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10日讯】窗外已经见不到雪花飘扬的舞姿。高山，平原，田野，河流在我眼前变幻着飞逝。我们已经进入广东地界，曾经遥不可及的南方近在眼前，南北的距离也只不过是这么短短的几百公里。家乡的冬天已经被我远远的抛在背后，我已经嗅到空气中越来越浓的躁热气息。我知道，迎接我的将是全新的一方热土，全新的一个生活，以及如蛆附骨摆脱不掉的让人更难以承受的阴寒。
* 几个打工朋友的故事
我的第一站是广州，稍事休息后转车去深圳平湖。在那里，我将正式开始边打工边流浪的生涯。对我而言，让我畏惧的不是个人的得失和生活的艰辛，我对理想的狂热足以驱散一切狭隘的个人之想。我所担心的是不知道在即将深入的环境中自己能够坚持多久。事实上，我知道我的游历从W把我从教室里叫出来的那一刻已经开始了，因为从那时起我触碰到的全是社会的残酷，是人性的阴暗。我忽然感觉到这趟旅行将是多么的残酷，我不能保证在社会的龌龊真实的呈现在我眼前的时候还能若无其事保持镇定。社会的残酷已是显而易见，若再存心去发现，用心去感受，无法想像这其中需要多大的精神毅力。
我们被送到一家叫“龙星”的职介所。那时已是傍晚时分，职介所的人先把我们带到一家旅店安顿下来，说好第二天安排工作。我洗了个冷水澡，吃了份快餐，刚准备上床好好的睡一觉，职介所的人又把我们叫去上课。这是他们的规矩，先让我们每人交一百块钱买他们提供的半年内免费找工作的“普工包进厂”服务，然后给我们灌输“危机”意识，先是说深圳如何繁华，是有钱人的地方，你们能来是天大的福气(屁话)。转而又说在深圳找工作极其不易，每个人既然出来打工赚钱，就要做好吃苦的准备，进了厂要听话，不能嫌活累，不能嫌工作时间长，不能频繁跳槽，不听话的是找不到工作的，不安分的是赚不到钱的。然后又警告我们，找到工作后不能随便出厂，除非被厂方炒掉，不然得说出原因让他们批准，他们才会再次给我们找工作。若半年内被炒掉三次或私自出厂的，他们就没有责任帮我们。那我们的下场不是被警察抓就是饿死街头……把深圳说的又像天堂又像地狱。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深圳不就是用中国人“廉价”的血汗垒起来的天堂吗？只不过天堂仅仅属于共产党官员和私企老板，几百万外来工无一例外在地狱里苟延残喘。职介所的人久经江湖，赚起钱来有些残忍，话说的也很实在。
那堂课上了两个多小时，唯一的用处是让我们个个如惊弓之鸟，对未来会如何不敢再抱任何幻想，只希望能够找到一份工作生存下去。也许这就是职介所所期望的效果吧!现实就是这么残忍，能把任何美好的愿望变成血淋淋的失望摆在你面前。能把满腔的热情变成世俗的冷漠荒度着人生岁月。懦弱的人念着“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个人是渺小的，反抗是没用的，造反是找死的”苟且偷生，坚强的人也只能孤伶伶的一个人继续挣扎。我一头倒在咯吱咯吱响的铁架子床上，看着这个陌生的环境，想想这些天来我的遭遇，真有一种隔若隔世的感觉。世事的变迁，人事的转变，竟是这么的轻描淡写不负责任。我知道我已不再是任性而为的小孩子，为了能够生存我必须坚强，为了理想的实现我必须坚强，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被塞进一辆小货车去一家橡塑厂面试。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小车厢里，站不起，蹲不下，再加上剧烈的巅簸，难受的差点儿吐出来。幸好面试的结果出奇的顺利，我和两个女孩子被录用了。我被安排在切削组，工作内容是把橡胶管用气枪套在铁制的模具上，然后放在车床上切成一条条的皮带，去掉不良品，再用手撸下来。体力劳作的苦累是不言而喻的，累我并不在乎，如果这点苦都吃不了，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做成什么大事。更何况，我的情绪被另一种愉悦的情感所占据，我发现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在一个个工业区里，在一家家工厂里，在300多万打工队伍里，我是极其安全的，不用担心被人出卖，不用担心国安的追踪调查。打工仔就是我最好的身份，我可以切身体验到社会最底层的生活，我可以零距离的触碰到人们的心灵世界。无论是在车间里，在厕所里，在上下班的路上，在饭厅里，在床上，我可以毫无顾忌地抨击社会的丑恶，可以随心所欲地发表自己的演说。在社会的最底层里，所有的丑恶在我眼前一览无余。我默默地关注着，思索着。在烈日下，在暴雨中，在冷漠的人群里，在悲惨的不幸前，我的愤世疾俗被压迫成默许保身，我对中国人民的热爱和充满期待被转化成无尽的怜悯和失望。在这短短的两里，我由学生变为罪犯，由不知愁滋味的少年磨励成饱经世故的社会人，由盲目的冲动到冷静的沉默，由沉默到思索，再到自愿为国家之民主，民族之富强而拚搏。我不曾一刻忘记自己的理想和使命。我知道，中国的不幸需要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挺身而出。