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1年06月18日訊】二〇二〇年的美國總統大選是一場驚天地、泣鬼神的選戰，更是正與邪的大戰，不但關乎美國會不會從自由民主、自由經濟、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走向社會主義體制，甚至是集體主義、共產主義體制，也攸關全人類的存亡。結果我們也都知道了，在滿天的作弊疑雲下，民主黨拜登政府上台了，社會主義可謂全面攻占美國。《謬誤與真相》封面。（本文作者提供）
正義之士索威爾
在這場選戰中，幾乎所有的主流媒體都支持民主黨，對共和黨與川普極力打壓。除了抹黑、造謠，還斷絕了川普的發言權，而所謂的知識學術精英也幾乎全站在川普的對立面。在那種蕭瑟的恐怖氛圍下，竟然還有學者勇敢地發言為川普辯護，並對拜登的當選憂心忡忡：美國恐會走向不歸路，將如羅馬帝國當年的殞落般下墜，因為民主黨將實施激進的左派政策，亦即大政府掌控國家，戕害個人自由，內部抗爭永無寧日。
這位令人刮目相看的學者是現年九十一歲高齡（一九三〇年生）的黑人經濟學家湯瑪斯．索威爾（Thomas Sowell）。二〇一六年，共和黨總統初選時，他還曾強烈批評川普，支持泰德．克魯茲（Ted Cruz），但在當年的總統大選時，他又因反對希拉里，而在大選前的兩個星期呼籲選民投票給川普。二〇一八年，有人問他對川普總統的看法，他回答說：「我認為他比前任總統更好。」
二〇一九年三月，主流媒體指稱川普是「種族主義者」（racist），索威爾就此事針對大眾的反應做出評論，他說：「可悲的是，有這麼多人只是對語言做出回應，而不是問自己『這個人說的是真的嗎？我該如何檢驗？』」一個月之後，他再度為川普遭媒體指控為種族主義者辯護：「我沒有看到任何確鑿的證據，而且，不幸的是，我們生活在一個沒有人期望得到確鑿證據的時代。你只需一直重複某些熟悉的字詞，人就會像『帕夫洛夫的狗』（Pavlov’s dog）那樣，對特定聲音做出反應。」
索威爾之所以為川普辯護，且對拜登民主黨二〇二〇年上台執政發出美國已「無路可退或已到懸崖邊」的警語，並非政治語言，更非政客說辭，也不是對川普個人的偏愛，而是基於自身的一生體驗和扎實的學術研究所獲得的結果。他對「種族主義」和「種族主義者」究竟是什麼，以及如何檢驗知之甚詳，而對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市場經濟，以及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對比和好壞也都深有觀察和探究。這些在他的諸多著作中都清楚明白的顯現，而這一本二〇〇八年出版的《謬誤與真相》（Economic Facts and Fallacies）可謂代表作。在介紹這本書之前，我們有必要先了解索威爾這個人及其一生的心路歷程。
認識索威爾
一九三〇年六月三十日，湯瑪斯．索威爾出生於美國北卡羅萊納州加斯托尼亞（Gastonia）的一個貧困黑人家庭，父親在他出生前不久就去世了，留下了已有四個孩子待撫養、當女僕的母親。由於母親無力再養索威爾，只好將他交由姨婆和其兩位已成年的女兒收養。童年時，索威爾很少碰到白人，甚至不知金黃是頭髮的顏色。九歲時，為了尋求更多的機會，索威爾全家從北卡的夏洛特北遷至紐約市哈林區，參與了非裔美國人從美國南方大舉北移的大趨勢。
索威爾獲准進入紐約市一所頗有名望的高中，他是家中第一位就讀六年級以上的成員。但因財務困難和家庭問題，十七歲時索威爾被迫輟學。他從事過好幾個工作，包括機械店店員和西方聯盟的送貨員，一九四八年索威爾還曾經嘗試成為布魯克林道奇隊棒球選手，一九五一年韓戰期間，他被徵召入伍，加入海軍陸戰隊當攝影師。
自軍中榮退後，索威爾曾在華盛頓特區的一間市政機構服務，並在哈華德大學（Howard University）這間黑人大學就讀夜校。由於成續優異，他獲得兩位教授的推薦，進入哈佛大學，一九五八年獲得經濟學學士學位，次年他又得到哥倫比亞大學碩士。索威爾原本選擇哥大、在史蒂格勒（G. J. Stigler，一九一一—一九九一，一九八二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教授指導下就讀博士學位，然而一九五八年，史蒂格勒返回芝加哥大學執教，索威爾也跟著移到芝大就讀，並於一九六八年獲得經濟學博士。
