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7日訊】一年半來，因為重病，既沒參加什麼活動，也沒寫過什麼東西。軍濤從網上傳來子華和子明等人的文章，希望我寫一篇序言。拖著病體，看完了他們寫的東西，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回首往事，彷彿十年文革的猙獰歲月、十年改革的艱難歷程、八九民運的壯闊場面及六四屠殺的血腥結局，歷歷浮現在眼前。在「六四」十五週年即將到來之際，寫了以下「病中斷想」，獻給為中國自由民主事業奮鬥的人們。
一
子華的長文《我所知道的社經所》雖長達八十多頁，卻讀來令人深思。她將以陳子明、王軍濤為首的「社經所團隊」，從「四五」到「六四」，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如何為中國的自由民主事業堅持不懈的奮鬥歷程寫得一清二楚。此文以事實為依據，以歷史為線索，將「社經所團隊」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一一道來，推倒了中共頑固派強加於他們頭上的種種誣陷不實之詞。文章後半部份講到八九年為避免流血，陳子明、王軍濤的挺身而出，特別是他們與劉剛在獄中的大義凜然和不屈不撓，所表現出的中國新一代士子「士可殺而不可辱」的高貴品格，讀來更是感人肺腑。
感謝子華做了一件十分有意義的工作：因為「六四」以後，中共既得利益者肆意篡改歷史，幾乎將各個領域為改革開放、為自由民主奮鬥的人物和事實一律抹黑、一概顛倒，致使無數民眾與年輕一代不知歷史真相為何。把顛倒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把遺忘的事實重新展現出來，「還歷史本來面目」，是中國一代有志之士的艱巨任務。子華寫的「社經所團隊」不僅是為他們的團隊留下了 「歷史見證」，也為當年各個領域的「團隊」留下真實的「歷史足跡」開了一個先河。這項工作將會為「正本清源」奠定事實與道義的基礎，並且可以為再出發總結經驗教訓。
二
1984年11月趙紫陽在佛山說，「沒有十年文革的悲劇就沒有今天的改革開放」。為什麼呢？因為文革中人人自危，朝不保夕，數不清的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真正達到了亙古未見的「億家墨面沒蒿萊」的局面，迫使人們懷疑、思考和追索。其中最重要的是兩部分人，一部分是共產黨內有良知的領導人和追求民主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一部分則是經歷了上山下鄉深知民間疾苦的知識青年。他們在各種可能的場合，討論中國的前途問題。
記得林彪摔死以後，「毛澤東神話」破滅了，人們中、特別是知識青年中出現了各種思想流派；而「四五運動」和「四人幫」倒台以後，「中國向何處去？」就成為各種仁人志士關注的中心議題。以北京為例，各種自發的沙龍與小團體就不下上千家，著名的也有上百家，涵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法律、軍事、新聞、藝術、教育等各個領域，而參與者則以上述兩部分人、特別是第二部分人為主。看了子明寫的《走向憲政民主 —— 一個「四五人」的心路歷程》一文，感到他正是一個在「實踐 — 讀書 — 思考 — 追求」中覺醒並成長起來的年青一代自由民主主義者的代表，他的文字自然流暢，他的思想前後銜接，他的行為冷靜理性。中國正因為有了像他這樣一代飽受「文革」、「六四」磨練的人才，中國未來的自由民主事業才充滿了希望。
三
1984年4月我和胡耀邦談起，北京民間有一個說法：把打天下的叫「第一代」，49年以後歷次運動提拔的叫「第二代」，而經過文革歷練、特別是上過山下過鄉又在改革中嶄露頭角的叫「第三代」。中國的改革之所以進展順利，特別是農村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正是因為經歷了文革悲劇之後，當年為救國救民打天下的一代領導人中的開明者意識到毛澤東的作法行不通，而與上山下鄉一代知識青年中湧現的為國為民的佼佼者直接對話，共同推動的。而經歷各次左傾運動飛黃騰達起來的那些「第二代」領導人，則是一批舊體制的既得利益者，他們往往成為改革開放中所謂的「中梗阻」。即，改革是在「第一代」與「第三代」聯手衝破「第二代」的阻礙中進行的。對這個看法，胡耀邦連說了兩個「有道理！」。