在广东大大小小的工业区里，我寂寞的闯来闯去，在无数卑微的人群中积聚起奋斗的力量。我知道，对于那些和我进行争论的人来说，我的离开就意味着永不再见。打工本就是这样，漂泊如浮萍，聚散两匆匆。但我依然很高兴，因为所有的人在谈到共产党时都是同样的激愤，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争取在有限的时间里说服他们接受“造反”思想。尽管他们都屈服于共产党的淫威而强抑着自己的愤努，我相信这只是暂时的。至少，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我的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当我和我的兄弟们有力量在中国与共产党公然对抗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一定持着早已做好的决定坚决站在我们这边。这就够了。
工厂里都是集体宿舍，我们宿舍有6个人。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村，他们的年龄比我大，经验阅历比我丰富，但失去了年轻人所特有的热血沸腾，剩下的只是怨天由人。我们经常彻夜不休地高声阔谈，谈他们在农村里的艰难生活，讲他们年轻时的心高志傲，说他们现在的无奈漂泊。每当这时候，我感觉得到他们的真情流露，那揪心的悲痛和对现实的无能为力在颤抖的声音里，在长长的叹息里展现的淋漓尽致。然而心痛又如何，叹息又如何？现实的残酷容不得我们去无奈去叹息，不是尽力改造社会，就是被社会无情的吞噬。
他们的名字直到现在我都记的很清楚，不过基于为他人负责的原因，我只写出他们的姓氏。
韩来自江西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山村，那里贫穷与愚昧的程度令人难以致信。苍茫茫的群山里，稀稀疏疏的散布着几十户人家。没有通电，没有通水，也没有修公路。一到晚上，黑暗潮水般把整个山村淹没，只有破旧的煤油灯散发出暗红的火焰，整个山除了狼吼便是死一般的寂静。山里的日常生活也是出奇的艰难，吃水要翻过一座山在漂满了枯树叶与死老鼠的水潭里挑；日常用品要翻过五，六座山走到20多里外的小镇上去买；一日三餐总是萝卜干白菜丁酱豆和咸菜，每家每户都养的有猪，可是过年了谁又舍得杀掉自己吃呢？韩说的话让我鼻酸，他在家里，平时难得油腥，只有过年才会买几斤肥肉，先把油全炼出来，剩下焦糊糊的肉干也舍不得一下子吃掉，腌的咸咸的每顿只吃几块。中国农民生活之艰难由此可见一斑。
山里与世隔绝的生活孕育了淳朴善良的民风，然而人们的善良体现在独裁政权上只能是可悲。一年四季除了忙自家田里的活，还有出不尽的义务工；除了缴纳沉重的税收和村提留，还要面对村干部贪得无厌的黑手。韩祖祖辈辈都在田里打滚，风里雨里一代代的走过来，现在仍是一贫如洗，何曾有过一天轻闲？何曾享过一天温暖？在“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我们的农民沿袭的依然是几千年来未曾改进的刀割牛耕从事原始的体力劳作，承受的是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面对的是变本加厉赤裸裸的剥削压迫。中国农民的沉重负担是任何民主国家的人民所难以想像的。干部多如蝗虫，凶狠如虎狼。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重如泰山。不论种地不种地，都必须缴纳类如人头费、宅基费、自留地费，村集资，连没有劳动力的花甲老人和刚出生的年幼儿童都要按人头缴纳几百元的摊派。这几年来，中国大陆天灾人祸肆虐之频繁是空前绝后的。与此同时，强权政治的打压盘剥同样的让人不堪承受。很多农民劳作了一辈子仍是了无积蓄，住的仍是泥糊的小屋。一个月前家里打来电话说大爹的小土屋被暴雨冲垮了，要借钱盖房子。当时我就哭了，仿佛看到大爹一家在风中瑟瑟发抖的模样。那小屋我知道，我记得早在我小时就已裂开了无数条口子，一刮风下雨就成了泥潭，能撑到今天已是不易。但无论怎样小怎样破，它都是大爹一家五口的依靠。大爹风里来雨里去的过了一辈子，老来不仅身无分文就连栖身之所都没有，凄苦之情犹在眼前。我寄了8000块钱回去，希望能帮大爹渡过难关。我知道8000块钱只是杯水车薪，但我能拿出的也只有这么多，中国无家可归的人太多太多，凭我又能帮到几个？我很清楚地记得在我9岁那年的夏天，一场暴风雨过后，我们村里垮了20多间房屋，死了13个人。扒开泥土时他们的身体痛苦地扭成一团，狰狞干瘪的脸和暴睁的眼始终清晰地刻在我的脑海里，像一个噩梦。离开农村已近十年了，穿过遥远的时空我仍能感受到那种原始的荒凉，仍会勾起曾经的心伤，让我莫名其妙地落泪哭泣。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些阴暗的日子，因为它带给我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折磨，更从思想上振憾了我，启发了我，让我能够挺过艰难的生活，看透现实的浮华，刺破独裁者的谎言触碰到社会的本质。社会的残酷，人们的苦难不都源于当权者的卑劣，政治的黑暗吗？古人痛斥苛政猛于虎，中共之独裁似乎更甚许多。
