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4日訊】「肖像照不是臨摹（likeness），當情緒或事實轉換為照片的一刻，它就不再是事實，而是意見（opinion）。」這段出自剛去世的時尚攝影大師阿維登（Richard Avedon）的名言，的確是鏡頭下千萬影像的最佳註腳。
無論是電子媒體播出的畫面，或是平面媒體刊載的照片，表面言之，都是「真實」的顯像。但，任何事件或人物都是綿延不斷、互動不孤的存在，因而任何鏡頭下的捕捉，亦都不過是存在的片面呈現而已。所有的鏡頭其實都免不了主觀的選擇，也脫不去價值的衡量。用阿維登的話來說，「所有的照片都是準確的（accurate），但沒有一張是真相（truth）。」
真相，真的是鏡頭下所不能呈現的嗎？或許，阿維登的斷言並不是要完全否定影像呈現「真實」的某些可能，但是，鏡頭下的「真實」只能是「有限的真實」，則不僅是阿維登的意見而已，稍早（九月十九日）去世的另位攝影名家亞當斯（Eddie Adams），更是此一看法的最佳見證。
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於美聯社工作的亞當斯，在南越首都西貢街頭拍攝到警察局長當街槍決一名越共嫌犯的照片，這張經美聯社傳發世界各地，並被大量採用的照片，不僅引起世人高度震驚，進而衝擊美國的越戰政策，也為亞當斯贏得一座代表高度榮譽的普立茲獎。照理，亞當斯應該感到高興才對，但是，頒獎典禮上，一位荷蘭記者所提出的質問，卻使他整整兩年無法正視這張讓他一夕成名的照片。這位荷蘭記者的問題是，為何亞當斯當時不立刻放下相機，阻止槍決行動的發生？為此，亞當斯的確耿耿於懷，他曾如此表白：「有人槍殺了一個人，我卻因為拍到這一幕而名利雙收。」
此次得獎後猶獲獎無數的亞當斯，對於越戰鏡頭下的「傑作」，不僅是發出上述令人感動的自省而已。更令人感喟的是，一九七二年，亞當斯甚至揭露，那張照片對於當街處決嫌犯的警察局長並不公平，因為被槍決者剛剛才殺了局長助手全家。亞當斯的揭露無異於向世人告白，他的照片只是呈現了片面的「真相」。雖然這番告白如果放在整個越戰的脈絡上予以衡量，未必會使世人對於越戰的評價出現明顯的位移，但是亞當斯面對「鏡頭真相」的真誠，能不令人動容？亞當斯對「鏡頭倫理」的戒慎，又怎能不令諸多「無拘無束」的台灣媒體工作者感到汗顏？
台灣媒體之所以被許多人視為「亂源」，不受限制、不做取捨的「鏡頭」絕對與有「罪」焉。特別是電子媒體的攝影機有時更是張牙舞爪，無所忌憚。近年來，雖也零星出現自清、自律的聲音，可惜曲高和寡，不能蔚為主流。最近華視新聞部條列九種畫面予以淨化「不播」，是對「鏡頭暴力」、「鏡頭污染」的再次自省，誠屬難得。社會各界在期待華視能夠真正貫徹之際，更希望其他恣意舞弄鏡頭的媒體工作者也能齊頭並進。
堅持工作到生命最後一刻的亞當斯曾言：「照片有時候會誤導觀眾，因為它未完整呈現整個故事。」，照片如此，電視畫面亦然。已故多年的另位知名紀實攝影家尤金‧史密斯（William Eugene Smith），在定位自己是個理想主義者的當兒，也期許攝影工作者：「最要緊的是對自己要誠實」。平面媒體的攝影記者如此，電子媒體的攝影記者何嘗不然？
鏡頭之下、方寸之間，能不慎乎？
–轉自台灣大紀元時報(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