只要不帶偏見的人都會承認一個事實：自從1978年提出改革開放以來，農村改革、經濟改革、政治改革進行中的絕大多數開創性意見，幾乎都是活躍在各個領域的中青年首先提出的，而中央決策層中的開明者採納這些意見並實施，改革開放就前進一步；而那些「中梗阻」的代表往往會以「社會主義保衛者」的名義，施展往上爬時「看風使舵，兩面三刀，治國無方，整人有術」的故伎，投合「第一代」既得利益者教條的想法，不斷給改革先行者及其事業抹黑，阻礙改革的進行。
其實，「六四悲劇」的實質即是：中共既得利益者為維護自己的地位和特權，扼殺追求自由民主進步力量的一場軍事政變。如果說。「五四運動」對中國發生了啟蒙作用，「六四悲劇」則影響了世界戰略格局。1992年在莫斯科「貞女墓」，我遇到一批滿戴獎章的蘇共老紅軍，他們憤恨地問我：「中國同志，鄧小平為什麼要用機槍、坦克殺那些手無寸鐵、和平請願的學生和民眾呢？這麼一來，東歐完了！我們蘇聯也完了！連整個共產主義運動都完了！」鄧小平作為一個「計劃經濟」的改革者和「一黨專政」的維護者，確實扮演了一個悲劇性的角色，而「六四」槍聲則毀了他的一世英名。胡耀邦、趙紫陽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居功至偉，胡耀邦獻出了自己的生命，趙紫陽失去了他的地位和自由，但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的高風亮節和不可磨滅的貢獻！
四
江澤民、李鵬這些在「左傾」路線下竄升的既得利益者和改革開放中的「中梗阻」代表，在「六四悲劇」的政變後攫取了最高權力。江李掌權伊始，便實行了以「反和平演變為中心」的方針，對前十年各個領域進行的改革全面清算。特別是從1989年下半年起，他們就大唱「新計劃經濟」的高調，實行了發展農村合作經濟（實即否定「包產到戶」）、壓縮鄉鎮經濟、取締個體經濟、加強國營經濟和上收下放到企業與地方權利的五大反「和平演變」、反改革的經濟對策，迅速造成了經濟發展的萎縮。大家都還記得，中國的經濟從1990至1991年出現了負增長。至於在政治思想文化上批胡趙路線造成的專政恐怖、全面倒退，更是有目共睹。
江李的這些做法激起了廣大幹部和民眾的強烈反感和抵制。八十八歲高齡的鄧小平也意識到，繼續批判胡趙會失去人心，最後不僅會否定了改革開放，也會否定了自己。他不得不於1992年來了個「南巡」，公開批評江李的做法，強調堅持農村聯產承包、堅持市場經濟、堅持對外開放、堅持搞好特區、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並放出「誰不改革誰就下台」的狠話，迫使江李急忙改弦更張以保權位。應當說，鄧小平的這次講話是符合潮流和順應人心的，這樣才使得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能夠繼續發展。
但江李為維護特權者的利益所採取的對策，卻為中國的進一步發展留下了極大的問題：首先，經濟上為穩定大城市不致出亂子，實行「犧牲農村，保障城市；犧牲平民，收買精英」的傾斜政策，使得制度性的社會不公與機會不均繼續擴大，釀成了世界少見的「貧富懸殊」；第二，政治上加強集權，整肅異己，使「投機者扶搖直上，剛直者倍受欺凌」，以至大大小小官員的貪污腐敗流毒全國，這種政治腐敗導致的全方位腐敗，已成為世界政治史上典型的制度性毒瘤；第三，思想文化上，用先進的技術手段鉗制輿論，「逼迫全國人民說假話」，混黑為白，稍有異見，即加整肅，真可謂出現了舉世無二的「網絡警察無孔不入，安全密探隨處可見」的奇觀，真像奧維爾筆下《1984》的重現。但也有「寬鬆」的領域，只要你不質疑我的權力，幹什麼骯髒事也沒人管，使中國又墮為一個「物慾橫流，道德淪落」的奧維爾描述的《動物莊園》。
