢委，有能耐告到市長那去!想上班沒那么容易，告訴你休假半年就屬編外”。張只得去找市婦聯的邵主席那里，她讓張寫一份檢查要深刻些，使單位領導認為滿意了她才可以上班.張因為自己沒犯錯誤,不肯寫檢討。于是不僅她的工資被扣發、連教師證和工作證也被扣發，她們不僅對張的晉級、普調置之不理，甚至擅自把省人事廳1988年4月給張定的小教一級職稱降至為小教二級二檔。滕校長多次對張說,如果張愿意調走,她不僅能把張的晉級、職稱、普調等問題兌現，還能把托儿費、毛料的錢也給她.但是張拒絕屈服。有一次,張病重臥床近兩個月.在這期間，學校對她從不過問,仿佛張已不是該單位職工似的。
總之,几年來的上告都因市婦聯官官相護，問題沒得到絲毫解決。1997年1月起,她給市委副書記淳于永菊發了四封信，副書記批示婦聯認真處理。婦聯的曲紅部長開始還找張談了一次話，后來她不僅不給解決問題，還進行人身攻擊說：“象她這种有精神病的人，安排哪儿哪儿能要呢?”最后,曲紅派人代表婦聯和學校給張送去一紙勒令書：限某月某日必須報到上班，否則就要進行處罰．．．．
張在百般無奈的情況下，連續給新任市委書記李清林寫了數封信，還攔過他兩次車，李給婦聯做過兩次批示,要求解決問題。正當市婦聯新任主席張桂華處理此事之際，校方竟串通市信訪辦的一個姓王的干部把張的哥哥叫了去說:“經學校請了專家醫生對你妹妹進行了檢查，确診她為偏激性精神病。希望你們家屬對她進行監護”. 企圖用這一損招來封住受害人的嘴.不僅如此,此外,校領導還到市婦聯、市信訪辦、市教委、市人事局等單位制造輿論說：張不僅沒上几天班，而且上班時工作也表現如何如何差，使這些部門都誤以為張是一個在各方面都表現很差的人.事實上,張共來對待工作一貫兢兢業業,有許多感人的表現,就不細說了.
市婦聯主席張桂華跟張談話時說:“我們婦聯不怕丟臉，我們不在乎你上哪儿告，就是告到中央去,最后還得回到婦聯解決.”長話短說,這位張主席只是象征性地部分地解決張的上訪內容，卻留下許多根本問題沒解決。張不同意這种解決問題的辦法,想找她談，她卻說”我已給你解決完了，你服也得服,不服還得服，這是組織決定的,以后不允許你再多說了”。婦聯的另一副主席說:“你說你沒晉上高教是我們人為造成的，那說不定我們還可以再人為地給你晉上昵!”請看這种”我有權,我說啥算啥”的做法,哪里還有什么政策原則可言昵?
她又到市里去上訪,依然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她只得多次到省委,省政府去上訪.有時,孤零零一個人舉著一塊小小標語牌,概況說明她的上訪目的,還是沒有人理睬她.到了1998年7月29日,她又來到省政府門口.一位干部出來說:”你進來吧,今天我們一定解決你的問題.”老百姓告狀不就是盼望解決問題嗎?她跟了進去,來到信訪辦公室, 原來,滕秀芝(全國勞模)和張瑞芳二位校長以及單芸早就恭候在那里了,過了五分鐘左右,突然進來了四個身穿白大挂的男子,不由分說地把她反綁雙手,連踢帶拽地塞進汽車,從省政府直接拉到精神病院.在那里,滕秀芝(全國勞模)和張瑞芳以單位“愛護職工”、 “治病救人”為名，以監護人的身份簽了字,并向該院交上許多職工用血汗掙來的錢，做為進行公報私仇的所謂醫療費!
張被押到該院的第四病區，醫護人員把她反鎖在男女混合的重患群體里,先對她搜身,沒對她進行任何檢查,就把她推進約12平方米的病房里,里面一共五張床,由四張精神病患者的床將張共來的床團團圍住.床上沒有被子,只有一條屎尿未干,帶有月經血的褥子,室內臭气熏天.張要求和家屬聯系,一個男子走過來沖著她喊道:”你以為你是誰啊?再敢多嘴連床也搬走,讓你睡在水泥地上.”就這樣,當天一點飯也沒給她吃,也沒進行任何檢查,卻上來兩個男人,將張按住,由護士強行給她打了一大管針.由于打針,張共來昏死過去,此后兩晝夜里張共來大小便失控.而醫院沒給她吃一口飯,喝一口水,卻不間斷地逼她吃各种藥,一天兩三次地打針,她如果不服從,就得綁起來過電.此外,她還要遭到同室真正瘋子的打罵、身上被打得青一塊紫一塊,衣服被撕破,頭發被扯掉,苦不堪言.有 一次護士讓她吃藥時說： “這里的藥比藥店的藥毒性大几倍”。听后張責問她說： ‘那為什么還要給正常人吃， 這不是故意殺人嗎，你們的職業道德哪里去了?”護士回答說： “這你跟我說不著， 沒病誰到這里來，你們單位拿了錢你就得吃藥。 你不吃讓單位知道了我們沒法交待”.張和她爭執起來,護士竟說:”就你這樣的人到哪能搞好關系呢?怪不得你們單位把你送這里來呢.”
