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0日訊】毛澤東崩駕的日子
驀然回首，那一幕已經過去二十六年了，但恍如作歲。
九月九日上午，中央電台發出緊急通知，下午三點有重要廣播。在那個多事之秋，人們的神經十分敏感，紛紛猜測中央里出了大事，因為文革后重大消息都在晚上八時的《新聞聯播》首播，周總理去世和天安門事件都沒例外，超乎其上的定然涉及毛主席了，他二月份接見尼克松女儿女婿后沒再出鏡。
結果不出所料，又令人震惊，竟宣告毛澤東“突然”崩駕。由于此前沒發他患病的消息鋪墊緩沖，哀樂聲中，人們像一具具秦俑呆楞著，不少人在思考該如何表現自己的情緒，最安全的當然是悲傷。于是，有人帶頭抽噎，滴滴嗒塔“傳染”起來，匯成行號巷哭。
林彪叛逃摔死時，我還是個中學生，但已認清毛澤東是中國的禍源，天安門事件后，更明白“慶父不死，魯難未已”，所以毛的去世是我期盼的。但我竟跟著別人抹淚，而且不是裝假附和，好似感情的自然流露，簡直不可思義。這就是那個環境造就的人，經過長年強化洗腦和敬神，不僅思想意識被异化，近乎本能的情感也會非己化。
過了四分之一世紀的今天，我本可以對此回眸自嘲，豈知為時過早，因為被毛澤東時代扭曲的思想意識、心智乃至情感不僅沒有成為歷史，還更像是毛澤東的一筆寶貴遺產，在關鍵時候与你邂逅。
未完成的湔洗
本來，毛澤東的罪愆早就徹底湔洗了。
七十年代末，各种社會矛盾堆積如山，普通百姓很容易認清這是毛澤東二十七年暴政的惡果，北京等地出現的民主牆就是以批判毛澤東為開端，上海人民廣場和淮海路等處几十米長的民主牆上，百分之九十的大字報內容是徹底否定毛澤東，公開要求廢除毛澤東紀念堂，并把矛頭直指搞兩個凡是的華國鋒。
當時鄧小平向華國鋒奪權，他要借助民意，就把非毛化作為武器向華國鋒發難。他在接見日本民社党訪華團時“開明”地表示，“通過大字報發表意見的權利是受憲法保護的正常事情”。不到一年，他覆水為雨，“正常事情”變成了需要取締的“不正常”事情，因為他已大權在握，不允許大字報的矛頭開始轉向他。他還通過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重新把毛肯定下來。肯定毛，為的是确立他的第二代領導人的地位，因為他和毛并無本質的區別，徹底否定毛的獨裁統治，他就無法繼續鐵碗政治，六四驗證了一切。
清算毛澤東的問題就這樣半途“圓滿解決”了：毛的教條繼續列入憲法；毛像仍然挂在天安門上；毛的尸體照常安息在天安門廣場；教科書里大量編入毛的“丰功偉績”灌輸給中小學生；毛的“光輝形象”充塞影視舞台，卻禁止發表任何揭露毛歷史真相的作品。
暴政的延續
毛澤東的陰魂在中華大地不散，各种悲劇持續上演。
八九民運期間，三個湖南青年走到天安門下，勇敢地把裝滿顏料的雞蛋扔向毛畫像，從那以后，我一直為他們的命運懸著懮心，近日才讀到有關報道。三壯士的英名是：余志堅、喻東岳、魯德成，他們采取上述行動的目的，是代表家鄉人民把毛澤東請回人間正法。這是何等正气凜然的英雄壯舉，因為有了他們，暴君下的奴性百姓才閃出一抹人格的亮色。也真因為他們是順民中的异數，使當政者格外恐懼，所以重判余志堅無期徒刑、喻東岳有期徒刑20年、魯德成有期徒刑16年，喻東岳因不堪牢獄折磨精神失常。
當時，是“高自聯”的學生逮住三個民主斗士，并不顧他們從湖南赶來聲援學生的事實，把他們轉交給公安當局，還在電視里聲明与“三個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學生的行動基于下述認識：一，學運暫時不触動否定毛澤東的問題，所以防止有人利用污損毛像栽贓學生；二，中共一貫懼怕學運向社會各界擴展，一旦發現社會人士加入，就稱為“黑手”“長胡子的人”，成為改變學運定性進行鎮壓的借口。所以學生們希望守住單純的學運，以降低風險并減輕失敗后的懲罰。學生的策略似乎情有可原，卻不料鄧小平根本不顧忌“約法三章”，悍然動用坦克鎮壓單純的學生。學生用生命的代价認識了自己的失算，也白白犧牲了湖南三壯士。
從被割斷喉管押赴刑場的張志新，到因向毛像投蛋而遭重刑坐牢的湖南三烈士，世人可以看清毛的暴政從他生前延續至今。
毛澤東的旗子成了雙刃箭