直到现在，已过而立的韩仍是光棍一条。没有人愿把姑娘嫁给韩家，因为他家用土坯盖的茅草小屋已是摇摇欲坠，因为他家连几百块的彩礼都拿不出来。林深似海，可是能让人们生存的空间又有多大呢？中国人故乡情节很重，若非逼不得已，没有人会背井离乡，漂泊四方的。然而韩跑了出来，在人流滚滚的深圳，他默默地挣扎着，为着一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理想而奋斗—-赚钱盖房娶媳妇。韩能做的到吗？迎接他的只能是无穷尽的失望。事实上，自从他踏上这块土地，所有的不幸已经随之开始。逃离农村，只不过是一种苦难的结束另一种苦难的开始。在中国，所有人为的灾难，都源于万恶的中共独裁政权。仅仅试图逃避而不是勇敢面对努力改变，是永远也也不可能找不到真正幸福的。
林是个“叛徒”，是个“逃犯”。但我不这么看，我知道这是中共对他“不识时务”的惩罚。在我眼里，林是个当之无愧的英雄，因为他是我在现实生活中碰到的唯一的一个敢于反抗的共产党人，唯一一个因为民谋利而被迫害的共产党干部，我对林是由心的敬重。
林的家乡很普通，同中国千千万万的小山村没有区别，穷的不能再穷，愚昧的不能再愚昧。林幼时父母双亡，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是父老乡亲自发的凑钱供他上学。他是村里唯一的大学生，对他而言，村里所有的父老乡亲都是他的父母。林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大学毕业后放弃了留在大城市的机会，毅然回到家乡的小山村。林发誓要让家乡的人们永远的摆脱贫穷，过上真正幸福的生活。他拿出上大学时攒下的两万多块钱，又发动群众集资入股办了个养猪场。对于林，乡亲们是极其信任的。他们都把林当自己的儿子看待，林没有房子，乡亲们都抢着把他拉到自已家里住；林说要办养猪场，每个人都慷慨解囊，而不考虑是否会亏本。林没有人让人失望，短短的几年，养猪场越办越红火，真正实现了自己的誓言，让家乡富裕起来。林也有足够的钱给自己盖了幢小楼，好事连连，很快又有了自己的爱人，再有了儿子，生活正向林显出美好的一面。与此对比鲜明的是，村委会负债累累，三番四次的被人上门追债，所有的工作都陷于停顿。林临危受命，通过选举当上村支部书记。在他看来，那是唯一一次没有上级干预比较公正的选举。林上任后就把养猪场廉价卖给了村里，又将村里的荒山开恳出来种上果树，所有的水塘扩修后承包给个人搞水产养殖。村民的选择是正确的，林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村里不仅还清了所有的债务，并且有了足够的钱把学校翻修一新。短短几年很快去了，很快的又到了换届选举的时候。林丝毫不怀疑自己当选的可能性，事实上也没有一个人会怀疑。然而现实就是那么残忍，林落选了，由镇长的亲戚取而代之。所谓的选举只不过是政府“民主政治”的遮羞布，整个过程看不出半点儿透明的成分，纯粹是走过场，镇长的一张嘴抵的过几千村民的意愿。林只不过是被利用来收拾残局的工具而已。愤怒的村民放下农活到镇里上访，被赶了回来。又开着拖拉机浩浩荡荡的去市里告状，市政府竟说林煽动群众闹事，围攻政府，抓起来判了6年劳改。一些情绪激动的村民也被拘留，押送到镇派出所。镇长对这些越级告状的刁民恨的牙根痒痒，亲自坐镇派出所把一些村民打的皮开肉绽，然后通知家里拿钱赎人。林在监狱里的遭遇我写不出来，因为我没有经历过，并且林一提起往事就太过于激动什么也说不清楚—从他的叙述中我感受到的只是一种咬牙切齿的愤恨。引用别人的经验之谈，“中共的劳改农场实行的是奴隶制度，只要不整死你，咋搞都行”。依我看也差不多，当林刑满释放后，苍老憔悴的让人心酸，六年非人的牢狱生活足以把一个身强力壮满腔热血的青年折磨的心如死灰。
村里一切又恢复原状，满目疮夷贫困不堪。养猪场已成村长自家的私产，果园由于缺乏管理已是枯死过半。其实并非是新村长没有能力，这几年来，他不仅“赢”得民心一再当选，还把强占过来养猪场经营的有声有色，同时修建了砖瓦厂，挖空了村里的几座山换来大把的钱，小日子过的很滋润。由于林当村长时卖了猪场一心扑在村务上，家里本就没有什么收入，坐牢期间就妻子一个人硬撑着，已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躲在空荡荡地屋子里，林感觉像是做了个梦，曾经的辉煌曾经的幸福都是过眼去烟一去不返，睁开眼发现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劳的，现实的残忍让疼痛在肌肤上是那么的刻骨铭心。虽然村民的心没有变，依然是那么执著的关怀与信赖，然而林已是心灰意冷，他看透了这个社会，再努力又如何，豁了命的反抗又如何？一个人，一百个人，甚至十万人在强大的独裁政权面前也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林只想安安稳稳的过自己的生活。林太天真了，他认为反抗是徒劳的，却不明白这世上本就没有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事实上，这个社会的不幸，正是因为太多的人明哲保身躲避退让姑息养奸所造成的。