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3年06月05日訊】（大紀元專欄作家Ethan Gutmann撰文／唐雲舒編譯）約瑟夫（Joseph）已經身在伊斯坦布爾，一早起來卻在回想新疆集中營上工前的情景。在那裡，囚犯們一天要勞動16個小時，吃早飯前要唱共產主義歌曲。飯後，看守會為他們播放一段電影風格的視頻。影片一開始是中共的便衣特工架著維吾爾人、把他們塞進沒掛車牌的汽車並給他們套上頭套的場景。
接下來鏡頭一轉，顯示出一條街道，街牌上寫著德文、阿拉伯文或英文，表明不是在中國。約瑟夫說，這個影片就是當局對囚犯們的一種嘲弄：想跑那就試試，我們無處不在，華盛頓特區也不例外。
「華盛頓會有電視台拍攝我們嗎？」
「可能會有，約瑟夫。要知道，你們是第一個逃離集中營、並將前往美國的基督徒；也是第一個（逃出來的）吉爾吉斯家庭，甚至可能是第一個全家都逃脫的。」
「你能保證那裡沒有中國媒體，是嗎？」
「這我保證不了，約瑟夫。美國是個自由的國家。」
約瑟夫的妻子朱莉（Julie）忍不住插話說，「那我們能不能把臉遮住？」
「不行。」
約瑟夫帶著悲傷的神情笑了笑說，「再告訴我一次，我們為什麼要做這個？」
「這叫『媒體訓練』，我們只是想讓你適應鏡頭。你要知道，約瑟夫，媒體對你有興趣，不然我們可能要在伊斯坦布爾等更久。」
約瑟夫本名叫奧瓦爾貝克‧圖爾達昆（Ovalbek Turdakun）。我用他的教名來稱呼他，是因為不想破壞他一連串堪稱奇跡的好運氣：
首先，朱莉在不到一年內就把他從新疆集中營裡搭救出來；
第二，他們帶著9歲的兒子，全家人穿越中國邊境進入吉爾吉斯斯坦（我在那裡首次採訪他）；
第三，發生「聖誕奇跡」，2021年12月15日，也就是約瑟夫要被套上頭套前48小時，我的朋友康納‧希利（Conor Heal）把他們一家從比什凱克（Bishkek）救出來，送上飛往伊斯坦布爾的班機。
一位英國媒體專家也通過網絡、遠程參與了我和約瑟夫一家的對話。在感覺到約瑟夫已經進入狀態時，她用中文說，「約瑟夫，有個問題任何一個美國記者都會問：中國政府說『再教育』活動結束了，你們已經掌握了新技能，他們（因此）關閉了『再教育營』。不會再有強制勞動的事情了，大家都回家了。」
約瑟夫沉默了一會兒，然後開始在記事本上畫草圖，並放低聲音說，「我和你說說關押我的集中營和我住的地方。」
「（牢房）牆壁有18英寸厚。這是精確數據。用鋼筋混凝土建造的，裡面肯定是金屬框架。牢房的門也很厚，只（比牆）薄了幾英寸，但是全金屬的。就像銀行的金庫，你明白吧？每扇門都安了8個電子鎖，每邊兩個，還有頂部、底部。當他們打開那扇門時，你可以聽到門栓回彈的聲音。」
約瑟夫用手指敲打著桌子說，「（囚犯們）一個一個（往出走）。門可以打開了，但中間有一根巨大的鋼筋，這是用來把門固定在混凝土門框上的。所以門其實只是開了一條縫，只夠讓囚犯低著頭、扭著身子通過。每個囚犯都要花兩分鐘才能走出那扇門，平均近一個小時牢房才能清空，你懂的。但對警察來說，花多長時間不重要，這一切都是為了防止（囚犯）逃跑。牆角都是圓的，所以我們用頭撞牆的話（不會傷得太重），也就沒有理由住進醫院，藉機逃跑。每個囚犯都有三個警察看守，如果你又高又胖，就會有五個來守著你。」
約瑟夫並說，即使發生自然災害、警察神奇地消失了，牢房堅固的牆壁也使得囚犯無法逃出，集中營也就成了亂葬崗。他說，「即使發生7.0級的地震，我們也無法從這樣的設施中逃脫。」
