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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19日訊】光陰在悲傷的余緒中又過去了一年。魯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春天，孔子一病不起。此時，在世的弟子中不論在年歲上還是從資歷上來看，子貢算是第一位的人物了。當子貢赶來看望自己所尊敬的夫子時，已預感自己將不久于人世的孔子強撐起身體，扶杖立在門口。他神情顯得逍遙，達觀，但口中唱出的歌子听來卻是那樣的讓人不胜其悲：
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
在這樣的歌子里，人們听不到對苟延生命的貪圖，所體會到的只是對自己命運的感傷。
孔子望見子貢，不由得動情地喊道：“賜呀，你怎么這么晚才來哪？”他与子貢回到屋里，兩人面對面地談論起各個朝代的喪葬禮儀和人生所不能免的死亡。孔子說：“夏代人棺木停放在東邊台階上，周代人棺木停放在西邊台階上，殷人的停放在廳堂兩根柱子之間。昨夜，我夢見自己坐在兩柱之間，受人祭奠，－－我的祖先是殷人啊。”
与子貢見面七天之后，在魯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的夏歷二月十一日，周歷四月十一日，孔子溘然長逝，享年73歲。
听到孔子歿世的消息，魯哀公親自來吊，并致以表示哀悼的誄詞：
天不吊，不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
也許這位虛得國君之名，在三桓的威迫下度日的魯哀公想起了孔子對魯國政事所付出的心血和終不為執政者所用的經歷，一時愧疚、哀傷之情溢于言表。孔門弟子中最有資格的子貢當面批評魯哀公對孔子“生不能用，死而誄之”的“非禮”做法。
孔子的墓地選在魯城北泗水之濱。墓的東面是儿子孔鯉之墓，后來孔去世又葬在南面，這种墓葬布局有個名稱，叫作“攜子抱孫”。
孔子入葬之后，弟子們在墓畔結廬而居，不穿孝服，心中哀悼夫子，稱為“心喪”。就這樣，弟子們為夫子服心喪三年，然后一同拜倒在墓前，相向痛哭失聲，揮手分別。
子貢在冢旁筑室，又獨居三年，才依依不舍地离開夫子。這位在孔子在世時多次領受夫子批評的弟子，他的內心里一直是以能生為孔子弟子為榮，在孔子歿后也是盡力維護孔子的聲名。
后世學者認為，記載孔子及弟子言語、行事的儒家重要文獻《論語》一書，大概就成型于這一時期。
孔子之后，弟子們對孔子的思想、學說各有所得，相互之間已發生辯難批評。隨后，由于思想觀點的不一致而分別為許多派別，《韓非子顯學》中寫道：
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
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
孔子在晚年時似乎已經覺察到孔門弟子中這种同异相雜的傾向，在日常教學對話中也多次看出弟子中因從師先后及各人資質的不同而發生的理解認識上的偏差，他注意到了自己的學說日后可能遇到的困境，所以，他避免有意地去建造什么學說體系，更傾向于為弟子為后人提供一种做人以至治國的方法論，一些基本必需的原則，而不是使自己的具體言語行動得到后人的模仿。
但是不論如何，弟子們對孔子的崇拜卻是一致的。在孔子生前，顏淵曾稱贊孔子之道“仰之彌高，鑽之彌深”，越仰望越覺得高大，越鑽研越覺得精深。在孔子身后，子貢則贊美說：“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逾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逾焉。”更將孔子比作不可逾越的日月，這可說是最高的頌語了。
在戰國時期短暫的百家爭鳴中，儒家后學對孔子備加頌揚。孟子引孔子弟子有若的話說：“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也。”荀子稱孔子是足与夏禹、商湯、周武“三王”和周公比德齊名的圣人。而其他學派則由各自立場出發，對孔子非議多多。其中最為突出的，是道家著作《庄子》中編造盜跖痛斥孔子為“巧偽人”的寓言來貶低孔子。但同時各派也有不少對孔子肯定的評价，如法家著作《韓非子》中就對孔子本人的德行、博學和在魯從政的政績作出贊許。
春秋末期以及整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多改變古制并熱衷于兼并戰爭，孔子的“仁政”、“禮制”的學說不合時代需要，遭到束之高閣的命運。秦始皇以武力一統天下后，重用法家，不久又焚書坑儒，儒家受到大的打擊。
