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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3月11日讯】新一届人大召开前夕，关于政治改革的议论成为大陆一些报纸炒作的热点。这个现象的背景是，江泽民时代一再推迟政治改革，积累了不少问题，增加了大陆未来的风险。中共新领导人在各方面的压力下，似有意推动政治改革。大陆传媒当然要利用这个机会生出一些波澜来。
最近一期《经济观察报》为政治改革专门发了一个专刊。专刊的前半部分是关于人大代表专职化的一个座谈摘要。后半部分是关于政府机构改革和一般政治制度改革的一些短文。
读这些大陆学者议论的第一感觉是隔靴搔痒。我不仅自己感到失望，而且相信，如果新领导人真想搞政治改革，对这些学者的议论也会感到失望。但是，回头一想，觉得出现这样的情况也十分自然。在专制的淫威之下，大陆学者不仅不能公开议论政治改革，而且，出于保护自己的本能，多数人也不敢深入思考政治改革问题。结果，一旦让他们公开发表议论，他们所能讲的，很少能够超出领导人已经知道的范围。这就应了毛泽东喜欢引用的一个典故，那就是跪惯了的贾桂，让他站起来反而很不习惯。
《经济观察报》向学者们出的题目是，人大代表从象征性的角色向专职化过渡，是否可以看作是一个政治改革的突破口。多数学者对这个改革并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既然不想搞真的民意代表，在专职化上做文章没有什么意义，有人认为专职化实际上也做不到。当然，也有人认为，只要向正确的大方向走，先专职化后真民选也未尝不可。或许是编者作了手脚，否则，这些议论实在是乏善可陈。没有人可以从这些无关痛痒的议论中得到收益。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对大陆的政治改革一直在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比如该期《经济观察报》发表的文章”走向宪政”的作者杜钢建，就是一个敢于思考敢于进言的学者。其旗帜也鲜明，其主张也明确，就是要汇入当代文明的主流，保障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杜钢建把中国大陆政治体制的一切弊端都归结为民权不举，宪政不行，他对大陆只强调公民的生存权，发展权，而压制公民的民主和自由权利的官方主流说法，进行了不含糊的批评。但是，杜钢建对宪政改革必要性的深刻分析，不大可能会得到公众的注意，因为他的表述过于学术化；另一方面，也不大可能会打动高层领导的心。对于他们来说，改革的必要性并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问题。他们对大陆各种弊端知道之多、之深，绝不亚于杜钢建教授。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无须人多指教必须改革的道理，他们关心的是，什么样的改革策略是更可行、更有效的策略？恰恰是在这个要害的问题上，没有人能够作出有力度的分析。
大陆学者思想的苍白和缺乏想象力，受到专制政治制度的压抑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这个原因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目前大陆所面对的信息环境，尤其是与外部交往的便利，比之一百年前改革的先驱何止强千百倍，但当代大陆学者思想的敏锐和人格的完整却明显地退化了。大陆知识精英的退化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对中央政权的高度依附。这种依附极大地削弱了他们精神的独立，也削弱了建立在独立思想基础上的学术竞争。大陆知识精英对中央政权的依附，不仅使许多人失去了独立思想的勇气，而且，即使是对那些有勇气思考的人，也形成了很大的盲区。获得一定地位的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要保持自己某种话语权的垄断地位，不会去寻找那些可能威胁这种垄断的变革方略。
证明这个判断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大陆传媒出镜率比较高的学者中，虽然对宪政改革的激进程度不同，但是，没有人把提高地方自治作为推进宪政的基本手段和内容。事实上，由于中国幅员广阔而地方差异又甚大，要落实公民的权利，稍有逻辑能力的人都应该看到，非走地方自治的路不可。问题是，垄断了话语权的中央知识精英，并不愿意看见地方精英崛起。
大陆政治改革的春天还没有真正到来。虽然”宪政建设”，”公民权利”越来越成为大陆政治的时髦用语，而我们也应该对此感到高兴。但是，只要”大一统”的阴魂不散，大陆的政治改革只能是纸上谈兵。 (自由亚洲电台2003-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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