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紀元2月23日訊】在清理資料的過程中﹐理出了幾組數據。這幾組數據之間﹐其實有着一種內在聯繫。它標示着中國當前國家﹑市場與社會三者之間的關係﹐同時也給分析家們指出了一點﹕這三者關係中的的關鍵一環是國家作用與政府行為﹐只要製造租金的各種社會條件沒有改變﹐政府繼續作為投資主體起主導作用﹐具有可操作性的﹑市場經濟所必需的金融條件(金融﹑外匯等)資本市場,反市場規律的一組矛盾現象
先分析從各種新聞報導中蒐集來的幾組數據﹕
一﹑ 市場需求不旺與最終消費率下降
自從90年代初的經濟泡沫消退以後﹐市場疲軟已成為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如何刺激消費成了中國經濟的一個主題。積壓物資的日益增多﹐成了企業三角債清償難的一大主要原因。早在1996年底﹐中國的積壓物資價值已達5000多億元﹔1997年GDP為7(47萬億元﹐累計庫存為3萬億元﹔1998年GDP為7(9億元﹐累計庫存4(6億元。1有人分析﹐今年第二季度的庫存物資有所減少﹐是宏觀經濟形勢向好的表現。但分析者顯然忽視了一個因素﹕積壓物資有所下降與企業開工率下降二者密切相關﹐由於種種原因﹐到1998年﹐我國半停產狀態的企業達21(3%﹐停產狀態的企業達0(9%﹐比1997年的狀況還要嚴重。
與商品庫存增加的同時﹐卻是最終消費率（最終消費額佔GDP生產額的比重）﹐以及消費需求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在逐年下降。國家計委宏觀經濟課題組曾發表一個報告﹐該報告列出一組數據﹕我國從1981年以來﹐最終消費率基本以平均每年0(6個百分點的幅度下降﹐已由1981年的67(5%降至1997年58(8%﹐大大低于70%的國際平均水平﹔居民消費率由53(1%下降至47(5%﹐比起60%的國際水平也明顯偏低。該報告認為﹐目前最終消費率已降至歷史最低水平﹐對於一個只能以內需為主的國家﹐消費率過低﹑儲蓄率過高將成為再生產正常循環的嚴重障礙。
消費需求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逐年下降。據權威部門透露﹐1998年已是自1994以來連續第四年下降﹐消費需求對GDP的貢獻率估計接近40%﹐較1997年下降了15(5%個百分點。消費偏淡成為制約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
二﹑ 城鄉居民儲蓄存款持續攀升
1978年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城鄉居民儲蓄存款為210(6億元﹐1997年則升至46279(8億元。5與此相關的城市居民儲蓄余額﹐1984—1988年平均增加額為582億元﹐1989—1993年平均增加額為3800億元﹐1994—1998年則高達7700億元。6今年3月末﹐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達57814(7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18(8%。儲蓄存款持續高增長是在國家宏觀經濟調整﹑產業結構失調﹑商品需求不旺﹑失業現象嚴重﹑居民預期收入危機感增強等綜合作用下的產物。從存款結構看﹐據國家統計局近期的一份研究報告分析﹐在當前的57814(7億儲蓄存款中﹐有1萬多億為公款私存﹑灰色收入或黑色收入﹐60%左右為定期存款。在國家逐漸推行存款實名制和不斷加大金融監管的預期1~2年內﹐20%左右的公款私存部份將較快地從儲蓄存款中剝離出去。另有39%的存款為目的性存款﹐到期後將提作他用。較樂觀的分析認為﹐這些因素都有利於銀行儲蓄發展﹐一旦這些因素得以消除與緩解﹐銀行儲蓄業務必然受到震蕩性的萎縮衝擊。也就是說﹐存款不會總是這樣持續攀升。