索威爾曾說，他二十歲左右的十年間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Marxist），因而他最早的專業出版品之一，就是對馬克思主義思想對應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實踐的同情性研究。不過，一九六〇年夏天他在擔任聯邦政府實習生的經歷，讓他拒絕了馬克思經濟學，轉而認同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在他的工作中，索威爾發現波多黎各的製糖業工人失業之所以會增加，與該業法定最低工資的提升有關係。對模組進行研究後，索威爾得出了結論：執行最低工資法的政府官員比較關心自己的工作，而不是窮人的困境。
索威爾曾在多所大學任教，包括康乃爾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並曾在城市研究所等智庫任職。自一九八〇年以來，他在史丹福大學的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做研究，目前是該所蘿絲與密爾頓弗利曼（Rose and Milton Friedman）公共政策高級研究員。
索威爾的研究領域甚廣，包括福利經濟學、教育、政治、歷史、種族關係，以及兒童發展等等。他是芝加哥學派的代表性人物，時常被描述為黑人保守派。索威爾從一個自由主義保守派立場撰寫文章，迄今出版三十幾本書，寫作主題範圍涵蓋種族、族群、教育和決策的社會政策、古典和馬克思經濟學，以及殘疾兒童的問題，廣受讚揚。他因結合歷史、經濟學和政治科學的創新獎學金，獲頒國家人文獎章。索威爾也有一個由「創作者聯合會」（Creators Syndicate）發行的全國性一稿多投的專欄，刊登在《富比世》、《國家評論》、《華爾街日報》、《紐約郵報》以及其他主要報章雜誌與一些網站上。他評論自由媒體的偏見、司法行動主義、最低工資、全民健保、平權運動、政府官僚、槍枝管制、毒品戰爭，以及多元文化主義等等當前的問題，直到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高齡八十六歲時才停筆。
索威爾不但學有專精，還十分關懷社會，是一位非常入世的學者，對敏感的社會問題往往會講清楚、說明白。他在自由經濟大師史蒂格勒指導下寫了博士論文〈賽伊法則和大過剩爭議〉（Say’s Law and the General Glut Controversy），相信「供給創造需求」的古典觀點，不認同凱因斯的「需求創造供給」，也對政府的干預管制政策提出批判。索威爾自認受到海耶克（F.A. Hayek，一八九九—一九九二，一九七四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和弗利曼（M. Friedman，一九一二—二〇〇六，一九七六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兩位教授的影響最大。
史蒂格勒和弗利曼是芝加哥學派最興盛時的代表性人物，他們主張自由經濟、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尤其反對政府的價格管制政策。一九四五年，二人在明尼蘇達大學任教時，合寫了一本抨擊政府「房租管制」的小書，轟動一時；一九七一年初，弗利曼在《新聞週刊》的專欄上，又以該書名「屋頂或天花板」（Roofs or Ceiling)為題評論紐約的房租管制。而早在一九四六年，史蒂格勒就在最著名的學術期刊《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發表了〈最低工資的立法考量〉（The Economics of Minimum Wage Legislation）這篇先鋒式文章，指出立法明定最低工資既無法消除貧窮，也不能免除雇主的控制，對總就業量還有負向的影響。