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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伯钧是毛泽东“钦点”的“中国第一大右派”。有一天，他和女儿章诒和聊天时，谈到中国“历史学界第一大右派”向达，称赞向达是非常难得的高级人才。
章诒和来兴趣了，问：“他怎么个高级法？”章伯钧扳着手指说：“向达精通中外交通史、西域史、唐史、敦煌学，还能编蛮书，搞翻译，对中国美术、壁画也是很有研究。”
这位章伯钧口中“非常难得的高级人才”，究竟是个怎样的人，一生又有怎样的特殊经历？今天，我们就根据孟彦弘的文章《不合时宜的倔犟》等资料，走近这位史学界的大师。
北京大学一级教授
向达跟中国著名作家沈从文是老乡，湖南湘西人；1924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历史系；后来先后在浙江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担任教授。向达是在中外交通史、中外文化交流史方面做出开创性贡献的第一流学者，译著的论文和专著达100多种，重要著作有《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等。
1949年前后，有人邀请他到美国讲学，他婉言谢绝了；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多次邀请他南下，他也婉言谢绝了。他对国民党当局的一些批评性言论，使他一度被认为是“进步教授”，成为中共统战的对象之一。
中共当政后，向达成为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北大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全国政协委员。
“史学界第一大右派”
向达深受当时北大“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影响，又“为人憨直、是非分明、毫不宽假”。他曾公开表示：“我们现在要监督执政党，使它做得好，不让它变化。”不过，他的愿望落空了。
1957年，中共发动“反右运动”，北大成重灾区，向达则成为重灾区中的众矢之的。
1957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报导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座谈会，“批判史学界右派分子向达、雷海宗、荣孟源和陈梦家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向达一下子成了全国史学界的第一大右派，遭到猛烈炮轰。
第一个炮轰他的是北大副校长、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翦伯赞称，向达把中国科学院党的领导比喻成“张宗昌带兵”，这是把共产党比作北洋军阀；向达攻击科学院的领导，“既是外行又不信任人”；形容中国的“科学家是街头流浪者，呼之则来，挥之即去”。
向达曾提出：中共建政后，中国“历史学只有五朵金花”，绝大多数搞历史研究的人，都把主要精力放在“五朵金花”上，即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农民战争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翦伯赞说，向达讨厌这五朵花，“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五朵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开出来的花朵”。
不止“五朵金花”
其实，在向达看来，中华历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怎么可能只有“五朵金花”？他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像所有老一代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知识精英一样，他深爱上下五千年中华民族的老祖宗留下的珍贵遗产。
他曾不远万里跑到英国、德国、法国、梵蒂冈，用笔一个字一个字抄写流失海外的中国古籍。仅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就抄写了20多万字中国近代史料！他还把能看到的敦煌卷子做了详细的卡片，并抄录、写成目录提要，记上卷子的编号、名称、长短、所存行数，并抄下其前五行和后五行，重要的卷子还拍了照片，带回国内。
抗日战争胜利后，向达是强烈要求日本赔偿中国文化损失的学术界代表之一。
向达一生最重要的学术成就，都是在大陆中华民国时期相对自由的学术气氛下完成的。他曾写道：“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这才是北大的传统精神，也是三十多年来中国大学教育的精神。这种精神，需要创始者，也需要继承者共同珍重。民主、自由，有历史作记录与证明，诡辩、宣传都不足以淆乱颠倒。”