我國政府在將自己變成國家銀行體系的巨額借款人的同時﹐採取了三個有效的辦法避免了通貨膨脹﹕第一﹐中國政府仍然保持對“軟約束”的國有企業的控制﹐並給予它們強有力的金融支持。支持國有企業的理由不是因為這些企業的產品重要﹐而是因為這些企業裡面有成千上萬的人在就業。而這種支持的直接後果就是大量產品的無效供給﹔第二﹐它對非國有經濟實行很硬的預算約束﹐並給予很少的銀行信貸。第三﹐它對儲蓄存款確定了正的實際利率﹐使得中國城鄉居民存款與金融資產一直保持着巨額增長﹐這一點保證了中國政府能夠為自己的經濟建設進行巨額融資。但是不受控制地融資與用非通貨膨脹型的辦法彌補財政赤字的直接後果就是銀行債務比率逐年昇高﹐金融系統大量發生的貪污腐敗行為也大大加深了銀行危機﹐到1996年我國銀行的自有資產已下降到3%左右。目前我國銀行的正常運作主要依靠國家信用維持。可以說﹐中國政府陷入一種兩難境地﹕一方面﹐現在的國有銀行的獃滯貸款無法收回﹐需要銀行和企業兩方面的大範圍的重新資本化﹐這就是債權轉股權建議出臺的大背景﹔另一方面﹐債權轉股權之舉極可能摧毀社會的信用道德。那些正常還貸的企業看到拖欠貸款的企業可以通過債權轉股權的形式賴帳﹐以後再也不會按時還貸。所以在大規模推出債權轉股權之舉前﹐必須對銀行體系面臨的道德風險作一客觀評估﹐因為這種改革可不是交得起“學費”的改革。
三﹑商品零售額的增長
在最終消費率下降與城鄉居民儲蓄存款攀升之間﹐二者一直被看作是此消彼長的簡單因果關係。僅從這兩組數據考慮﹐人們理所當然得出結論﹕消費需求是社會再生產的終點和新的起點﹐只有擴大消費需求﹐才能從根本上促進生產規模的擴大﹐保證增加的投資取得預期效益﹐為經濟增長提供持久動力。從中長期發展戰略考慮﹐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一直成為我國政府與經濟學界的熱門話題。
如果僅從消費率過低﹑儲蓄率過高﹐以及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在逐年下降這幾組數據看﹐得出上述結論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另一組數據告訴我們的卻要複雜得多﹕
1994-1998年商品零售額增減情況
年份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社會商品零售總額
（億元）
16053.0
20598.0
24614.0
26843.0
29155.0
比上年增長（%）
15.3
22.0
16.3
8.3
7.9
上述數據說明一個問題﹕在儲蓄率上昇的同時﹐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也在一直上昇。如果從各類商品的需求彈性來看﹐消費不暢並非百姓持幣觀望﹐而是社會供給遠遠大於需求。而支撐着社會龐大無效供給的是我國某些行業生產能力的嚴重過剩。
有人認為﹐改革20年﹐中國培育了一個過剩經濟。這話從表面上確實不錯﹐但如果考慮到這樣的事實﹕我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僅840美元﹐與發達國家相差達40多倍﹔按人均個人收入來計算﹐差距還要更大。據調查﹐在農村﹐彩電﹑洗衣機﹑電冰箱這三大件還有80%的空白﹐除缺電少水﹑沒有電視信號接轉站等原因外﹐佔人口主體的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購買力不強是最根本的原因。由此可見﹐目前這種“過剩”根本不是需求不旺引起的商品過剩﹐而是投資誤導與其他政策性因素形成的巨大產能過剩所導致的商品過剩﹐是在中國還存在數千萬貧困人口尚未溫飽的基礎上形成的低水平“商品過剩”。這一點將在後面加以詳盡分析。
四﹑龐大的生產能力過剩
我國目前龐大的生產能力過剩﹐主要是90年代產業結構再呈趨同態勢的結果。這一點倒也並非今日才看出的問題﹐一些經濟學家早就就此問題發出警告﹐國家每年也頒佈了投資已達飽和的行業名單。但由於我國各級政府具有資源配置功能﹐且兼每年以經濟增長指標為考核官員業績的主要方面﹐再加上地方﹑部門與個人的利益驅動﹐這一警告基本上沒能對地方政府“拍腦袋”決定投資方案的行為模式起到阻遏作用。
中國的錯誤似乎總要重複出現兩次以上。80年代中期﹐我國的彩電大戰﹑冰箱大戰就是因為各地產業結構嚴重呈趨同態勢而引起﹐最後經過一輪惡戰後﹐將不少企業淘汰出局。當時各地政府都理所當然地將龐大的資源浪費視為交“學費”﹐中央政府也沒有為以後不交這種“學費”設立限制。到了“八五”時期﹐各地投資熱點又驚人相似﹕廣東沿海等地受香港產業轉移以及珠江三角洲出口導向戰略等因素影響﹐加之利益驅動與信貸﹑財務等約束機製不完善﹐珠江三角洲內產業結構嚴重趨同。而將眼光延伸到長江三角洲時﹐還可以看到﹐在這兩大三角洲正在為調整產業結構進行努力的時候﹐新的趨同又再次在全國出現﹕
珠江三角洲的工業支柱設定為﹕改造和提高電子﹑輕紡（包括紡織服裝﹑家電﹑食品飲料）和醫藥等現有支柱工業﹐適當發展重化工﹐大力培植高新技術產業﹐形成汽車﹑石化﹑鋼鐵等新的支柱工業﹔