五
1980年我聽廣東順德的老農說過：「三十年了，共產黨一不讓我們吃飽，二不讓我們講話」。連保守的姚依林都承認：「我在平谷打游擊的地方，農民也是這麼說的」。很顯然，這是公有經濟和階級鬥爭造成的結果。我曾和「農村發展組」的朋友們說「千古以來，人們希望的就是：一吃飽穿暖，豐衣足食，二自由自在，自由選擇。今天，我們的任務就是推進中國走向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等我到蘇聯東歐考察以後，發現他們雖然搞得比中國好一些，但這些「社會主義」國家的基本問題，卻與順德老農說的驚人的相似。
1980年，我們創建「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前，經過二十個月的反覆討論，核心骨幹一致認定：文革以後，百廢待興。但，欲剷除產生「四人幫」的土壤，改變產生「四人幫」的環境，中國必須進行一場深刻、全面的政治社會變革。然而這場變革立即從政治入手尚不具備條件；應從八億農民吃不飽飯、城裡人生活拮据的經濟領域入手；經濟領域則應從計劃控制薄弱、佔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入手；而農村變革首要則是將八億農民被束縛的積極性調動起來，破除人民公社體制，推行「包產到戶」。
當時，我和何維凌、王小強等人還擬定了一個《中華振興百年設想》，提出了：「二十年改革」，從農村到經濟到社會到政治，2000年時有一個市場經濟的基礎和民主政治的框架；「五十年起飛」，再造經濟格局與權力結構的同時，花大力氣解決法制環境、社會政策與人文精神問題；「三十年振興」，二十一世紀八十年代實現中華全面振興，進入世界現代化先進國家之林。當時我還說過，即使我們生前實現不了這個目標，也要給後人留下一個不可逆轉的局面！而八億農民解放了，計劃經濟就沒有了基礎，誰想使中國退回到老路就都成為不可能的事了！
六
當時參加「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的成員有二百多人，大部分是經歷過上山下鄉的78至80屆大學生和研究生，但核心主要是文革前和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受盡折磨的老大學生，他們畢竟更成熟、老練一些。如何才能更有效地推動中國全局的歷史性變革？是我們考慮的中心問題。
根據系統論的觀點，一個超大系統不能分解為子系統就不成其為超大系統，一個子系統不能分解成單元就不能成其為系統，而任何一個系統都有可改變的部分才能維持生命力；無論政治、經濟、社會、學術的變革，無非三種形式：一是推倒重來，二是另立體系，三是改變系統行為。「推倒重來」方式對社會政治系統的代價太大，實現現代化的國家多不採取這種方式。而且自辛亥革命以來，中國破壞多於建設，人們已厭惡這種激烈的方式；而「另立體系」方式在「四人幫」下台後正有機可為，只要一個個在舊體系旁獨立起的新體系能自運行、自擴張、自繁殖，其示範效應早晚會取代舊體系；對舊系統則採用逐步「改變系統行為」的方式，使其目標、方法、規則產生變化，以收「舊瓶裝新酒」之效。以後的改革實踐證明，農村改革、特區建立、大量民間組織的出現正是「另立體系」的結果，而城市經濟改革則大體是通過「改變系統行為」的方式進行的。
「六四」前改革的成績有目共睹，但進一步改革的難題是繞不過去的。可是「六四悲劇」發生了，誰在「六四」前也沒想到中共的既得利益者會冒天下之大不韙，向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開槍。「六四」後更沒想到會那麼殘酷地整肅。換句話說，這些人喪失了作為一個人的起碼的良知和道義。什麼「國家的前途」、「人民的利益」、「社會主義者追求的公平和正義」通通置諸腦後，唯一的考量是「我和子孫的權力和利益不受損害」，這些民族和歷史的罪人早晚會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七