春风得意的村长利用农村稻秆多的优势又开办了造纸厂，唯利是图的他竟把未经处理的废水排进村民灌溉农田的水渠里，导致庄稼枯死过半。这下村民闹翻了天，操起家伙涌到造纸厂要讨个说法。同时推举林为村长，成立了新的村委会，所有事务一律自己解决。林当仁不让，决心为自己也为村民讨回一个公道，遂再次带领村民联名上书市政府，要求：一，补偿农民损失；二，严惩村支书贪污渎职，侵吞集体财产的行为；三，重新进行真实公开的村民选举。这些本是合情合理的要求在共产党政府里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政府怎么能向一群刁民妥协？事情处理的结果是：一，造纸厂赔偿农民庄稼的损失，农民围攻造纸厂导致停产损失也须赔偿，两相抵消，村民应赔造纸厂××万无，分摊到个人，从提留中逐年扣取。一部分顽固分子须负法律责任；二，关于村长贪污问题经查证纯属诬告，政府宽大处理，不予追究；三，村民自行成立的村委会未经上级任命，属非法组织，立即解散。哼哼，听到这里我无话可说，稍经世故的人都知道必然是这个结果。当然这个必然的结果是不能让人满意的，林怒火中烧竟带头摘了市政府的牌子，把市长揪出来痛揍了一顿。大批武警很快赶到，一阵棍棒就打散了村民。林趁乱逃到了深圳。怪不得有“吃一堑长一智”之说，林的逃离避免了再次入狱的惨剧。其他村民就没这么幸运，大都被罚款判刑。我承认林的确很有胆魄，也很佩服他的才智和大公无私。他对共产党从忠诚到失望，到痛恨再到挺身反抗，这个过程不能不让人深思。但他最后的冲动造成了自己的颠沛流离，也连累他的乡亲无辜入狱。林也一直在为自己的莽撞而懊悔，害了自己，害了乡亲，也害了儿子。他媳妇在那件事后就跟着一个外地男人跑了，留下半大的儿子，靠着乡亲的帮助生活，一如林小时一样。
这是何等令人心酸的巧合！
刚三十出头的赵已是三个女孩的父亲，生活的艰辛使他过早的衰老，岁月的无情在他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身材虽依旧高大，但腰已不可逆转地弯了下去。赵是中国教育制度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受害者。赵在家是独子，三代单传。同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样，有着极强的香火观念，不得儿子誓不罢休。然而苍天弄人，赵似乎注定命中无子，一鼓作气生下了三个全是千金。赵固然生气，更恼火的却是政府。在赵生下第二个女儿时，被计生办抓去关了半个月，直到卖光家当交了一万块罚款才放回来。赵破罐子破甩，顽强奋斗，又生下第三个千金，他的想法是反正家里已是一贫如洗，你爱怎么罚就怎么罚，破烂家什想拿就拿。气急败坏的村干部和计生办人员再次重兵压境，浩浩荡荡的带着一辆推土机来执行政策。同样生了三个孩子的村长跳着脚大骂，你他妈的是猪啊就只会生，咱们村里的计划生育模范称号就被你给砸了。你要儿子，我就拉你粮食，扒你房子，就算生个儿子也让你养不活。一幕闹剧就这样上演了，平时人模狗样的干部们放下了架子，挽起袖子牵猪拉牛搬粮食；赵也被执法人员打倒在地哀号不已，妻子搂着三个女儿哀求哭泣。这丝毫不能打动执法人员的铁石心肠，最后，挖土机恕吼着冲向赵的土坯小屋，哗啦一声巨响，赵昏倒在地。这就是计划生育政策的残酷！事隔多年赵再次提起仍会激动的全身颤抖，眼中的闪耀的怒火让人不寒而栗。我明白赵的苦楚，十几年来，我亲眼目睹的类似悲剧难道还少么？我知道在房子倒塌的那一瞬间，赵对生活的希望也一并被击毁了。生活于他而言，意义只在于如何活下去，至于是好是坏完全听天由命，这是最可悲的。
一无所有的赵豁出了命要和政府对着干。他们把三个女儿放在丈母娘家，毅然带着媳妇参加了“超生游击队”，跑进茫茫大山为赵家的香火奋斗。一年后赵一个人蓬头垢面地回来了，儿子没生出来，媳妇也因难产死在山里。心灰意冷的赵那时真的想过自杀，可是他还有三个女儿，他不能丢下她们不管。一无所有的他能把孩子养大成人吗？三个孩子相继长大，都要上学。然而昂贵的学费无疑又是赵无法逾越的障碍，把孩子留在家里又不可避免地违犯了《义务教育法》。我明白赵的无助与困惑。在中国，上不起学的并不只是他家，这是整个中国的痛处。所谓的义务教育只不过是一种强奸民意的说法，尽义务的从来只是老百姓，共产党则一直扮演着巧取豪夺的强盗角色。前不久联合国文教官员托马谢夫斯基应邀到中国考察，她的答案让中共大失脸面：“中国在教育上的投入比例几乎比任何一个实行义务教育政策的国家都低。即使是非洲穷国乌干达，在确保人民受教育方面都比中国做的好。”我很佩服她的精明和直率，在中共官员“引导”下的考察中她能得出这个结论确实难能可贵。但她注定触碰不到更深入的问题，虽然那些会令她更为惊讶的事情在中国极为普遍。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形容中国的教育制度，我只能说所谓的义务教育实质上是中共的愚民工厂和敛财工具。
五，我眼中的中国教育和医疗