長江三角洲的心臟——上海市提出上海要形成六大支柱產業﹐這六大支柱分別是﹕汽車﹑電子信息設備﹑電站成套設備﹑石油精細化工﹑鋼鐵和家電﹔
重慶的支柱產業﹕汽車（摩托車）﹑重大機械裝備﹑冶金﹑化工﹑建築建材﹑輕紡﹔
浙江的支柱產業﹕汽車與摩托車﹑石油化工及精細化工﹑電子信息﹑新型合成材料﹔
安徽﹕汽車﹑工程機械﹑石油化工及精細化工﹑家用電器﹔
江蘇﹕汽車（摩托車）﹑機械﹑石油化工﹑電子。
上述情況﹐經濟學界有人曾發出過警告﹐作為一級資源配置者的中央政府也曾多次指出﹐長江經濟帶已初步暴露出產業同構化﹑投資分散化和空間佈局不合理等問題。要求各省市出臺一系列有較強約束力措施﹐但這種指出看來沒多少效果﹐因為事實是現在許多產業的生產能力嚴重過剩。有資料顯示﹐我國的非農業生產部門存在嚴重過剩﹕
生產能力及其利用率
電信 電力 高速公路 航空 電腦 電冰箱 洗衣機 空調 彩電 微波爐 汽車 摩托車 房地產 百萬門/千兆瓦/小時/公里/百萬英里運力/百萬臺/百萬臺/百萬臺/百萬臺/百萬臺/百萬臺/百萬輛/百萬輛
生產能力 1997年 111 4600 95138 20 22 11 40 40 2.8 3.0
利用率(%)1997年 63.3 53.7 10.8 64.0 36.0 56.0 40.7 44.4 50.0 55.0 33.0 65.8
生產能力 1998年 135 6000 108457 4.2 21 3.0 3.0
利用率 1998年 63.7 50.3 12.0 60.0 67.0 52.7 54.0 33.0 67.9
從上表列出的13個行業的生產能力來看﹐利用率最低的是高速公路﹐只有12%﹔最高的是房地產業﹐其利用率也只有67.9%。而上述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行業﹐恰好不少是各地支柱產業同構所造成的。在零售商品額不斷增長的情況下﹐出現這種生產能力嚴重閑置的情況﹐說明我國的投資體制存在嚴重問題。可以說﹐造成中國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原因主要是投資誤導﹐資源配置不當﹐而投資誤導的主角是地方政府。一方面﹐地方政府一直利用其對資金的影響與控制﹐追求投資的最大化﹐以此推動經濟的發展。這就出現了幾個地方政府同時作出相同的投資﹐不止一次造成某些“熱門”產業的出現﹐結果是用不着多久﹐熱門產業變成了“夕陽產業”。最顯著的例子是集裝箱行業﹐由於地方政府有1000萬美元以下的審批權﹐結果在不到10年間﹐我國竟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集裝箱生產地﹐最後是這一行業各廠商在過度競爭下﹐互相殺傷。又如小汽車行業﹐也是一鬨而上﹐造成巨大的產能過剩。VCD視盤機走俏時﹐一鬨而上的投資導致這一行業的生產能力大大過剩﹐利用率不到目前生產能力的20%。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通過提供優惠政策鼓勵外方直接投資﹐最常見的辦法是給投資者以補貼﹐使得他們能在與原有企業的競爭中勝出。過去5年中﹐中國利用的外資達1860億美元﹐其中相當比例是投資在生產能力已經過剩的產業中﹐如汽車﹑石化以及零售業。巨大的生產能力過剩的局面說明我國的企業投資體制與改革前相比﹐還沒有根本性的變化。改革前的投資體制下﹐企業受到是資源約束﹐即投資所需要的資金約束﹐也就是說﹐負責投資的官員們認為什麼領域需要投資﹐資金就投往何方。改革要達到的目標本來應該是讓企業的投資受到需求約束﹐即市場上需要什麼就生產什麼。上述情況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作為投資主體時的利益不一致﹐這種不一致是造成中國目前產業結構失衡的主要原因。
五﹑反市場規律的悖論﹕商品過剩與消費者主動選擇權的缺失