「經濟改革不解決產權問題，政治改革不解決民權問題，中國的改革不可能成功」。這是1989年6月3日夜，我寫在《辭職和退黨聲明》上的話。蔣經國1987年宣佈開放「黨禁」、「報禁」之舉，雖為順應時勢的開明之斷，但更是基於：1950年「三七五減租」以後的三十多年間，以民營經濟為主軸的中產階級大量產生；在縣級選舉中又形成了以知識分子為中堅的公民社會，這是兩個實現民主政治的基礎條件。中國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民營經濟的發展已大大超過了國營經濟，社會亦隨之出現了多元化；雖然政治輿論空間尚小，但社會文化輿論空間卻在一直擴大；民權仍無保障，追求人權、自由、民主、法制與憲政的呼聲正在高漲，被中共禁演的《走向共和》一劇在網上銷售長踞第一，便是明證。
1999年「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一批著名經濟學家、政治學家、法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討論《國家制度建設》時一致認為，一個現代化國家的建設好似建造一座摩天大廈，五個基礎要件缺一不可，即：比較公平合理的，能被大多數人接受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社會政策及文化環境。若缺少其中的一、兩個基礎要件，大廈或許還可以維持；但若只有一個基礎要件，大廈肯定建不起來，強行施工定會坍塌。中國的經濟改革若不跟上其他的改革和建設，是不可能走上現代化之途的！
為什麼中國貪污腐敗、貧富懸殊、道德淪喪愈演愈烈？正像《法國人權宣言》二百多年前就指出的：「無視、遺忘或蔑視人權是公眾不幸與政府腐敗的唯一原因。」1988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辦公室，我和鮑彤討論到，「實行市場經濟只是使我們回到常識，因為人是要吃飯的，吃飽穿暖就要靠市場，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多數人可以豐衣足食，少數窮人也可以溫飽。」，「只有實行了民主政治，我們才可以說回到了主流，民權得到保障，民眾的意願可以自由表達，權力得到制衡，民眾的利益不受損害，中國才有可能長治久安」。
如今，給我們送來「斯大林主義」的蘇聯早已解體，俄國不僅回到了常識，也回到了主流。種種跡象表明，中國已從極權政治向威權政治轉變，那麼，中國離回到主流還有多遠呢？
八
當今世界已不存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孰優孰劣之爭。絕大多數國家的領導人和民眾都已意識到，市場經濟必不可少！而民主政治，雖為幾千年人類政治智慧的結晶，卻須視各國國情運用不同的形式。1926年全球民主國家只有26個，1943年增加到36個，而1974年「第三波民主化」發生至今，又有82個國家實現了民主，使民主國家達到了118個，還有幾十個國家正在走向民主的過程中。目前拒絕民主政治的國家，全球剩了不到20個，其中只有中國是唯一的大國。
對於中國來說，正像經濟市場化不可阻擋一樣，因為人們希望富裕而不是貧窮；政治民主化同樣不可阻擋，因為人們希望自由而不是專制。人們隨著經濟發展生活狀況改善，隨著教育水準提高學會維護自己的權益，加上全球民主化的衝擊，中國會不可抗拒地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國情」不能成為拒絕民主化的借口，因為每個國家都有自己不同的「國情」。 「國情」只能作為匯入民主化主流的「初始條件」，也就是界定自己的起點在哪裡。
其實，中國真有一個別國沒有的「國情」，就是毛澤東用「斯大林主義」加東方專制主義加軍事共產主義禍害了中國近三十年。1979年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理論務虛會」上我就說過「現在大家評價毛澤東過和功三七開，三十年後恐怕倒三七也不止」，會後，胡喬木找我談話，我辯駁的讓他啞口無言。為什麼我會這麼說呢？
