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30日訊】朋友買來《窮人經濟學》送我一本，說沒看到《窮人與富人的經濟學》，意思是“否則送兩本”。《窮人經濟學》窮人不會買，《窮人與富人的經濟學》大概富人都替窮人買了。我肯定不是個富人，一直想看盧周來如何擺窮人與富人的擂臺，惜乎不寬裕（盧周來不承認窮人一定無能），很少去書店，有人送書當然笑納，何況至少是半邊擂臺呢。
對於讀書，我有點懶，但我沒有因此而快樂。我這個圖書館的輕微體力勞動者已經被手中的搬弄物弄麻木了。這印刷物倉庫有時貨進得快，有的還進了又進，說行話叫“複本量”太大，例如《中流》、會議報告學習指導之類。“主渠道”快銷來的我基本不翻，想翻的一般離“出廠期”半年以上了。《窮人經濟學》是6月份出版的，明年能不能到館還難說的。
盧周來的文章先前我讀過一些，看了就動情，好像作者懂我的心思。《窮人經濟學》打頭的文章《點評鄉下姑姑來信》早先我就覺得“點評”是替我做，“來信”我也收到過無數次了。我不是那個“山西鄉下放牛娃”，我當然不同意說“腐敗次優”。我看作爲“改革”的“成果”已經不是“次優”，而是“最優”了。“姑姑”通過養豬而不是通過“殺富濟貧”等等維持生活，說明窮人的經濟學是很善良的，倒是“讓聯防隊員看住大家不往鄰鄉賣豬”的“他們”與“豬頭”，喜歡“零和遊戲”——這是“中國富人經濟學”的本質。盧周來批判這樣的“中國主流經濟學”，不管說的是不是都對，肯定有說對的，肯定比昔日放牛娃的“次優”論要優！
“中國主流經濟學”作爲“次禍”可是害苦了“姑姑”們！別的不說，因爲它冒名“自由主義”，害得“侄子”很富有自由精神的《窮人經濟學》，不但不講自由，而且還經常數落自由。我看不出例如徐友漁講的自由與例如吳敬璉、秦暉們講的公正，例如茅於軾們講的道德，有什麽衝突，有什麽對不起“姑姑”們的地方，即使講自由主義的朋友讓“希望溝通性整合”的韓德強、王小東們感到失望、痛心了，但是，無論如何，例如徐友漁講的自由與樊綱、厲以寧們（《窮人經濟學》點了名的）的“中國自由經濟學”，有什麽“語境—語用”上的“實質性共謀”。我注意到例如秦暉、徐友漁們對前人、西人的“自由主義”，不是照單全收的，而是基於當下的語境，有所分辨、有所側重、有所反思的，正像十分推崇馬克思的盧周來，對馬克思歌頌資本主義歷史作用的“局限”也有保留一樣，但我確實沒有看到韓德強、王小東們對“左翼”民粹—浪漫主義、民族—國家主義，有什麽自覺的反思。而這是不是沖淡了“希望溝通性整合”的誠意呢？當然，“姑姑”們不懂這些，不說也罷，幸虧“侄子”並不糊塗——
“戰後以來，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始終是主要作爲在野的力量在起一種糾偏與制衡作用。尤其是兩年前，克林頓提出所謂‘人民資本主義’、布萊爾提出‘走第三條道路’，更證明這些國家在政策上越來越重視社會保障、社會公平，也正因爲主導這些國家政策的主要是凱因斯主義，且作爲另一種意義上的主流意識形態，凱因斯主義越來越得到應用與強化，也因此，也越來越反襯出作爲其制衡面的在野的新自由主義的重要性以及其作用。”（《窮人經濟學》304-305頁）
這段話或許可以看作是《窮人經濟學》對新自由經濟學最平實的點評了。只是至少還應當承認，制衡到底不是說說而已的——“美國向他國推銷的的新自由主義的藥方，他自己其實從來就沒有嘗試過”，否則，至少在反對狹隘民族主義這一點上，自由主義與“左翼”的“溝通性整合”，應當不會有多大困難。如果讓“姑姑”們去美國生活一段時間，“姑姑”們也不會覺得崔之元追隨的美國“校園左翼”，純屬爲了反對美國的“對外右翼”吧。
盧周來上面的一段話是在給楊斌的信中說的。我不知道這個楊斌是不是一度時期來接連在香港股市“減持”、網上議論紛紛的“中國二號富人”，如果是的話，那麽，楊斌主政朝鮮“深圳”的“司政綱領”，倒是不怎麽“商人民族主義”，而是對美國式的“軟戰爭”有些“同流合污”的意味了。當然，楊斌先生可以舌頭一轉說成是“中國的軟戰爭”的。無論如何，只要不是“他們”與“豬頭”們的“硬專制”、“軟戰爭”就好。
盧周來給楊斌的信的題目是“關鍵還在於我們自己”。這是一句可以大大充實、豐富的話。如果不認爲毛澤東時代及其延續已經把自己的事情辦得很好，那麽，改革、開放都不必害怕“軟戰爭”，韓德強用一本書來呼籲國人走好“WTO”心態也還正常，秦輝先生指出：美國是有值得反思的地方，不僅是“單邊主義”，但是用什麽心態反思美國很重要，用什麽出息應對美國尤其重要，用“超限戰”那樣的類恐怖主義流氓態度，來反對霸權主義，當然是有害的。“軟戰爭”畢竟不是“硬霸權”嘛，你不入“WTO”他也沒辦法嘛，人家不是還“阻止”你加入嗎？讓你入不好，不讓你入又不好，這未免太讓人家爲難了不是？中美合作不好，不合作又不好，這不是尼克松訪華前的“毛澤東主義”又是什麽呢？