「你覺得有人建造這樣的東西是為了用一、兩年嗎？」約瑟夫問道。他的目光落在屏幕上，然後落在我身上，「當然不是。這是為將來準備的。是永久性的。」
那是我們最後一次進行「媒體訓練」。三週後，我們飛抵杜勒斯國際機場（Dul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美國政府官員帶著華盛頓國民隊的棒球帽和新鮮出爐的巧克力餅乾，在移民通道迎接了圖爾達昆一家。這是第四個奇跡：抵達美國。
然而，我們花了這麼大力氣營救約瑟夫，不是因為他持有中共的文件或核機密。撇開人道主義方面的原因不談，我們營救約瑟夫還因為他有「超能力」、可以過目不忘，對集中營的布局瞭如指掌：強姦室在哪裡，他撇了一眼就記住了；哪裡安裝了海康威視攝像機，記得清清楚楚。約瑟夫每天都會向獄友低聲詢問集中營工廠方面的情況，這讓囚犯們很驚恐。最後，一個獄友低聲斥責說，「你想搞數據統計，是不是？收手吧，你會把我們都害死的。」
「哈沙」
為了走訪維吾爾難民，我專門去了中亞和土耳其。當地政府覺得這類調查會損害其與中共的關係。他們的想法沒錯，所以我接近難民時十分謹慎。大多數人在中國都有親屬，所以我沒有詢問他們的姓名。我記錄下了他們的證詞，用安全的方式將其發送出去後，就從移動設備中刪除。
在吉爾吉斯（Kyrgyz）南部離奧什（Osh）不遠的一個村莊，我採訪了一位維吾爾族老人，他留著典型的白鬍子，目光凝重。他在東突厥斯坦（East Turkesta，即新疆）長大。早在1985年，當地漢族官員就命令他每個月勞動三天。當我問他為當局做什麼樣的工作時，他看到我鄭重其事的樣子就笑了，回答說「我為黨鏟屎」。
這樣的經歷，一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下鄉的中國知識分子或「黑五類」可能會一口氣說上幾個小時。連習近平都提到過，他在擔任村黨支部書記時臉上被潑了糞。對於漢族老人來說，這些都是禮節性的謙虛話，他們的孩子永遠都用不著從事這種工作。然而，沒有一個維吾爾人或哈薩克人這樣和我講他們的故事。
維吾爾族知識分子、詩人阿布都熱依穆‧帕拉奇（Abdurehim Parach）曾被強迫勞動過「40多次」，他表現出維吾爾人的堅忍不拔。
他說，在西方媒體意識到之前很長時間，維吾爾人就遭強制勞動了，「並不是從習近平（當政）才開始的」。相反，想像一下溫水煮青蛙的情景，青蛙（維吾爾人）試圖從鍋裡跳出來的努力越來越徒勞。帕拉奇在喀什地區一個居住著3,000名維吾爾人的村莊長大。我問他，1985年（帕拉奇9歲時），他們村的村長是漢人還是維吾爾人。「那時候？」他說，「這不重要。」
「從那個時候起（1985年），我就知道我們村裡有『哈沙』（Hasha），意思就是強制勞動。」帕拉奇說，那是窮人的一種繳稅方式。維吾爾族家庭每年都會揀出「被選中的人」到田地裡勞動幾個星期，也可能籌款行賄（以免除勞役）。如果被選中的人沒有去勞動，或者沒有行賄，官員就會罰其家庭的款。「對維吾爾人來說，免費為政府勞動是很正常的事情……就是例行的、常態化的『哈沙』。我們對此沒有異議，從沒有過。」
「哈沙」本身在作物總產量方面常常創造不了多大價值。但對當地官員來說，可以通過強制勞動換到錢。
帕拉奇說，如果當局不干涉維吾爾人的生活：即不沒收土地、不派武裝守衛在棉花田邊巡邏、不強迫兒子和父母分離一個月以上、不強迫維吾爾婦女做「哈沙」，每家每個月出勞力幹兩天活兒算不得什麼。
