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害者投書胡溫：強制拆遷是「徹底的災難」

【大紀元9月17日訊】大紀元日本東京報道/離眾目關注的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只剩下一個月，尚顯平靜的表面之下，民間力量似乎已在暗流涌動。9月15日，一封用特快專遞從日本東京投往全國人大的信件給這股力量增添了一涓。

「上海的周正毅案牽引出一大片官場的腐敗，轟轟烈烈的北京城改造后面又掩藏了多少官商勾結強取豪奪的丑惡交易？」十多年前從北京來到日本定居的東京都居民苗女士以一個疑問開始了她寫給國家主席胡錦濤的一封公開信。這封信涉及香港地產商鄭家純和北京崇文區政府合資項下的新世界中國在崇文區所開發的新景花園。苗女士在新景花園圈地范圍內的一套私房和一套公房，均在未和開發商達成自愿協議情況下被強行拆遷。

私房于20002年7月被強行拆遷。強遷令由崇文區政府簽發，強遷執行時有公安局和法院官員在場。當時孤身在京的苗女士以先兆流產的病痛之軀抗命，在場的法院官員下令，「不遷？把她的東西都扔出去」。

苗女士稱在整個強遷過程中她未和開發商達成任何協議，也未有機會和身為開發商的新世界中國有過任何直接對話。她說她不明白一個遠在香港的鄭家純，僅僅因為看中了她家所在的寶地，就可以將她的房產強行占有，是誰給了他這個權力？買賣雙方未達成交易，又是誰給了崇文區政府下強遷令的權力？她從未和開發商訴訟公堂，又是誰給了崇文區政府執行強遷的權力？每次強制拆遷，都有法院人員在場，可拆遷戶從未受到由法院簽發的拆遷令。為什么在執行拆遷現場總能見到政府，公安和法院的執法人員。苗女士說我不明白我面對的到底是開發商，還是政府，還是司法機構，或是三位一體。

苗女士拒絕接受拆遷的后面，自然有她的理由：「以我產權名義下的門臉房為例。房間面積17平米，邊上有廚房，后面是庭院。我因為一直沒在北京居住，曾經打算把這門臉房給賣了，連著邊上的廚房。當時有買主出30万，我沒給。現在新世界給的估价連拆遷獎勵費才十万，你連協商的權利都沒有，就強給你拆了，你自己的房子，買賣權卻由不得你。你說這合理嗎？這不是霸占人財產嗎？」。

一方，開發商和政府，法院聯手強取豪奪的后面恐怕也不是沒有任何來由。崇文區官方稱，參與危房帶房改的非國有企業，崇文只新世界一家。開發商由此可享受經濟适用房的待遇—免除土地出讓金，市政費及相關費稅。而一般的開發項目，開發商需要先期支付巨額土地出讓金，拆遷費，拆遷補助費及其他非稅。由于不再支付相關土地費用，新世界中國的開發成本降低50%。經濟觀察報報道，僅2001年新世界在崇文區實現銷售7.28億元。

開發商無論是否承擔土地出讓金和拆遷的一系列費用和補助，圈地范圍內的拆遷戶所得到的回報必須足以使他們愿意以出讓自己所居住及自己所擁有的土地和房產為代价的，否則買賣雙方無法達成交易，而拆遷行為亦無法繼續執行。按新景花園的拆遷政策，拆遷戶可選擇的回報方式是异地安置，拆遷補助和回遷三种。而無論選擇哪种方式，作為賣方的拆遷戶都是絕對的輸家。

「拿我的情況來說，如果選擇异地安置，我根本就沒有權力選擇被安置的房產所在地，強行給你安置到快到天津的郊區。而且不是按照我的房產面積換算，而是按照戶口算。因為我家人在海外，說沒戶口不給算。所以我在北京上好地段的17平米的門臉房，帶后面的庭院和自建的廚房浴室，只能被安置到郊區的一居室房。」

如果選擇拆遷補助，我用得到的補償在同等地段連原來的1/3面積都買不到。我家對面的道路修复工程拆遷，補償還有每平米8200元以上。我的私房補償款為每平米5950元，按市場价值，我的房價位絕不低于那些房，可每平米至少少于2250元以上。如果選擇回遷，我100多平米的私房，9個戶口本，給我只回遷2套一居室房，5人分，還要自己掏錢買，原面積每平米1560元，多余的面積每平米至少4700。回遷期間不給安置住房，還要自己掏錢在外租房。現在下崗這麼嚴重，普通老百姓誰討得起這筆錢。還有開發商為省錢，連搬家費、空調電話移機費等許多應予補償費用一律不予補償……這樣的理到哪兒也說不過去」。