還有一組看似矛盾的現象研究者不得不加以注意﹕我國的商品過剩是在產業技術手段落後﹑生產率普遍低下﹑產品競爭力不強基礎上的過剩。按照一般常規﹐在過剩狀態下﹐買方會在買賣雙方的競爭中逐漸處於有利地位﹐生產領域中會逐漸優勝劣汰﹐流通領域中消費者權益會不斷強化。但我國的市場形態卻出現了完全相反的情況﹐完全不是一個買方有主動選擇權的格局﹐一是假冒偽劣產品盛行﹐這類擾亂經濟秩序的行為在部份地區還受到地方政府的縱容與鼓勵﹔二是各部門利用特殊權力強制攤派“購買”成風﹐不少城市的中小學與醫院就向學生或顧客強制“推銷”一些“消費者”根本不需要的產品﹔三是郵電﹑保險﹑銀行等部門利用其壟斷地位強制或誤導消費者接受不平等條件。這種情況與發達國家商品過剩狀態下的買方地位完全不同。反過來促使企業行為發生劣變﹐反映在全國消協的投訴熱點上﹐投訴門類共有質量﹑價格﹑虛假廣告﹑假冒商品﹑欺騙詐銷﹑計量等﹐10這表明企業經營的重點不在於提高產品質量與內部管理﹐而在於用各種手段﹐包括各種不正當欺詐手段進行營銷。可以說﹐在目前的市場形態下﹐消費者主權缺失。在商品過剩的狀態下發生這種情況﹐實為世界經濟史上絕無僅有。
財政啟動為何難以奏效
造成龐大的生產能力過剩﹐實在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房地產業出現問題之時﹐有人就提出傚法“羅斯福新政”﹐動用國家財政力量﹐加大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來拉動需求﹐啟動經濟。這些主張有一定道理﹐因為在社會總需求不足的特殊時期﹐以財政收支的不平衡來換取經濟與社會的穩定發展﹐也是現代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原理﹐但一具體到中國的國情﹐問題就不那麼簡單了。從去年開始﹐不斷見諸于報端的消息實在令人寒心﹕
從1998年開始﹐震動全國的豆腐渣工程有如下幾項﹕1998年夏季抗洪搶險時暴露的九江隄防“豆腐渣”工程﹔1998年投資上億的云南“坑人路”被曝光﹔1999年1月4日18時50分垮塌的四川省綦江縣彩虹橋﹐由此牽出綦江縣共有100余個不合格工程項目﹔1999年4月17日通江縣的彭坎岩大橋主拱垮塌﹐導致6人死亡﹐11人重傷。據披露﹐通江縣境內的危橋還有數座﹕沙溪境內長約180余米的雙拱空心石橋橋體石塊下落﹔鐵佛境內長灘大橋橋體下沉。三峽工程也有20余處出現嚴重問題。由民建上海市委員會援建的陝西省延安市柳林鎮的希望小學最後也成了豆腐渣工程。
如此“豆腐渣”工程當然不止上述幾處﹐順便檢索近期報紙﹐就可信手拈來幾則。去年 九江隄防的“豆腐渣”工程迫使中央政府對全國的水利工程進行檢查﹐最後作出結論﹕水利基建整體質量看好﹐隄防工程存在問題較多﹐尤其是那些以地方管理為主﹑有農民投工投勞參加建設﹐以及投資有缺口的中小型隄防工程項目的質量問題較多。這些項目有的是資金被挪用或被層層剋扣﹐有的是被層層分包﹐造成工程偷工減料﹐給工程質量留下隱患。
上述偷工減料還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基建項目預決算虛報數字同樣驚人﹐財政部近日公佈的統計結果顯示﹐1998年在財政部門對23320個投資項目進行的預決算審查中﹐共核減不合理基本建設支出88億元﹐河南省三門峽市六峰路拓寬改造工程一項﹐虛報額竟高達25.3%。
針對建築市場出現的嚴重問題﹐建設部推出九項措施整頓市場。據透露﹐整個“八五”期間﹐共發生重大工程質量事故78起﹐死亡289人﹐重傷253人﹐平均每年發生15起﹐直接經濟損失幾百億元。
據報載﹐近幾年全國每年因建築工程倒塌事故而造成的損失在1000億元左右。目前﹐仍有20%的工程沒有達到國家規定的質量標準。國家檢查機關近幾年查處的10多萬件賄賂案件﹐涉及建築業的竟佔63%。而國家于1998年增發的1000億元國債投入基礎設施建設﹐對比兩個1000億元﹐“豆腐渣工程”剛好抵消了中央增發國債的投入。據披露﹐1995年以後竣工和1996年在建的50萬元以上的25(14萬個工程項目中﹐約40%的項目處於失控狀態﹐或不進行公開的投標而搞“地下交易”或“暗箱操作”﹐於是就出現了“大樓蓋起來﹐幹部倒下去”的怪現象。
列舉上面的數據﹐旨在說明為什麼近兩年加大財政投入啟動經濟卻啟而不動。有經驗的研究者可以從上述信息中分析出問題的癥結﹕我們不能只看財政資金投入的總額達到多少﹐必須要追索它的流向和流程。在吏治腐敗的情況下﹐強化政府財政措施就意味着形成巨大租金﹐產生不經濟的尋租活動。財政資金往往會通過政府各級部門流向尋租者﹐如目前相當普遍的工程層層轉包現象即是明顯例子。財政投入流失的另一渠道就是各級政府部門的截留。如1998年對國有糧食部門進行審計﹐發現和查處嚴重擠佔挪用收購資金等違反財經法規案件1181起。15過去六年來﹐我國糧食收購款在總共產生了2140億元的大窟窿﹐其中800多億元擠佔挪用﹐其餘皆為虧損掛帳。16由於尋租人與參與截留財政款分肥者均是高收入群體﹐對住房及一般生活消費品的需求早已滿足﹐部份“成功者”甚至早已達到“小車一部﹐房子兩所﹐老婆一正一副”的生活消費水平﹐因此這部份資金一般都轉化為銀行存款或進入證券市場﹐難以轉化為消費需求。