繼史蒂格勒之後，關於最低工資法令政策效果的實證研究紛紛出現，最受批判的是，若認真嚴格執行該法，低生產力的「邊際勞工」（包括青少年）將會因此失去工作，而僱用這些勞工的「邊際廠商」也將減產或關門，這些邊際勞工不但享受不到最低工資施行的工資提升美意，連飯碗都打破了，落得「愛之適足以害之」或「善意鋪成到地獄之路」的下場。不過，每當最低或基本工資上調，各家媒體總是大書標題「百萬多名勞工受惠」，而這是政府部門估算出來的，媒體不假思索照抄，讀者們也不自覺地照單全收，但事實究竟如何，卻幾乎無人聞問。索威爾承繼史蒂格勒等芝加哥學派學者之志，對政府的各種管制政策進行廣泛又嚴謹的研究，並把結果公諸於世。
社會主義為極權主義鋪路
至於海耶克，他可說是窮極一生都在揭穿社會主義的真相，一再苦口婆心告誡世人它的毒性之大。他最有名的著作就是一九四四年出版的《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一九九四年一月十七日，該書出版五十年之際，索威爾在《富比士》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名為〈一條由善意鋪就的地獄之路〉，其中在「對世界的未來」的段落，他這麼寫道：
「海耶克在《到奴役之路》裡所指的『熱的社會主義』，從一九四〇年代開始，已在它實際所到之處，以及看得到它實際後果的地方，失去了光澤。當時他真正憂慮的對象是他所謂的『我們當中的極權主義者』。這些人並非有意追逐極權體制，但他們個別鼓吹的政治主張全部加起來，就是極權主義的理想。
在這些人當中，有些人因為被現代科技的重大成就迷住了，以致於心神恍惚，想像經濟與社會體系也可以當做是工程問題來加以處理；另有一些人則是希望建構「某種具有合作精神的社會，其中各種產業組合均擁有半獨立與半自治的『封建特權』——好比是當今的『產業政策』和『醫療聯盟』所保障的特權地位。
《到奴役之路》發表五十年後的今天，「我們當中的極權主義者」的名單變得更長了，包括主張為弱勢族群積極爭權者、極端環保主義者、愛滋行動派、極端女性主義者，以及其他任何要求政府「不計代價」實現他們政治主張的人士，這些人當中沒有一個公開主張極權主義，但是他們的行動都會把社會推向極權主義，因為只有權力更加集中的政府，才有可能滿足他們的需求。」
二十七年前，索威爾所說的「我們當中的極權主義者名單更長了」，真是不幸而言中的先知之言，他憂心的是：《到奴役之路》書中所描繪的世界，並未隨蘇聯解體、中共經政、東歐改制等似乎顯示共產和集權主義已全面崩盤而消失，反而藉由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主義」（與歐洲早年的自由主義正好相反）包裝而大行其道。無獨有偶，弗利曼在其最重要著作《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一九八二年版的中文譯本(一九九三年四月出版)自序中指出：
「我很高興，《資本主義與自由》的中文版能在台灣發行。雖然該書英文第一版發行於三十年前，但書中所揭櫫的理念乃是永恆的。
那些理念適用於三十年前，也適用於今日的環境，就某層次而言，可說更能切合當前的局勢，政府干預市場的年代已因輿論而有所改變；當年批判政府干預屬於極端且激進的論點，如今已廣被接受。儘管如此，政府干預的行為並未隨著觀念的改變而同等變化。
相反的，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政府的角色自一九六〇年代以來，非但沒有減弱，且有增強之勢，今天的政府花掉國民所得的一大部分，採取更多的管制，且更細膩地干預到個人的生活。最重大的行為變革，發生在原本是共產主義的國家，包括蘇聯和其衛星國，以及中共⋯⋯，共產主義的瓦解使我們相信，我們正在進行的任何事情都是正確的。
