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3年11月15日訊】背景說明
本文最初發表於1996年3月5日的《經濟前瞻》，係悼念1995年10月23日去世的自由經濟前輩夏道平先生而寫，現今己稍加修改。
哲人已逝
今天的台灣，繼「經濟奇跡」之後，在2000年「政黨輪替」實現後，似乎又已創造了「政治奇跡」，而政治奇跡的具體意義就是「民主政治」的落實。今天的台灣住民可說已享有相當程度的自由，在「言論自由」上不只沒有禁忌，還被濫用，因為缺乏必要的民主素養；雖然離理想的民主境界還有一段距離，但成就也是可觀的，如今的這項成就之達成並不是很自然演變而來的，而是經由諸多的前輩拋頭顱、灑熱血，在一段漫長奮鬥時日之後慢慢來到的。在這些令人崇敬的人物中，1995年12月23日逝世的夏道平先生，無疑是頂重要的一位。
雖然經濟奇跡已成台灣的驕傲，而其基礎的奠定則須溯自1950年代的第一次自由化運動，但因在尹仲容先生於1963年逝世後，自由化只施行一半就停頓下來，結果演成今日台灣經濟面臨極度的不景氣。為了因應這個難題，為了再造台灣經濟第二春，第二次經濟自由化運動是釜底抽薪的辦法，這也就是1995年「亞太營運中心」這項被稱為跨世紀工程的基本精神，追究其內涵，其實就是「自由經濟」。不過，這項方向正確的工作，其進程並不順遂，不但立法部門難以配合，連主其事的政府部門，其人員也不能作有效地推動。究其原因，自由經濟理念的缺乏是關鍵。第一次自由化運動之所以進行一半，也是自由經濟觀念欠缺之故，迄1990年代三十多年，成效似乎仍不顯著，此正顯示「觀念」的威力，也顯示觀念的建立、傳布之不易。哲人曾說：「拔除一個信念要比拔除一顆牙齒還要疼痛，況且我們沒有知識的麻醉藥。」誠不虛也。而拔除一個信念固然不易，要根植一個信念更不簡單，在台灣，自由經濟理念的植根工作更要困難百倍，因為我們的自由經濟導師實在是太少了，而在稀少人物中，夏道平先生無疑是重要者之一。
自由民主和經濟自由理念，這兩者之間關係異常密切，但同時兩者兼具的人物卻極稀有，夏道平先生卻正是這樣的一個人物。雖然夏先生並不十分出名，但其學養和將有如涓涓細水長流深遠影響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理念的耐心傳布，卻讓我們不由得對其得道歷程，以及終其一生得以堅持一貫理念的精神甚感興趣。而其在顛沛流離、白色恐怖年代就能秉持自由經濟理念痛批時政，卻能免於牢獄之災的奇異遭遇，也令人覺得好奇，他究竟如何成就其典型的呢？
夏道平的生平
夏先生在1907年5月誕生於湖北省大冶縣保安鎮的一個九代同堂大家庭裡，是父母的獨生子，全鎮人口不到一千人，都以開店鋪做生意為生。他的家算是一鎮的巨富，也是地主階級，因而請得起家塾老師。在四位老師中，長於詞章學、作文講究謹嚴的桐城義法的杜星符先生最有啟蒙作用，夏先生寫的文言文和白話文，其布局、結構、字斟句酌的不苟且草率，就是這樣培養出來的。
在因緣際會中，夏先生以「同等學力」考進新制學校，之後於1929年考進武漢大學文預料，兩年畢業後直升到大學法學院經濟學系。起先被一位剛從德國回來的先生教經濟學，所教的正是當時德國流行的社會主義經濟學，三年級時又被這位先生教授從鐵血宰相俾斯麥以來的那套經濟政策；因此，夏先生自認在起步念經濟學時，被誤導到「非」經濟學的歧途。