向达是当时中国学术界泰斗级人物陈寅恪的好友。陈寅恪最看重的品格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53年，陈寅恪从前的得意门生、后皈依马克思主义的汪篯到广州，劝他北上，遭痛斥。之后，陈寅恪致信北京的各位好友表明他的态度，其中就有向达。
但是，中共建政后，社会科学研究的一切领域，都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让向达很不理解。他曾说，考古发掘，你怎么区别这一铲挖下去是无产阶级的，那一铲挖下去是资产阶级的？
搞民族分裂？
1957年向达被打成“右派”，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人指控他搞民族分裂活动，甚至有人说，他想当湘西土家族自治州州长。
1950年，湘西土家族人提出，自己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少数民族，不应再被视为苗族。直到1956年10月，中共最高当局才接受这一要求，但没有正式公布，湘西土家族仍处于苗族自治州“代管”的地位。于是，湘西土家族人不断通过各种渠道，向上反映，要求被认定为一个独立的少数民族。作为土家族的知名人士，向达自然成了家乡人寻求下情上达的对象之一。
1956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向达回老家湘西考察。回到北京后，写了一份报告，发表在全国政协刊物上。1957年3月18日，向达和社会学家潘光旦在政协联名发言，认为在湘西北、鄂西北、川东南有一个少数民族——土家族。这些言论现在看来仍然十分中肯，并无过激之处。但在“反右”运动中，他们的言论竟然被认为是“搞民族分裂主义和破坏民族团结”，两人都被打成右派。
据北大历史系的田余庆、夏自强回忆，向达被定为“右派”，最终决定权不在北大，而在中共高层。
文革中再次蒙难
到了十年文革期间，曾经的大右派向达，自然在劫难逃。他是文革爆发后第二批被揪出批斗的“牛鬼蛇神”。先是被一再批斗，后被下放到北京郊区的昌平县劳动改造。向达文革中的遭遇，他的同事有一些零星的记载。
北大历史系教授邹衡回忆说：“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个可怕的太阳似火的上午，是在1966年6月，几个造反派架住被迫剃光了头的向达先生，在三院二楼外晒得滚烫的房檐瓦上‘坐飞机’，一跪就是几小时——向先生已是66岁高龄。我看到有的教师吓得直哆嗦，我也感到他凶多吉少，躲在一边落泪。果然，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一代巨匠向达先生。”
同是北大历史系的邓广铭教授回忆：1966年9月27日，中共“国庆节”快到了，北大这些“反革命分子”难受的日子也到了。学校命令他们立即下乡，向达也去了。下乡后，分为两组。一组是严重的“牛鬼蛇神”，二组的罪行较轻。向达在一组。
那时，向达有尿毒症，腿肿，走路疼痛。他找监管的医生，医生不给他看病，只给他消炎片。哪知他这病不能吃消炎片，越吃越坏。邓广铭等人10月14回到北京，向达因“问题严重”不能回家。
预知难逃厄运
再后来，向达的身体越来越差，走路都很困难，不得不回家。回家时，他的浮肿已经到腰了。向达夫人送他去校医院。几个医生一见是向达，就骂道：“右派分子”，“反动权威”。他们不给好好看病，胡乱开了点药，就打发他回家了。向达夫人要求住院治疗，这些人不准，还骂人。
从校医院回家后，向达躺在床上对夫人说：“我恐怕是过不了这一关了。”夫人哭问：“你要是死了，我怎么办？”向达指着地上的书说：“我一生的积蓄都在书上，我死后你就卖书度日吧。万一你实在过不下去了，就去找燕生，就跟燕生过吧。”燕生是他们的长子，在天津工作。
几天后，1966年11月24日，一代历史学家向达，在瑟瑟寒风中撒手人寰。之后不久，他留给夫人的书，全部被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偷走了，一本不剩。其中很多书极为珍贵，不乏善本。
章诒和回忆说：“向达是右派，算‘前科’，受罪挨罚最多。他早有思想准备，曾对家人交代：如有三长两短，不要意外和惊恐。”
北京大学是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1917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一时开风气之先，使北大成为人才云集、英才辈出的学术殿堂。中华民国时代，北大出了不少大师级学者。
1949年中共建政后，在历次迫害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中，北大都是重灾区。许多学贯中西的学者被迫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到今天，北大事实上已成中共的党校，“独立之精神”难寻，“自由之思想”难存。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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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