其實不然，似乎我們正努力走向五十年前的共產主義國家之形態。⋯⋯美國和其他已開發國家的例子顯示，一旦透過市場機能贏得繁榮之後，常有強烈傾向走向社會主義國家之形態；要維持市場機能的運作，可能比導入市場機能來得困難。」
索威爾和弗利曼的警語在二〇〇六年所謂「中國經濟崛起」廣被正面稱頌之際，更顯得「暮鼓晨鐘」。可怕的是，世人正被披著自由經濟外衣的「中共政權」所蒙蔽，共產主義其實並未如弗利曼所說的「瓦解」，反而像是「披著羊皮的狼」在隱蔽處更加活躍、危險。借屍還魂的中共已夠讓人寒心了，再加上自由世界裡，尤其在美國，「擴大了的極權主義者的名單」，更令人愁上加愁。
美國健保計劃早已受質疑
在當年那篇文章的最後，索威爾曾寫道：「克林頓政府的健保計劃可以說是美國為購置社會主義而預付的一大筆訂金，未來所需的分期付款金額勢必比現在宣傳的還要大上許多。不管是以金錢來衡量，還是以失去自行購買適當醫療服務的自由來衡量，這些分期付款都要由美國人民來承擔，這可是不折不扣攸關個人生死的問題。」但克林頓主政八年中，美國政府龐大的預算赤字竟曾神奇地達成了平衡，且尚有盈餘；一九九〇年代（含括克林頓政府期間）又被稱作「狂飆的十年」，指的是繁榮盛世。然而，民主黨的政策卻接近美國自由主義的偏向管制、保護。身為克林頓策士的史迪格里茲（J. Stiglitz）為二〇〇一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二〇〇二年、二〇〇三年他分別出版了《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和《狂飆的十年：一個繁華盛世的興衰啟示錄》（The Roaring Nineties－A New Hi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Prosperous Decade），藉著檢討自己七年的官場生涯和克林頓政府施政，提出他「邁向新民主理想主義」的願景，可謂等同於海耶克在《到奴役之路》中所描述的社會主義，「是一個知性模型」，它可以比作一部車子的設計，然而卻是用紙製成，自以為可以上路的一台車。
史迪格里茲可說是迄今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專家學者之一，他著作等身、頗富盛名，再加上在克林頓政府七年全身而退的成功官場生涯，造就他理論和實務俱全的公信力；更重要的是最高榮譽諾貝爾獎桂冠的加持，加重了他一言九鼎的力道。此外，上述兩本通俗著作中，完全可以感受到他「擁有一顆溫暖的心」，坦率且真誠，並具有正義感。這樣一位人物，我們當然不能否定他「為弱勢者，進而為增進全人類福祉」的心意，雖然他也似乎認同市場的重要，但在他「市場和政府取得平衡」的理想願景中，卻隱含著深重的危險性，特別在現代「上下交征利」、「自私自利極度凸顯」、「政治掛帥」下，政府干預陷入「政府失靈」死胡同幾乎是可以確定的。史迪格里茲自認是凱因斯學派，他不但在總體經濟政策上主張政府應扮演重大角色，且在個體經濟的「管制經濟」領域上學術成就非凡，也因為有此成就，他對所謂「市場失靈」自認非常了解，對政府介入也信心滿滿。
另一位與史迪格里茲齊名，甚至更有名、更具影響力的人是二〇〇八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P. Krugman），他在二〇二〇年美國總統大選前夕出版了《克魯曼戰殭屍：洞悉殭屍經濟的本質、揪出政經失能的本源》（Arguing with Zombies: Economics, Politics, and the Fight for a Better Future）一書，將其自二〇〇四年小布什當選連任美國總統之後，在《紐約時報》等媒體所寫的專欄文章整理成冊出版。全書以主題分類，共有十八章，分別是「拯救社會安全計劃」、「邁向歐記健保之路」、「對歐記健保的攻擊」、「泡沫和爆破」、「經濟學的危機」、「緊縮政策」、「歐元」、「財政騙子」、「減稅」、「貿易戰」、「保守派」、「唉唷！社會主義！」、「氣候」、「川普」、「論媒體」，以及「有關經濟的想法」。光由章名就可知涵蓋範圍之廣，真可說琳琅滿目。這些篇章主要是對政府政策的建言，但他認為政策制訂者一直拒絕運用他所提供的意見（或知識），反而選擇執迷於錯誤且往往惡意反對預算赤字的理論，因而造成不必要的巨大痛苦，使得克魯曼深感有志難伸，抑鬱不得志。