回头想想这十几年来的买学生涯，我选择了离开实在是理所当然的事。我绝不会因此而有丝毫懊悔，尽管我的父母是那么的不情愿。读了十几书，若要问我学到了什么，实在是羞于出口。不知是我太笨还是怎么的，这十几年所学到的东西，还不如我在家里自学电脑来的有用；甚至也比不上在课堂上偷看武侠小说得到的多。我学电脑，让我现在有了赖以谋生的技能；我看了几箩筐的“禁书”，让我现在能够轻松地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
而学校呢，老师呢？他们给我的只有厌恶。并非是我无情，这是中国学生普遍的心理。中国曾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古话，现在还说的通吗？在中共的统治下，人民并不仅仅是皮肉受苦，更可怕的是本性的丧失。老师不再是爱徒如子，学生也不会侍师如父，彼此之间剩下的只是赤裸裸的金钱利益瓜葛。我不管共产党怎样善于自我标榜，至少现在的一切让每个人都心力憔悴，茫然不知所措；我不管共产党的教科书上怎样地抨击过去，至少我知道过去的人们还有宁死也把皇帝拉下马的勇气，过去的人们还有现在永远也找不回的纯真与伟大。教八股文的先生再苛刻，他的用心良苦总能赢得弟子的爱戴。而现在呢？老师的“用心良苦”同样让人感受深刻，他们变着法儿的从学生家里捞取好处。逼着学生购买盗版书籍，逼着学生给远在天边的某某“捐款”，逼着学生把“勤工俭学”上山采来的药材送到自己家里，逼着学生到自己家里干活。。。。。我可以这样说，中国师生之间的仇恨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所难以想像的。在我的印象中，小学和初中我和我的同辈都是被老师打过来的。仅仅是一次迟到了，作业错了，考试分低了，上课说话了，打瞌睡了，交不起学费了。。。都可以让我们挨一顿狂风暴雨般的狠揍。我记得初一时一个王姓老师说过一句话“半大的小子，骨头结实，只要不打死就没事。”这还是人说的话吗？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让我现在还很开心，有次那王老师手痒，竟同时教训三个慢班的学生（所谓慢班就是学校把所有的差生集中起来编在一个班。派个厉害的体育老师管教，只要做事不出格，随便干什么都可以。那时他们天天能够外出旅游让我羡慕不已），罚他们下跪，岂知那三个也不是好惹的角色，平时除了怕校长和体育老师外谁都不放在眼里，竟团结一致操起凳子把王老师撵的满校园跑，全校学生都跑出来捧场大声叫好，真是解气！那场面很是壮观，现在想想都忍不住要笑。还有一个国宝级的张老师不得不说，他是我初二时的数学老师。他打人固然厉害，看家本事却是“泼男骂堂”。在他的课上，稍不满意就能骂上半节课，而且骂的花样百出，绝不重复，上至祖宗八辈，下至子孙万代都不放过。我记得很清楚，有次考试我们班在年级排名稍后，他专门挑时间给我们上了一节政治课—-背着又手在教室里转来转去的整整骂了一节课，下课时还拖了堂，导致外班的学生成群结队地都跑来“聆听教诲”，简直是绝世奇才。更好笑的是，某同学料到要挨骂，竟事先准备好录音机，把整个过程录了下来。这可是难得的宝贝，现在我和那同学已无联系，真希望他还保存着，让全世界认识一下伟大的中共党员，中国教师。
“百年大计，教育第一”，“全面推选素质教育”，几十年来，关于科教兴国的口号喊的贼响，可事实上呢？一心想要争当世界大国的中国教育投入比不上非洲穷国乌干达；素质教育实行了十几年，时至如今，全国上下几千万学生仍喊着“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埋头苦考。各级政府也大张旗鼓地宣传应试教育，直接造就了学校老师只片面地抓升学率而不考虑其它。一个劲儿地逼着学生日以继夜地死记硬背，一个劲儿地研究这考题，那大纲把学生培养成“四眼呆子”。我上高中时，学校专门成立了个“教研办公室”，主要工作是研究每年的考试题，并判断下一届出题趋势，真是典型的不务正业！还有更直接的，学生出钱请人偷试卷或学生、学校、市教育局联合舞弊，学生在考场公然抄袭。近年来，哪年高考没出几件大案子？哪年没有教育部门的官员落地下马？但这丝毫改变不了现实的一切，考（抄）出好成绩，学生自是光宗耀祖，老师晋级加薪前途无量，各得其所。
与此同时，在“教育产业化集团化”口号中，中国教育已从实质上蜕变成敲诈民财的幌子。无论公办私立，无论大学小学，学费的节节飙升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与其它国家的免费或廉价教育相比，实在是夷所思。教育制度的落后腐朽固然是主要原因，但人为的灾难也同样不容忽视。尽管国家明文规定的学费已是高不可攀，但一层层压下来却总是越加越多。据我的经历，每学期交书费都意味着要眼睁睁的被人掠夺一次—-与所发书本的订价加起来的总和相比，学生交纳的书费总要多出一大截，物非所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里体现的一览无余。虽然说中国实行了义务教育，但谁都知道这只是一张空白支票。对于一部分成绩较差升学时达不到规定分数线或想上名校的学生来说，继续上就不得不花一大笔去买分。1999年我升高中那一年湖北省的规定是低于录取分数线一分交320块钱，依此类推，最高一万二封顶。我的天！这还是学校吗？这还是义务教育吗？完全是强买强卖的无耻奸商，分明是赤裸裸的敲诈掠夺。然而除了要缴纳那些昂贵的“正规”的收费外，还有什么集资、转学费、择校费、捐赠费、“基金费”、摊派费、调剂费、报名费、治安费、危改费、录取费、资料费、订购费、调班费、分科费、补课费、补考费、辅导费、服装费、试卷费、微机费、建档费、军训费、毕业费、桌椅费、体检费、报刊费、住宿管理费。。。。名目之多，花样之繁令人不得不佩服政府想像力之丰富，老师面皮之奇厚无比。除此之外，中国的教育历来还有城市歧视外地人的惯例。外地民工子女进当地学校读书不得不付出巨额学费购买学籍，使本来就贫困不堪的民工更加的陷入贫困。这是对人民的公然迫害，是对人权法的公然践踏。
