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4年06月01日讯】（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Christopher Balding撰文／信宇编译）近年来，全世界范围内的政策制定者和形势分析师都在努力研究如何应对来自中共的挑战。即使是许多承认中共政权在多个领域构成广泛威胁的人，也在努力挣扎，旨在制定应对这些威胁的明确计划。那么，世界应该如何应对中共政权带来的威胁呢？
在讨论“中共风险”时，我们首先需要具体界定这个词的含义。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我们将重点关注那些与中共政权和中共企业的贸易和金融联系给外国国家和公司带来的风险，无论这些企业是实际位于中共治下还是第三国。
然而，我们需要考虑更多层次的风险。在我们的大部分实践中，我们将依赖于两个具体的风险概念。
首先，是否存在国家安全风险？不幸的是，数字时代的国家安全涉及的部门和产品比大多数人承认的要多得多，但我们必须考虑这些风险。
其次，如果不存在国家安全风险，那么某类产品过度依赖中共，那么潜在的风险是什么？如果中共行使其市场力量（事实上，中共经常这样做），这类产品能否在其它地方以必要的数量轻易、迅速地购买到？
显而易见，中共已在一些行业确立了主导地位，这些行业带来了非常现实的风险，例如电视机、移动设备、电信网络设备和耐用品等基础电子制造业，以及进入汽车高端市场的外国和国内品牌出口汽车。这些商品的问题在于，它们对未经授权的数据收集和监控构成了明显确定的、有据可查的风险。
最初应对监控和数据收集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的方法是零敲碎打，封锁特定涉事公司。然而，每封杀一家公司，中共政权国家支持的其它公司就会冒出来，或者令人担忧的部件被出口到其它国家组装成最终产品。我们需要采取更全面的方法来解决中共电子产品嵌入到各种产品中对监控和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
根本问题在于，中共投入了大量资源来主导一些关键行业，特别是制造业和初级投入品。例如，在许多行业，中国控制了全球90%的产能。这种情况在关键投入领域最为明显，如用于大多数电子元件的稀土金属，而且甚至延伸到了制造业领域。如果不解决中共政权对许多行业的完全控制以及如何实现供应多样化的问题，那么任何应对中共威胁的战略都不能被认为是可信有效的。
治标先治本，至少有以下几种方法可以解决根本问题。首先，美国需要制定清洁技术法规，对电子企业的全球供应链进行审核，使其符合要求。目前，有关商品数字保护的法规极少。鉴于人们对华为和TikTok等中共公司的共同担忧，它们构成的威胁同样适用于许多其它中共公司和其它公司。与其逐个公司单一地解决问题，不如将数据保护和数据隐私标准适用于所有产品。
其次，美国需要对大量制造业实施“友岸外包”（friendshore）策略，以打破中共在许多行业的主导地位，并帮助转移总装和基础制造业等业务。实际上，很多制造业不会从中共回流至美国。不过，与中国制造业相比，美国更愿意接受墨西哥、日本、加纳或英国的制造业。
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以不同的方式激励企业，并与伙伴国签署长期贸易协定，以表明美国的承诺。除非美国做出明确的长期承诺，改变贸易流动方式并分配资源以改变全球贸易模式，否则大部分企业和其它国家都不会轻易冒激怒中共的全球风险。
无论是美国采取的“脱钩”（decoupling）还是欧盟实施的“去风险”（derisking），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寻求各种方式，旨在减少对中共的依赖。然而不得不说，迄今为止，美国政府和其它国家，即使是那些认识到问题所在的国家，所采取的方法也是杂乱无章、零敲碎打的。
如果世界要认真应对中共的风险，就需要通盘考虑解决整个威胁，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逐个公司孤立地解决。
作者简介：
克里斯托弗‧鲍尔丁（Christopher Balding），曾任越南富布赖特大学（Fulbright University Vietnam）和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他的研究领域涵盖中国经济、金融市场和技术等。他是总部位于伦敦的英国外交政策研究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Henry Jackson Society）的高级研究员。他曾在中国和越南生活了十多年，后来移居美国。
原文：Managing the China Risk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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