聳人聽聞的「殭屍經濟」
為了一抒鬱悶，克魯曼將他的政策建言整理成書出版，公諸大眾，讓讀者公評，替他討回公道。克魯曼真的是氣壞了，他將反對者稱為「殭屍」，認為他不只是對牛彈琴，簡直是與毫無知覺的屍體論辯。我們都知道，克魯曼是所謂的「新凱因斯學派」的領頭羊，有著「凱因斯二．〇」、「凱因斯還魂」的名號，甚至於「青出於藍、更勝於藍」，比凱因斯還凱因斯。
眾所周知，凱因斯在一九三〇年代全球經濟大恐慌之際，出版了經典的《就業、利息和貨幣的一般理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簡稱《一般理論》）。他提出「政府應創造有效需求」來消弭「大過剩」，讓失業降低，使經濟復甦。克魯曼相信凱因斯經濟政策能有效解決問題，然而，在奧巴馬主政近四年間，美國經濟非但沒有從金融海嘯泥淖中走出來，所得分配還更不平均，失業率一再上飆。當經濟衰退成為二〇一二年美國總統大選前奧巴馬連任罩門時，他又出版了《終結大蕭條》（End This Depression Now!）這本被稱為「通俗版《一般理論》」的著作，提出比凱因斯政策更強的藥方來化解難題。
通俗版《一般理論》
該書將當時的蕭條情境以實際數字和優美的文字陳述，再以凱因斯的「短期」、「非常時期」、「流動性陷阱」作為理論基礎，導引出「政府支出創造有效需求」來解決棘手的失業和蕭條問題。他認為，短期不救將降低長期產能，失業會更加深美國人內在生命的創傷，而長期失業者自尊受打擊極具破壞性，焦慮症與憂鬱症也隨之出現，因而非以「非常手段」化解不可，而簡單無害的「政府支出大量增加」是最佳藥方。
克魯曼大力批判主張「撙節」者，並極力撻伐賽伊法則的「供給創造需求」，將自由經濟「淡水學派者」指謫為「替共和黨跑龍套」，把「意識型態」、「不食人間煙火」的大帽子套在這些人的頭上。克魯曼甚至認為國債不必還，房貸契約也可打消，將「以債養債」換為「以債療債」，也就是說，繼續舉債是正確的，當時各國政府「印鈔救市」、「振興經濟方案」之所以效果不彰，是因為「力道、強度、規模」不夠大，他指責奧巴馬魄力不夠、太妥協。他也認為通膨不會發生，而發動戰爭讓政府支出大增也是解決蕭條、需求不足的方法。
由於奧巴馬順利當選連任，克魯曼或許認為他的建言發揮效用，以致於對「反赤字預算」、「緊縮政策」、「財政危機」等等淡水學派或保守派人士所主張的理念都指為錯誤，而且還一直被共和黨引用，於是以「殭屍」稱之。
自由主義者的良心
同樣地，克魯曼在二〇〇七年十月美國總統大選前夕出版的《下一個榮景：政治如何搭救經濟》（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中極力宣揚「社會安全計劃」、「奧記健保」等等社會主義政策。該書係以「政治經濟學」描述美國一九三〇年代經濟大恐慌以來的政經發展史。他充分發揮以優美文筆說故事的能耐，哀悼美國中產階級的消失、所得分配的極端不均。
克魯曼認為，全球化和科技變遷這種一般公認的原因無法解釋這些現象，應是體制、行為準則和政治力的改變所致，於是他描述了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的競合經過，行文中貶抑前者贊揚後者。在克魯曼心中，共和黨偏袒、保護大企業和有錢人，藉著減稅、取消社會福利或讓福利民營化，將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再依靠他們的大筆捐款、獻金，經由選舉伎倆贏得選戰、獲得政權。當時他就指出，小布什第二任時，美國人已經覺醒，加上黑人以外的移民人數比重大增，大反轉的日子已到，而那時民主黨候選人重視並討論全民健保計劃、因應貧窮新方法、協助無殼族的方案，切合美國人需求，因而勝選機率高。
