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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中華民國的偉大衛國戰爭
五 蔣介石持久戰思想的形成及其決策與貫徹
應該說，七七事變之前，蔣介石決以「攘外安內」與「和戰並用」的國策，不僅是正確的，而且對於「持久戰」思想及其決策的形成，也起到了促進和保證的作用。反之亦應該說，正是蔣介石先生自「九一八」始，即產生並逐漸地成熟了他的「持久戰」思想，才有力地推動了「攘外必先安內」與「和戰並用」之決策的制定。而蔣介石先生之所以能夠產生並形成「持久戰」的思想和決策，原因在於：
一、他具有日本隨時可能侵華的思想准備
誠如他後來在《中國的命運》第四章所指出的那樣，「要知道濟南、五卅事件之後，日寇大陸政策的野心，昭然若揭，隨時可至」。所以，一是在二七年訪日會見日首相田中義一時，他就曾直率地告誡日本說：「勿再以為中國革命成功，其東亞地位動搖」；「勿再利用中國南北分裂，從中操縱」；勿再「利用（中國）無知軍閥，壓制（中國）民眾」。24 並於是年十月二十三日發表「告日本國民書」，要求「日本方面對辛亥以來的對華政策有所反省」。二是九一八事變兩年後，他在分析日本何以會公然侵略中國的原因時，曾剴切地說道：「九一八以前二十年中，我們和帝國主義的斗爭，都是局部的沖突，沒有正式的作戰。我們歷來的革命對象，始終是國內的軍閥，而帝國主義也始終沒有正式出兵進攻我們，有企圖消滅我們的決心。這就是當時我們革命軍的力量，還不充足，所以帝國主義不大注意；換一句話說，就是他們在當時看不起我們。但是，到最近幾年以來，他們看到我們革命的力量一天一天的發展起來，快要把整個國家統一起來，就要打倒實行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了，因此遂嫉恨而且驚慌起來了，所以不得不乘現在中國天災人禍齊相逼來的時候，趕緊拿軍隊來壓迫我們，並且下最大的決心來消滅我們。」「九一八以來，帝國主義積極侵略我們的原因，一是他們恐懼我們的力量，一是我們國內再無可拱他們利用的軍閥。」「這是我們革命力量增長的結果，也就是我們革命的直接對象之轉變。」25
二、他具有堅決抗戰的決心與抗戰必勝的信念
蔣介石在「九一八」後一日的日記中曾寫道：「倭寇果乘粵逆叛變、內部分裂之時，來侵略我東三省矣！嗚呼！痛哉！余唯有鞠躬盡瘁然後而已，拚我一身以報我總理！報我先烈！報我民族！」此其一。
其二、九一八事變，「據中正意見，可為兩點之實驗：一，實驗國際間有無正義……。二，實驗我國是否能全國一致，發揮愛國精神，以御外侮」。26
其三、他之所以在「九一八」以後採取「和戰兩用」的策略，是為了「此刻暫且含忍，絕非屈服。如至國際信義條約一律無效，和平絕望，到忍耐無可忍耐，且不應該忍之最後地步，則中央已有最後的決心與最後之准備，屆時必領導全國人民，寧為玉碎，以四萬萬人之力量，保衛我民族生存和國家人格」。蔣介石於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即九一八事變後四天，在中國國民黨南京市黨部黨員大會上的這一講演，無疑和他在數年後國民黨「五大」上的報告，尤其是「七七」事變發生後他那個著名的「最後關頭」的演講，互相映照，相得成證。他在「最後關頭」的講演中曾這樣說道：「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拚全民族的性命以求國家的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你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
其四、因他懷有「必至最後勝利」的信念，他才有著「抗戰到底」的決心。也正是這個信念和決心，才促使由他所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能於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之內懮外患交相逼來的艱難時世之下，既決策「和戰並用」，該和即和，該打即打；又決策「攘外必先安內」，一求黨內團結，二求國家統一，三求剿共勝利 — 「冀除我民族的根本大患」，四是以建設為本，同時以「社會、交通、經濟等各方面建設工作的方式，來掩護作軍事抵抗侵略的准備」。至「七七」事變爆發，他對抗戰的決心和抗戰必勝的信念，已公開地表述得十分清楚。除著名的「最後關頭」講演以外，同年八月三十一日，他還在答法國《路透社》記者問時又一次堅定地表示說：「中國必須保持其主權，維護其行政和領土完整。」並且宣稱：「我個人堅強的自信，假如日本繼續侵略，中國一定不為日本所敗。中國將要保護其領土以至最後一彈一卒……」
是年十一月八日，蔣又在南京發表「告抗戰全軍將士書」，稱：「須確立最後勝利之自信。」
