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斯肆虐之后,中國新聞自由前景仍然黯淡

--黃慈萍在美國國會中國事務委員會會議上的發言

黃慈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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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9月9日訊】我叫黃慈萍,今天代表魏京生基金會和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在此發言,所談的議題是關于中國政府所控制的新聞媒體的現狀。

去年春季因為薩斯流行,中國新聞得到了世界的關注。薩斯疾病流行初期,中國政府極力掩蓋事實,造成了慘痛的結果,大量的死亡數字震惊了全國。不過,只是到了疾病波及世界,引起了國際化的緊張之后,中國的新聞界才有些放松,允許公布薩斯死亡數据以及相關的醫療信息。心底善良的人們因此前所未有地充滿希望。正如俗話所說,坏事可以變好事,人們心想,薩斯風暴也許會帶來中國新聞的自由開放。

誠然,人們應當歡迎任何朝著民主自由方向邁進的步伐,不管這個步伐多么微小,只要它是真誠的一步。但是,充滿希望的人們實在應該警惕,因為這樣的歡欣也許僅僅出于幻影和單方面的良好愿望。

中國新聞自由是中國人民長期以來追求的目標。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中,許多年輕人為這個目標獻出了生命。有那么短暫的几天,人們真的以為他們得到了夢寐以求的新聞自由。但是這個曇花一現的自由很快就被坦克和后來政府的宣傳机器壓碎了。現在,海內外的中國人仍然在各個角落堅持奮斗,夢想能夠有哪怕一本非官方的報紙或雜志在中國大陸公開發行。可是至今,人們看到了什么變化嗎?什么也沒有。人們能夠听到的,還是一种聲音,那是來自政府的聲音。沒有經過政府批准審核的聲音都銷聲匿跡了。

事實是,薩斯疾病以后,中國的新聞媒介根本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改變。

即使在薩斯報道看似開放的時期,中國政府的“懲治謠言散布者”的規定沒有動搖。數十人因為“散布謠言”而遭到逮捕。

2003年6月,中國共產党中央宣傳部通報批評了10多個著名報刊雜志,例如《北京信報》、《三聯生活周刊》、《財經》等。批評的要點是關于薩斯和腐化的報道。通報批評以后,一些帶有“敏感話題”的文章就遭到扼殺。特別是報道中國第一個公開薩斯信息的蔣醫生的文章,遭到了更嚴厲的審查,許多文章因此不能得到出版。根据中央的新規定,薩斯反思不是開放的話題,而是有著明确界限和規定的敏感議題,一般新聞人士是不敢跨越的。報道受限制的議題還有:北韓核武器危机,核潛艇361爆炸事件,上海大腐化分子周正毅等等。

最近几個月來,政府有過多次稱為“中國新聞出版改革”的會議。會議議程包括削減中央控制的報紙數量,重申党的新聞紀律和宣傳目的。但是,如同香港《開放》雜志主編蔡詠梅指出,盡管中國大陸報刊整頓和治理客觀上有利于新聞自由,但目的不是促進新聞自由。中共宣傳部最近嚴令禁止報導周正毅案,薩斯反思等敏感話題,就充份說明了這一點。蔡詠梅說:“我只是說客觀上有利于新聞自由,但并不是說目的是促進新聞自由,我覺得不是。我覺得他們不想放松對傳媒的控制。我估計,輕松的,不敏感的就放松,嚴肅的問題,他們認為原則的問題,一樣抓緊。”

上個月,“新聞改革”的帷幕正式揭開。終于中國政府制定了新的新聞規則,新規則并沒有呈現任何實質性的改革跡象。這個新規則再次體現了一貫的一党領導的堅硬面孔,它將繼續成功地嚴密控制新聞媒介。尤其是,這個規則要求更嚴格的審查,包括任免報刊主要負責人等等。

今天夏天,中國新聞媒介机构、大學和研究机构接到了政府的通知,明确規定了禁止討論的議題,特別是修改憲法、政治改革、1989天安門事件。

我想要強調的是,中國距离新聞自由還有相當長的道路。在共產党的強權下所存在的社會問題的症結已經有半個世紀的歷史。以下是一些令人擔懮的事實,這些問題在薩斯平息以后仍然存在。