尋租及截留的款項到底佔財政投入多少﹖無法估量﹐據估計﹐一般發展中國家的扶貧及各種政府撥款﹐約有40%左右在使用過程中流失到個人口袋裡。換言之﹐上述事實只證明瞭一點﹕在政府未能形成防範尋租行為的有效機製時﹐加大財政投入進行基礎設施建設的結果﹐只是使財富流向政治力量強的階層手中。
傾斜的市場供給
今年自5月份以來政府以公開托市的手法介入股市﹐併發表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動員全國公開參加炒股﹐亦即動員人民參加一種公開的合法的大規模賭博。並于6月10日降息﹐這是近三年來第七次降息﹐而且幅度相當大。與此同時﹐股市也出現了升現象﹐通過紙幣進行財富重新分配又開始新的一輪。政府的目的顯然是要將錢趕到“市場”去消費﹐一些經濟評論與傳媒的標題已到如此程度﹕花錢就是愛國。但這種飲鴆止渴的辦法並未能將股市的繁榮維持多久﹐因為啟動股市以後﹐這種泡沫經濟必須通過多層次的投機才能獲得虛擬昇值﹐而多層次的投機又必須靠不斷增大貨幣投入才能維持。與此同時﹐居民存款也未出現大規模的下降﹐這意味着“趕錢”的措施收效甚微。
這就得回到一個基本問題——中國市場中的供需結構特點這一方面來分析。
與發達國家有別的是﹐我國政府實際上居于各種資源配置者的中心地位﹐如果將我國政府活動視為經濟活動的起始點﹐到終端生產出來的產品與社會服務則有幾大類﹕
完全競爭性產品市場有大量非國有企業參與﹐追求的是效率﹔而公共服務部門則多由國家壟斷﹐它們的存在有多個目標﹐既有經濟的（如就業）﹐也有非經濟的﹐如國家安全﹐加強社會控制等。這裡僅從消費者需求出發來分類﹕
第一類﹕需求彈性小的商品與服務﹐如水﹑電﹑煤氣﹑醫療﹑教育﹑社會保險（養老﹑醫療﹑失業）﹐住房。這類商品與服務不管是經濟形勢好還是不好﹐百姓總得消費。社會保險是社會福利﹐在我國還剛起步﹐其費用的繳交屬國家強制性﹐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其餘數項﹐基本上是屬于壟斷性“商品”或服務﹐“市場”完全向商品的供給者傾斜﹐買方沒有主動選擇權。由於缺乏競爭性﹐這些行業存在普遍的無效率與浪費﹐向消費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務）質量低劣﹐“電老虎”與“氣老虎”之稱足見這類商品的壟斷供給者之威勢。這些行業的亂收費現象也經常見諸報端。醫療事故近年頻發﹐教育方面存在的問題更是多多﹐教育質量奇差﹐教育內容嚴重滯後于社會發展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這些行業的職業道德也是民眾經常指責的對象。但因其壟斷性﹐這些年來其價格還一直上揚﹐尤其是教育與醫療﹐在改革前是作為社會福利分配給職工的（長時期以來﹐職工的工資只含有基本生活費﹐並無這類費用包含在裡面）﹐而近年來這幾項改革相繼推出﹐逐步轉移為個人支付﹐與此同時﹐教育費用與醫療費用的大幅度上漲﹐已大大超出了百姓的承受能力。筆者曾對一些家庭月收入1萬元以上﹑家庭固定資產幾百萬以上者進行過口頭調查﹐他們對這兩項費用的上漲幅度都深感難以承受﹐在對國內外教育進行“成本”與“效益”比較後﹐大都選擇讓孩子出國留學接受教育﹐一半以上家庭在中學階段即讓孩子出國。以此觀之﹐只要我們的教育體制改革局限於收費與擴大規模這兩項上﹐這些流出去的錢決不會再回流。
第二類﹐需求彈性較前一類大的商品。這一類商品有兩種情況﹐一是雖為百姓所需﹐但在城市已達到市場飽和的產品﹐如電冰箱﹑電視﹑洗衣機等﹔另一類產品則為老百姓所需﹐但購買直接受其經濟條件及購買意願支配的產品﹐如微波爐﹑電腦﹑空調﹑摩托車。部份農村居民雖然還沒有這類商品﹐但或受基礎設施的影響﹐如缺電﹐沒有電視接收系統等原因﹐或者不購買﹐或者無力購買。生產上述產品的行業﹐早已引入競爭機製﹐企業一方面面臨國內同類產品的競爭﹐另一方面是國外同類產品的競爭。如前所述﹐這些行業由於地方利益牽引﹐重複投資﹐早在前幾年就已經存在嚴重的產品過剩﹐目前這方面的市場供給的主體對象﹐定位於有購買力的人群進行升級換代。
