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日訊】前言：近期上市很多“跟毛澤東學”打頭的書，如“跟毛澤東學領導”、“跟毛澤東學史”、“跟毛澤東學文”﹐“跟毛澤東學智慧”等等，每冊都有40－50万字，很是熱鬧。据說有些青年人喜歡看。本人不才，也不自量力，打算寫點“不跟毛澤東學”打頭的文章，湊湊熱鬧，這是其中一篇。
民間索賠和毛澤東的慷慨
据《大紀元》9月18日報道：今年八月，在中國齊齊哈爾發掘出當年日軍埋藏的芥子气，造成一死，四十余傷。“愛國者同盟网”、“搜狐”等七家网站，舉辦网上簽名，要求日本賠償，，簽名已超過百万人。据說這是中國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网上請愿活動之一。
1931年“九一八事變”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日本在長達14年的侵華戰爭中，据估計造成中國軍民傷亡以千万計，經濟損失約5000億美元，作為侵略者的戰敗國日本向我國作了哪些戰爭賠償呢？
七十年代初，日本的田中角榮首相到中國來，會見毛澤東。本來應該理直气壯的向日本索賠，但是就憑毛澤東一句話，把中國對日賠償要求一風吹了。 1972年9月29日在北京簽字的《中日聯合聲明》中有：“第五款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 毛澤東十分大度地放棄了日本的賠償，表現了“偉大領袖”的“慷慨”。
毛澤東“慷”中國大眾之“慨”，中國抗日英烈和無辜百姓的血就這樣白白地流掉。
侵略者理應賠償
二次世界大戰后，受害國家紛紛要求戰敗國賠償。當時地蘇聯和東歐國家都獲得了巨額賠償金。
1953年初西方盟國与西德簽訂了《倫敦債務協定》，規定，西德必須從1953年起支付600億馬克作為納粹德國造成“人員財產損失”的賠償。
日本對中國以外的亞洲國家的戰爭賠償，從50年代持續到70年代。舊金山對日和會以后，亞洲各戰爭受害國（主要是東南亞國家）陸續向日本提出訂立雙邊和約問題，大多數國家將對日索賠作為訂約的前提條件，并不斷地迫使日本做出讓步。緬甸是第一個和日本就賠償問題達成協議的國家。
歷史上也有許多戰爭賠償事例：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后，清政府以戰敗國的身分給戰胜國日本2．3億兩白銀作為戰爭賠償，日本當時人口約為3000万，這筆賠款相當于它几十年的財政總收入，日本就是靠這筆錢發展重工業、軍火工業和大辦教育。
上世紀九十年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1991年以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赶走了侵略軍，后來科威特政府及其公民獲得160億美元賠款。
毛澤東慷慨爭霸主
毛澤東不要日本賠償，表現慷慨是因為中國很富有，不困難嗎？當然不是。
當時中國經濟异常困苦，繼“大躍進”餓死三千万人之后，毛澤東還要高舉“人民公社”、“大躍進”﹐“總路線”三面紅旗。飢餓遍全國，城市人口每月只有半斤油，每年供給十几尺布，肉、蛋、糧食、肥皂、全都憑票定量供應。農村連這种待遇都沒有。
老百姓飢寒交迫，毛澤東為什么不顧大眾死活，慷慨免去日本巨額賠償呢？這是因為毛澤東當時貫徹“三個世界”理論：反對蘇修、美帝（第一世界），爭取日本（第二世界），要當其他國家（第三世界，貧窮小國）的領袖。目標是世界霸主。
為了爭世界霸主，毛澤東不听黎民哀號，“慷”千万英烈之“慨”，免去日本巨額賠償。這就是“人民大救星”的所作所為。修煉“世界領袖”，走火入魔，竟至如此，也是中國人的悲哀。
毛澤東的慷慨不僅表現在對待日本。對待其他一些小國、窮國，他的慷慨，也都達到難以置信的程度。在巴爾干半島上有個又窮、又落后的小國阿爾巴尼亞，當時是在獨裁者霍查領導下的共產極權國家。只因為霍查吹捧、一邊倒向毛澤東，反對蘇聯、美國，就被毛澤東奉為歐洲的一盞社會主義明燈。在毛澤東的指示下，從1954年開始，給阿爾巴尼亞的經濟、軍事援助將近90億人民幣，阿總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達到4000多元。當時中國工人的月工資才30元，大學畢業生工作一年后才拿到50多元。4000元的數目相當于當時中國工人10年的工資。
霍查向中國要了很多鋼筋和水泥，用這些材料還在全國建了一万多個烈士紀念碑。（見《耿回憶錄》。耿曾任中國駐阿爾巴尼亞等國大使，中共中央聯絡部長，和國防部長(見《中共中央委員人名辭典》P290）盡管毛澤東對霍查如此慷慨，到頭來，他們還是站到了中國的對立面。与中國作對。