帕拉奇說，1994年1月，情況發生了變化，「當年冬天寒冷刺骨。我和朋友們去做『哈沙』時，在結了冰的池塘上滑行」。到了集合地點，「漢族當局命令我們『清除每條灌溉渠裡的冰』」。
這群年輕人以為當局在開玩笑，「要是在別處做可能還說的過去，但當時根本沒有水進入灌溉系統。喀什的冬天極其乾燥。到了春天，初雨在幾個小時內就可以讓冰塊融化。」他們猜測這是當局玩兒的把戲，「就是讓我們忙，不讓我們聚在一起，或者防止我們密謀反對政府」。一個男孩勇敢地說，「真的沒道理讓我們清冰塊啊。」
當局對此反應強烈，勒令全村人都去清除冰塊。「我們用鎬頭和鐵鍬在灌溉渠內四公里長的冰面上鑿啊、鏟啊，整整幹了三天。每家每戶都要清理五到十米。」從此以後，「『哈沙』就變得沒完沒了了。當局下令每月勞動五天，但都是做無用功：在不該收割棉花的時候收割棉花，在從不種東西的地方開墾土地，只是為了消耗你的時間。」
亞辛（Yasin）是一個眼睛帶笑的農家男孩。那年夏天，他感到情況不太對勁兒：老闆不讓工人們喝棉田裡的飲用水，意在「拖垮」他們。
1997年2月5日，軍警向新疆伊寧（和平）抗議的維吾爾人開槍。曾在當地公安局工作的巴提亞‧赦姆什丁（Bahtiyar Shemshidin）告訴我，警方內部估計，如果算上後續大抓捕中死掉的人，這次事件共造成400人死亡。在伊寧事件發生後，一位穆斯林阿訇及一位農家男孩說，每家每戶的「哈沙」勞役翻了一番，每年多達70天。亞辛親眼看到當局命令維吾爾人開墾棉花田。「然後漢族企業家來種植棉花，很明顯是和當局達成了交易。」
在阿克蘇地區，一名綽號叫「河童」的男子在木扎爾特河畔的一個維吾爾村莊長大。他帶著敬畏的神情描述冰冷的河水，以及不斷流淌的激流。1998年，也就是河童17歲時，掌管村莊的人宣布木扎爾特河要改道，命令維吾爾族男青年去承擔這項工程。當局讓他們在河面上鋪設金屬三角架，並說這比建穀倉容易得多。
然而，三角架像反坦克樁那麼重，兩個男孩才能抬起來，而且有可能需要在水下操作。因此，這些男孩面無表情地站在那裡，一動不動。年紀大一點的維吾爾人則一邊往河邊走，一邊大聲討論。「他們可以用重型機械來挖土、在河裡打地基、填石塊。但他們卻讓我們的孩子（受苦）。」管控人員聽到後，便聚在一起（商量），然後生硬地宣布，第二天會「大推進」。
第二天早上，當年輕人和長輩們就位後，一批警察開進來，其中一人向空中鳴槍。在三個警察把一名男孩推進河裡後，長者們便不再出聲。男孩在快速流淌的水流中驚恐地掙扎了一陣後，終於站穩了腳跟。年輕人於是開始勞動、把三角架抬向河岸。兩個男孩向穆扎特河中走了幾碼後，三腳架深陷在河床裡；兩人也被帶了下去，喘著粗氣沉浮了幾下，就像雙發子彈一樣墜入河中。其餘的男孩掙扎著回到岸上，有的哭喊著說，「我們不想下去，會死掉的。」
一隊維吾爾人順著木扎爾特河搜索。幾個小時後，他們抬著兩個男孩的遺體到了村中央，有上千名維吾爾人等在那裡。緊接著，五輛警車開了進來。又有一名警察呼叫人們遵守秩序，並向空中鳴槍。這次人們都高喊，「朝我們開槍！朝我們開槍！看看我們有多少人，你們能殺完嗎？」警察於是慢慢往出退，維吾爾人向他們湧過去，扯下他們的槍。當天開第一槍的警察被綁在一輛拖拉機車頭上。該事件中最轟動的一個場景是，一位維吾爾族農民把那名（被綁的）警察趕到河裡，一次次地把他摁入水中，「直到他求饒」。
太陽落山前，30名軍警開進村中央，挨家挨戶地突擊搜查。在清冷的凌晨時分，所謂的「分裂主義份子」被帶走，並被判處三年徒刑。
但當局對（維吾爾人）死亡、童工或河流改道計劃等，都不聞不問。當地的「哈沙」工程繼續進行，但悄悄縮減。河岸上的三角架鏽跡斑斑，就像是一個個粗糙的死亡者紀念碑。當局沒再試圖讓「狂野」的木扎爾特河改道了。
