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4日訊】十月份以來，全力維持穩定和高歌繁榮的北京政權，卻接連遭遇嚴峻挑戰：10月2日，江蘇省鹽城市阜寧縣中恒紡織有限公司的幾百名紡織女工，前往江蘇省鹽城市進行了抗議示威活動，反對不合理的破產，以及要求合理的失業補償金的要求。該廠職工從2004年9月2日就開始全廠罷工，在罷工無人理會的情況下才被迫走上街頭。官方10月14出動員警，拘留了幾十名前往鹽城市政府示威的工人；並在10月20日召開千人的公捕大會，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正式拘捕工人代表丁秀蘭和劉美鳳。
官逼民反
10月4日，陝西省榆林市榆陽區三岔灣村全體3600多村民及周邊村莊15000多村民，發表了”致胡錦濤主席的緊急呼籲書”。要求中共高層關注陝西省榆林市市政府對合法維權村民的野蠻鎮壓：。從2003年3月到2004年10月，三岔灣村村民為了捍衛自己的土地財產，也為了獲得公正的補償，與榆林市政府的強制開發進行了長達一年半的維權抗爭。而榆林市市政府高舉著”收回國有土地”的尚方寶劍，依仗著手中握有的行政權力和鎮壓機器，對農民的土地進行非法徵用，在遭遇農民的合法抵制之後，自2003年3月強行奪地以來，該市政府居然”執法違法”，開動鎮壓機器，先後五次出動大量員警對徒手維權的農民進行公開鎮壓，少則出動400名員警，多則出動3000名員警，前後抓捕維權農民近百人次，而且，在10月4日的鎮壓中，榆林市市長王登記和市公安局長楊勇親自出馬，指揮1600多名防暴員警包圍三岔灣村，逮捕了30多名抵抗政府非法徵地的該村村民，其中23名為婦女。
10月6日，深圳港資美芝海燕電子廠的三千多民工，因不滿每月基本工資只有230元，更因合法談判的通道被當局堵塞，只能走上街頭，以堵塞交通要道的方式進行抗爭。三千多名深圳民工，之所以選擇十一期間用走上街頭、堵塞交通來爭取權益，就是要讓當政者和全社會也體會一下”通道”被堵塞的滋味。
2004年10月18日下午，重慶萬州再度爆發震驚全國的流血事件：”官員霸道”和官官相護引發眾怒，幾萬民眾到區政府前示威抗議，更有憤怒的民眾用磚頭石塊還擊政府的鎮壓，焚燒多輛警車、政府大樓及消防車，致使萬州區政府停止辦公一天。
10月19日，在安徽省廬江縣政府前的廣場上，政府居然出動幾百名防暴員警，對手無寸鐵的上訪百姓大打出手，造成60多人受傷，其中28人受重傷，住進巢湖市第二人民醫院接受治療。
10月22日，安徽蚌埠紡織廠萬名退休工人集會示威。從早晨7時多到中午時分，數千工人開始佔據道路，阻斷交通，最高峰時達到萬人。參與示威的工人們大都表示：面對由貪官污吏組成的政府，只有主動抗爭才能維護自己的切身利益。
也在10月22日，長春市發生了一起嚴重的官民衝突：長春市二道區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近百名工作人員在經緯南路拆除一有安全隱患的違章建築時，遭到附近400余名居民的圍攻，導致行政執法局近50名工作人員不同程度受傷，其中2名執法人員傷勢比較嚴重，隨後被送到中日聯誼醫院進行緊急救治。
10月27日－31日，四川漢源發生了中共建政以來最大的民眾集體衝擊政府事件。因不滿政府強制拆遷和官員黑箱作業，四川漢源縣數萬農民到大渡河瀑布溝電站靜坐，阻止大壩截流，與武警衝突中有農民被打死，多人受傷；憤怒的農民和當地學生舉行近十萬人遊行示威，衝擊縣政府。地方政府緊急調動萬名武警包圍漢源，再次引發嚴重警民衝突，據傳有多人死亡，數人重傷。為防範事態擴大，當地交通、通訊被切斷，網路被管控。
