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4年06月04日訊】「和平」是人人所嚮往的，尤其是在俄烏戰爭及中東以哈戰爭接踵而來的當下，和平更在今日顯得相當珍貴，尤其是台海地區被諸多學者認為是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最可能地點之一，因此有許多政治人物提出想與中共簽屬兩岸和平協議以避免爭端，共同互利，而兩岸又同文同種，本應是「兩岸一家親」……這類說辭。
其實就以當前局勢來看，台海不和平因素完全操之在中共單方面。這幾十年來全都是中共主動發起侵略性的軍事演習破壞和平，想以武逼統，就中共的本質而言也無所謂的和平概念，共黨所謂的和平、談判正是偽裝的戰爭手段之一。
過去在1954年6月周恩來訪問印度與總理尼赫魯一同發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後續的聯合國日內瓦會議以及黨魁毛澤東訪問莫斯科時都再度提及所謂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但在幾年後便爆發了中印邊界戰爭。
同樣的中共在1954年4至7月的聯合國日內瓦會議中達成了劃分南北越的協議的期間，周恩來在大會上致詞同樣大唱和平的論調，但回國後中共就大量支援北越軍事物資，派兵訓練北越軍隊，最後發動併吞南越的戰爭。
因此過去統治台灣數十年的兩蔣總統任內也一直奉行所謂「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故前總統蔣介石曾說道「與共匪談判和平，實等於與虎謀皮」。然而時自今日有許多人不了解其歷史背景，認為這僅是單純的意識形態，其實那是不明白中共邪惡本質以及過去國共談判失敗的歷史，因此本文就略述過去國共歷史上的九次和談的歷史，用以鑑往知來：
國共於1949年前的和談歷史：
第一次國共和談：（時間大略為1923年1月16日至1月底）
1921年中共於上海成立不久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至桂林拜訪孫中山先生要求合作遭拒絕，不久後陳炯明叛變，孫中山避難至上海。1923年1月中馬林、越飛、陳獨秀等人再次至上海與孫中山會面和談，當時俄共已在中國成立支部已有許多青年加入黨組織。在這次會談孫中山准許中共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他認為這樣必能使一群誤信共產思想的年輕人能導回正軌以完成國民革命，並發表宣言說道：中共組織、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可使此項共產主義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對於革命事業發生危機的情勢當下，這是孫中山的權宜之計，他的意願是反共的。
然而一年多後中共分子已多在國民黨黨務、軍政機關任職。中共於孫中山在世時仍不敢有大動作，直到孫中山離世後中共便開始阻止中國的北伐統一，以及在黨內從事分化運動。1926年中共發動中山艦事件準備劫持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至俄國但失敗。1927年國民政府隨北伐軍遷至武漢，中共趁機拉攏國民黨內親共人士發起運動：在中央爭權，在地方則進行土地改革、鬥爭地主及富農搶奪財富並且徵兵，強化自身實力，最後讓國民政府一分為二(史稱寧漢分裂)，而蔣介石也因此發起清黨運動，與中共徹底走向決裂。
會談結果：孫中山謹守承諾讓中共加入國民黨，但中共徹底背棄承諾將共產組織全面引用於中國，日後更徹底造成國民政府分裂，加劇中國的內憂與外患。
第二次國共和談：（時間大略為1939年6-7月期間）