第三類﹐百姓迫切需要﹐而價格與百姓購買力相差甚遠的﹐如住房。中國的老百姓的住房水平﹐現在人均只有8平方米﹐與發達國家相差很遠。這些年來我國的住宅建設發展很快﹐但因房地產業是個尋租行為氾濫的行業﹐房價因此居高不下﹐為居民年收入的12倍以上（北京﹑上海﹑深圳﹑廣州四地更高于此水平）﹐所以房地產業產生了巨大的供需缺口﹕一方面﹐房地產市場有8000萬平方米（截止1998年底）商品房賣不出﹔另一方面百姓的住房確實不夠住。而房地產的價格降不下來﹐是因為房地產業已完全進入一種“政策性陷阱”﹕開發商的主體是國有企業﹐貸款80%以上來自銀行。房地產價格只要一日不降﹐該公司的資產帳面價值也還能保值﹐經營者的業績也還放在那裡——這一點直接與老總們的烏紗有關——貸款是銀行的﹐拖上幾年不還﹐也都是公對公﹐更加之目前有人主張債權轉股權﹐為欠債者開了一條新通道﹐所以這一政策性陷阱越挖越深。
第四類﹐地方政府盲目投資引進的項目﹐如小汽車。前兩年﹐各地都將發展小汽車作為本省的支柱產業﹐這一行業存在巨大的產能過剩。而事實上﹐90%以上的中國人的生活水平還根本未能進入這一層次﹕養一臺車的費用包括車險﹑養路費用﹑汽油﹑維修﹑停車費用﹑車位費﹐等等﹐一般國產車都在1500元~2000元之間﹐大大超越了一般人的消費能力。而且中國大多數大中城市都存在交通擁擠的情況﹐如果再盲目發展私人用小汽車﹐不僅會使本就擁擠不堪的城市交通更為擠塞﹐還有能源供應與隨之而來的環境污染問題。
上述分析表明﹕非壟斷行業的產品大多屬於耐用消費品（最低消費週期3-5年）﹐供給過剩﹐生產能力大量閑置﹔而壟斷行業的產品大多屬於多次消費品（如交通﹑水﹑電﹑煤氣）﹐但因其壟斷地位而價高質次﹐消費者只能被動接受。一些原本屬於社會福利的醫療﹑養老保險﹑教育等﹐目前正處在改革初期﹐名義上現在未曾產業化﹐但因其壟斷地位﹐則完全成了一個價高質次﹑買方完全沒有選擇自主權的賣方市場。老百姓存入銀行的錢﹐大多是為了購買後兩類壟斷性商品與服務作準備。隨着這幾項改革的逐步深化﹐存款難以從銀行驅趕到市場。
中國建設銀行三峽分行在今年曾進行了一項調查﹐調查結果表明﹐居民選擇儲蓄的動機主要是因為改革壓力加大﹐對未來收入預期不佳。在被調查的儲戶當中﹐為了應付未來基本生活﹐以及住房商品化﹑子女教育費用的共佔80%﹐而用作投資保值及因為沒有感興趣的商品可購買的只佔20%。17其他類似調查也表明瞭相同結果。道理很簡單﹕老百姓手中有限的錢﹐是為了將來的生活保障﹐按道理﹐連續七次調低銀行利率﹐都還未能啟動市場﹐說明調低銀行利率的措施已經失靈﹐不可再用﹐再用這種措施無非是用老百姓的錢去貼補國家財政﹐只能解一時之渴﹐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政府失靈與市場失靈的直接原因
上述問題表現出了一種奇怪的混合﹕市場失靈的同時政府也失靈。市場失靈有一個相同的重要來源﹐那就是不完善信息和不完全市場。我國因為多個地方政府成為資源配置的主體﹐導致各地產業結構重複雷同﹔而這成千上萬個企業做出的生產決定﹐造成了重複生產與無效率。而不完善信息與不完善市場問題還同樣是政府失靈的一個重要來源﹐最後導致政府為社會提供了大量的負供給。從1993年加強宏觀調控以來﹐我國政府干預經濟的力度不斷加強。不斷加強調控力度的原因基於兩點﹕一方面﹐政府高估了直接調控的力量﹔另一方面﹐政府亦低估了間接調控的力量。但直接調控要想獲得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就是調控者不僅要具備大量信息﹐這些信息包含兩方面內容﹕首先是擁有決定做什麼的信息﹔其次是還必須具備有效監管經濟過程的能力﹐包括有效監管經濟運作過程與經濟結果的能力。然而我國政府目前的狀態表明﹐無論是在獲得真實信息方面還是在事後監管經濟運作過程與經濟結果都未能達到正常狀態。
首先是信息的嚴重失真。這方面首先包括政府部門統計數據的摻假失真。由於考核地方官員以經濟增長為主要指標﹐這就鼓勵了各地官員在統計數據上弄虛作假﹐以虛假信息來對付上級政府的考核﹐而中央往往根據這些層層上報的有嚴重水份的失真數據作出形勢判斷﹐並制訂相應的政策﹐這種政策供給的無效率可想而知。其次是一種出於部門利益驅動目的而提供的一種信息“負供給”﹐18最危險的建議已被少數人當作可行方案提出來﹕如證券界部份人士認為增發貨幣維持股市的泡沫式增長會帶來一種財富效應。還有出於企業利益考慮提出的減免虧損企業的債務﹐出於財政考慮提出擴大貨幣發行量以緩解財政困難等等。而這些建議如當真被採納實行﹐則等於玩火自焚﹕減免虧損企業債務等於徹底摧毀社會的道德信用堤壩﹐既然拖欠銀行的錢可以獲得減免﹐那麼今後所有的借款者都可以採用這種逃債的方式規避銀行債務﹐銀行的信用鏈條將會因此斷裂。