强制的“义务”教育，高昂的学费，给中国家长带来了沉甸甸的负担。在号称“公有制”的中国，人民的一切财产均已被变象的纳为“一党之私”。八，九亿的农村贫困人民暂且不说，就是城市的工薪阶层充其量也不过是维持正常生活，手中结余本就不多。然而随着就学人数的急剧增加，中共不但没有适应地增加教育投资，反而把教育经费强行转嫁到了平民百姓身上，让普通家庭承担着本该属于国家的教育负担。如此一来，老百姓为了生计，为了子女上学而疲于奔命，哪里还有时间顾及民怨国难？哪里还敢奢望遥不可及的民主自由？说来好笑的是，教育与生育似乎也有着惊人的因果关系，现在人民不敢生孩子，不仅仅是怕共产党的野蛮执法，更怕的是生下来也养不起。还有，教育不仅成了财政取之不尽的源泉，也成了中共宣称中国不能民主的借口。江泽民在《山西考察工作时的讲话要点》里说：“我给外国人坦率地讲，我们现在没有用直接选举的办法，为什么呢？我们十一亿人里面有两亿文盲，怎么直接选举？这不是很清楚吗？”仔细想想，共产党做事说话可真是相辅相承无懈可击。伟大光荣正确的厉害！
赵曾说过一句比较明智的话：“共产党所有的政策执行起来无一例外的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打，罚，抢。犯了错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打一顿再说，然后罚的你倾家荡产，再依法没收实际上就是抢光你的所有”。真是经典之言，就连义务教育都能产业化，就连枪毙犯人还要家里出子弹费和车油钱，共产党要钱的方法真是想绝了。我能力有限，找不出更合适的话去形容，江泽民镇压法轮功时说的三句要比我说的精彩：对于敌对分子，我们要从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这正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治国之策！这是何等的骇人听闻！
谈到教育，就不能不提及医疗。在民主国家，这是政府对公民应负的最基本的责任。这在中国完全是一种妄想。就像本该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医院，现在不是也基本上变成了白衣恶魔吗？在我看来，他们的行为与土匪并无二致，都是肆无忌惮的明抢。且不说医院不见钱不救人已是良知的沦丧，拿了钱治不好病甚至把人治死又该当何罪？中国的医院似乎并不需要为自己的任何过失负责，且不说中国没有进行医疗事故鉴定的机构，也不说医疗收费纠纷不属《消法》保护范围，就是有又如何？大部分医院都是党一手操办的，官僚霸气自是沾染了不少，社会关系自是盘根错节牢不可摇。
我们不敢再要求医生们能有先辈那样高尚伟大，像华陀，像李时珍，这些遥远的像是神话中的故事。现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了，医院的后台也硬了，医生们摆摆架子自是应该，收起红包来也是心安理得，小手术数百，大手术数千，完全明码实价。碰到公费治疗，打架斗殴，车祸，癌症什么的价钱翻倍。如若不然，就刀下留情，给你留截烂肠子，剩点烂肺叶子，等着你旧病复发再来送钱。要不就一狠心，把钳子，药棉什么的小玩艺儿缝在你肉里，闹的你一辈子不安身。这些听来让人毛骨耸然，却又有多少已经真真切切地发生在我们身边呢？
还是先说我自己的经历，在我8岁那年，一次偶然的事故中我左腿骨折，在县一医院治了一个月后略有好转就出院回家。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我休学三个月呆在家里闭门休养。 然而没过多久复又发作，只得再次住进医院，谁知越治越糟，几个月后竟恶化成骨质增生，这一般是老年人才容易得的病，可我才多大？在这里，前前后后花了我家4000多块钱，却是这种结果，责任该谁负？百般无奈的父亲只好把我接了回去，然而没过多久县一医院有个自称姓赵的医生打来电话声称我的病可以治好。父亲喜出望外，连忙把我背了过去。那个赵医生却是把我带到他的家里，原来他私开诊所和医院抢病人。这倒是个不错的生财之道，中国许多聪明的医生正干着这种勾当。病人的结果当然是可想而知，花钱白受罪。我的病被他越治越厉害，腿肿的像是小馒头，稍微一动就是彻骨的疼。父亲认为不能再这样小打小闹的花冤枉钱，要治就要到大医院里花大钱一次治好。于是我又被背到某大城市的中心医院，办完繁琐的入院手续，交够足够的钱，我终于躺在骨科病房里。医院做了检查后诊断是骨脓肿，要把脓吸出来。父亲松了一口气，医生说能治好，他就放心了。可事情会有那么顺利吗？我在医院住了20多天，每天都是打几瓶葡萄糖加白霉素，主治医生老是说忙，等几天。后来经病友“介绍经验”才知道是要给医生送礼的。父亲似乎没有这笔预算，并且对医院收取费用认识不够，所带的钱10000块已是所剩无几。幸好这时村里的其他干部来看望我，并且带来了不少的“慰问费”。我料想父亲那时一定很矛盾，是收贿还是治我的病，身为人父他只能选择后者，我知道这是他为官生涯中唯一的一次越轨。