還好的是，到二、三年級，適時被好幾位從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回來的教授導正，特別是教授西洋經濟思想史和西洋經濟史的任凱南老師，他也是夏先生的畢業論文指導老師。武大畢業後，夏先生留校當助教，本想趁機多讀些書、學好外語、準備公費留學考試，奈何兩年後抗日戰爭爆發了。在這動盪八年中，武大遷到四川，夏先生也隨著到後方，但也同樣逃不掉慘遭重大轟炸的命運。在幾次死裡逃生之後，覺得現代戰爭沒有前後方區別，乃毅然離校到洛陽前線任一文職軍官，到抗戰後期轉回重慶，任職於「國民參政會」。就在國民參政會的這一階段，才使夏先生走上自由經濟的思路。
國民參政會時期
「國民參政會」是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央民意機關，據夏先生的回憶說，當時政府所遴選的參政員，的確是各界、各黨派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尤其是學術教育界一向秉持清議的名流，大都在內。在這樣一個論政機構中的工作者，只要心靈沒有自我封閉，在耳濡目染中，自然會吸收或多或少得以抗拒種種反自由的政治神話之抗生素。夏先生在國民參政會任職的單位叫做「經濟建設策進會」，該會的組成人員是幾位參政員，經常主持會務的是參政會的副祕書長雷震先生，夏先生當時的職位是會中研究室主任。當時所謂的研究，不過是審閱民間陳情申訴的文件，加以簽註擬辦意見而已。雖然由於工作業務，得以對當時經濟管制流弊增加一些認如，但對經濟管制本身之必然為害，夏先生卻沒有深一層理解。
真正使夏先生走向自由經濟思路的種因是雷震先生，這位在參政會是夏先生頂頭上司的雷先生，就是影響台灣民主化既深且遠的《自由中國》半月刊創辦人。由於雷先生不擺官架子，身為下屬的夏先生乃與之成為朋友。戰後還都南京，夏先生就在雷震家的餐會中首次會見胡適先生，而胡適和雷震兩位先生是《自由中國》的靈魂和骨幹。夏先生之所以與《自由中國》自始至終的關係，就是在國民參政會時段結緣的。
《自由中國》時期
《自由中國》半月刊是1949年11月誕生於台北市的政論性雜誌，共有十一年的壽命（1960年9月被禁）。那段時期的台灣政治氣候，被夏先生形容為「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也就是「風雨晦冥期」，既不同於當時中國大陸的雷霆鬥、日月昏，也與變天過程中風雲詭譎的當時台灣有別。
《自由中國》總共出刊249期，社論共有429篇，其中116篇是出自夏先生之手，其他尚有不少夏先生以本名或筆名寫的和譯的，以及早期刊出的若干短評。總之，夏先生是《自由中國》的一隻健筆，已故的台大張忠棟教授稱之為「如椽大筆」。
雖然《自由中國》半月刊當年風靡一時，對社會人心發生重大影響，以至今日仍有人稱領讚揚有加，而夏先生是該刊不可少的人物；但夏先生卻相對地被忽視，與殷海光先生比，遜色許多。原因在於殷先生被取消台大教學的權利，出國遭遇困難，最後又得了癌症，晚年的生活充滿了困厄，所以他的言論角色得到特別的彰顯。相對地，夏先生性情比較平和，而《自由中國》結束後，夏先生也一直從事教學研究工作，雖有一些橫逆，但都平順度過，因而其當年的政論文章，反而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其實，夏先生寫的文章中曾有驚天動地的影響。
夏先生在1989年元月應多位朋友敦促，將其在《自由中國》的文章，依有關史料性的和問題至當時尚未解決的兩個標準選擇結集，由遠流出版公司出版了《我在《自由中國》》一書，收在其中的〈政府不可誘民入罪〉一文在寫作當時幾乎闖出一場大禍。張忠棟教授在該書序言中對此昨了生動描述：