克魯曼在該書中表明，他非常懷念一九三〇年代大恐慌後小羅斯福總統實施「新政」的日子，那是中產階級出現、社會公平、政黨間和諧共處、所得分配相當平均、人民安居樂業的景象。因此，他期待美國出現「新新政」，主張將「全民醫療」作為重點，就像社會安全制度是「舊新政」的核心一樣，而在成功實施全民醫療後，接著轉而解決更廣泛、更艱辛的「不平等」工程，克魯曼認為這就是「自由主義者」的任務。
事實顯示，克魯曼的預測和期望都實現了，奧巴馬當選總統，也大力推動全民醫療，向社會主義靠攏，可說完全依照克魯曼指示的道路前進，似已顯見該書的影響力之大。
全力攻擊川普
至於「減稅」、「貿易戰」、「氣候」、「川普」、「論媒體」等議題，是川普讓跌破眾人眼鏡、當選二〇一六年美國總統後，執政四年之間發生的事。由於川普繼承里根，重拾保守立場、反共、自由經濟、小政府、減稅、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對中共發起貿易戰，並大幅翻轉奧巴馬社會主義政策，等於將克魯曼的主張全部消除。是可忍、孰不可忍，克魯曼原本以為希拉里篤定當選，沒想到半途殺出程咬金，全盤皆輸之下他怒不可抑，也隨著左派媒體起舞，認為川普用騙術取勝，將川普視為陰險小人，在專欄文章中大力批判。他不但極度貶低川普政策，還將提出政策的學人等視為殭屍。克魯曼這麼有名望的高雅之士，如此氣急敗壞、口出惡言，實在是情何以堪！不過，這也正凸顯出克魯曼有多麼沮喪和失望了。
其實，克魯曼在書中的陳述隱示，他也知道這樣的咒罵並不妥當，或許他懊惱自己沒在二〇一六年總統大選前出書幫民主黨的希拉里造勢，以致讓川普得勝，於是他在該書中加大力度，用選舉語言及強烈方式攻擊對手。不論如何，失去學者風度，尤其是沒以諾貝爾獎經濟學家應有的高度來論理，終究不是好做法。說實在，在克魯曼寫報紙專欄文章數年後，已有人批評其通俗文章「不嚴謹」、「不正經」、「不科學」，充滿了意識型態，也有人認為那早就不是超黨派的學者意見，而是到了逢共和黨必反的地步，嬉笑怒罵布希總統更是家常便飯。舉個很典型的例子，針對共和黨所反對的「全民健保」，他認為美國汽車業之所以敵不過日本的競爭，就是日本實施全民健保而美國沒有所致。
迄今，克魯曼不但未有收歛，反而更變本加厲，逢共和黨必反，尤其對川普更是不分青紅皂白，惡言相向。舉例來說，川普的減稅與貿易戰被克魯曼說的一文不值，他還說川普稱「貿易戰是好事、要贏很容易」的言論，會被載入史冊而「遺臭萬年」；但被南卡羅來納大學艾肯學院的華裔學者謝田教授一一舉證，徹底駁斥。此外民意調查顯示，美國人支持貿易戰，在瘟疫發生前，美國經濟欣欣向榮，至少不是克魯曼說的減稅無效。那麼，克魯曼批評漫罵對手殭屍觀點，不是正好可用在自己身上嗎？
海耶克諍言
寫到這裡，我不免又想起一九七四年海耶克在受獎宴席上的一番話：
「……諾貝爾獎給某一個人這種權威，而就經濟學這門學科來說，誰也不應該享有。在自然科學領域，這沒有問題。自然科學家當中某一個人所發生的影響，主要是影響到他的同行專家們⋯⋯但是，經濟學家影響的卻是一些外行：政客、記者、公務員和一般大眾，且關係重大。
在經濟學方面有一點特殊貢獻的人，沒有理由就此成為全能者，可以處理所有的社會問題。可是新聞界卻會如此看待獲獎者，而獲獎者自己也終於自信是如此。甚至於有人被捧昏了頭，居然對一些素未專研的問題表示意見，而認為這是自己的社會責任。
用這樣隆重的儀式宣揚少數幾位經濟學家的成就，舉世矚目，因而加強獲獎者的影響力，這樣做，我不相信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想建議，凡是獲得諾貝爾獎這項榮譽的人，必得做一個謙虛的宣誓，誓不在自己的學力以外對公共事務表示意見。
或者，授獎人在授獎時至少要求受獎者謹記經濟學大師馬夏爾（A. Marshall，一八四二—一九二四）的嚴正忠告：「社會科學者必須戒懼赫赫之名：當眾人大捧之時，災禍亦將隨之。」
美國邁入「社會主義國」
海耶克有感而發的這番話應不只是說給得獎者聽，也特別告訴普羅大眾，尤其是新聞從業者，不要將這些獲得諾貝爾獎者視為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的超人。每個人，尤其有名望的人，都應提醒自己時時需緊守住分寸，以免過度膨脹，畢竟凡人都很難抗拒被捧的誘惑！何況，正如海耶克所言，經濟事務關係人生，千頭萬緒難以釐清，一旦提出錯誤建議、進而化為政策施行，則危害大矣。而被奉為上賓的諾貝爾獎得主最具此種條件，他們的話往往最容易被視為真理。