钱就是好使，医生收到1000块红包后第三天就给我做了个小手术把脓吸出来。然后又是日复一日，一瓶接一瓶的打葡萄糖。如果事情就这样结束了那似乎太不符合现在的社会规律了，两个月后再作检查病情竟发展成慢性骨髓炎，这在当时是极其难治的。让人更愤怒的是那些医生竟见怪不怪似的置之不理。在村里也算个人物的父亲置身这大省城似乎也只有委屈自己的份，他又把3000块钱送到院长家里。院长就是院长，轻轻一张口，平日里那些趾高气扬的专家立马到我病房里了解情况，随即制订了医疗方案，然后给我来了次大手术，在我的腿骨上敲开一个小洞，把坏死的骨髓刮出来。这应该是比较彻底的治疗，医院说再观察一个月就可以出院了。这句话让父亲欣喜若狂，在他看来，只要能治好我的病，一切的代价，所有的委屈都是值得的。在剩下的日子里，医院又是一个劲儿的给我打葡萄糖，并且派些实习护士给我打针，扎的我头上，脚上，胳膊上针眼满布。这些疼又算什么？我知道最苦的其实是父母，这几个月来，父亲每晚都是趴在我的床边照顾着我，何曾有过一夜安眠？一日三餐，我顿顿鱼肉不断，父亲总是两个小馒头喝稀饭。我在病房里呆的闷了，他就背着我四处晃悠。医院里本来有轮椅的，但费用太贵了，我们用不起。我永远不会忘记，在长达七年的求医过程中，是父亲的肩膀伴我渡过那些艰难的日子。记得有个老太太对我说“你看你爸爸就像老黄牛一样成天背着你，长大了可要孝顺啊！”听的我一阵鼻酸。是，我欠父母的是一辈子也还不清的。还有我的母亲，她曾哭着跑来看我，原来有人在村里造谣说我的腿被锯掉了，吓的我母亲哭了一夜立即赶了来来。得知我已做了手术后又连忙赶回去。我知道，现在正是农村的大忙，妈妈一个人在家里耕耘着七，八亩田地，她不能荒废了一季的农活。
至今仍记得我回家的那一天，父亲背着我穿过一片片金黄的稻田，远远的母亲扔下镰刀跑过来把我抱在怀里，泪水洒满了我的脸。如果事情发展到这里就结束也没有什么，可不幸的是几个月后我的腿又肿了起来，仍旧是钻心的痛。这次我对父母撒了个谎，而且骗了他们几年，我一直说自己的腿不痛，我一直忍着不发出一声呻吟，我不想再让父母为我牵肠挂肚。在后来的二，三年里，我再没有进过任何一家所谓的国家正规医院，父亲发动亲朋好友找来了所有找得到的民间偏方，自已买药熬药，虽然没能治好我的病，却帮邻村久患风湿的老大爷解除了病痛。怪不得有“大病从医”的说法，估计都是被逼出来的。曾经看过一则报道，一个卫校毕业的小护士参考古籍，以身试药，竟把身患绝症已被医生宣判“死刑”的朋友治愈，真是莫大的讽刺！再后来，我的腿被一个民间医生以祖传的膏药治好，前后只不过花了几千块钱，仔细想想，不得不让人恨恨然。
也许我的故事算不上悲剧，不管怎样，我的腿至少保住了。与那些人财两空的家庭相比，我不得不佩服父亲的英明，没有继续在医院耽搁下去，不然说不定现在的我只能拄着枴杖了。我再讲两个悲惨的。
2002年1月11日，山西运城平陆县晴岗乡晴岗村27岁的许换玲拖着已怀孕38周的身体住进了平陆县人民医院。1月13日上午，主治医生杨亚霞给许做了B超和心电图，随后输催产素，准备提前分娩。在这个过程中，许开始不停地咳嗽。下午1时许，许不良反应加重，咳嗽越来越剧烈，头晕，脸发白，额冒汗，并喊叫气短。而医生竟说没事儿，给家属解释是“没吃饭”或“药物副作用”。事实上许已是痛苦的从床上折腾到地上。3时40分左右，许嘴唇发紫，口角歪斜，手脚乱舞，并断断续续地说眼睛看不见了。不可思议的是，医生竟说许打瞌睡了，让家属哄她睡觉。然而没过多久许就脸肿发表，嘴鼻流血、吐白沫，上气不接下气。闻讯赶来的妇产科主任周红霞用吸痰器进行抢救，谁知吸尘器是坏的，气得她在机器上狠踢。随即又把许转移到楼上抢救，不幸的是，电梯也是坏的。。。。这样折腾来折腾去，许最终在4时50分死亡，胎儿也死于腹中。院长冯涛立刻与晴岗村委主任协商，并让旁人代笔立下字据：“许换玲在平陆县人民医院住院期间患肺栓塞死亡，因其家庭贫困，院方决定退还医生疗费并付给3000元钱，其家属永远不得再找后账。”不知情的人看到还真以为医院有多伟大，对穷人又是不收费又是送钱。但事实上呢？最后一句“家属永远不得找后”泄了底，若非心亏，又怎会如此怕人算账？后来有记者问起医院为何要给死者家人钱（这问题问的好，那太不符合他们的作事风格），冯院长一概表示“不记得了”；对于医院仪器，电梯不能使用一事，他的解释是“我作为一院之长，主要搞管理，哪里管得了小事？”噢，原来官大也可以成为推责任的理由，实在高人之举！