該文指出有人在土地銀行開戶，取得銀行期票，然後以期票作押，付高利向人借款，等到借貸成交的時候，即由治安機關當場出面破獲，告貸方以地下錢莊罪，而金融罪、買賣金鈔罪和地下錢莊罪當時罪名極重，都可援用〈妨害國家總動員懲罰暫行條例〉進行軍事審判。該文進一步指出此案三個疑點。第一、從破案資料看，在土銀開戶的人存款不少於一百七十萬元，數額不小，似非普通人，然則此人是誰，外界不知道。第二、治安機關起訴書始終只有貸方姓名，而無借方姓名。第三、借方以一百餘萬元存於銀行，取每月四、五分利息，再用銀行期票去質借，付高達一角二至二角六的高利，這種傻瓜行為，實不可解。由於這三點疑問，夏先生在該文裡認定整個案件必非尋常，而是政府機關或政府人員為謀破案獎金，事先設計的誘民入罪案件，對於政府威信將會造成重大的傷害。
該篇社論觸怒了當時執行金融管制的軍方。但軍方保安司令部督察處長陳仙洲發表的談話，卻不直接答覆社論中所提出的疑點，而只把非法金融活動和匪諜活動扯在一起，語帶威脅地要求新聞界合作，「支持各級官員推行金融經濟措施，防範匪諜阻撓政府政策，破壞政府威信，打擊人心士氣」。由於治安單位的反應強烈，《自由中國》接著又發表一篇社論，表示贊同經濟管制，也肯定台灣經濟管制的成效，以及主管機關的認真和辛勤，同時聲明〈政府不可誘民入罪〉絕對不是故意侮辱有關機關工作人員的操守。張忠棟教授指出，從事後的各種資料看，整個事件驚動了許多黨國要員，其中如吳國楨、陳雪屏、陶希聖和黃少谷，最為憤怒的則是當時權傾一時的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緝。
但是〈政府不可誘民入罪〉的社論，得到胡適先生高度的支持，他認為這篇社論「有事實，有膽氣，態度很嚴肅負責，用證據的方法也很細密，可以說是出版以來數一數二的好文，夠得上《自由中國》的招牌」，所以他「十分佩服，十分高興」。但是他正在高興的時候，聽到軍事機關有壓力的傳聞，又看到《自由中國》的新社論，感覺言論自由已經受到很大的傷害，因此他連續寫兩封信給雷震。他的第一封信說：《自由中國》不能有言論自由，不能用負責態度批評實際政治，這是台灣政治的最大恥辱。他說他要辭去《自由中國》發行人的頭銜，「一來表示他百分之一百贊成〈政府不可誘民入罪〉的社論，二來表示他對軍事機關干涉言論自由的抗議」。他的第二封信說：「自由中國不可沒有自由，不可沒有言論自由。總統和行政院長在這個國難期間，更應該切實鼓勵言論自由，使人民的苦痛、政府的毛病，都有上下週知的可能。此是大事，我的辭職的事是小事。我要先弄明白一點：究竟你們在台北辦《自由中國》有沒有言論自由？你們是否能繼續發表像〈政府不可誘民入罪〉一類批評文章？」
〈政府不可誘民入罪〉一篇社論批評到軍方，驚動黨國大員，激起胡適的義憤，它的價值在《自由中國》半月刊的歷史上可以永垂不朽。大約四年之後，夏道平先生又為《自由中國》寫過一篇社論，題目是〈從孫元錦之死想到的幾個問題〉，性質內容類似〈政府不可誘民入罪〉，結果卻大為不同。原來孫元錦是一位從大陸播遷來台的毛紡織商人，最初事業甚為順利，當時向政府繳納各種稅捐即高達三十萬元；但是保安司令部保安處台北經濟組組長李基光以其資金來源可疑，不斷對他敲詐，他不堪其苦，又得了肺病，終於厭世自殺。夏先生在那篇社論中報導了這一件事，進而批評政府追究工商界資金來源之不合理，治安機關的職權太濫，治安和稅收機關的獎金制度要不得，以及治安人員之濫權謀利實因為合法待遇太低。這篇同樣有骨有肉的社論已經印刷廠排字印好，正待裝訂的時候，竟然被迫抽換，那一期的《自由中國》也延遲了一天才發行。
