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4日訊】綜合各方傳聞：學成歸國的留學生，在國內越來越”不好混”了。從躊躇滿志的”海龜”(海外學成歸來)，變成心驚膽戰的”海草”(動不動被”炒魷魚”)，甚至變成尷尬的”海帶”(回國後一直處於待業狀態)。於是，許多留學生們，在經歷了出國前的希望(以爲”鯉魚跳龍門”)到出國後的失望(在西方就業難或取得身份難)後，又遭遇了回國前的希望(以爲可以大展身手)到回國後的失望(日漸遭受冷落)，這一”否定之否定”的人生迴圈。沮喪者，不計其數。
面對這一現象，各種分析紛紛出籠：”海龜”期望值太高，與社會現實脫節；”海龜”缺乏經驗，眼高手低；”海龜”未必個個都優於國內人才，薪酬要求卻高於國內人才，用人單位感到棘手……
就”海歸”自身主觀因素的分析，固然有一定道理。然而，不能否認，國內客觀條件的變遷，也是”海龜”受困的關鍵：國內失業問題嚴重，單城市失業率就高達10%至20%；大批農村人口陸續湧入城市，使城市就業形勢更加嚴峻；由於地區差別嚴重，全國各地的人才都擁擠到外表繁華而競爭激烈的沿海大城市，如上海北京廣州深圳等地；國內大專院校連年擴招，畢業人數連年暴漲，畢業即失業，成爲普遍現象；由於僧多粥少，國內工資水平持續下跌；鑒於西方國家就業市場低迷，留學生被迫紛紛返國，使”海龜”本身間的競爭趨於白熱化……
在這種情況下，”海龜”的收入日益縮水，要求也不得不日益降低：從數年前的月薪幾萬元，壓低到如今的月薪幾千元。不願”高才低就”的，自然淪爲”海草”與”海帶”。
除卻這些直觀因素，實際上，”海龜”處境不佳，有深層次的原因。
其一，觀念錯位。出國”見了世面”的”海龜”們，多少有些精神變遷，習慣了西方國家的法治嚴明和機會均等，乍一歸國，不知國內還是老一套：”關係學”，”後門學”，”裙帶風”。”海龜”們發現，與國內的同齡人相比，自己似乎太”單純”了，單純得已經適應不了那個複雜的環境。況且，出國多年，所有關係，又須從頭來過，談何容易。旅居國外時，總聽得國內宣傳形勢如何”一片大好”，機會如何多多。回國一看，似乎不是那麽回事，才醒悟，自己預先就著了國內宣傳機構”厚黑學”的套。
其二，政治阻力。按理說，國內各級政府，應該大量吸納留學歸國人員，以調整觀念，改進作風，提高效率。歸國人員至少視野廣、外語強，有助於中國快速融入國際化和全球化的進程。然而，事情卻並不那麽簡單。當權者對”海龜”們並不信任，尤其政治上，防範得緊，既得利益者一定要死守他們的”一畝二分田”，輕易不讓”外人”插手。因此，”海龜”向政界發展之路，基本上被堵絕。報國無門。極少數僥倖進入政界者，境況並不理想。”海歸”的朱勝文，官至哈爾濱市常務副市長，最後卻因經濟問題入獄，並不明不白地慘死獄中，正是令”海龜”們聞之色變的一個縮影。
一些覬覦國內官爵的留學生，在國外時，就拚命巴結各地(中國駐外)領事館和大使館官員，公開流露，目的是要回國”當官”，然而，歸國後，他們也不得不感歎：什麽都不能說，什麽都不能表現，必須低調，必須夾著尾巴做人，否則，一句話說錯，就前功盡棄。活得多麽累！就是純粹搞技術的，還得受”党的領導”。所謂”科教興國”、”人才興國”的”戰略”，原來如此曲折！
其三，制度問題。國內有一種論調：”海龜”們處境不好，是他們自己造成的，比如，爲什麽一定要擠在上海、北京？爲什麽不去大西部？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聞斯言，令人咋舌。試想，人家遠涉重洋，負笈深造，十年寒窗，圖的不就是個錦繡前程？回國後，渴望安居樂業，出人頭地，人之常情。居然用”覺悟”之類去”框人”！反問一句，說這話的，大西部，你們怎麽不去？回過頭來說，如果西部與東部具有同等機遇，農村與城市享受平等待遇，商界與政界均無禁區，大路通天，”海龜”們自然縱橫南北，人盡其才。說到底，還是個制度問題，條條框框已經擺在那裏了，”海龜”們又能有幾個選項？
海龜，海草，海帶。也算新時代的新名詞。說起來，幾分諷刺，幾分苦澀。面對大批”海龜”登陸，如果當局不在制度上、政策上改弦易轍，不將”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口號化成”依賴知識，依賴人才”的實際行動，新一輪人才流失和人才荒廢，必然加劇。消耗的，不只是”海龜”們自身的成本，也是整個國家的成本。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