毛澤東這面被中共高舉的不倒旗，漸漸成了一柄雙刃箭，面對鄧小平和江澤民時代的亂象，人們打著毛的主義發泄不滿，同時复燃了對毛的怀舊情結：腐敗愈演愈烈時，有人追念毛澤東的“清廉”，忘了他在名山胜水到處安置豪華行宮，是中共腐敗的始作俑者；農民交不完稅費卻得不到醫療保障和義務教育時，有人回溯文革時期鄉村的夜校和赤腳醫生，不知毛澤東統治的二十七年本該在農村實施這些基本福利，而且今日農村的所有問題都可從他推行了二十多年的人民公社中找到根由；大量工厂倒閉成千上百万工人下崗時，有人展示毛澤東時代工人手上的金飯碗，不知他創立的公有制和“自立更生”窒息了工業的發展，才使工厂面對現代工業變成一堆廢料；當中國駐南斯來夫大使館被美國誤炸時，“民族主義者”“愛國者”紛紛遙憶毛澤東主動出兵抗美援朝抗美援越的英雄壯舉，卻不知他是用中國人的生命和財產去為另一個獨裁暴君火中取栗。還有人把在毛澤東造成的苦難中得到的磨煉大加美化；更有甚者，把毛像當護身符和門神挂來避禍驅邪，一個在文革中經受過造神運動折磨的民族，三十年后再主動去敬這座“神”，不知世界上是否有解救這种超級愚昧的良方？
無的放矢的忏悔
就在這座不倒的神像下，不斷有人對照德國人的忏悔和日本人的不忏悔，提出中國人應該忏悔文革的命題，几年前還掀起一個小高潮；余杰用巴金的“深刻忏悔”，質問作為四人幫寫作組石一歌的主筆為什么不忏悔。
我認為，此類要求拔高了中國人的反省層次。
以德日為例，希特勒瘋狂屠殺猶太人，迎合了基督教徒排斥猶太教徒的心理，所以得到大多數德國人的認同，是延續二千年的基督教猶太教相爭的極端表現；而日本人歷來有“蕞爾小國，人稠地少，唯擴張才能生存”的意念，所以侵占中朝是大多數日本人的夢想；所以德日人民理應作出忏悔。
反觀中國，歷史上雖不乏“党錮之禍”和“東林党事件”之類的迫害，但沒有發生“人人互相批判，你死我活過關”的毛式運動的基礎，尤其是文革，在長年宣教“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之后，再鼓勵子女和“犯罪”的父母划清界限，導致不少父母不堪儿女的批斗自殺；還慫恿學生批判所謂的“師道尊嚴”，唆使無數學生毆打教師。歷史上子殺父母為“弒”和臣弒君同等大罪，甚至還把儿女遮隱父母的過錯稱為美德；而“一日為師，終身是父”更是中國的古訓。所以是毛澤東把自己獨有的叛父心理，強加于千千万万純洁無知的青少年，讓他們干出悖逆中國維護了几千年的人倫天理的惡行。
思想家顧准的五個和他划清界限的子女直到他死都不愿見他一面，成為他帶入墳墓的最大遺憾和痛苦，能要求他的子女忏悔“不孝”嗎？我十一歲時按偉大領袖的指示批斗自己的班主任，而一年前她一句批評的話會讓我后怕一天，能要求我忏悔“天生的反骨”嗎？
同樣，石一歌的主筆作為經過文革“煉獄”的文化名人，他的錯主要不在沒反省自己的大批判文章，而是不敢對身受其害的暴君進行深刻地鞭撻。因為他的大批判再蠻橫，畢竟是言論，如果不受暴君操縱利用，不一定有多大的危害。當年有人在文章里影射魯迅拿盧布，這种攻擊不亞于大批判文章，但魯迅并沒像他的學生胡風去坐牢，誣陷的人也并沒像“梁效”“石一歌”那樣一言九鼎。
二十世紀的几大暴君：尸骨無存的希特勒二戰一結束就上了恥辱柱；斯大林死后三年就連同水晶棺材被焚燒了；布爾波特入土后受到了缺席審判；唯有毛澤東躺在水晶棺材繼續“領導”他打下的江山進入二十一世紀，還不知延續多久。因此中國人首先要反省：毛澤東活著時，我們被迫做古羅馬競技場上的奴隸角斗士，不僅沒有斯巴達克的勇气進行反抗，還為向毛澤東表忠心現勇敢，在政治運動中你死我活地角斗，為什么毛澤東死后二十几年仍然戴著他套在我們腳上的奴隸枷鎖？
所以中國人只有根絕奴性，砸碎壓在身上的神壇，成為真正當家做主的自由民，到那時再談忏悔才有价值。否則在文革中互斗過的几千万上億人，像巴金那樣在毛像挂在天安門的大地上真誠地“忏悔”：不該寫文章批判某人、不該參加某人的批斗會，其作用如同當年小學生每周也要作几次的“斗私批修”。且看今日，繼承毛澤東衣缽的江澤民鎮壓“弱勢群體”法輪功時，從中科院士到各界人士又都積極參与批判，再加公安當局慘無人道的懲罰，不是毛澤東再世，文革再現了？可見，一面容忍現實的強暴，一面“忏悔”當年的卑怯，除了矯情地表現“超拔”和撫慰尚未泯滅的良心，并無多大意義。
德國人之所以能徹底反省，因為他們首先徹底清算了希特勒罪行，并用律法的形式讓他永世不得翻身；而日本正相反，由于戰后保留了發動侵略戰爭的天皇和天皇制，使日本的戰爭反省始終沒有解決，這倒是注重忏悔意識的中國人需要借鑒的教訓。
我們不僅要忏悔，而且忏悔的東西比德日人民還要多，也不止這几十年的政治運動，還有几千年歷史中的污垢，這是中國人未來的一個大課題。
原載《動向》2003年2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