高等「教育」
1998年9月的一天，13歲的瑪麗亞‧蘇爾坦（Meryem Sultan）排隊等候三輛巴士。她和她的維吾爾同學要搭乘這些巴士前往塔里木勞改營的一個廢棄監獄。他們將去摘一個月的棉花，晚上在監獄的水泥地上打地鋪睡覺。
不過，只有一輛巴士到達。溫宿縣（Onsu）一中的管理人員於是命令三個班的學生都擠進這輛巴士。在前往棉田的四個小時裡，車裡一片混亂，15歲的男孩「阿里」說他喘不過氣來，然後就昏倒了。巴士開了一個小時才停下。瑪麗亞眼看著阿里被送往醫院。
瑪麗亞是個「摘棉花好手」，每天都能完成任務。阿里是她最好朋友的哥哥。那天晚上，當她躺在給他們當宿舍的廢棄監獄地板上時，想著阿里也在休息。瑪麗亞知道漢族學生當晚都在家裡睡覺，但「哈沙」也是「功課」，四個星期後她也會回家。
第二天，她得知阿里已經死了，當局給了他家人一千美元的補償。
瑪麗亞幾年後考入北京大學。她在入學時問老師，「我們必須做『哈沙』嗎？」大家哄堂大笑。「這讓我反思，我們為什麼要遵守這些嚴酷的規定，被訓練得像機器一樣，無論上面下達什麼命令都毫不猶豫地服從，只聽黨的話。」
中共最近將瑪麗亞上的中學改造成一個集中營。瑪麗亞常常在夢中看到阿里，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以前從未採訪過戴面紗的女子，但在2007年5月採訪了「拉比婭」（Rabiya）。她當時剛畢業，被選中參加「決定前途」的「特別考試」。我看不到拉比婭的臉，只能通過她的眼睛來觀察她。這是一雙會說話的眼睛，閃著聰慧的光芒。
她回憶說，「在考試結果出來前，我和其他25名年輕女學生被帶進一個大禮堂。」校長向他們宣布，有個「絕佳機會，可以免費上培訓班、學中文等，為你們進中國工廠工作做準備」。
現場一片沉默。「我們誰都沒同意去上什麼培訓班」，拉比婭說，「但那時被鎖在大廳裡，一群老師圍著我們，監視我們。甚至在一個女孩要上廁所時，都有兩個老師陪著去陪著回來。」為了防止和校外的家長發生衝突，老師們使勁兒拖延時間。12個小時後，一輛巴士到來，在夜色籠罩下把女孩們帶到了「帕伊扎瓦縣職業培訓中學」。三週後，女孩們被迫上了一輛有警衛的火車。到了天津，管理人員把她們趕到工廠大院，並說「你們是第三組」。
在（拉比婭）所在的縣，16歲的維吾爾女子「畢業女孩」被告知要在一個「特別儀式」上領取畢業證。然而，在學生們排隊進入禮堂後，保安鎖上了門。校長舉起雙手，耐心地等待交頭接耳聲停止，然後說，「你們將去內地工作。」
家長們聚集在學校門口。一位學校代表說，「你們的女兒必須去布廠，但她們會受到細心的監護，而且絕對安全。」他解釋說，現在有新要求了，維吾爾人家家戶戶都要做一年『哈沙』。所以，「如果你現在離開這裡回家，在你女兒回來之前你家不用做『哈沙』。」但如果「女孩不去布廠，如果父母阻撓，做『哈沙』的日子就會增加」。
拉比婭肯定地說，有210名維吾爾女孩在一條流水線上縫製男式短褲。但她不認識漢字，所以衣服品牌、工廠名稱和位置都不得而知。但這不重要。她們不能離開工廠大院，甚至從未見過漢族工人。拉比婭懷疑他們是按件計酬的，所以在正常時間段工作。「唯一在晚上工作的漢族人」是管理員。「我們在一個大廳裡工作，中央有一個攝像頭，來迴旋轉。天花板的四個角落也都有攝像頭。」她們上廁所時要舉起一張金屬卡，如果監控攝像頭沒有照到卡片，「我們都會受罰，被扣工資」。
