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6日訊】(中央社記者張聲肇紐約特稿)綜合「改革派」人士的意見，全球化體制首需把各國政府當作改革的夥伴，其次應幫助窮國不但引進生產線，也需學會生產所需的知識與技術。
政府作為全球化運動夥伴，真正造福窮人的故事，可以智利為例。一九八七年到一九九八年，智利的貧民人數減少了一半，主要因為該國經濟有實質的成長—-一九八五年到二零零零年平均每年成長百分之六點六。
經濟成長不見得保證財富分配平均，但要脫貧，經濟總得成長，這是經濟學界的共識。依此觀點，拉丁美洲和一般第三世界國家，中共和印度除外，幾乎都是失敗的例子。
智利在獨裁者皮諾契執政期間，經濟穩定成長，但要等一九九零年他下台，民選政府繼任後，全民才真正享受經濟發展的果實。政府獨裁而經濟成長，正好流為全球化反對派的指控：全球化加速貧富兩極化。智利民主政府照顧貧民而皮諾契做不到的措施，包括撥款振興最差的九百所小學，補貼貧戶住屋、託嬰、收入，今年起還成立失業保險制度。
一九八零年代，全球化的「流行作風」是民營化、解除管制、財政緊縮、金融業自由化。聯合國拉美經濟委員會經濟學家、阿根廷籍的馬丁說，直到一九九七年，「政府」在全球化論者眼裡仍是「惡魔」，現在大家終於明白了，要提升經濟，改善民生，畢竟需要基礎建設、體制機構，還有教育，也就是說，經濟「開放」後，需要更多政府的管理機制。
和智利相反的例子是海地。海地的經濟開放程度曾被國際貨幣基金會列為第一名，可是一九九零年代，海地的經濟不但沒有成長，反而萎縮，如今平均國民所得只有兩百五十美元。海地的例子說明，只要政府貪腐程度不改進，封閉型經濟改為開放式經濟還是無濟於事。
諷刺的是，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會、區域政府組織甚或各國政府，都沒有評估或比較各國政府貪腐排名的機構，這工作只好由國際透明組織等非政府組織為之。
匡正全球化流弊的第二策略是「不但給人魚吃，還教人捕魚」。這點，從墨西哥和南韓之例，可看出策略之差，會造成多大的成果之差。值得注意的是，南韓不是靜待外商主動轉移技術，而是以之作為引進外資的條件。
德國的國民車公司一九六零年代就赴墨西哥普布拉州投資設廠，生產金龜車等型汽車，生產線和零組件及周邊產業共雇用八、九萬人，月薪高達七百六十美元，可是，四十年下來，墨西哥工人仍只會拼裝汽車，造不出自己的車子來。
德國公司雖然說它會從墨西哥購買百分之六十零件，實際上，幾乎全部這些「本地內容」零件都是外商投資，甚至連材料都是進口的。所謂技術轉移，對跨國公司而言，只是「公司內」的轉移，連後來的美國福特汽車也如法炮製，難怪普布拉大學經濟學教授華雷茲說，「雖然墨西哥有很多汽車廠，我們卻不知道怎麼製造汽車」。
南韓馬山的加工出口區就不一樣。一九七零年初，「本地內容」只佔出口額的百分之三，十年之後，就升到百分之五十。通用汽車買下大宇紡織公司，把它變成生產汽車、電子產品、船隻、電腦等王國，並不是通用主動要教大宇新技術，而是韓國政府「命令」非如此不可—-不但要通用轉移技術，同時還關閉進口市場，保護本國企業，讓它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成長。
當初不要求技術轉移的墨西哥，經過四十年的加工出口經驗，雖然加工產品從紡織品「升級」為高科技產品，百分之九十七加工零件仍是進口貨，墨西哥出口品的價值甚至比一九七零年代中期還不如。如今，在北美自貿協的緊箍之下，竟連要求技術轉移都「違規」了！
當年參與北美自貿協談判，後來擔任外貿次長的德拉卡耶說，「我們當初應該在協定裡面加一條技術轉移條款的。這樣，我們現在就會從美國得到很多技術，可是我們連試都沒試。」
更慘的是，緊提供勞力的墨西哥加工區遇到了勞力更便宜的競爭對手，如中共和孟加拉，許多原在墨國的外資工廠，紛紛轉移陣地，到這些工資更低的國度，墨國最低工資工人的收入，會從一九八五年到二零零零年慘跌百分之五十，也就不足為怪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