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8日訊】白沙洲先生的《中國二等公民：當代農民問題考察報告》一書為正視與研究中國日益嚴重的農民問題開了一個好頭。解決中國日益嚴重的農民問題，思路主要有兩個。一個是探尋政策上的解決方案，另一個是從制度上尋找改善的途徑。目前的大部份研究基本集中在政策問題上。這樣就陷入了一種困境：任何合理的政策解決方案都只能靠現行的制度結構去落實，而恰恰正是這個制度結構在很大程度上應該對中國農民的狀況負責。若太多地去指望造成問題的制度結構去解決問題，就難免陷入原地循環甚至不斷惡化的怪圈。
從制度的方面找原因，就不難發現，中國的農民問題，乃至整個中國的問題與中國由來已久、千載不變的統治方式有關。我把這種統治方式稱為「牧役」式統治。長期以來，中國的統治者，從村到縣一級、市一級、省一級乃至更高層的主管總把自己視為牧者，把民眾作會說話、會勞動的牛羊來牧役，由地方官代表中央加以管理、放牧和馴養。中國古代吏制中把地方官員根據對應的級別稱為「x牧」。在這種牧役型的統治關係之下，各級官員成了高高在上、拿著鞭子的老爺，民眾，不論是農民還是市民，都被貶低到非人的牛馬境地，其中以農民的處境更為惡劣。在「牧」者自居的歷代統治者眼裡，作為牧役對象的牛馬當然不配有絲毫的尊嚴、自由與權利，更不用說與官員平起平坐的平等權，有的只是老老實實繼續接受牧役的義務。否則便是大逆不道、犯上作亂、罪該萬死。如果這些「牛羊」試圖突破「圈養」的藩籬，就要準備破財並被驅逐、收容、遣送。戶籍制度以及以前的糧票制度就是「圈」養「牛馬」的無形籬笆。圈養的目的正是在於為任意的役使提供最大的方便。「牧役牛馬」並不是誇張的文學語言，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統治方式，因為在這種統治方式中，被統治對像沒有土地所有權，沒有充分的生育權（強制節育），沒有遷徙權，沒有人身自由，沒有自治權（只有接受領導的義務），受到方方面面的歧視（升學、招工），被剝奪種種待遇，受到無盡的盤剝。這方面的證據，不論是從《中國二等公民》一書中，還是在中國的現實生活中，俯拾皆是。
中國傳統的牧民統治方式的合法性建立在這樣一個假設之上：農民，乃至所有的普通民眾都沒有能力管理好自己的事務，這些人的事務和他們的命運必須由中央政府通過其委派的官員來治理與主宰。這一假設的致命錯誤在於：假如農民與普通民眾沒有能力管理好自己的事務，主宰自己的命運，如果個人沒有能力管理自己的事務，由凡人組成的中央政府為何有能力、有資格、能勝任照管全社會所有成員事務的能力？在歷史中，這種能力通常是用暴力來證明的。歷史上與今天農民的悲慘命運表明，正是這種以民眾為牛羊的統治方式才是苦難的根源。如果承認人人是平等的，任何人、任何政府都沒有牧役他人（不論是農民，還是市民）的權利，任何人，不論是農民還是市民，都沒有被牧役的義務。
一個社會、一個國家，其文明程度的幾個基本尺度就看這個國家的統治者是把人當人，還是把人當牛馬。沒有人的解放，在中國，尤其是沒有農民的解放，不能使每一個人成為公民，就不能有一個文明、自由、繁榮的國家。
治本的措施是改變幾千年以來的由上至下的、高度中央集權的、大一統的政治秩序結構，改「牧役」式的統治為村民與市民的自治。如果真的想要解決農民問題，就必須改變數千年以來的、並已經被「現代化」了的「牧民」統治方式，徹底改變「牧役與被牧役」的統治關係，使農民成為自由的、自主的、平等的公民並充分享受土地所有權和包括遷徙權在內的種種人身權利，以及自主管理村鎮事務的政治權利。所以，只有從改革制度入手把農民從「牧」的對象中解放出來，使農民與市民都成為完全平等的、真正的公民，中國的農民問題，乃至整個中國的問題才可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可以說，農民的問題，並不僅僅是農民的問題，而是整個中國的問題。如果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不能從牧役的對象變成自主與自治的公民，如果農民沒有抗衡苛政的能力與制度手段，中國農民，乃至整個中國的問題不可能得到根本的解決。中國農民的問題與中國當今所面臨的根本問題在性質上是完全一致的，這就是，每個中國人如何才能成為自己命運的主宰，如何充分享有作為人的基本權利、自由與尊嚴，並享有對與每個公民有關的公共事務與制度建設的發言權。
從牧役的統治方式向自治的統治方式的轉型一旦落實到制度層面上便是由「動物農莊」到「村鎮共和」的轉型。中國的民主化不能不考慮到中國的國情，這就是中國的絕大多數人口生活在（縣以下的）村鎮。中國的政治秩序和憲政制度安排，必須為這一部份人口預留位置，而且必須是合理、公正的位置。沒有保障農民的自由、自主與自治的制度結構形式，自由民主憲政，乃至複合共和對中國人來說，將繼續是一個空話。我以為最可取的制度結構形式只有一個，那就是村鎮共和。關於「村鎮共和」的思路，我將在以後的文章中加以詳細說明。(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