一、在一党專政的中國,沒有真正的獨立的非官方新聞體系

至今,除了一些無關痛痒的報紙或是地方小報(那种類似“如何化妝”的東西),中國根本沒有一家獨立的非官方報紙和雜志。報刊雜志的注冊、申請刊號都是非常繁瑣嚴格的程序。政府任何時候都可以關閉一家報館或是罷免領導,只要它認為這個報館沒有遵循党的指示。

二、英特网監察嚴重妨礙了作為基本人權的“知情權”

如果你在中國,打開“Yahoo!(雅虎)”,“Goggle(古狗)”,你看不到許多可以在國外看到的网頁。自2003年8月31日起,“Goggle”再次被封。据中央社報道,中國政府目前有30万网警監視及刪除新聞和電子郵件,他們隨時可以封网,并隨時警告那些在网上發表了不适當言論的网民。僅其安全部門就有三万多專職監控人員。每到政治敏感期間,英特网變成了政府“嚴打”的又一個目標。

除非做特別的處理,否則象我這樣的持不同政見者,很難把電子郵件發往收件人而不經過當局的檢查,通常這樣的郵件會被退回,或是象泡沫一樣神不知鬼不覺地消失了。有的時候,收件人還會受到网警的盤查質詢。奇怪的是,政府對于“禁列的黃色圖片”的控制非常無能為力,卻對不同政見者的聲音甚至普通新聞有非常有效的制約手段。這种情形不僅發生在來自海外的网頁和文章上,而且也發生在國內的“聊天室”。例如,几個月前,19歲大學生劉荻就是因為在聊天室多說了一些,而被無理拘禁。

這种監察的确是中國整個警察制度的一部分。我的一個朋友的姐姐是做監察海外郵件工作的。据說1/3的郵件都受到檢查,其范圍遠遠超過了“目標”郵件。另外,電話監听錄音在中國是普遍的,也是公開的秘密,它也不單單針對不同政見者和各類活躍分子。

三、勇敢的記者和開明編輯常常惹火燒身,有些記者因為憑著良心說真話而被投入監獄

中國百姓是共產党宣傳机器的犧牲品,中國新聞媒介工作者更是直接的犧牲品。過去的50年里,許多新聞工作者為了他們追求的自由獻出了自由与生命。我的一個朋友吳學燦過去是《人民日報》的編輯,因為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期間把真象公布于世,而被投入監獄。

許多思想開放的編輯記者遭到解雇甚至被判刑,僅僅因為他們如實地報道了官員的腐敗、百姓的苦難,或是表達了(甚至僅僅是允許讓別人表達了)和政府不同的觀點。這樣的編輯和記者的名單可以排成一大串,我只能列出以下几個:

1)高勤榮,新聞記者,因為報道了山西水利系統方面的腐化,被判13年徒刑。

2)綦彥臣,編輯,由于在网上轉發民主電子通訊“大參考”里的文章等而被指責為“通過英特网散布反政府言論”,被判刑4年。

3)藤春燕,美國公民,法輪功學員,由提供有關法輪功的消息而被判刑3年。

4)安均,中國腐化監督會的創建者,他的文章被當成“陰謀顛覆政府”的證据,因而被判刑4年。(有意思的是,安的審判直到2000年4月19日,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未能通過美國所支持的一個指責中國踐踏人權的決議之后的第二天,才宣布。)

5)江棋生,記者和持不同政見者。今年5月剛服完4年的刑期。判刑的理由是因為參与民主運動,包括發表紀念六四死難者的文章。

6)黃琦,英特网編輯及主持人,目前仍然在獄中。他是因為發表有關踐踏人權的事例、政府腐化的實情,以及有關六四天安門事件的文章而進監獄的。

7)楊子立等4位青年,最近(薩斯之后)因為參与學術討論而被判刑。

四、要想活命就要做党的喉舌

在審核文章過程中,編輯們刪掉“敏感話題”是常見的事情。最敏感的不是裸體圖片、黃色語句,而是政治論點。目前我們沒有看到這方面的任何松動和改變。

根据可靠途徑的消息,我得知有些在雜志和報社工作的編輯通常只能有半個自己的頭腦,如果他們想要顧及全家的前途的話。他們時常要參加專門會議,听取政府的聲音。這种會議常常要宣布對當前熱門話題報道的“重要原則”。“和党保持基調一致”是所有中國新聞工作者的座右銘。有些編輯朋友說,他們沒有自己的喉舌,而只能有党的喉舌。