工廠管理人員告訴女孩們，她們每個月的工資相當於50美元。兩週後，他們告知說，「你們都是坐火車來天津的，所以要付車費。」六個月後，他們又說「你們要付回程的火車票。」
因此，在完成任務的情況下，女孩們的工資實際上是每月35美元。「有些日子我們必須完成800件，其它時候是700件。我們一般工作到晚上12點，甚至凌晨1點。你知道，我們必須在早上6點前起床。甚至生病的時候也一樣。」每隔15天，女孩們會休息一天，用來洗自己的衣服。拉比婭說，「我們當時年齡還很小，從來沒和家人分開過這麼久。我們每次給父母打電話，都是哭著掛掉的。」拉比婭的母親會說，「要有耐性，一年很快就過去了。上帝恩賜，你很快就會回家的。」但她的聲音有點劈，拉比婭知道她在強忍淚水。
9月初，「畢業女孩」被送上「沒有當地人坐的專列，並受到全面的控制。加上老師和警衛，每列車上大約有150人」。女孩們被帶到北京的一個工廠區，為一家名字叫「達興」（Da Xing，音譯）的服裝公司縫製時裝包，每天工作10至12個小時。飯菜只給「餓不死」的量，以誘使女孩們在公司食品攤上買零食。「（廠方）沒有公開侵犯或羞辱維吾爾人，但時不時的會有瞧不起少數名族的現象。漢族工人老是說『你有羊腥味兒』，這樣子對待我們。」
拉比婭的直接上司是維吾爾人，她和同事叫他「叔叔」，並把他當成發牢騷的對象。但在年中時，「叔叔」在午夜時與工廠主管發生了爭執。他說，「你們讓這些孩子工作這麼長時間，為什麼要這麼逼迫他們？你們剝削他們剝削得過分了吧？」
對方回答說，「她們必須繼續幹活兒，現在不能離開。」
「叔叔」先出手了，揪住主管的手臂。兩人就互相扭打、撕咬，最後「叔叔」傷得很重。那天晚上，幾個維吾爾女孩制定了祕密逃跑計劃，但按照法律無法登上前往烏魯木齊的火車。雙方的敵對消減了一陣子。
一天凌晨1點，「叔叔」再次對工廠負責人說，「現在已經太晚了。我們必須停工，讓這些孩子去休息，因為他們明天還要工作。」
「他們必須完成訂單！」
「如果你不讓他們休息，他們怎麼能繼續工作！？」
兩人又開始推搡。隨後幾名漢人包圍了「叔叔」，把他打倒在地，「毫不留情地」踩踏他。維吾爾女孩們不由自主地抓起機器部件（向漢人）投擲。但漢人們卻無心理睬她們。「叔叔」要死了嗎？
在救護車開走後，女孩們才完全意識到：「叔叔」走了，也許死了。他是她們與喀什、與伽師縣之間唯一的紐帶，也是唯一阻止漢人綁架她們的人。女孩們團坐在工廠的地板上，彼此相擁，嗚咽著，哭泣著，甚至昏死過去，祈求有人能救她們的命。這之前，拉比婭只是盼著輪到自己給家裡打電話。那一刻，深深的恐懼突然向她襲來：我再也見不到家人了。
第二天早上，一群維吾爾族管理人員來到了女孩們的宿舍。女孩們站在一起，齊聲說，「我們不會再工作了。」
管理人員說，「你們的合同期是一年，還沒結束。你們必須繼續工作。工廠目前有一大批緊急訂單，你們必須完成。」
沒有錢，無路可逃，「叔叔」還在醫院……女孩們於是默默地去工作了。一年終於過去了，拉比婭坐火車回到了家裡。她的父母行了賄，她再也沒回內地。
拉比婭的面紗熨燙得很好。從她和我談話的樣子來看，她並不怕當地的阿訇，更不怕有美國猶太人窺視。我懷疑她戴著面紗是因為她誰也不信任。
2008年夏天，中共當局將「畢業女孩」和她的工友們送上返回喀什的火車。當地不知何故傳謠說，「畢業女孩」在內地受到性侵；為了消除謠言並防止她再被拉去強制勞動，一個名叫「巴圖爾」的農家男孩在一年後娶了「畢業女孩」。