可以對歐美制度敏感排異，但是，能不能對聯合國的人權公約視而不見、拒而不納？“姑姑”們的態度尤其利益也是主權至上（“豬頭”們武裝佔領“姑姑”的領土了？）而不是急需權利？
“關鍵還在於我們自己”、“關鍵是我們如何自處”是盧周來非常清醒的話。這就是我想到“西雅圖的反全球化”意味著什麽？秦暉說美國工人希望中國工人受到的剝削程度輕一些，甚或像他們一樣對工資有這樣那樣的討價還價權，可見，反全球化不是美國知識左翼的浪漫煽情言論，而有很實在具體的利益考慮（中國的“姑姑”們日子好過了，美國的“姑姑”們日子不會因此而更難）。是的，美國政府是講國家利益的，假如國家利益不是“豬頭”們的利益，因而與“姑姑”們的利益相通，我對這樣的國家利益完全尊重，正像我完全尊重想“超出左右之爭”的“非主流經濟學家”們肯定也會有的個人利益。在利益的基本權利上，哪怕人類永遠不會滅亡，我也相信就是這樣一個進步法了，不可能在進步了，即使我可以不將此狀態叫做歷史的終結，我相信，人類終究只能在俗氣中求公平、公正——人類的公平與公正終究是俗氣的，“9·11事件”改變了這一點嗎？眼下我主要（如果不是“只”）關心“姑姑”們如何可以對各種“豬頭”們說“不！”在爭權利（對不起，首先是例如言論自由——真正的世俗公正只能是各種自由的結果）的歷史上，“姑姑”們離歷史的“新起點”（不叫做“終點”的話）還遠著呢！等到“新起點”到來，我才有可能逃離“物質的”、“動物的”粗俗，才可能考慮如何讓肉體受制於神聖的精神，包括其實更適合本性的睡睡懶覺、曬曬太陽，而不再面對“豬頭”們的“叢林法則”。現在，我只想對“豬頭”們說：盜賊、流氓、土匪們，請還給我的豬肉、血汗錢以及所有納稅人的權利！
盧周來是非常關注弱勢階級的青年經濟學家，他有是非、有學問、有才華、有理想，特別對於一個需要研究國防經濟學、戰爭經濟學的軍校教師來說，不談追求、實踐得如何，僅僅宣明“非主流立場”，就已經難能可貴了。我曾經揣摩過思想型文學評論家王彬彬先生的從軍區創作室調到（談不上“遷徙”）南京大學，我想，至少盧周來需要特別的“單位”與“行內”的生存智慧，僅此一點，就夠我研究的。《窮人經濟學》的很多篇什，使我的身心處於一種有益的緊張之中，與我的心路歷程有著諸多重疊，閱讀中，我常常覺得不適合將他歸入實實在在存在著的“新左派”一方，因爲他有一些顯然很慎重的表達，顯然是實實在在存在著的自由主義一方的。任何簡明的概括都有失真，尤其在中國。例如盧周來在後記中感謝到的“朋友”，就是難以簡單歸類的：韓少功先生熱情謳歌中國是超級人情大國，但他卻實實在在與張頤武等人，打了場曠日持久的名譽權官司；韓德強、王小東“支援”小盧好理解，但何清漣、程曉農“支援”小盧也不難理解呀。我曾經跟有人說，盧周來講公正，講得越多越深入越好，秦暉不就是最早響亮提出“公正至上”的一位嗎？老實說，我注意到，在中國講公正，既可以走向“懷念毛澤東”，也可以走向民主—自由主義，唯獨不便進入“主流話語”，就算是“老左”講公正，也是一種出息——請注意：當著人們僅僅講公正、反腐敗的時候，你只能贊以良知。當然，中國的難題主要是如何走向公正，真正的考試是在“如何”二字上。我個人的期待、渴望是：從公正走向“秦暉底線”。我的說法不免有些武斷：總體上，舍“秦暉底線”，別無出路！但是，學界或者思想界確實給了我這一“武斷”的信心：除了一篇爲樊綱辯護而批評秦暉的文章外，好像人們不打算與秦暉論戰了。
而盧周來似乎也有認同“秦暉底線”的可能。於此，《窮人經濟學》所提供的證據主要是小盧對“新制度經濟學”的充分認同。我有點懶，不想抄錄《窮人經濟學》了，但我真的爲此而感到快樂。
讀《窮人經濟學》，我個人在學理上的最大收穫，也在小盧點評的“新制度經濟學”將習慣與道德、傳統、民風等等歸入“慢變”的“非成文法”制度。我自己曾簡單說到“真正的制度”就是“人們行爲的實際優勢機制”。如此說來，魯迅對知識份子日常行爲的批評，也有了制度批評的意義；而秦暉先生討論知識份子現代化與“西儒會融”，是明確作爲制度創新的任務提出來的——直覺上，許多問題與很多學問，從此可以明確導入“制度”來研究思考的了，這真讓我感到興奮，儘管我會因此而對魚龍混雜有了更多的憂慮，儘管我不便將這一興奮告訴小盧的“姑姑”。我非富人，但我畢竟在讀一本叫做《窮人經濟學》的書，肯定也不便自稱爲窮人的了。不可嬌情，不窮當然不是壞事。
2002年10月1日
──轉自《學而思》(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