雖然克魯曼過分情緒性、甚至政治性的言論不可取，但他談論的主題及其觀點還是很重要，且肯定會受到關注，或許這也是打敗川普的因素之一。
不過，二〇二〇年美國總統大選結果，民主黨勝選，顯示克魯曼的論點較受肯定，而左派社會主義的政策將被重新拾回，奧巴馬政府二．〇也明顯出現。由拜登上台百日所推動的政策，以及他在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晚間在國會聯席會議上的演講可知，激進社會主義的民主黨議程正急速的推進，「奴役社會」的美國或也即將來到！實有必要設法防阻。
社會主義者是危險的理想主義者
回顧歷史，我們還是必須再搬出當年海耶克對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者的描述。海耶克認為，社會主義的核心認知是：任何社會只須有同情心，都可以透過政府的「規劃」與經濟管制，為每個人創造一個更符合人性的生活環境。無論是從道德標準、還是從效率標準來論證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都必須依據海耶克所謂的「傲慢的理智」（intellectual hubris）或「不要命的自負」（fatal conceit）——亦即都必須假定我們已擁有全面性、鉅細靡遺的知識。因此，只須再多一點同情心與意志力等主觀的決心，社會主義的優越理想即可實現。
海耶克認為，社會主義者是「危險的理想主義者」。此一行列之中，有許多人「其真誠與無私不容置疑」，也有許多「學術聲望卓著」的人物。社會主義者只是一些在追求理想時，高估可能達到的目的，卻低估其附帶的危險之人士。
海耶克也認為，社會主義者「幫極權主義開路」。礙於自身的道德矜持，他們沒有能耐去從事讓極權國家機器得以轉動的那些骯髒醜事。因此，在其理念邏輯所要求的極端行動之前，他們就縮手不管——讓位給那些無所忌憚的冷血人物收拾殘局。海耶克就是這樣剖析納粹黨徒之所以在德國崛起，乃是因為維繫法治、政府分權與市場經濟等自由社會的觀念與價值，先被社會主義者摧毀殆盡所致。
對照海耶克描述的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者，史迪格里茲和克魯曼是不是很類似？前者在《狂飆的十年》中強調「經濟管理失靈」，比較里根、老布什、小布什與克林頓，貶前三者而揚後者，以通用的總體經濟指標數據，好似可以提供佐證。問題是：可用這樣子的「實證」方式嗎？二十一新世紀啟幕新經濟泡沫破滅，狂飆十年結束，是因為小布什政策錯誤，還是克林頓主政時對科技產業過度縱容且管制失當所致呢？經濟體系當真可以「妥當管理」嗎？對「能否妥善管理」的認知正是關鍵所在。史迪格里茲批判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IMF）以及對政府經濟管理失當的批評，與一般社會學家的說法類似，他們認為是「管理者無能」，而非「鬆綁不必要的管理或廢除這些已完成階段使命的機構」，他們期待「聖人、能人」的出現。是的！古代有「仁君」、近代有諸如蔣經國晚年的「善心獨裁者」，但由歷朝盛世晚期的墮落及可遇不可求、有如射飛鏢的「甚低機率」產生之仁君，就可知這種主張的危險性。索威爾說「法西斯、共產、社會主義都是集體主義的近親繁殖」，應該再加入「凱因斯管制、干預學派」。而索威爾說拜登執政將使美國無路可退，會像當年羅馬帝國崩潰，應該就是有這樣的認知。
政府無法適當管理經濟體系