五、中國被評為“世界上言論自由倒數第二的國家”,偏見、不實報道、誤導是中國政府的一貫舉止

對于敏感話題,只有政府有權利決定是否可以公布新聞、什么時候發表、如何措辭。例如,中國北方下崗工人的罷工就以“不破坏安定團結”為由而禁止報道。今年年初,我的家鄉合肥市,几千名大學生上街游行抗議同學的非正常死亡,這件事情一連几天沒有得到公開報道,盡管這個事件在合肥市因為交通堵塞造成的不便而人人皆知。

政府的新聞沒有党的指示是絕不能按時公布于眾的。許多新聞因此成了“最高机密”。中國人民很少有机會知道他們的“人民政府”如何做以及打算做什么。甚至外國駐華記者也不能夠得到及時的信息,他們同樣要遭遇監視,或是必須得到特殊的允許才能离開他們居住的城市。

對于重大世界新聞,盡管少數的大城市的居民可以通過國外的衛星轉播來觀看,但是大多數人還是程度不同地被當局的新聞媒體的報道所影響和控制。舉例來說,伊拉克戰爭的報道非常片面,撒旦几乎成了英雄人物。由于誤導而使人民憎恨美國,這僅僅是中國政府所控制的新聞媒介誤導百姓的眾多企圖之一。許多跡象表明,中國的新聞媒介已經成了政府煽動“民族主義”的工具。几乎在各個重大世界新聞的報道上,我們都可以看到類似的情形,比如北韓核武器危机、台灣事宜、美國飛行員海南撞机事件等等。

六、中國人民對政府發布的消息持以低信任度

中國人民對政府并沒有信任。他們覺得老在受騙,因而不那么相信政府所說的話。但是大多數人為了自己和家庭的生存而有所恐懼,他們不敢聲言對新聞自由的渴望。

在薩斯初期階段,居住在大城市的百姓,比如北京、南京、上海、廣州等地的百姓,通常要求他們在海外的親友發送消息。我的一些在美國工作的朋友那一階段相當繁忙,一看到薩斯的報道,就往中國發送,以便國內親人得到及時的真實信息。

那些沒有海外親友的人們,有的就依賴BBC、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台,或其他海外報道,因為他們對自己政府的報道持有相當的怀疑。每個人都知道這句話:“在中國,我們只有一個聲音”。

薩斯以后,中國人們還是沒有對政府新聞有充分的信心,特別是那些政治事件或是其他重要新聞。

附件5 是一個旅居海外的中國人所寫的回國觀感,其中涉及了百姓對政府新聞的信任度問題。

七、外國投資和英特网并不能給中國帶來真正的新聞自由

許多外國人,特別是外國投資者說,他們的投資將為中國的新聞自由帶來新的前景。中國政府也常常鼓勵這种說法,設法讓學者和西方政治家相信這個前景。另一方面,中國政府直截了當地指出:“新聞媒介是特殊机构,不能夠遵循‘誰投資,誰擁有’的原則”。政府特別強調,新聞媒體是國家机构,這包括各類報紙。

同樣的原則也适用于英特网。英特网和高級計算机技術同樣成為政府監視壓制持不同政見者的工具。雅虎(Yahoo!)這樣的美國公司實在應該感到恥辱!他們主動与中國政府合作,同意刪除那些政府不滿意的內容。更讓人恥辱的是一些西方公司和中國政府并肩戰斗,設計并參与了對付中國人民的電訊監控用得金盾工程,用來阻止一些信息的傳遞,并紀錄來往的地址和郵件等,有效地將中國警察推到了世界第一流。(細節請參看大記元的文章:http://www.dajiyuan.com/gb/2/5/6/n188071.htm)這种做法,和几年前向中國政府提供高級軍事技術究竟有什么不同?

總而言之,中國沒有新聞自由,即使在薩斯之后也還是沒有。外部世界對于中國新聞自由的支持和努力一直是非常必須和重要的。任何一廂情愿的“中國的新聞自由為期不遠”的想法,不僅是錯誤的結論,而且是對中國人民利益的傷害,也對不起那些為了中國新聞自由付出代价甚至犧牲了生命的人們。魏京生基金委員會和全美學自聯希望你們能夠根据可靠的事實,仔細地評估現狀,利用你們的地位和能力繼續推動中國政府向好的方向邁進。

謝謝傾听。

黃慈萍
魏京生基金委員會執行主任
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人權委員會主席
2003年9月8日

──轉自《海外聯席會議新聞》(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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