而提出依靠增發大量貨幣來緩解中央財政困難的建議如若不是缺乏經濟史方面的常識﹐就是對社會缺乏應有的責任感﹐因為這一政策的目的無非是為了打通中央財政與中央銀行這兩隻錢袋﹐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央政府的財政困難﹐因為絕大多數國家的中央財政從來都是困難的﹐如最富有的美國政府都只能通過赤字財政來維持開支﹐並依靠發展經濟與合理地擴大稅基﹐而不是靠從其“中央銀行”這只口袋過量攫取來滿足財政的無止境需求。更何況在我國的中央政府現在還在承擔投資者主體的大量責任﹐其對資金的需求幾乎沒有限量﹐在這種情況下﹐建議打通中央銀行這只口袋﹐讓其不受限制地向中央政府供應貨幣是非常危險的政策建議。信息的虛假供給﹐還由於某些政府主管部門不當政策的鼓勵加大了趨勢。與此同時﹐政府對社會的“正供給”岸岸如政令的下達﹑改革措施的執行﹑法律對社會的約束等等﹐卻均處於一種無效率狀態﹐造成了“軟政權化”的局面。
其次是政府事實上對經濟過程的監管及事後監督欠缺力度。改革開放以來﹐政府行為的一大特點可以概括為權力市場化與政府行為企業化。各級政府官員現在都將自己手中的公共權力視為一種稀缺資源﹐將前來辦事的公民視為“客戶”﹐以各種手段迫使客戶進行“權錢交換”。這方面的例證翻開報紙隨處可見。而疊床架屋式的反貪機構的膨脹根本趕不上貪污腐敗行為膨脹的速度﹐運動式的反貪污也早已出現邊際效益下降的現象﹕反貪污腐敗的口號越響亮﹐貪污腐敗的數額越來越大﹐捲入腐敗醜聞的高官越來越多﹐所謂“陽光法”處於虛設狀態﹐這一點已從經濟犯罪案件的直線上昇得到證明。這種情況下﹐根本不能指望政府還能對經濟過程及其結果進行有效監督。
中國經濟的反市場化特徵由此形成。政府對社會的供給已出現了這樣的情況﹕“正供給”岸岸如政令的下達﹑改革措施的執行﹑法律對社會的約束等等﹐均處於一種無效率狀態﹐造成了“軟政權化”的局面﹐而與此同時﹐各種“負供給”卻呈不斷增大並強化的趨勢。對於官員們個人來說﹐在這種格局中﹐個人品質已不是決定其行為的主要因素。
根據世界經驗﹐在所有的發展中國家﹐決策者基本上全憑歷史積淀和個人的從政經驗（政治傾向）來處理有關問題﹐他們比較喜歡聽從有關經濟改革的建議﹐對任何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建議則不太感興趣。我國的改革指導思想是“摸着石頭過河”﹐而到了90年代以後﹐改革其實已經到了揚子江﹐早已摸不着“石頭”﹐決策者也根本無法憑借制度的歷史積淀與個人的從政經驗來解決問題。而解決社會問題的前提是正確認識社會﹐而政府部門層級之間那種嚴重扭曲的信息負供給﹐造成人們無法正確理解社會﹐把握環境﹐於是出現了在市場失靈的地方政府也失靈的雙重失靈現象。
政府改革為什麼勢在必行﹖
從短期來說﹐改善經濟運行狀況可以採取一些措施﹐如逐步放開公共產業﹐讓非國有資本進入﹐加強競爭性以改善公共產品的供給狀況﹐形成消費者主權﹔降低房地產價格﹐讓百姓以6-8年的家庭年收入即可購買一套小康水平的住房﹐以部份房地產商破產的代價消除政策性陷阱﹐化解銀行危機﹐以解決特殊國情﹑特殊過剩的問題。但從長遠來看﹐最重要的問題則是政府作為投資主體的局面應該儘快結束﹐而這就已不是經濟領域內作文章可解決問題的事情。它與政府改革有直接關係。
世界範圍內對政府作用的重新思考﹐始于80年代中後期。引起人們思考的原因主要是幾個﹕前蘇聯﹑東歐國家“指令-控制型”經濟的崩潰﹔發達國家（亦即福利國家）的財政危機﹔東南亞國家經濟奇跡的興起（現在則要加上“奇跡”的破滅）。
在這些反差極大的現象背後﹐其實就是政府在現代社會中的有效性問題。可以說﹐現在沒有人再會象本世紀初的無政府主義者那樣去認識政府的作用﹐大家已基本上承認這一事實﹕沒有一個有效的政府﹐不論是經濟的還是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都是不可能實現的。但是世界在變化﹐有關政府職能的要求也在變化。凱恩斯主義的最大成就是促使人們認識到一點﹕國家在經濟與社會發展中的中心地位﹐不是作為經濟增長的直接提供者﹐而是作為合作者﹑催化劑和促進者。至於有效的政府應該包括哪些內容﹐卻因為每一國家所擁有的人口﹑資源﹑歷史文化﹑政治傳承等各自的淵源不同而很不一樣。如美國的民主政治要原封不動地用到亞洲國家來可能會失效﹔而亞洲的專制政體也不能用來統治歐美國家。但不管是哪一個現代國家的政府﹐都面臨一個共同的問題﹐那就是在經濟發展成為世界主流時﹐得向子民們拿出可持續發展方略﹐消除貧困﹐達到社會的長治久安。在發達國家裡﹐政府對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主導干預措施主要是針對市場失靈﹔而在發展中國家﹐政府作用則要大得多﹐因為這些國家就連基礎性的公共物品﹐如財產權的保護﹑道路的建設﹑基礎醫療保健與基礎教育都無法提供（或是提供的公共物品質量不斷下降）﹐從而形成一種惡性循環﹕由於政府官員貪污腐敗﹐公共服務質量惡化﹐人民與企業相應採取種種措施逃避稅收﹐進而導致公共服務質量進一步惡化﹐進入一種“馬太效應”式的惡性循環。