九月二十日，他還在答《巴黎晚報》記者問時說：「如日本在中國境內從事侵略一日不止，則中國之抗倭戰爭一日不止，雖留一槍一彈，亦必堅持奮斗，直至日本放棄其侵略、並撤回其侵略工具武力之日為止。」
三、他對建設西南大後方以作為長期抗戰的根據地早有規劃
首先，蔣曾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兩天后的日記中寫道：「日寇野心既已爆發，必難再收，東亞從此無寧日矣！」由是而知，蔣介石對日本全面侵略的可能性和長期性已有估計。再者，蔣介石早在一九三二年即已提出，萬一與日本發生全面戰爭，即將國都遷往四川，27 以應付長期抗戰，因此才確立了一條「修好西南」、並使西南與中央統一的方針。待修好西南事成，蔣介石方於一九三五年八月有信心地說道：「即使我們丟失了中國關內十八個省中的十五個省，只要四川、雲南、貴州在我們的控制之下，我們就一定能打敗任何敵人，收復全部失土。」28 其持久抗戰的戰略思想顯然已有所定。
四、他對日本侵華戰爭的性質和前途具有遠見卓識
九一八事變一發生，蔣介石即在江西指出：「日本侵略東亞，情形的奇突實在是國際間從來沒有的事。我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開始了！」隨後，他又在九月二十二日的日記中寫道：「日人侵略實行，世界之第二次世界大戰於是開始矣！不知各國人士能見及此否？」29 這一認識無疑對他的持久戰思想的形成，和他要將中國的抗戰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接軌」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後來他曾說道：「日本無持久作戰的戰略資源。只要能與日軍周旋到某一程度，它若不是北侵西伯利亞，就是南下南洋群島（印尼），引起對蘇俄或歐美對抗。但西伯利亞尚屬生地，而南洋石油業已開采。西伯利亞只有煤鐵之蘊藏，唯南洋才有橡膠。德國人雖已發明人造橡膠（buna）。但高性能之橡膠要件，如高速度、高重量之軍用機之輪胎，仍必須用大量的天然橡膠；人造橡膠，只可摻極少許。所以，日軍非與美、歐沖突不可。如此中日戰爭將成為世界大戰之一部分，而將與世界大戰同時結束。」30
當中國獨立持久的抗戰已經堅持四年半之時，歷史的發展果不出蔣所料。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對日宣戰。蔣介石遂立即抓住他料之必至的歷史機遇，於珍珠港事件發生當日，約見英、美、蘇各國大使，宣布中國對軸心國宣戰的決心。翌日七時，中華民國政府正式對日宣戰（按：以往是應戰），同時宣布對德、意兩國立於戰爭地位。同日，蔣介石又主動致電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建議立即於反軸心國各國間組織某種聯合軍事會議。丘吉爾立即贊成，羅斯福主張迅速採取行動，斯大林藉口對德抗戰而不願意對日宣戰（參見上卷第七章）。至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終於在華盛頓發表了由中、美、蘇三國領銜、有二十六國簽署的「聯合國共同宣言」，約定「加盟各國應各盡其兵力與資源打擊共同的敵人，且不得與任何敵人軍隊單獨媾和」。一九四二年一月三日因羅斯福建議，蔣介石亦被正式推舉為「中國戰區」最高統帥，擔負中、泰、越、緬北戰區總指揮。31
誠如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蔣介石在重慶東亞聯合軍事會議上所指出的那樣：「美、英、荷在太平洋上，早已成立共同作戰計劃，而始終不通知中國，是其視中國為無足輕重，徒利用我消耗日本實力……往者，美國限制日本，不許其南進北進，獨不反對其西進。而今則日本全力侵華之危機，已不復存在矣！」。是故，「我國抗戰，以後如能自強不息，則危險已過大半」。蔣介石的話，既指出了英、美、荷徒利用我國消耗日本力量的極端錯誤，又表示了蔣期與世界大戰「接軌」之持久戰思想的正確無誤。
五、他的持久戰思想為決策偉大衛國戰爭的總戰略奠定了基礎
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中華民國最高國防會議正式決以全面抗戰，並決策了「以守為攻、以退為進，以持久對速勝 — 非以打垮敵人為目標、而以拖垮敵人為目的」的持久戰總戰略。同時，在第一期抗戰的指導方針上，確立了「以時間爭取空間」的戰略原則，重在贏得時間，消耗敵人，粉碎敵人「三月亡華」的狂夢，促成我西南持久抗戰基地的形成和鞏固。為此，最高統帥部將國軍一部集中華北，於平漢、津浦、平綏三線實行節節抵抗，以拖住敵於華北的兵力；又將國軍主力集中於華東，採取攻勢，造成在上海進行「決戰」的態勢，誘使並逼迫敵人改由北向南為由東向西戰略，使其不能迅速劫奪我以武漢為中心的中原地區，並沿京漢、津浦兩線切割我戰場，直至由西向東以逼殲我軍。