除了針對治安單位非法濫權的批評，夏先生對於政府高層官員的要求也是十分嚴正，絕對不假辭色。舉例而言，在俞鴻鈞當行政院長的時候，夏先生寫過文章，要他辭去中央銀行總裁兼職，貫徹一人一職的原則，同時揭發中央銀行總裁用費的浮濫。俞院長在立法院一再保證「遵行憲法，保障人權」，夏先生又先後撰寫〈諾言貴實踐〉和〈修辭立其誠〉的社論，兩次都提到馬乘風和龔德柏的案子，質問「不聲不響地把人捉去，是依什麼法」？「不審、不判、不放、不殺，又是依的什麼法」？「不依法捉去的人，將依什麼法來處理」？
1958年發生了「奉命不上訴」的怪事，《自由中國》連續有四篇社論，都是夏先生寫的，更是對當時司法行政部部長谷鳳翔大力撻伐。事情的本身大概是這樣：當時台灣省政府搬遷到中興新村，在南投縣內徵購大量土地，南投縣長李國楨與其他經辦人員涉嫌受賄，案經地院判決，諸人皆有罪判，唯李國楨無罪。檢察官黃向堅看到判決書後，對於李國楨被判無罪十分不服，堅決依法提起上訴；但是首席檢察官延憲諒勸他不要上訴，最後並斷然批示「奉命不上訴」。事情發展至此，問題的關鍵變成「奉命」二字。檢察官獨立行使職權，為什麼要「奉命」？「奉」誰的「命」？「奉」什麼「命」？如果檢察官必須「奉命」辦事，司法風氣如何樹立？司法權威如何維持？這一連串的問題，正是夏先生在一連串社論中所探究的問題。他用抽絲剝繭的手法，確定司法行政部長谷鳳翔是下命令的人，確定谷鳳翔違法失職，難逃教唆罪嫌，可以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謂谷自任部長以後，司法一天腐化一天，國人皆曰可去，政府應該撤換。谷鳳翔在立法院答覆質詢，說「奉命不上訴」之擴大，後面有陰謀在，有人迫他下台。夏先生立刻在三論「奉命不上訴」的社論中回應說：「陰謀？我們不知道谷鳳翔口中的陰謀作何解釋。事實上，『奉命不上訴』案之擴大，是由於案情的嚴重性，而案情的嚴重性，是谷鳳翔自己造成的，怎能說有人陰謀？輿論界對這件案子講話，有事實，有法理作依據。谷鳳翔如認為受了委曲或冤枉，儘可拿出事實來，從法理上答辯。如果想以『陰謀』兩字來嚇唬人，實不值識者一笑。至於說有人迫他下台，這倒是我們堂堂正正毫不含糊的公開的主張，否則我們也就不會一而再、再而三為這件案子寫文章了。我們辦政論刊物的人，對於國人皆曰可去的官吏，我們必得挺身來攆他。這是我們道義上的責任」。
1957年8月到58年年初，《自由中國》發表一系列的社論，討論「今日的問題」，其中也有夏道平先生寫的，譬如〈我們的軍事〉，譬如〈小地盤，大機構〉。這一系列的社論，終於引起官方傳播機構的圍剿，指《自由中國》鼓吹「反攻無望論」，主張「兩個中國」，「破壞民心士氣」，「為朱毛共匪張目，要「扯垮反共抗俄的政府」，是「從批評政府轉向批評憲政」，是「從批評中國國民黨轉向於侮辱中國國民黨，並否定中國國民黨」。當時《中央日報》有兩篇社論，一篇是〈亡國主義和救國主義〉，一篇是〈中立主義的轉變〉，代表圍剿的意圖，轉彎抹角就是要把《自由中國》說成「亡國奴」「漢奸」「中立主義者」和「敵人」。針對這些圍剿，夏先生也寫了兩篇社論，一是〈救國主義與亡國主義的對照〉，一是〈一篇血腥氣的怪論——「中立主義的轉變」〉。其中有一段話說：「《中央日報》討厭我們的言論，反對我們的言論，但它又不能從理論和事實上硬繃繃地拿出反對的理由來，只是一味地謾罵。它罵人的文章，差不多已經八股化、公式化了。就是：從罵共匪而罵到大陸淪陷前所謂『民主人士』，有時再罵罵淪陷後的所謂『靠攏份子』，然後畫龍點睛，罵到它所要罵的人。這時，一項特製的帽子，就順便給你戴上。這樣千篇一律的公式，已成了近來官方報刊罵人文章的特色。這類的文章，有它所特有的邏輯。它可以隨便拿出一個不能成立的前提，再把這個前提像以牛頭對馬嘴一樣，硬套在一個定罪式的結論上面」。張忠棟在當時有感而發地說，三十多年過去了，現在官方軍方傳播機構似乎依然如故，他們圍剿批評性言論的時候，還是夏先生當年所看到的同樣手法，我們不禁喟然浩嘆，那些人的進步未免太慢了！