在抗日戰爭前，中共在國軍的連續追剿下已接近瓦解，於是多次要求和談以求生存，這時共產國際與納粹德國交惡，也不願同時與德日兩面作戰，因此要求中共接連發出《八一宣言》以及《致中國國民黨書》以脅迫第二次國共合作，組成民族抗日統一戰線。這時國民黨內部也開始動搖，準備與中共合作。到了七七事變爆發時，毛澤東、朱德聯合致電蔣委員長表示願將紅軍改編國軍作戰序列共同抗日，國民政府接受共軍之投誠，將紅軍改編為國軍第八路軍任命朱德為總指揮納編為閻錫山的管轄。
此時毛澤東給予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的戰略指導，因此八路軍進入山西後便不聽指揮，到處襲擊國軍部隊及地方游擊隊將其收編壯大自己實力，同時又建立邊區政府與中央抗衡。
這時八路軍底下的第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也在全國各地策應日軍襲擊國軍，對此1939年6月10日蔣介石召見周恩來與葉劍英作六點指示，要求中共信守諾言。周恩來報告毛澤東後，毛澤東對此置若罔聞，仍命十八集團軍繼續在山東、察哈爾等地區襲擊國軍，造成國軍師長張誠德及游擊司令孫仲文殉職。
1939年7月統帥部為解決爭端，由參謀總長何應欽與周恩來、葉劍英進行會談，將中共建立的邊區隸屬行政院管轄，並重新劃定國共責任戰區。由閻錫山為二戰區司令長官、朱德為副司令，並同意中共擴軍，中共承諾不再與國軍衝突，但是會談後共軍仍然繼續攻打山東魯村及江蘇一帶地區。
會談結果：國軍謹守承諾，給予共軍許多實質上的利益，但共軍持續攻擊國軍，所有承諾無一兌現。
第三次國共和談：（時間大略為1943年3月底至4月初）
1941年1月中共所屬的新四軍不斷第三戰區發生衝突，最後舉兵叛變失敗而遭解散。到了12月日軍偷襲珍珠港引發太平洋戰爭，國軍擺脫單獨對日作戰，勝算大增。這時毛澤東態度也變得異常恭順，整整近一年時間共軍暴行次數大為減低，1942年10月周恩來至西安拜見蔣介石表達中共全力擁護中央的誠意。
1943年2月蘇俄在同盟國的幫助下取得對德軍作戰的優勢，對中國的態度轉為敵對。毛澤東也大改恭順的態度，各地共軍也開始大量襲擊國軍部隊，山東、江蘇等地的國軍都遭到大量的戰損。1943年3月28日周恩來、林彪代表共軍與參謀總長何應欽談判，提出:承認中共政權的合法地位、擴編軍隊、改編陝北行政區等四項新的要求，何應欽再次提出希望中共遵守上次談判承諾的中央提示案，不得再與國軍衝突，但周恩來借詞推託，無解決問題之誠意，談判遂無疾而終。
會談結果：中共不願信守承諾，談判無疾而終，中共持續襲擊國軍發展地方勢力。
第四次國共和談：（時間大略為1944年5月至6月期間）
隨著同盟國陣營逐漸取得優勢，俄國領導人斯大林開始進行戰後國際秩序的重現，計畫讓共黨勢力遍布全球，1943年5月宣布解散第三國際用以撇清與世界各地紅色政權的關係，11月中共發表「內戰危機是空前未有的」社論為日後與國軍的作戰做暖身。
1944年1月毛澤東向國民政府要求談判，經過三個多月的安排。於5月4日由中共派出林祖涵與國民政府代表張治中於西安進行會談，林祖涵提出了改組邊區、軍事移防、釋放政治犯等17條要求。一個月後再度增加12條，內容為大量增加共軍的數量、承認抗戰時期中共建立的地方政府、盟軍軍需物資分配與共軍、開放其所謂的民主政治、黨、報禁等措施，將過去國共歷年談判的內容幾乎完全推翻。會談中又多次改變要求，其條件一次比一次嚴苛，最後談判又無疾而終。
會談結果：中共多次改變要求，其條件一次比一次嚴苛，談判仍無疾而終。
第五次國共和談：(時間大略為1944年11月初)
1944年夏季，日軍準備集中全力在中國的河南、湖南、湖北等地區發動大規模的夏季攻勢，想儘早結束中國地區戰勢，用以專心對付美國，此時為國民政府於抗戰勝利前最艱困時期。此時毛澤東準備對中美進行政治分化手段，他透過太平洋學會邀約美國軍政領導人至延安拜訪，1944年11月7日美國特使赫爾利將軍至延安與毛澤東及林祖涵商談，會後成功簽屬所謂的《國共合作協定》（簡稱五條協定草案）。