还有1999年，郑州市陈荣友9岁的儿子陈一鸣，在郑州儿童医院实施阑尾炎切除手术，由于一系列的失误和部分医护人员的不负责任，陈一鸣4个小时后成为植物人，抢救24天后死亡。其间，陈家共交给医院84800元，结算时只剩下137。8元，医院打出来的结算清单竟有8米多长。陈家粗以估算，竟有8000多元在清单上体现不出来。陈家以“医疗事故治死患者”和“以欺诈手段强行乱收费”状医院，可笑的是法院竟不予受理。陈家四处上访，从市里到省里，再到中央，每个人都说一定解决，最后却总是音讯全无。后来法院迫于论压力开庭审理，医院竟拉了几车地痞流氓咆哮公堂，致使审理被迫中断，在法制中国这可真是“罕见”。好不容易审判完毕，结果却是一蹋糊涂。法院认为，医疗事故一说缺乏证据，罪名不成立（据我所知，法院做出这个判决并未有任何依据，完全是听信医院的片面之词）；医院收费基本不错，但极个别项目已被政府明令取消，应予退还。因医疗收费非《消法》调解范围，原告要求赔偿的请求，法院不支持。最后判决医院退还陈家医疗费110。3元，陈家支付医院会诊费787元。这真应了一句话“民不和官斗”，老百姓告官，有没有人管暂且不说，就是上了法院又如何？共产党可以随意解释自己编出来的模棱两可的法律法律，总能名正言顺的把老百姓置于死地。就算是侥幸赢了官司，相互赔偿后也肯定是出多入少得不偿失。这正是立法者无法，执法者违法的典型例子。这是社会体制的问题，我不想多说。我只是不明白， 切除阑尾炎需要花8万多块钱吗？会变成植物人吗？有死亡的危险吗？我不怀疑他们的医术，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那些医院总能将病越治越重，总是在病人快死的时候才会重视？这是完全是道德问题。而我们中国人，最大的不幸不就是失去了道德吗？
医院是一面小镜子，照出了“白衣天使”的恶魔本性，也照出了老百姓的可笑愚昧。如果要评最受医院欢迎的几种病人，那么公费医疗，车祸和因打架斗殴而受伤的人肯定会排在前几位。因为这些人根本不需要再在医生挖心思去敲诈，钱源自会滚滚而来。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在我上初中的时候，两个同学打架，一个伤了脸，一个破了头。双方家长商定此事私了，互出医疗费。一进医院，破了头的那位就按规矩进行检查，X光，CT，尿检，血检．．．伤了脸的那边一看不对劲，如此一来自己岂不吃了亏？遂让自己的孩子也跟着来了一全套检，这一去一来花费近千，总算和对方扯平。却让医院的病人当笑话讲了好几天。然后双方在医院的“建议”下请法医鉴定受伤等级，以便日后要求赔偿。在以后的日子里，两家更是较上了劲，这家一天打几针，吃什么药，值多少钱，另一家绝不会少一分；这家孩子吃了什么牌子的补药，那家也不会委屈自己孩子，一定要买来更贵的；只要一方不出院，另一方也跟着死耗；都揣磨着反正是对方出钱，自己可不能替别人省。如此一来，本是什么大不了的伤，那两家竟然让孩子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耽误功课且不说，光是医疗费就花去5000多块。医生可真要捂着荷包笑的合不拢嘴了。
医院的黑暗和不负责任，直接导致他们失去了绝大多数特别是贫穷病人的信任。不到迫不得已，是没有人愿意去医院的。在深圳，这一点体现的更明显，在绝大多数打工者长达几年的操劳生活中，都没有进过医院。当然这并非是说他们身体好，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钱。对他们而言，进医院已成为有钱人一种奢侈的享受。因为哪怕是轻微的感冒，进了医院那些医生也慎重的像是治癌症。检查一个一个地来，针要打，药要吃，没有一两百是不行的。一两百块在有些人眼里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对于普通打工者来说，那可是半个月的工资。打工者感冒发烧肚子疼，自己买些药，甚至喝点开水抱着被子捂一天也能好起来。还有谁会拿血汗钱孝敬白衣恶棍呢？病员的骤减和规模较大的私人诊所大量涌现，公办医院也不得不放下身架开始吆喝吸引病人。无论是电视还是广播，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劈头盖脸的全是专家坐诊。有时半夜睡不着，就打开收音机听那些专家胡侃，时间久了，才发现他们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口头禅是：据我的判断你是有*病，我们医院设备先进，力量雄厚云云胡侃一番，然后下结论：你必须尽快医治，否则会继续恶化。并且，我们现在打折．．．十足的卖狗皮膏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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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说的故事太多太多，我没有办法一一提及。不然又有混迹于民运队伍的共产狗说我鸡蛋里挑骨头，妖言惑众，逢中必反了。人们的苦自有人们知晓，人们的苦难也只有靠自己的力量结束。我坚信，现实的一切丑恶，正如一根根尖利的针，刺激着中国人麻木的神经，当人们所受的痛超出自己的忍耐限度时，必定会大叫着跳起来。那时，必定又是一声官逼民反的浩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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