國民大會增訂臨時條款，破壞總統任期的憲法限制，讓蔣中正三連任（乃至後來有四任、五任），也是《自由中國》和海內海外輿論當時批評的焦點。夏先生在這個題目上，先後以社論方式發表的文章，包括〈蔣總統不會做錯了決定吧？〉〈好一個舞文弄法的謬論─所謂修改臨時條款並不是修改憲法本身〉，〈對政經半月刊事件的觀感〉，〈敬向蔣總統作一最後的忠告〉，〈敬告我們的國大代表——團結、法統、政治買賣〉，〈怎樣才使國大的紛爭平息了的！〉〈蔣總統如何向歷史交代？〉這些文章的文字不必引述，它們立意的剴切也無庸置疑；然而事實的發展，卻是和夏先生的想法相反，和《自由中國》的基本立場相反，為海內海外的眾望所不歸。張忠棟認為，後來雷震被捕，《自由中國》停刊，早先看去是因為雷震等人籌組反對黨，最近的一項資料顯示，由於《自由中國》的批評，特別是反對總統三連任的言論，有關方面早已準備下手，反對黨的籌組，只是給了他們一個下手的最新藉口。
自由經濟思路的養成、傳布
在《自由中國》的十一年，夏先生不但寫了深具影響力的社論，也培養了對自由經濟理念終生不渝的情操。當時，夏先生一面撰稿，一面不斷地充實自己論政的知識，特別對自由理論的鑽研更起勁，那時張佛泉和殷海光兩位先生又對夏先生助益良多，他們在自由哲學上時常辯論，雖然個人的自由理念有異，但相互卻有重要啟發性，都對自由理論的鑽研有同樣熾烈的熱情。這裡，有一件特別值得一提的事，那是在《自由中國》停刊的三年前（1957年的上半年），夏先生的一位同鄉詹紹啟先生寄給他一本《美國新聞和世界報導》著名英文雜誌，那一期正好介紹米塞斯的《反資本主義心境》這本書的摘要，就因多讀了這篇文章，夏先生才免於跟隨殷海光或張佛泉兩位先生走上「非理知」自由主義的思路。殷先生所崇拜的是羅素型的「浪漫的自由主義」，張先生所講的自由是類同杜威的「積極性自由主義」。而米塞斯是奧國學派經濟學家第三代宗師，他們的自由主義是從市場機能的運作中發現的。夏先生說，市場機能這個名詞，在台灣現已成為財經官員的口頭禪，也是傳播媒體的常用語。但是，真正透徹懂得市場機能的人，實在太少。它的運作微妙，非寫一本厚書無法講得清楚。不過，扼要地說，它的特徵，是在於從個人主義與唯心主義的思想方法而演繹出來的。他們在觀察社會現象時，總要落實於一個個的活生生的「人」的互動過程。至於社會、國家、民族，乃至階級這類集體名詞所意涵的概念，不可高於或外於活生生的個人而成為獨立的實體。所以在這種自由主義的理論體系中，真正地是「把人當人」。因而他們反對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處理社會問題。自然科學所處理的是「物」、不是「人」。如用這種方法處理社會問題，就是把「人」物化了。
在譯了米塞斯那本著作的內容摘要以後，不久夏先生又譯出他那本書的全文。米塞斯用英文寫的書有六本，夏先生譯出了三本，另兩本是《經濟學的最後基礎》和《人的行為》。《人的行為》這本書有八十多萬字，是米塞斯理論體系的代表作。
由於譯了米塞斯的三本書，激起夏先生更濃厚的興趣，進而研讀海耶克的英文著作。因而，他又譯出海耶克三本論文集中最精采的一本《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然後又譯了不屬奧國學派的德國罕有的自由經濟學家洛卜克(W.Ropke)的《自由社會的經濟學》。
