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紀元3月17日訊】梁錦松拋出的預算案﹐向各階層開刀﹐特別是向中產階級和低下階層開刀﹐本來就是“民憤極大”﹐結果還鬧出一個買車風波﹐在政壇和社會上引起了巨大的回響也就可想而知了。
雖然現在有關的細節還沒有公布﹐但是平情而論﹐梁錦松有意避稅的可能性并不大。這主要從他愿意放棄估計約兩千万元的年薪“紆富降貴”到特區當一個司長﹐可見他非常看重這個職務﹐因此犯不著為這十几万元犧牲大好前程。講難听一些﹐即使他是“吃小虧占大便宜”﹐這十几万稅款﹐也還不是“大便宜”的時候。事后梁錦松愿意拿出雙倍款數捐給公益事業﹐雖然不是用錢就可以消災﹐但是至少表現了他的一些誠意。因此筆者同意特首董建華說他是“無心之失”的評語。
但是無心之失也是失﹐而且在香港民心動蕩的今天﹐它對特區政府造成的損害﹐卻是難以估量。根据這個原因﹐董建華如果只是輕描淡寫﹐不但難以過關﹐而且不論是梁錦松本人或特區政府﹐也不可能真正從中吸取教訓。
應該看到﹐這次事件的發生并非偶然﹐而是發生在梁錦松身上一連串事件的繼續。2001年二月﹐梁錦松愿答應放棄美資大通銀行亞太區主席的高職高薪而“屈就”財政司司長﹐真正原因人們至今仍不明白﹐是他熱衷于做官的權力﹖還是保留了三十年前朝拜井岡山的熱血而在党的號召下獻身于偉大的“一國兩制”事業﹖董建華出任特首据說是出于報當年北京出手挽救董家企業免于破產的恩德﹐而梁錦松呢﹖
但是董建華不但沒有報到恩﹐看來他對北京越欠越多﹐因為這五﹑六年來﹐他把香港搞得一團糟﹐使北京非常尷尬﹐也非常被動﹐董建華成了“雞勒”﹐甚至不是“食之無味﹐棄之可惜”﹐而是“食之鯁喉﹐棄之危机”。而梁錦松上任不到兩年﹐問題也已經不少﹐簡直是走董建華的老路﹐兩人可說是惺惺相惜﹐怪不得董建華不但延攬他﹐每次有風吹草動時﹐也在那里護住他。
梁錦松開始出任財政司司長時﹐同董建華一樣具有“雄心壯志”﹐最著名的是提出“超曼哈頓”的口號﹐當然現在成了笑柄﹐因為香港現在是害怕被上海赶上﹐連廣州都瞧不起香港﹐哪里還能超美﹖但是就是這一年多前的問題﹐也正是如同董建華所說的﹐梁錦松太缺乏政治敏感性了。因為早在香港回歸一周年的慶典上﹐江澤民就提出要把香港建設成為中國的一個“南海明珠”﹐定位在“南海”﹐怎么還有可能越過太平洋同曼哈頓試比高﹖
梁錦松是個銀行家﹐他知道聯系匯率對香港經濟造成的損害﹐因此他上任后不久也暗示過這點。雖然是就事論事﹐但是套用后來朱鎔基對中國銀行研究人員建議修改聯系匯率的指責﹐說他們“不懂政治”﹐也适用于梁錦松。因為聯系匯率已經成了北京的圖騰﹐作為特區的官員和國有企業的研究人員﹐絕對不可以對此公開的指指點點﹐以免惹禍。
梁錦松做了近兩年的官﹐除了這次風波﹐他被傳媒追逐的﹐似乎私事多于公事﹐因為一上任﹐他同“國寶”伏明霞的戀情就曝光﹐還帶上葉家的靜子﹐狗仔隊還追到北京﹐搞得滿城風雨。在拍拖之后是怀孕﹑結婚﹑生女﹐新聞不斷。就以這次伏明霞住院到生女回家﹐一百位記者的采訪﹐被傳媒形容為“大陣仗”乃至“騷動”﹐政府其它官員的公事鏡頭都被搶了。固然這同香港傳媒的變態有關﹐不能由梁錦松負全責﹐梁錦松也力圖降溫﹐然而梁錦松身為高官﹐仍然必須考慮這些事件的“政治影響”。當北京需要精通資本主義財金的梁錦松全力輔佐董建華來挽救香港﹐也許對他還有更高的期望時﹐梁錦松卻是忙著拍拖生子﹐成為政治娛樂的主角﹐在這情況下如果引起北京的不滿﹐梁錦松也不是完全“無辜”的。
梁錦松雖然曾經是政治上的熱血青年﹐但是他多年在美資企業工作﹐耳聞目染的是美國式的那一套“自由化”﹐何況是做經濟工作而不是政治工作。在“風流”慣了以后﹐回到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圈子中﹐開始唱唱《獅子山下》可以贏得分數﹐但是越到后來越不能适應形勢﹐民望越來越低﹐最后“折墮”成現在這個困境。他的“有咁耐風流有咁耐折墮”論本來是挖苦香港市民的﹐哪里想到最后竟是自己上身﹖
就是政府有關買新車加稅都是在梁錦松買車后做的決定﹐但是因為解決財赤而需要“万稅”的构思應該早在梁錦松的腦海里﹐因此在短期內做了又買車又加稅的決定以后﹐仍然沒有能夠把兩者連在一起﹐實在是太不敏感了﹐或者說﹐他根本忘記了現在的身份已經是父母官﹐而把自己仍然當作銀行家或普通的老爸。他身為財政司司長﹐不是說加稅以前不許可買這買那﹐但是比較大的手筆購買必需品﹐大可在宣布加稅時同時交代﹐爭取主動﹐市民也會諒解。憑這一點﹐他就沒有牢固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觀點﹐在重要時候居然忘記我是誰。當香港遇到這樣多問題的時候﹐梁錦松“無心之失”雖然不是构成必須下台的理由﹐但是從“問心有愧”這個方面﹐也許鞠躬下台對私對公都有好處。
不論是梁錦松﹐還是董建華﹐他們出任香港特區政府的高官﹐也許是歷史的誤會。梁錦松固然是成功的銀行家而董建華不是成功的企業家﹐但是他們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屬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官員﹐他們都是失敗者。失敗在他們是資本家或資本家聘用的高層管理人員﹐卻突然要為一党專政的政權服務﹐還要貫徹兩不討好的“一國”和“兩制”﹐結果就風波不斷而釀成悲劇。董建華“磨合”五年沒有磨合好﹐設立“高官問責制”后似乎“問”題還越來越多﹐“責”任越來越大。他們作為失敗者的悲劇事小﹐葬送香港繁榮的悲劇事大。香港的“一國兩制”如果失敗﹐不但是香港的悲劇﹐更是中國的悲劇。
（信報）(3/16/2003)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