毛澤東援助越南等國，都表現出非常的慷慨，但都沒有換來什么好果子。1979年中越戰爭，越方使用的正是中國支援的武器。
中國在毛澤東時期的貧窮落后，既來自毛澤東的對內政策，也來自于毛澤東對外的“慷慨”。
网上簽名意義重大
1972年毛澤東會見日本田中角榮，中日簽訂了《中日聯合聲明》。至今已經過去了31年，毛澤東也死了27年。這是一段不平凡的時期，中國的大眾正在不斷的覺醒。
這次网上的示威活動，也向那些掌握大權的人物說明：如果他們不理會國家的利益，在對外關系上，出賣大眾的權益，早晚會受到民眾和歷史的譴責，他們能夠掩蓋真相于一時，不能掩蓋真相于永遠。
中國人將會認識到，自己的利益要靠自己奮起捍衛。
最近百万人簽名，向日本索賠，是一個很好的開端。
這次涉及的具體事件，雖然只是一死四十余傷，但是其深遠意義卻不同尋常。
讓我們向這次組織网上簽名的“愛國者同盟网”、“搜狐”等七個网站致意。
讓我們向簽名活動的組織者致意，希望他們再接再厲，組織更多的簽名，使民意有個表達的渠道。
附錄：
《耿飚回憶錄》
（注：耿飚曾任中國駐阿爾巴尼亞等國大使，中共中央聯絡部長，和國防部長。見《中共中央委員人名辭典》P290）
我國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鎖、存在經濟困難的情況下提供的。從一九五四年以來，我們給阿的經濟、軍事援助將近九十億元人民幣。阿總人口才二百万，平均每人達四千多元，這是個不小的數字。我們援阿的化肥厂，年產二十万吨，平均一公頃地達四百公斤，還遠超過我國農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數量。而軍援項目之繁多，數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國防的需要。在阿方領導人看來，向中國伸手要援助，似乎理所當然。霍查曾經毫不掩飾地說：“你們有的，我們也要有。我們向你們要求幫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幫助一樣。”謝胡（當時阿共第二號人物）還說：“我們不向你們要，向誰要呢？”
李先念副總理訪阿時，曾問謝胡，你拿我們那么多東西，打算什么時候還？他竟說，根本沒有考慮過還的問題。當謝胡陪同先念同志訪問阿中南部費里區時，在長達六個小時的往返途中，謝胡几乎談了六個小時，所談的內容全是要東西。他說：阿需要有自己的“鞍鋼”。還需要有像樣的机械工業，還要中國援助開發海上油田。還說，在下一個五年計划里，將完全用中國的設備和材料。先念同志當即表示，你們計划你們的需要，我們考慮我們的可能。
我通過對阿某些地區的實地調查了解地：阿在經濟建設方面，貪大求全，戰線拉得太長，非生產項目搞得太多。一九六九年，阿非生產建設項目的投資就占國家總投資的百分之二十四，因而造成勞動力嚴重缺乏。根据阿方自己的計算，在第五個五年計划中，僅按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中阿簽訂的協定，我國援阿新項目的建筑和投產就需要增加四万六千名技術工人和普通工人，約等于阿當時工人的百分之三十八點三。阿還存在一种不适當地向歐洲發達國家生活水平看齊的思想，如他們在向我們提出援建電視台時說，計划在阿全國實現電燈照明后，做到每個農業社都有電視。而當時在我國，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黑白電視机的擁有量都少得可怜，更不用說農村了。所以我當時就感到這种傾向很值得注意。
由于阿方領導人存在上述不切實際的想法，所以他們向我國提出了不少極不合理的援助要求。例如，我們幫他們搞了紡織厂，但他們沒有棉花，我們還要用外匯買進棉花給他們。他們織成布，做了成衣，還硬要賣給我們，倒過來賺我們的錢。記得有一次阿副總理查爾查尼向我提出，要我們幫助更換化肥厂的主要設備。該化肥厂是我國援建的，本應使用我國生產的机器設備，但阿方不要我國的机器，指定要用意大利的，我們只好用外匯從意大利買來机器安裝上。現在這台机器坏了，查爾查尼還要我們從意大利買机器來更換。我當即拒絕了。
在援助物資的使用上，阿方浪費極其嚴重。我在實地調查時看到：馬路邊的電線杆，都是用我國援助的优質鋼管做的。他們還把我國援助的水泥、鋼筋用來到處修建烈士紀念碑，在全國共修建了一万多個。我們援助的化肥，被亂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憑日晒雨淋。諸如此類的浪費現象，不胜枚舉。
（摘自一九九八年四月《新華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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