據八九年後大陸史家稱：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九日，蔣介石在親赴淞滬大戰前線時，即對第三戰區師以上軍官指出：「兩個半月以來，我們雖然沒有得到大的勝利，但在我們預定的消耗戰和持久戰的戰略下，已使敵人受到了意外的打擊，在精神上我們實在已打敗了舉世共棄的倭寇。」32
其後，蔣又在十一月十一日致「九國公約」電中明確聲明：「中國軍人從上海撤退，乃戰略關系，且為長期抗戰之計……此乃戰略上必要之舉，吾國政府與國民務當抗戰到底，咸已具有決心，暴敵實無以動搖之。」
因台兒莊大戰勝利而舉國歡騰時，蔣介石曾立即指示第五戰區，稱：「台兒莊之戰，不過是第二期抗戰初始之勝利……長期抗戰主要在消耗敵人之戰鬥力，而不在一城一市之得失。此點應有深刻認識。以免對持久戰心理發生不良影響。」33 彼時，蔣並決心取消原擬擴大台兒莊戰果的徐州大戰，自徐州地區有計劃撤兵。六月三日，蔣介石在他的日記中曾這樣寫道：「此次我軍撤退愈速，敵進將更遲緩。在長期戰爭中，不可以一時進退定其成敗。戰略之撤退，如能達到預期效果，即勝利也。」對此，李宗仁亦認為：「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南京失守，到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棄守徐州，我軍在津浦線上與日軍周旋五個多月，使其不能打通津浦路，乃充分發揮了以時間爭取空間的戰略計劃。」34
一九三八年七月十八日，武漢會戰正打得異常激烈之時，蔣介石曾對英《每日先驅論壇報》記者斯諾稱：「縱令將來武漢有不能守之日，殊亦無損於抗戰於毫末；中國之今日，固在長期作戰以消耗敵人力量，而獲得最後勝利。相信保衛武漢之戰，必使敵遭受重大之損失也！」蔣同時亦在日記中記述：「余對防守武漢，決不作無謂之犧牲，必須保持相當兵力，待機運用，以作最後勝利之基礎。」據八九年前的中國大陸史家稱：「由是，在對武漢作戰的指令中，他（蔣介石）才要求部隊採取以攻為守，積極防禦之態度，指示中國軍隊必須力求戰而不決之戰略決策，拖住日軍和發動有限度攻勢與反擊，以牽制消耗敵人。」35
自淞滬抗戰至武漢棄守，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為實現持久抗戰總戰略，確實如是堅決和主動地貫徹了以「時間爭取空間」的前期戰略，並獲得了成功。誠如蔣介石斷言的那樣：「我們的敵人打得愈久，它就會更深地陷入困境；而我們打得愈久，我們將變得更強大，更堅定。」36
另外，也正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既能夠決以持久抗戰的總戰略，又能在前期抗戰中為堅決貫徹這一戰略總原則，而逐步贏得「以時間爭取空間」的戰略性勝利，次第粉碎了日寇圖以武力迅速亡我的野心。因而，當日寇已知「武攻」難以亡我時，竟又發起「和平攻勢」，企圖以「文攻」來亡我，但為蔣所堅決拒絕。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由德國大使陶德邁所轉交的日本議和條件（六條），因不符合中華民國政府事前所決定的，「只有在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獲得嚴格尊重的條件下始能同意調停」的立場，而為中華民國政府和蔣介石置之不理。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因日本已陷我南京，便又藉機發表了一個「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並聲稱此乃是「日本政府於南京陷落後，對於中國國民政府予以反省其態度之最後機會」。中華民國政府仍然堅決不予理睬。至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武漢會戰結束，中國持久抗戰局面已經完全達成之時，日本首相近衛又發表聲明，企圖誘我和談。蔣介石立即指出：「它不過是敵人欲整個吞滅中國，獨霸遠東，進而企圖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與陰謀的總自白；也是敵人整個國家欲滅我民族的一切計劃內容的總暴露。」37 敵人欲以「文攻」亡我的陰謀遂以失敗而告終。
一言以蔽之，中華民國衛國戰爭的長期堅持和最終勝利，是與蔣介石持久戰思想的形成、決策和貫徹，決然不能分開的。或曰，正是蔣介石持久戰思想的形成和中華民國有了持久抗戰的科學戰略，中國人民才能夠堅持持久抗戰並奪取了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至於毛澤東在中國大陸人人皆知的「光輝著作」《論持久戰》，是何時出籠的，怎樣出籠的，以及它為什麼要出籠和出籠的真正企圖是什麼，詳見下卷第四章。）(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