漢朝重建統一國家后，正處于上升時期的封建制獲得鞏固和發展，統治者更多地考慮長治久安和加強思想鉗制的需要，孔子學說遂大受重視。登上皇帝寶座之前以輕儒出名的漢高祖劉邦，終于接受陸賈提出的可以馬上得天下，但不能馬上治天下的道理，并在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過曲阜時以太牢之禮祭祀孔子。漢武帝開始獨尊儒術，此后，“五經”立于學官，儒家思想成為兩漢官方欽定的正統思想，孔子作為儒家的創始人，其地位從此遠遠超過先秦諸子之上。漢代的儒者首開稱孔子為“素王”的先河，即說孔子有帝王之德而不居帝王之位。
后世對孔子作出各自評价的袞袞諸公中，論斷最為公允的當推漢代的司馬遷。他在《史記孔子世家》中寫道：“天下君王至于圣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余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圣矣。”
漢以后的各代都極力尊崇孔子，一方面是提高孔子的地位，表彰孔子之道，一方面是屢加尊謚，建廟祭禮，并對孔子的后裔賜以爵位和特權。
在孔子逝世時，魯哀公在誄詞中只是依當時的習慣，一般性地尊稱孔子為“尼父”。西漢元始元年（公元元年），漢平帝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公”。北魏太和十六年（492年），孝文帝稱孔子為“褒成宣尼公”。北周大象二年（公元元年），靜帝封孔子為“鄒國公”。隋開皇元年（581年），文帝稱孔子為“先師尼父”。唐貞觀二年（628年）太宗尊孔子為“先圣”，貞觀十一年(637年)改稱孔子為“宣父”，乾封元年(666年)贈孔子為“太師”。武周天授元年（690年)封孔子為“隆道公”。唐開元二十七年（739年)封孔子為“文宣王”。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加稱孔子為“玄圣文宣王”，五年又改稱“至圣文宣王”。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加稱孔子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嘉靖九年(1530年)尊孔子為“至圣先師”，取消謚號、封號。清順治二年(1645年)加尊孔子為“大成至圣文宣先師”，十四年(1657年)改稱“至圣先師”。此后直至清末，孔子的封謚號未再更動。
歷代封建統治者尊孔崇儒，當然是取用孔子和儒家思想中有利于維護封建的統治秩序。而在歷史的流傳中，儒家分派很多，后世儒者對創始人孔子的思想既有繼承，又有不同的闡發以至改變。
孔子死后，在戰國時期，儒家即分為八個支派，其中最著名的孟子和荀子觀點名异，荀子所持的進步思想已明顯地突破了孔子學說的局限。兩漢時獨尊儒學，但因對經義解釋不同而出現了許多不同派的經學家。兩漢時，董仲舒極倡“天人感應”說，作為“王權神授”的理論根据，不少儒者以所謂“讖緯”（一种迷信的宗教預言）來附會經學，把儒學宗教化和神學化了；唐宋后又有部分人“援佛入儒”，吸取某些佛教哲理作為儒家哲學的養分，這一些，都不是孔子學說所固有的。儒家哲學中的宋明理學（即通常所稱的“道學”），分派也不少；理學家們大談特談的心性之學，卻是孔子本人所罕言的。
所以，要正确認識孔子，除了研究、了解其生平，還應當把后世儒家一層一層加在孔子頭上的所有消極、錯誤的東西与真正屬于孔子的思想剝离開來。
關于對傳統文化加以批判地繼承，毛澤東有過這樣一段論述：
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
歷史地看待孔子，對孔子思想進行具體的分析，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孔子是中國古代歷史上影響最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政治、倫理思想有明顯保守的一面，但也有很多積極的成分；他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尤其做出過開創性的划時代的重大貢獻。孔子的倫理道德觀和教育思想中的有益教言，經他之手所保存整理下來的古代典籍，都是中華民族的重要的精神文化遺產。
(全傳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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