那時後還能有個比較好的結局。學校曾向家長保證，「小心監護」和「絕對安全」。儘管拉比婭很擔心被綁架、再也見不到家人，但當時維吾爾女性並沒有成為系統的性交易活動所針對的對象。拉比婭和「畢業女孩」與同事們（在工廠時）能夠睡上下舖，無須在水泥地上相互抱著取暖。一個房間睡12個人或6個人。拉比婭和「畢業女孩」都吃清真食品，沒有被迫吃豬肉。在宿舍和廁所裡也沒看到麥克風和攝像頭。警衛沒有強姦她們。但在十年後，連這點基本的保護都沒有了。
婚後不久，「畢業女孩」的丈夫巴圖爾就維吾爾女孩在畢業典禮上被綁架一事，與一名低級別漢族官員發生爭吵。巴圖爾受到懲罰，被派去「代表中國政府」測量農作物種植面積。每年，黨官都會給漢人分配更多農田。如果他們需要灌溉田地、獲取化肥，或者整修道路，地方政府會滿足他們的需求，但維吾爾人卻沒有這種待遇。
對於維吾爾農民來說，土地就是一切。但現在漢人不斷侵占他們的田地，巴圖爾都記不清有多少地被奪走了。隨著維吾爾農民擁有的農田日益縮減，他們每年要為漢族人耕作100天。
新疆有許多由漢族定居者組成的「建設兵團」，維吾爾廚師尤瑟夫（Yusef）在一個大兵團內經營流動食品攤。他說，兵團擁有「無邊無際的田野，就像大海一樣一眼看不到邊。在白花花的棉花田裡，所有幹活的都是維吾爾人，全部是維吾爾人」。
許多勞動者都是維吾爾大學生，他們被轟出教室，被逼在軍團裡聽煽情的訓話，「你要發自內心地感謝大學讓你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指導，（咒罵）等等這樣的話。」尤瑟夫說，最後，當局乾脆派武裝士兵在田間巡邏。
2009年7月，烏魯木齊的維吾爾人和漢人之間爆發了短暫的衝突。尤瑟夫說，在當年7月之前，「士兵們還顯得比較專業」。7月之後，他們開始公開表現出種族歧視態度，輕蔑地說「我們不和維吾爾人合作」。
從2015年開始，中共下令建造「再教育營」。大規模的監控系統——人員檢查站及可以遠程確認種族和壓力水平的電子閱讀器成了標配。到2016年底，有100萬人被關進再教育營。起初，這些設施是用來洗腦的，後來就成了遭強制勞動者的住所。
2019年，我在哈薩克斯坦難民營採訪難民。在婦女居住的營區，有一群18歲左右的青少年將提前離營。營地管理員會在午餐時間宣布「畢業」，並提到讓他們前往農場工作，或從事紡織品生產，或讓「這些女孩去東部的一家工廠工作」。管理員毫不掩飾地公布這些事情，並鼓勵大家鼓掌。中共否認存在大規模監禁、強迫服用精神藥物、施加酷刑、系統性強姦、強迫絕育、為出口假髮而剃髮、大規模將維吾爾人驅逐出境，以及國家主導的系統性器官摘取等行為，並將強制勞動換了個漂亮的說法，包裝成「就業項目」。
中共的「反恐」表演
再說回土耳其，「亞伯拉罕」給了我一份概述他家情況的剪報，從中可以看到（中共迫害維吾爾人）到了什麼程度。他的妻子和所有的孩子，不是被監禁、遭強迫勞動，就是被關進孤兒院；他的三個兄弟都在監獄裡，一個摘棉花，另外兩個生產水泥。我問亞伯拉罕是否和家人通過話。他回答說，「沒人在家。只有孩子和老人。每個人不是在難民營裡被迫勞動，就是被關進孤兒院，或者監獄。」
亞伯拉罕所描述的情況可以用一個名詞來描述：私產奴役（chattel slavery）。即一個人出生時就是奴隸，是一種資產，沒有尋常家庭該有的權利。現在的（奴隸）拍賣場是電子的，但最終結果一樣：摧毀家庭、瓦解文化，把人變成騾子。
當然這不是一成不變的，中共也會採取一些懷柔政策。例如「西部大開發」項目：建設現代化的基礎設施、引進外國資金、讓維吾爾人口袋裡有些錢。他們會被同化。我們可能永遠無法知道黨內是否有同情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的派別，因為對中共來說，真正重要的不是伊寧事件，或者昆明火車站襲擊事件，或者烏魯木齊衝突。唯一重要的日子是9/11。