不僅如此,他們把張抓進精神病院后，故意不通知家屬，這又使人想起前蘇聯克格勃的慣用手法.是她在”失蹤”一周后，苦苦哀求一位護理病人的家屬打了電話，才使家人找到了她。見面時她已經從頭到腳生滿了虱子，因為她沒有內衣換,也沒有洗漱用具，又赶上來月經,渾身上下已是臭气難聞了。
該院對待上訪的人特別殘忍，在那里沒有任何說話的權利. 他們的處境既不如犯人,也不如精神病人，犯人還有放風的時間，精神病人也可被家屬帶出去晒晒太陽,而上訪人卻沒有這种權利,而且要忍受著打針吃藥的痛苦折磨.如果有誰敢同醫護人員理論，’就被綁在床上，不能動彈、或是增加打針劑量和增加服藥用量!這使人不禁聯想到日本電影”追捕”里的情節,誰說電影都是虛构的呢?
張的哥哥姐姐找到她以后,多次同市婦聯交涉.市婦聯的張桂華主席曾跟她的家人說:”你們是個人，我們是公家,你們拿人治气，我們能拿得起錢，拿出二三十万沒問題”。在把張抓進精神病院的當天，單位就馬上拿出支票送往醫院,甚至揚言讓她老死在里面.但是,她又提示張共來的家屬說:如果寫出書面保證,永不上訪,就可以放人!
由于家屬的不斷交涉,在兩個月之后總算爭取到可以讓張出去”放風”,見見陽光，后來還可以寫請假條并注明一切責任自負的情況下，允許在周末照顧一下孩子，盡管如此，她仍然沒有人身自由和正常人講話的權利.
時至今日，她和瘋人一起渡日已經四年多了。在此期間,她不僅在精神上受到了常人難以想象的折磨，更造成了身體上的多种疾病,心臟病、肺炎、萎縮性胃炎、十二脂腸球炎、膽胰炎等，還使許多舊病复發。就連本來正常的月經也不正常了，不是不來，就是一月來兩次。張在精神病院里被折磨出來的以上多种疾病都得不到應有的醫治.為了治病還得去找本單位負責人,而該單位負責人總是進行刁難，每次都要經過激烈的爭吵才拿出一點，后來就大談什么公費醫療了，可是為了給一個正常人治療”精神病”,卻舍得拿出百分之百的公款。還在張住在市立醫院治療肺炎期間，一天半夜,單芸竟指揮民警把她強行押回精神病院，醫護人員逼她吃治療精神病的藥，而不是吃治肺炎的藥。護士一面惡狠狠地給她灌藥,一面問她:”看你還告不告啦?”真是一語道破天机!到現在,,婦聯和醫院已經聯手終止了對她的一切疾病的治療。
張共來在精神病院里親眼目睹更多的惊心動魄的事.例如,任何正常人到了那里,不斷目睹精神病患者的歇斯底里的發作,時間長了,也會被刺激得不正常的. 又如,有一次護士給病人靜點時,針掉在地上,沾滿了細菌，該護士拿起來就要往病人身上扎，張加以勸阻, 讓她換個針頭，該護士不僅沒換，還把張訓斥一頓，讓她老實點。接著就將針往病人的血管里扎去.更有甚者,在短短几個月的時間里,她親眼看到,類似她這种情況的正常人,被關進精神病院的就有三十多人!多數是跟本單位領導有矛盾或進行上訪的.后來,一些人陸續被放了出去,通常是由家屬前來苦苦哀求,寫保證書,一答應當事人向領導承認錯誤,不再告狀,二保證不与任何媒體接触,三保證不向外界透露精神病院的所見所聞.如果出院以后還不老實,他們隨時隨地可以以”舊病复發”為由把人再抓回來!她拒絕妥協,所以一直留在精神病院的病員花名冊上.就這樣,從不准生孩子起源,到如今,這孩子已經13周歲了,幼小的心靈充滿了創傷.而當媽媽的苦難卻一個接一個不斷,而且遠遠看不到出頭之日!
2000年上半年,我又一次去過張家,那時她被綁架到精神病院已經近兩年了.她做得一手好菜,她不僅絲毫也不像是什么精神病患者,而且對我講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以及在精神病院的苦難遭遇.說到傷心之處,我倆相對而泣,為什么在我們美好的祖國,竟會發生這樣不可思議的事呢?說一千,道一万,張共來響應党的晚婚晚育號召,直到32歲才只要一個孩子，究竟犯什么錯了呢? 什么時候張共來以及和她有同樣遭遇的人才能擺脫苦難呢?
你們中間有些人可能听說過王福綿這個名字.他是黑龍江省的一位基層干部.1986年,他發現了當地一些干部以權謀私,逐級反映,不僅解決不了問題,他自己反而遭到迫害.迫不得已,他克服艱難險阻到北京去告狀,他見到了人民日報記者劉賓雁.劉很重視他反映的情況,立即和黑龍江省有關部門聯系,并和王福綿約定下次談話的時間.可是黑龍江省當天就派來了警車,強行將王押回黑龍江,徑直把他送進了黑龍江省的一家精神病院.后來,劉賓雁等三名記者赶到精神病院,与王交談.事實上王是個完全正常的健康人.劉賓雁查核了王福綿揭發的事實,寫了報道,人民日報已決定發表,但隨著劉本人突然被開除出党,王福綿揭發的問題和他本人遭到的非法綁架事件也就不再有人追究了.
遠的不說,近二十年來,從王福綿到張共來的遭遇充分證明,黑龍江省和哈爾濱市的精神病院在各級領導的指示下, 一貫采用這种卑鄙手段,不僅對付异議人士,對付法輪功信徒,而且用來對付一些僅僅与本單位領導有矛盾的人.這豈不是太殘忍了?
此時此刻,樣板戲”紅燈記”里的兩句唱腔回蕩在我的耳邊:”有多少苦同胞怨聲載道,鐵蹄下苦掙扎仇恨難消”.
良知尚未泯滅的炎黃子孫們,救救正在受苦受難的同胞吧!救救我中華﹗(完)
(編注﹕此文曾在開放雜志刊登﹐由于篇幅限制﹐被刪節約一半左右)
歐洲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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