七十多年前，海耶克揭穿社會主義及其擁護者的方式或可敲醒史迪格里茲和克魯曼及其同路人的迷障，可惜海耶克早已辭世。不過，不必失望，我們還有索威爾，雖然他的名氣難望這兩人的項背，但索威爾的功力亦不可小覷。說也真巧，就在史迪格里茲兩本著作出爐的幾乎同時，索威爾二〇〇三年也出版了《活用經濟學：跳脫單階段思維方式》（Applied Economics: Thinking Beyond Stage One）這本更為通俗的著作，書中論點正好可戳破凱因斯學派和管制經濟學者那些似是而非的說法。關鍵就在「單階段或短期或政治觀點」以及「第二輪效果或長期或經濟思考」之區別，凱因斯的名言「長期來看，我們都死了」（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鮮活點出了「急功近利」，以及為政客們不負責任政治主張和飲鴆止渴經濟政策（亦即不必顧慮龐大不良後遺症的政策主張）掩護的用意。
揭穿社會主義迷障的半通俗著作
或許情勢的演變愈來愈險惡，由社會主義者發表的言論和觀念，以及從而形成並付諸實施的政策愈來愈多，甚至共產主義的「假、惡、鬥」理念及政策措施經由各種媒體廣泛的散播，逐漸深入世人之心，事情和問題的真相被扭曲或掩蓋，各種謬論紛紛出籠，政府管制干預的力量愈來愈大，而「錯誤的政策比貪汙更可怕」的事實愈來愈多，人類向下沉淪、走向奴役之路愈來愈明顯。有鑑於此，索威爾乃在五年之後（二〇〇八年）出版了這本《謬誤與真相》，以生動又淺顯易懂的方式，揭露各種社會經濟議題的常見謬誤，讓世人清醒過來，趕緊遏止向下沉淪的趨勢，進而向上提升、增進福祉。
如索威爾所言，「很多事情之所以有人相信，只是因為有人一再重申，久而久之，大家便習以為常，照單全收。」這也就是「以訛傳訛」、「謊話說了N遍就變成真的」，為了破解迷思和揭露那些危害全球各國成千上萬人福祉的謬誤，索威爾才寫了這本書。他也發現，許多觀念都禁不起事實的檢驗，他就以扎實的「事實」來檢驗諸多大家普遍相信的說法。畢竟根據那些謬誤所制定的經濟政策可能已造成了毀滅性的衝擊，而看穿這些謬誤不只是一種智識訓練而已，更可清楚了解經濟學，而可為整個國家帶來許多提高生活水準的好機會。
本書除了前言和結語外，共分為七章。第1章闡述「謬誤的力量」，索威爾在多到難以計數的經濟謬誤中，選出零和謬誤、合成謬誤、因果謬誤、棋子謬誤，以及開放式謬誤這五大常見謬誤一一講清楚、說明白。接著六章各以「都市的」、「性別的」、「學術的」、「收入的」、「種族的」以及「第三世界的」事實與謬誤分別以實例剖析。
這些林林總總的現象和問題都是自古以來常見的，可以概括地說，「不公平」和所謂「歧視」的大課題，一般的認知是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施行的結果，於是大都認為，應由「政府」管制、干預，以法令和保護政策來實現公平正義。不過，這些既存的現象要不是被有意的渲染、誇大，就是有統計資料的偏誤或錯誤解讀，而政府干預的結果不但保護不了弱勢，反而招致他們受害的不幸下場，這也就是東方的「愛之適足以害之」、西方的「善意往往引向地獄之路」的寫照。
十九世紀以來，一直有智者大聲疾呼並為文試圖導正此舉。一八五〇年法國經濟學家、政治家、議員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一八〇一—一八八〇）出版的《看得見與看不見的經濟效應》（That Which Is Seen and That Which Is Not Seen）、一九八〇年弗利曼夫婦的《自由選擇》（Free to Choose），以及一九四六年亨利．赫茲利特（Henry Hazlitt，一八九四～一九九三）的《一課經濟學》（Economics in One Lesson）都是最知名的通俗著作，而二十一世紀則有索威爾的《活用經濟學》和這本《謬誤與真相》。
正如赫茲利特所標榜的「不只觀察任何行動或政策的立即影響，更要看較長遠的影響；不只追蹤政策對某個群體產生的影響，更要看對所有群體造成的影響。」這些書都點出真理所在。不希望受偏誤思想毒害的讀者，尤其政府決策官員和年輕世代，更是有必要仔細閱讀這些書。
最後，必須強調的是，《謬誤與真相》這本書除了是生活事件的應用，還有自由經濟思想的根本哲理，更值得讀者細細咀嚼。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責任編輯：朱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