9月10日，中共稱維吾爾獨立運動團體是美國中央情報局（CIA）代理人；9月12日，該黨又進一步將這些團體定性為伊斯蘭恐怖分子。總有年輕人會拿起槍，我就採訪過一個曾接受反叛軍訓練的維吾爾人；但如果只關注（這方面的）行動和反應，就會忽略中共反恐行動中的表演性因素。這場反恐行動是演給漢人看的，其目標不是為了消滅恐怖分子，而是為了給其侵害維吾爾人的行為找一個長遠的理由。
為什麼（針對維吾爾人）？很難下定論。但從難民的證詞中，特別是從他們沒提到的內容中，可以發現一些規律。例如，他們幾乎沒有提到過「伊斯蘭恐懼症」，或者回族穆斯林。有人告訴我，回族人的伊斯蘭教規則比維吾爾族人更嚴格。但是回族人講普通話，所以他們似乎沒有被關進難民營。然而，近一半的難民在證詞中提到了漢族人的種族歧視。
我相信這是真的。我在北京時，我的中國生意夥伴拿「維吾爾俱樂部」來取樂。他們找樂子的方式是相互挑戰，看誰敢吃驢子的生殖器，同時觀看所謂的「維吾爾女子」穿著基斯梅特（Kismet）服裝跳舞。音樂很好聽，是北京最好的。但這些東西都讓人有不道德、（種族方面）差別待人和剝削他人的感覺，有點像「咆哮的20年代」時期的「黑人爵士俱樂部」。漢族人的種族歧視是切實的，不是困擾西方人的所謂「微歧視」，而是赤裸裸地把人視為「猴子」的那種歧視。
問題是，維吾爾人的就業前景到底如何？人們普遍忽略了監獄勞動，人權倡導者沒有把這個問題列為重點關注事項。粗略地看，難民營中的維吾爾人數量在減少，但許多人實際上被轉移到了監獄裡，而且難民營越來越注重強制勞動的產出。
阿里是一個40歲出頭的男子，臉緊繃著卻依然布滿了皺紋。他吃不飽。他的眼睛（告訴我）他飽經風霜。這就是一個「被奴役了12年、沒有得到政府任何報償」的人的樣貌。
阿里在1998年遭拘留，經歷了兩年的審訊，然後一直勞動到2012年。
他最初是在「第一監獄工廠」幹活兒。那裡有20棟建築、5,000名工人，生產水泥地磚。阿里整天幹碼貨、裝貨和卸貨的事情。他幹活兒時很小心，但活兒太重了，半數工人的腿、腳都折了。
阿里還做過切割和拋光奇異石頭的工作。這個活兒對體力要求不高，只是端「一個裝膠水的大鍋」，把石頭鑲嵌到金屬框架裡。他們幹活時戴口罩，但膠水（加熱）產生的煙霧，以及拋光石頭所用的化學品「有毒」。阿里長期頭暈，迷迷糊糊，「如果口罩戴得不緊，我的眼睛就會不停地流淚」。
他（出獄前）的最後一份工作是在一條配備了150人的流水線上，為石油公司工人作褲子。一個班次工作12小時。阿里負責縫口袋。生產時會產生「微塵」，但由於工期很緊（顧不上清掃），灰塵不斷堆積，（車間）就變得像埋在沙漠裡的廢棄房屋。「沒人關心（工人的）健康問題。你就是工作、工作，沒人關心你戴沒戴口罩或護目鏡。身上全是灰塵，如果不戴口罩的話，肺部會出毛病。縫衣服時灰塵也會阻擋視線，視力越來越差。噪聲會傷害大腦。也會暈眩，因為食物太少。這就是純粹的迫害。」
2005年，聯合國（U.N.）派出一個調查小組，訪問了烏魯木齊第一監獄。（監獄當局）事先告知阿里和其他犯人，（來人時）就埋頭工作，面部表情要保持溫和，不要流露出受虐待的樣子。我讓阿里回想一下，有沒有什麼感覺不太壞的事情。他自豪地說，著名維吾爾作家、《野鴿子》的作者死前是他的獄友。
阿里在2012年獲釋，出獄前獄方搜了身，以防止他攜帶紙條什麼的。阿里逃到了越南，然後又去了柬埔寨、泰國、馬來西亞，最後來到土耳其。