翻譯了這五本名著以後，夏先生更深切地、更周延地理解理知的自由主義，而篤定了他的自由經濟理念。由於這一理念的抱持，夏先生受到兩大益處。一是理知的自由主義者研討社會問題，不是一味地靠經驗知識，他們更憑藉先驗的推理。舉例來說，米塞斯在社會主義風靡世界、而蘇聯的社會主義蘇維埃制度受到世人讚賞時，他獨樹一幟，預言社會主義因扼殺市場機能而終將慘敗。海耶克在凱因斯學派聲勢赫赫的時候，痛斥他們將導致通貨膨脹率長期累增而終將陷於假相繁榮中的貧困。米塞斯、海耶克憑先驗推理的預言，現在都已實現了。
夏先生所翻譯的米塞斯和海耶克的那四本書，都是唯心主義憑先驗推理的論著，也都是二十世紀的寵兒——迷信科學萬能的知識分子所排斥的。他那時默默地翻譯那幾本書，卻是在做不合時潮而又吃力的冷門工作。但是，他卻偏好這種理論體系，而有樂在其中的自我享受，得有精神生活的安適。其二，近幾年來由於米塞斯、海耶克二人的預言實現，夏先生以前埋頭做的冷門工作，在今日台灣的學術界已博得相當的肯定，這一「不虞之譽」，又給了他意外的安慰。
《自由中國》結束後，殷海光先生也英年早逝，那時與夏先生談學問的對象是周德偉先生，這位做官而不忘學問的稀有人物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直接受教於海耶克，夏先生也從此得以接觸更多海耶克的著作，於是更加堅定走向海耶克的自由經濟理念和體系。
夏先生特別在意的是，海耶克的自由理論體系多年來被所謂進步分子或美國型的自由分子稱為「保守的」。而「保守的」這一標籤一經貼上，就成為時髦的言論市場中被塵封的產品，於是在一般顧客的心目中，僅憑這一標籤已可想見其品質的陳腐，用不著再去檢視了。為了破除探路者可能已被誤導的成見，夏先生特別推介想了解海耶克體系的人士先讀海耶克的〈個人主義：真的和假的〉這篇文章，最好能讀原文，如此或可預防他人輕率的誤導。
夏先生將通常統統被稱為經濟學家的那群人，就其思想言論的底蘊分為三類，一為真正的經濟學家，二為經濟工程師，三為特定經濟利益發言人。這三類人同樣都是使用經濟學的一些名詞、術語和某些模型，外行人看到他們發表的文章都在談經濟問題，也就很自然的把他們都叫作經濟學家。因此，在這些所謂的經濟學家當中，有的是魚目混珠的被捧，有的是揹黑鍋而被罵，青紅皂白不分，褒貶毀譽也就混亂了。所以夏先生特別說出辨識的方法，對於特定經濟利益發言人，本身已夠明顯，不必多加解說，夏先生雖看不起這種人，但也認為若這類人赤裸裸地講出他們所爭取的是什麼，也是光明磊落，無可厚非；但他們大都是每每把內心的真正企圖偽裝在富國利民的宏論中，藉以在輿論界造勢。
經濟工程師就是把公共經濟事務的處理當作一項工程來做，亦即將人「物化」，這些人都是搬弄一些經濟學名詞，而以工程師的心態、工程師的技巧，來處理活生生的人的行為所形成的公共經濟事務。至於真正的經濟學家，是在研究活生生的「人的行為」。人是具有爭取自由的本性，從事不得已的選擇行為，於是演化出分工合作的互動行為，以「無形之手」或「長成的社會程序」來維繫互動行為。政府的有形之手，是幫忙無形之手，以法制來協助，使市場運作順暢，而非干擾或擾亂「長成的社會秩序」。有這樣的基本認識，才能走向正確經濟學家的思路。
夏先生的這種看法，當然得罪不少人，但終其一生堅持不渝，而此種自由經濟理念如今卻已綻放出炫人光芒。
在《自由中國》停刊之後，夏先生曾在政治大學、東海大學、輔仁大學、東吳大學、銘傳商專等校教學，繼續傳布自由經濟理念。退休之後，因緣際會進到中華經濟研究院擔任特約研究員。
那是1981年那一場「蔣王論戰」時候，夏先生深受蔣碩傑先生兩篇文章感動，乃寫信給蔣先生表示敬佩和支持。蔣先生乃邀夏先生到中經院從事改稿和編輯《經濟前瞻》季刊的工作。於是自由經濟的種籽乃播到中經院研究員身上，而遠流出版公司一系列的《自由主義譯叢》，就是此種成果的展現。
信奉基督以終