這樣的不平等交易牽扯的不是苗女士一家兩戶，而是整個崇文區數十万戶的利益問題，在香港以房地產開發起家的鄭家純，能對這樣的情況沒有預見嗎？代表公眾利益的政府，又何以坐視拆遷戶利益被任意宰割？

「2001年10月，新世界大樓前面每天都擠滿了成千上万的拆遷戶在抗議。周圍滿是警察。我到那一看，街上四處都挂著標語，標語上寫：鄭家純給的四十万哪兒去了？晚上挂出來，一會兒就被撕下了。聽說，鄭家純給的補償是足夠讓拆遷戶滿意的，如果不回遷，得到的補償除了在異地賣一套住房外，余下的錢還夠買一輛小車。不過都是道聽途說，整個拆遷議價都是不透明的，我們從來都沒有机會能從新世界的人口里聽到拆遷的補償到底是多少。」

2003年7月，偶爾在網上看到的關于經濟觀察報在2002年7月的一篇報道，使苗女士對于新景家園的拆遷補償問題，終于有了一絲線索。也同時使被激怒的苗女士拋棄种种顧慮，下定決心向中國領導人進言。

這篇題為「新世界中國：借合資體制內“爭食”」 的報道中提到了崇文區建委辦公室郎主任關于新景家園補償費的發言：「在崇外大街，居民異地安置，戶均能獲得15萬元的補償費；如回遷，在新景家園購房每平方米2000元左右」。

「根本就沒有所謂的15萬補償；回遷購房每平米最低的是4700！」憤怒的苗女士當即拿起電話找到這篇報道的記者。「不記得寫過這篇文章了」，對方否定了苗女士的質問。

「找開發商講理找不著人，找政府反映差一點把你給拘了，找法院上告吧沒人受理，連媒體都幫著他們一同撒謊。這就是被強遷的拆遷戶所能面對的。為什麼連房帶人點上煤氣自焚的都有？哭訴無門，老百姓沒辦法哪」。苗女士向記者講述了她在強遷中的遭遇。

* 上訪反被政府拘

「2002年5月起，開發商就陸陸續續採用強行手段對付拒絕拆遷的住戶。按國家規定，拆遷員必須持證上崗。拆遷辦不按這個程序走，專門採用社會上的地痞流氓，用這些人嚇唬拆遷戶。而且頻繁換人，拆一波房換一波人。這些人也是講手段的，搞殺雞敬猴那一套，專揀孤寡老人和弱者，家里沒兒子的，沒男人的，嚇唬你。你搬也得搬，不搬也得搬。今天送你一個強遷令，明天再來一個警告單，蓋的都是政府的大印。你要知道，這些對老百姓是很恐怖的，中國的老百姓最怕的就是政府。膽小的就給嚇走了。

六月四號那天，我正和朋友們吃飯哪，就聽說住我們附近手帕胡同的孤寡老人李桂珍被強遷人員給打壞了，死過去好幾次。后來醫院診斷左踝骨骨折。

老太是私房，要她強遷，給的錢跟本無法安置。我一聽就過去了。老太果然被打得渾身都紫了，正哭著，說想跟他們拚了。打人的拆遷員叫單春，領著一幫民工要拆老太家圍牆，老太不讓，就連拖帶打，把老太給窩死過去了。我們當時就商量辦法。老太給了一張中視三台的一個法制節目記者的名片，說這個記者採訪過她，讓有困難找她。我就按電話打了過去，結果對方說他們不管這事，讓我找律師。我們一看沒法，就打110，催了又催，一個小時后才來。看了看，說忙，沒時間管，讓誰打的找誰。最后沒法，我就帶老太去市婦聯，婦聯又讓上市政府。到了那兒，把這情況給接待的人一說，那人張口罵上了：你他媽的是干嗎的？我就跟老太說：這兒是老百姓的父母官，您有什麼冤屈就跟他們說去吧，我先走了。沒等我轉身，里屋就蹦出了幾個人，指著我的鼻子說：你他媽的少說廢話，你從哪兒把老太弄來的你還從哪兒把她弄走。隨后十多個警察把我圍起來了，還說要拘留我。完全就是流氓式的辱罵，直到5個小時后，他們叫來我們那兒的片警和拆遷辦把我給帶走了。

膽小的給嚇走了，剩下的釘子戶，他們也有辦法。

「拆廁所，讓你沒法上廁所；把電給你斷了，電話線給你剪了。夜里偷偷地把蓄水池蓋給你掀了，把邊給你鑿了。路燈黑了，漆黑半夜的上廁所，不小心掉進蓄水池的可能都有。有一天晚上我當場抓住了一個正在破壞蓄水池的民工，馬上打電話給110，結果5分鐘的路花了110警察1個小時。來了后，說是他們讓鑿的。」