世界銀行曾組織專家們認真研究﹐提出瞭如何提高政府有效性的兩階段進程。第一階段有兩個步驟﹕首先﹐政府必須將它所具有的能力集中于它能夠完成而且應該完成的任務上﹐即集中于基礎性工作﹐這些工作包括建立法律基礎﹐保持非扭曲性的政策環境（包括宏觀經濟的穩定）﹐投資于基本的社會服務與基礎設施﹐通過與工商界和市民社會達成合作關係而提高政府有限的能力——專家們對世界上69個國家當地企業家的調查顯示﹐許多政府在履行其核心職能方面相當不稱職﹕它們不能保護法律與秩序﹐不能保護財產權﹐而且在法規與政策的運用上沒有預見性。投資者認為這種類型的政府不可信﹐它所導致的結果就是投資和增長受損。一些國家現在正在利用公眾輿論的力量﹐使法規更具有靈活性﹐應用政府自我管理機製﹐選擇有效的以市場為基礎的工具等﹐使投資軟環境得到改善——其次則是讓競爭性的私人企業參與公共部門的活動。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在許多國家中﹐社會服務和其他商品及服務由公共機構作為壟斷性的提供者來提供﹐不可能產生很好的結果。一些政府開始將基礎設施和服務的融資與它們的運營和提供區分開﹐並將公共事業中的競爭性部門與壟斷部門分開。
第二個階段則是重振政府機構的活力。這方面可以利用3個基本的激勵機製﹕一﹑有效的法律與限制措施。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立法機構和司法機構對執行機構的監督相當薄弱﹐目標的設定與完成這些目標所需政策之間的聯繫比較混亂。而發展中國家的一般通病是制定法律比較容易﹐執行起來相當困難。但一個國家要想建設成法治國家﹐它就必須實施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規。提高公共部門活力的任何有效戰略﹐其主要途徑就是通過縮減隨意性的權力來減少腐敗的機會。二﹑將政府置于更激烈的競爭之下﹐如通過聘用制度的改革﹑建立基於個人才干的內部晉昇制度﹐等等﹐以便在公務員中促進競爭﹔在公共物品和服務的提供上加強競爭﹔三﹑使政府和人民保持更密切的聯繫﹐如使人民獲得發言權﹑讓人民有更廣泛參與政治經濟生活的正常管道﹑謹慎地下放權力等。
發達國家可以提供有效政府促使社會經濟良性發展的例證﹐用經濟學的語言來概括﹐這些國家的政府向社會提供了“正供給”﹔而陷入貧困與發展不足等一系列惡性循環的國家和地區則提供低效能政府影響經濟發展的具體例證﹐換言之﹐這些國家與地區的政府向社會提供了大量的“負供給”。從這方面來說﹐世界各國尤其是前社會主義國家在重建政府作用方面確實面臨重大挑戰。但答案是明顯的﹕改革有風險﹐而不改革要付出的社會代價可能更大。
資料來源﹕
1《中國市場經濟報》1996年11月2日
2《中國經濟時報》1998年12月7日﹐第1版
3《週末》1999年5月28日
4《中國經濟時報》1999年2月4日
5 新華社1998年12月14日發佈國家統計局數字
6《粵港信息日報》1999年5月16日一版﹐原點市場研究公司資料中心提供數據
7《中國經濟時報》1999年4月29日
8《中華工商時報》1999年2月2日﹐1版
9《港澳經濟》1999年4月號
10《中國經濟時報》1998年2月24日
11 原載《經濟日報》﹐《深圳商報》1999年5月9日第10版轉載﹐《南方都市報》1999年5月25日。
12《中國經濟時報》1999年2月20日
13《深星時報》1999年5月9日
14《中國市場經濟報》1999年4月22日﹐第6版
15《中華工商時報》1998年12月7日﹐第2版
16《中華工商時報》1998年10月13日﹐第2版
17《中國經濟時報》1999年4月29日﹐第1版
18 “負供給”概念由張祥平先生首創﹐本文借用。見張祥平﹕《從一階均衡到二階均衡——經濟分析框架的擴展和若乾結論》﹐《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8年夏季號。
(http://www.dajiyuan.com)
相關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