1989年，由於年老病痛，夏先生離開中華經濟研究院回家靜養。為消遣時間，除了讀唐宋詩詞、寫寫毛筆字外，其求知慾轉向安身立命的宗教文獻。如佛教的《金剛經》《心經》《六祖壇經》，天主教與基督教共奉的《聖經》——《新約》與《舊約》，以及基督教資深的信徒們所寫的導讀聖經與解釋聖經的書。於是夏先生對佛教與基督教之間的異同，有了大概的認知。夏先生認為，同的方面很多很多，總而言之，都是教人為善，也可簡約到一個「愛」字。在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中也富有「愛」的教誨。從異的方面看，佛教似乎沒有講到宇宙萬物的創造者這一至高無上的神，而基督教與中國固有傳統文化卻都有這一觀念。基督教的上帝耶和華與中國經史子集中的「天」字都是指的宇宙萬物的創造者，而且是唯一無二的。佛教與基督教都是外來的，這兩個外來的宗教與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中的信仰不同的地方，即前者是有組織的、有教會、有教堂;後者沒有組織，因而沒有教會和教堂。所以我們可以說在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中沒有宗教，只有儒家、道家、法家等等所謂的「家」。中國人在信仰上所一致敬畏的「天」，並非來自宗教，而是由於「家」的傳承。
夏先生之信教是由於求知慾要找一個最後歸宿，他之選信「基督教」有兩個原因：一是上面已講到的基督教的上帝耶和華與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中的「天」，同是宇宙萬物的創造者。這一超邏輯的信仰，畢竟解答了知識面認為不可思議的問題——如何由「無極」的「無」而生所有的「有」？另一個原因，是基督教也解答了另一個受人質疑的問題，即:上帝耶和華既是全能的宇宙萬物創造者，而祂也是愛人的，為什麼要造些壞人到人世間作惡為害呢?這又是一個不能從知識面理解的問題。但在基督教經文中有了亞當、夏娃在伊甸園偷吃禁果的神話(神所講的話)，對這個問題給了解答。夏先生說，當你到了自覺自己的知識追求再也不會有何增益或貢獻的時候，你的求知慾就可因相信這個神話而得到安息了。
為了要讓求知慾找到最後歸宿，就不能停止在中國固有的「家」的傳承，必須從外來的三大宗教之間選擇一個來信。此所以作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夏先生，終於選擇了基督教。
1995年12月23日傍晚，這位前半生致力於台灣自由民主、後半生為自由經濟散播種籽不遺餘力的哲人─夏道平先生安詳地離開塵世到他的天國，我們只能在他留下的《我在《自由中國》》《自由經濟的思路》《自由經濟學家的思與言》三本文集中繼續探尋並接續其真正知識分子典範。在這混亂過渡期的台灣，夏先生的「要減緩台灣當今滾雪球般的公共政策，個人主義的知識分子負起知識的責任，拿出道德勇氣，針對那些只求增加個人選票的政客和只求提高個人知名度的輿論界人士，予以無情的痛擊，並就持有的知識，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這是個長期的教育性問題，這要靠那些正鑽研海耶克純正的、主觀的個人主義的年輕一輩不停的努力了。」諄諄告誡，很自然地在我的耳際響起。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責任編輯：朱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