這一系列大規模的官民衝突說明，民眾對官權及其權貴的積怨多麼深厚和強烈，用”烈火乾柴”來形容，一點也不過分。特別是萬洲事件，起因看似偶然，而實乃愈演愈烈的官民對立之必然：正是長期壓抑的民怨之突然爆發，一次小衝突才能釀成數萬人的群體抗議運動。
由此可見，強權下的宏觀穩定並不等於微觀穩定，正如權貴資本主義下的經濟高增長和少數人的暴富並不等於整體繁榮一樣。即便拋開官場權爭、官員腐敗、職業操守敗壞和執政能力下降的黨內危機不談，僅從民間的角度講，個人性和群體性的民間維權運動，每天都在全國各地不斷出現。即便在官方最需要穩定的政治中心北京，在政治中心最具象徵意義的天安門廣場，已經成為激進的民間維權行動的多發地，多起自焚事件昭示出強權下的穩定是多麼脆弱。
出路？
對於六四後十五年來的中國現狀，西方國家大都既驚詫又困惑：經歷了舉世震驚的大屠殺的中國，何以能保持十五年的經濟高增長和社會穩定？
的確，六四後的中國局勢，使無數關於中共崩潰的預言破產，似乎失去了意識形態合法性的後極權時代的寡頭獨裁體制，只靠經濟高增長的政績和鐵腕鎮壓就能基本上維持住社會穩定。然而，在官方全力標榜經濟增長、國力增強和國際地位提高等政績之時，經濟上日益獨立的個人及民間力量，其權利意識已經覺醒。對社會不公和自身苦難也越來越敏感，對官權壓迫的承受力越來越低而反抗力越來越強，這必然導致自發的民間維權運動日益高漲；與此同時，民間也正在形成相對獨立的價值評判系統，官府的權力已經無法完全左右民間的道義評價，正是在這種獨立於官方評價系統之外的民間道義標準，成就了越來越多的名揚海內外的大陸中國的道義英雄，比如丁子霖、蔣彥永、高耀傑、鮑彤等人。
如何看待民間力量的活躍、反抗與社會穩定的關係，基於不同立場的人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
從獨裁政權進行社會控制的有效性的角度看，事實上，對於全力維持社會穩定的中共政權來說，中國現狀是”宏觀穩定而微觀動盪”，這種造成”微觀動盪”的民間力量，在官方及其御用精英眼中，必定是威脅穩定的敵對勢力，必欲用鎮壓和收買相結合的手段消滅于萌芽狀態之中。
然而，從民間自發秩序持續擴張的角度看，無論是民間財富的增長還是弱勢群體的反抗，無論是知識份子的言論維權還是民間道義英雄的不斷出現，無論是互聯網上的民間輿論還是傳統媒體追求新聞自由的努力……都在展示著中國社會中最具正面意義的活力。官方及其御用智囊眼中的穩定隱患（如政治異見、大規模的群體維權和互聯網議政等），恰恰是中國走向開放式的良性政治穩定的主要力量。換言之，批評政府的言論也好，群體性的街頭政治也罷，只要是利益訴求的和平表達，本來皆是良性社會秩序的必要組成部分。允許和保障這種表達權利的社會，才是既具有持續的活力又能維持基本穩定的社會。
比如，西方社會的言論自由和常見的大規模遊行示威，並沒有導致社會動亂。即便在華人世界的港、台兩地，幾十萬人上街的大規模街頭政治，也沒有威脅到社會穩定。
如果一個政權仍然對民間自發的非暴力表達抱著草木皆兵的驚恐心態，把民間的非暴力的政見和利益表達視為有可能導致天下大亂的敵對行為，恰好說明這個政權的極端自私和社會的極端不穩定：為了保住一黨政權及其極少數權貴的私利，不惜依靠暴力、謊言來維持穩定。不是穩定而是積累動亂；不讓表達導致的不敢表達，不是認同而是積累怨恨。
所以，獨裁下的穩定，要麼是萬馬齊喑和毫無活力的假穩定，要麼是突然迸發的星火燎原之下的穩定灰燼。
－－轉載自《新世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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