阿里因被當局控為「分裂分子」而入獄。他的刑期一再延長，是因為他拒絕出賣朋友。阿里說，他的罪名「毫無根據且荒謬」。但（對於中共而言）這一向都不是政治問題，而是忠誠不忠誠的問題。
「一旦黨意識到可以利用維吾爾人賺錢，就會製造種種藉口，說你是分離主義者，說你使用微信。他們把整個東突厥斯坦（新疆）變成了生產線。漢人讓維吾爾人繁衍，強制維吾爾人在監獄裡勞動。免費的。什麼都不給。沒有（正當的）指控程序。（我們）沒有罪。要說有罪的話，那就是我和我的朋友們生錯了地方。」
我不忍心問阿里是否有妻子或女朋友。在我結束三個小時的採訪、要離開時，他臉上的失望和憤怒表情說明了一切。我懷疑阿里的命運預示了維吾爾人的未來：婦女在工廠工作，被關在宿舍裡（不能自由活動），直到過了生育年齡；男子獨自（在外）孤零零地生活，因癌症和器官衰竭而英年早逝。
維吾爾族難民渴望回到「應許之地」（《聖經》中上帝賜給亞伯拉罕及其族人的土地），但眼下看不到一線曙光；即使有，也是一閃而過。
2022年11月，中國各大院校的學生舉行燭光晚會，悼念烏魯木齊公寓大火（受害者）。這棟樓因COVID遭封鎖，人們逃不出來，一名維吾爾母親哀號的場面（令人動容）。顯然，學生們厭倦了封鎖政策。然而，每個手持蠟燭的大學生都知道自己面臨著面部識別等技術監控；現在他們的學業前途面臨著被斷送的危險。
「要有光！」（Let there be light，出自《聖經》）這是中國戰前一刻：不可信賴的政治精英集團把一個偉大的國家帶入黑暗、讓整個社會罪惡橫行，在這危險的存亡時刻，需要億萬燭光來照亮回歸之路。
作者簡介：
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是一位調查作家，著有《屠殺》（The Slaughter: Mass Killings, Organ Harvesting, and China’s Secret Solution to Its Dissident Problem）和《失去新中國》（Losing the New China: A Story of American Commerce, Desire, and Betrayal）等書。葛特曼還是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基金會高級中國問題研究員。他曾對中共監控民眾和活摘器官等問題進行調查，並與加拿大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和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共同撰寫了有關中國器官移植業情況的深入報告——《血腥的器官摘取／大屠殺：更新版》（Bloody Harvest/The Slaughter: An Update）。
原文：The Long Road to Confronting China’s War on Religion, Part III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所表達的是作者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立場。
責任編輯：高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