草案內容大致為：國共一致合作擊敗日本及建設中國，改組國民政府為聯合國民政府，承認中共及所有抗日黨派的合法地位並分配同盟國的援助物資，所有抗日軍隊接受聯合政府命令，開放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等五大項內容。
11月10日赫爾利與周恩來帶著這《國共合作協定》與蔣介石商討後，蔣介石對其聯合政府一案提出反對，而其它各項提出可一一商討。
之後赫爾利將軍促成國共雙方在重慶持續進行會談，但會談後無共識，周恩來返回延安後致函赫爾利將軍表示中共對會談內容完全不接受，這次會談也因此無結果。隔年4月左右赫爾利回國發表支持國民政府的言論，中共發文批駁，雙方關係惡化。
會談結果：中共以分化中美關係的計謀未得逞，而國共談判仍無結果。
第六次國共和談：(時間大略為1945年1月底至2月中)
1945年1月8日赫爾利將軍就任美國駐華大使，他關心國共雙方的衝突，因此就繼續推動國共的和談，1月26日赫爾利與中共代表周恩來，國民政府代表宋子文、王世傑於重慶舉行會談，會議中周恩來堅持已遭蔣介石反對的中共聯合政府政策，於是會談一開始就陷入僵局，周恩來又向美國政府索取武器裝備等軍需物資遭赫爾利將軍反對，於是周恩來惱羞成怒不斷的於會議中對國府及美方代表言詞污衊詆毀，行徑與流氓無異，直到2月上旬會議都一直無結果。
此時正逢雅爾達會議期間，蘇共首腦斯大林準備對同盟國進行政治勒索，毛澤東於11日電令周恩來拖延談判，任何問題都讓其懸而未決。2月16日周恩來返回延安參加中共黨中央第七次大會準備發動對國軍的全面攻擊，此會議至此也宣告終止。
會談結果：因中共單方面中止而宣告結束，而國共談判仍無結果，會後中共準備發起全面叛亂。
第七次國共和談（重慶談判）：(時間大略為1945年8月28日至10月10日)
1945年8月初日本投降在即，蘇俄派大量軍隊佔領東北準備扶植中共奪權，共軍統帥朱德違抗國府命令發出命令讓共軍配合蘇俄進入中國備戰。8月14日國民政府被迫簽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蔣介石為免戰後局勢失控，致電毛澤東前來重慶共商國事，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也準備調停雙方進行談判，因此拉開重慶談判之序幕。之後於8月28日，毛澤東與周恩來、王若飛在美國大使赫爾利陪同下與中國國民黨代表王世杰、張治中、邵力子展開和談。
會談期間中共表示願意在蔣介石的領導下長期合作避免內戰，徹底實行三民主義及軍隊國家化，但又拒絕交出軍隊，又堅持要國民政府承認中共解放區的主權，還要求共產黨人出任山西、山東等五省主席及六個省的副主席，四個特別市副市長職位…。但是這幾點直接遭到蔣介石的拒絕，於是談判暫時陷入僵局，中共僅同意名義上的建國方針，但對於共黨的軍隊和政權兩項絕不放棄，經過43天雙方進行了多次討論及正式的五次會談，僅能整理有共識的部分作為紀要，最後雙方於10月10日簽署《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內容僅是一些雙方關於和平建國的方針、政治民主化、國民大會、軍隊國家化、對日受降等五大問題的些許共識，嚴格的說僅是一個「意向書」或者會議記錄。
在會議結束後隔日，10月11日毛澤東準備返回延安，離開前在歡送會他對在場與會人士表示「中國今天只有一條路：就是和，和為貴。其它一切打算，都是錯的。」
返回延安之後毛澤東招集幹部說明:紙上的東西不等於現實的東西，內戰不可避免！之後又補充說道:與國民黨的談和是迫於目前形勢:敵強我弱，需要的是爭取時間博取國際同情。和國民黨的鬥爭是長期的，戰爭無可避免，打垮國民黨才是最後目的⋯⋯
10月20日共軍持續於蘇北、魯南等五個地區襲擊國軍，一週後又大肆破壞已修復的平漢鐵路，11月共軍將領賀龍進攻大同歸綏。
結果：僅暫時簽訂意向書《雙十協定》，但毛澤東單方破壞協議，國共雙方仍衝突不斷。
第八次國共和談：(時間大略為1945年1月至2月期間)