「你都沒看到，每次強行拆遷，那幫民工象瘋了一樣，人還在屋哪就吧人屋頂的瓦片給掀了，院牆給扒了。我又一次問他們誰讓你們拆人房的。他們說是拆遷辦承包給他們了。說是拆遷辦的人把拆遷戶的磚瓦房料都賣給他們了。有的人家還沒搬，拆遷辦就告訴這幫民工說是人都走了，這幫民工就一擁而上，把人家里的東西都給搶了。气不過的拆遷戶找拆遷辦，拆遷辦給推得一干二淨，說是民工干的。那賣房料的錢是不是給拆遷戶了哪？全被拆遷辦那幫人自己給吞了。」

「把拆遷戶給打傷后，在壓力下帶著人去醫院的，看著醫生，不讓醫生寫真實的病歷，還把原始的病歷偷走，怕留下證據。 還挑撥拆遷戶家庭關系，你沒看見那，為爭房家里人互相打，用刀啊，人都打殘了，打得親情都沒了。」

對于在強制拆遷中的拆遷人員的這些惡劣手段，作為代表民眾利益的政府和維持法律公正的司法部門為什麼不進行干涉呢？

「拆遷戶也并不全是忍氣吞聲的。2002年我們那片的拆遷戶聯名上告那個姓齊的拆遷員，都到中級法院立案了，但硬是給壓了下來。當時計算回遷后的住房面積，是按照家庭入居的戶口來計算的。他們就抓住這個漏洞。你要解決問題，那好拿錢來，給你家多入戶口。結果連死了多少年的死人戶口都給入上了。姓齊的在拆遷過程中洗錢的事，拆遷戶都知道。我當時也找過他談我家的事，他說幫解決，不過要花上幾萬。所以有錢的，關系過得硬的，就能花很少的錢住上好的房子。沒錢的沒關系的就只好任人宰割。」

「結果姓齊的案子硬是被壓下來了，只是把這個拆遷員給調離了。大家都說里面牽扯到公安局內部的事，怕暴露，所以就讓政府給壓下了。住我家里院的一個房客是區政府的秘書，幾平米的房間，結果給回遷了一個3居室的，聽說還沒花什麼錢。還有當時讓大家交房本，每交一個房本就有2萬的獎勵費。我們家一共有九個房本，該說能拿都18萬的獎勵費，這筆錢也沒有。也有人傳說他們那這些房本，可以向開發商領取高額的補償費用。如果屬實的話，這筆錢哪兒去了？」

「強拆中象這些醜陋的事太多了，你在哪兒能看到見報？報紙上宣傳的盡是些得到好處了的。河南省辦事處對面，也是新世界的地盤，他們挑動民工跟住戶發生爭戰，刀都用上了，打得很厲害。傷的，殘的，耳朵撕了，鼻子沒了的，雙方都有。新世界的管理人員也好，公安也好，就在一旁看著。但這些事情都沒見報，也沒有解決。」

* 呼吁對拆遷戶命運的廣泛關注

在這封公開信中，苗女士對于發生在中國土地上的這場拆遷表達了超出個人層面上的懮慮，她質問道，「党的開放政策是否只是給中國的污吏們敞開更廣闊的權錢交易之門？繁榮經濟的表象是否只意味著財產分配不公的借口和貧富分化的極端走向？」

無疑她將一部分希望寄予了國家現行領導人，在這封注明給胡景濤和溫家寶，同時投遞全國政協，全國人大，中紀委和中央僑辦等國家机构的公開信的最后，苗女士寫道：「多次的上訪，申訴，如石沉大海音信皆無，從海外報紙上讀到胡主席在十六大閉幕式上的講話后，我心情很振奮，像是盼來了青天大臣，等到了為民作主的父母官，故而振作精神將這兩年來不願再寫出，只願我一介草民的經歷能換來父母官們對北京數十萬失去家園的拆遷戶的關注。」

苗女士在採訪的最后對記者說，「拆遷對于普通的老百姓是一場災難啊，徹底的災難。它帶給百姓的并不是美麗的家園。周正毅案的出現，並不是偶然的，是腐敗到極點的表現。南京拆遷戶翁彪的自焚，也不是一時氣極，他是用生命向這吃人的現實抗爭。我常常想，中國是不是將持續下去呢，將走向什麼路啊？這些触犯王法的人是不是將得到法律的制裁呢？我真的是很擔懮啊。听起來有點可笑，這些問題好像也不是我一介草民所能操心的。其實我個人的遭遇和國內的一些拆遷戶相比可以說是微不足道的，他們至今仍在北京的大街上流離失所，還有的甚至在牢獄中受盡冤屈。而我畢竟在舒適的國外有自己的安身之所。出于我個人的力量真的是很薄弱，真的是想號召更多的人一起來關注國內拆遷受害者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