《雙十協定》後中共仍持續擴大在全國各地的叛亂，同時鼓動利用民盟及學生發起學潮，要求反內戰、反獨裁、爭取民主。
這時作為中國最主要的盟邦美國決定調處國共之爭，當時美國政界普遍受共黨宣傳的影響認為共黨僅是一個改革派政黨，1944年12月15日美國總統杜魯門派遣馬歇爾上將擔任特使至中國調解國共爭端。
於是在1945年1至2月期間國民政府代表張群與中共代表周恩來與馬歇爾連續舉行六次會議，最後簽署停戰協議，發布至國共雙方軍隊各級指揮官，之後又再度進行政治協商及軍事小組會議，通過了政府改組、和平建國綱領、軍隊改組等六項協議方案。
至此大部分的人們認為戰後國共衝突就可避免，馬歇爾也感覺自己使命已達，準備於三月返回美國述職，臨行前馬歇爾又受到毛澤東的邀請訪問延安，並對其承諾願貫徹與國府簽署的各項協議。
就在馬歇爾返回美國後毛澤東立即命林彪率三十萬共軍進入東北接受蘇俄的軍事訓練及武裝，同時破壞國軍隊東北的接收。這時周恩來也立即推翻與馬歇爾、張群簽署的一切協議，在東北的共軍對國軍發動全面的攻勢， 1945年4月馬歇爾將軍再次回到中國時情勢已極度惡化，中共持續於東北全面發動攻勢，對承諾的協議一概推翻。但此時的共軍遇上戰功卓著孫立人將軍率領新一軍的迎頭痛擊，其主力在孫立人的連續攻勢下已喪失大部分戰力，部隊準備向北退至佳木斯，戰敗似乎已成定局。
然而此時有了轉機，馬歇爾將軍以美援作為要脅，要求國軍立即停戰與共軍談判，國民政府只得於6月6日再度下令停戰，孫立人將軍遭解除兵權，國軍士氣因此遭到重大挫折，共軍反而得到喘息機會。
不久後整補完的共軍再度發起攻勢，並且在輿論上發起反美運動要求美國撤退在華駐軍，但馬歇爾認為只要國民政府在軍事上收手，就可恢復和談，1945年7月馬歇爾致電杜魯門總統要求斷絕一切對華援助，戰局逐漸對國軍不利，就這樣到了1947年1月馬歇爾返美發表條停失敗之聲明：將責任歸咎於國共雙方不願妥協之份子，但對國府責難較多，而他在華建立的調處行動小組也宣告解散，第八次國共和談也因此結束。
結果：談判破裂，國共雙方仍衝突不斷，中共成功發起反美運動。又成功讓馬歇爾特使偏袒中共斷絕美援，種下日後中共成功奪取政權的禍根。
第九次國共和談（北平和談）：(時間大略為1949年4月1日至20日)
1947年春季共軍將領林彪在東北地區連續發動七次攻勢，國軍情勢告急。為了強化自己實力，先後於1947年5月20日及隔年的12月與蘇俄簽訂了《哈爾濱協定》與《哈爾濱協定》，以中國東北的採礦權、糧食以及交通、駐軍等國家利益換取其軍事物資的資源，就這樣中共獲得了價值34億美元的武器並裝備了11個現代化的師，而國軍則失去了美軍的外援，戰局逐漸對共軍有利，1948年時共軍已控置了東北及大部分的華北、華中地區。
依戰略情勢而論若當時國民政府能上下一心抵抗中共，憑著上百萬的軍隊以及南方的資源局勢尚能挽救，但是國民黨內許多人士對中共仍尚存幻想，副總統李宗仁於1948年8月對外宣稱希望恢復與中共的和談，12月華中剿匪司令白崇禧致電本部要求停戰讓美蘇二國聯合調停，國民黨內大老程潛、李濟深、黃紹竑等人更進一步要求蔣介石辭職，藉以增加對中共談判之籌碼。而此時在戰場上中共也於遼西會戰、徐蚌會戰、平津會戰取得了關鍵的勝利，國民政府只剩長江以南地區，局勢逐漸難以挽回。
西元1949年1月16日蔣介石召集各黨代表及相關人士商討對策，國府委員邵子力要求對中共無條件投降，也有50多位立法委員要求和談，於是行政院決議派人與中共談判，21日總統蔣介石辭職，由副總統李宗仁代理，進一步著手與中共談判。下野前蔣介石公開發表文告說道：和談的原則是維持中華民國的法統與國體不變，並保有軍隊。然而隨後毛澤東卻發表《關於時局的聲明》，提出懲治戰犯、廢止憲法、改編國軍、沒收官僚財產等八項極為嚴苛的條件上進行和談，否定蔣介石的原則。
然而總統李宗仁卻於1月23日派出以邵子力為首的代表至上海與中共代表接觸，期間中共擺出極高姿態，要求國民政府逮捕43名「戰犯」又拒絕接見國民政府代表。在多次交涉後終於同意於4月1日開始在北平進行談判。
國民政府談判的底線是雙方「劃江而治」，但是中共堅持以毛澤東的八項條件為基礎，並且威脅不論國民政府是否接受，共軍都要越過長江佔領國民政府的領地並限時12日內回覆。4月13日國共雙方代表第一次會議開始，周恩來再增加8條24款更嚴苛的要求限定於5日內接受，並表示即使接受投降條約，共軍仍會渡江南下。
由於中共的要求過於嚴苛等同無條件投降，遭行政院長孫科為首的黨內大老反對，總統李宗仁感於壓力過大因而致電蔣介石請求復出，4月20日國民黨中央發出通告指責中共之和平條款歪曲事實超出和議原則，國共第九次談判也因此宣告破裂，而國府談判代表張治中、邵力子等人投向中共。
結果：談判破裂，五十萬共軍渡過長江，最後奪取政權造成日後數億人死亡的悲劇。
中共對和平與談判的根本含意
總和過去與中共談判的歷史發現，中共在與實力較強的對手談判時都會不斷鑽空隙，找出自己的有利點若對手相等或較弱時都會放出極高姿態，提出幾乎不可接受的條件，但共同點都是絕不會信守承諾並占盡對手一切好處，國共談判的歷史也正是中共滲透國民黨並奪取政權的血淚史。另一方面要了解中共的和談策略就必須了解中共對和平與談判這兩個概念的根本含意，簡單而言：
中共字典中的和平絕非一般人心中那種與戰爭對立的和平狀態，而是其統戰策略的一種；而談判也絕非解決彼此問題的手段，而是利用談判爭取時間，或者是利用談判使敵人發生錯誤以利於他全盤的鬥爭，所以和平與談判中共都是用來消滅對方的手段。
俄共領導人列寧在《戰爭與和平》文章中談到：和平是集結實力的手段……和平是為了另一個戰爭的喘息。又在《我們的革命》文章中提及：和平是在力不勝敵的時候需要爭取喘息的時間，那怕是一分鐘的時間，爭取時間聚集力量，準備下一次的鬥爭。而他的繼任者史達林更曾說道：和平是手段，解放的革命戰爭才是最後目的。
關於中共所謂的談判，蔣公在《蘇俄在中國》一書中有幾段獨到的見解：
一般人認為和平談判是從戰爭轉入和平的途徑。凡是蘇俄或中共要求「和平談判」的時候，自由世界的人們，立刻認定他是不再作侵略戰爭，而願意和平了。其實共黨的「和平談判」不是和平的途徑，而是戰爭的一種方式。所以他的和談，不是為了達到和平的結果，而是為了達到作戰的目的。
「喘息戰術」是俄共慣用的一種方法，他為了獲得一個喘息的機會，不只與敵人和平談判，並可與敵人簽訂一個停戰協定，甚至簽訂一個和平條約。
共黨這個戰術並不是單純的防禦。共黨利用和談與停戰，來整補他的部隊，準備下一次攻擊，或是為了發動政治宣傳攻勢，分化敵人的同盟者，打擊敵人士氣，瓦解敵人內部的團結。這都是他和談與停戰的積極作用。
由此可知共黨的和平等同戰爭，談判也絕非解決彼此問題，而是利用談判爭取時間，或者是利用談判使敵人發生錯誤，以利於他全盤的鬥爭。所以若我們將中共所說的和平當作戰爭的結束，或把中共說的談判當作解決問題的討論方法都是走入了中共所預設的陷阱，這是最愚蠢而不可原諒的事。
也就是如此所以當1979年1月1日中共成功與美國建交後隨即對中華民國展開所謂的和平攻勢，對內外都鼓吹要與中華民國進行和談、對話，企圖瓦解全球反共人士的團結時，當年行政院長孫運璿先生就隨即於1979年1月12日發表《對共匪最近各種統戰活動的嚴正聲明》強調：
相信共產黨謊言的人，都只落得悲慘的下場，今天我們不能做一個為自由而奮戰的鬥士，明天我們就會淪為飄流海上的難民！
總統蔣經國也如此說道：我們政府與中國國民黨的一貫政策，是基於國家民族的利益，和共匪鬥爭到底，共匪為中國人民不共戴天之仇的敵人，因此國共之間，永遠不會妥協，自亦永無和談之可能。
時至今日全球面臨反共大潮的當下，展望過去九次國共談判的歷史教訓，時至今日仍對中共心存幻想者，豈能不以過去慘痛的歷史作為借鑒呢？
參考資料
◎《經驗與教訓 : 為何絕對不能與共匪談判 》 新思潮出版社編 1979年1月 初版
◎《中共禍國史實年表(一)》中國大陸研究出版社編印 1975年初版
◎ 《中國近代史》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編印 黎明2000年3月 再版
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