毛澤東的「兩大罪惡」 —— 大躍進餓死4300萬人，文革的破壞以及兩億人被批判鬥爭牽連 —— 已經夠給他蓋棺論定了！更可怕的是他用「不斷革命」的方式將中國幾千年發展形成的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各種組織及關係破壞殆盡。他所施行的「全面專政」和「以黨治國」以及「等級產權」和「等級身份」，至今仍嚴重束縛著中國的前進。至於他以專制手段推行「黨文化」（其實是「幫派專政文化！」）的做法，不僅從根本上摧毀了中國人幾千年來形成的優良文化傳統和品德，而且把中國的劣質文化和人性中的「假、惡、丑」推向前台，什麼「革命文化」、「鬥爭文化」、「造反文化」、「權力文化」、「造神文化」、「整人文化」、 「痞子文化」等等，至今還殘害著中國人的心靈。
毛澤東的一系列封建復辟行為，使中國出現了以野蠻代替文明、以落後批判先進、以無知當作有知、以謊言冒充真理的局面，至少把中國的社會進步推後了五十至一百年。這個特殊「國情」，倒真真實實地大大影響著中國的民主化進程。
九
江李下台民眾都很高興，客觀上人們期盼著出現「胡溫新政」。胡溫的主觀條件也有可能實行「新政」，因為不僅他們從學歷、經歷、仕途、施政重點與「六四」責任幾方面都與江李有很大差異，而且他們與胡趙有著相當的歷史淵源。可能因執政時間尚短，人們還未看到「胡溫新政」的步伐。其實，胡溫若在幾年內解決以下五個問題，那麼，「新政」就會名副其實了。
第一個：經濟增長與社會公平的問題。1984年在胡耀邦家，幾個老同志憂心農村出現「兩極分化」。胡耀邦說：「首先要解決有沒有的問題。有了，再解決公平分配的問題。農民 『綁著窮』了三十年，沒有東西怎麼公平分配？現在農民剛吃飽，不能挫傷他們的積極性。公平問題要關注，要研究，過個七八年再大抓。」可惜，胡耀邦早逝，這個問題、特別是「三農」問題，三、五年前業已突顯時，當政者卻沒把它當回事。嚴重的社會不公、尤其是「三農」問題若不抓緊解決，將會釀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第二個：加入世貿與改變政府行為的問題。中國加入WTO毫無疑問可以加快中國經濟發展與改革的步伐。但是，中國不可能要求WTO成員國的企業和政府行為向中國靠攏，只能是加快改變中國企業和政府行為與WTO 的要求合拍，特別是政府退出企業行為。還有一個緊迫的問題就是：根據中國加入WTO的承諾，2006年起，外國金融機構將「大舉登陸」，而中國國有銀行的弊端有目共睹，不加快改革會帶來嚴重問題。
第三個：權力制衡與輿論監督的問題。「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故而權力必須有效制衡；而沒有輿論監督的地方，黑暗的東西就難以揭露。目前如果還不可能全面作到，總可以開始起步。如，在各級人大建立「廉政監督委員會」（類似香港的廉政公署），監督行政官員的濫權與腐敗；在各省市報紙設「民意版」，由報紙「群眾工作部」、政府「信訪局」與紀委負責，以達「民怨有處訴、貪官及時懲」之效。「一個有效的市場需要一個有限的政府」，法制建設中應特別注重限制政府行為的法律。
第四個：民主與憲政的問題。能否走上民主與憲政之途仍是中國走上現代化之途關鍵的一步。亞洲已經實現了民主化的國家的實踐經驗告訴我們，把違法的、你死我活的權力之爭轉變為合法的、你活我也活的程序之爭，把一紙空文的、擺樣子的憲法轉變為權威的、名副其實的憲法，是這些國家民主化得以成功的關鍵。如果現在還邁不出大的步伐，也應開始著手準備一個5年、10年、20年各達到什麼目標的計劃。孫中山先生當年提出「軍政，訓政，憲政」，以「憲政」為目標逐步過渡的做法，就曾廣泛地贏得了國內人心和國際支持。
第五個：「六四」昭雪與恢復趙紫陽名譽的問題。「八九民運」的是非功過民眾早有公論，「六四悲劇」則是中共與中國人的恥辱。中共新領導人無人對「六四」負有直接責任，為何還端著這個「屎盆子」使自己不能直起腰桿面對國人和世界呢？！前任總書記趙紫陽只因不同意鎮壓，即被非法關押近十五年，根據哪條黨紀國法？僅因政見不同，即將自己的原上司與同僚如此對待，與當年毛澤東整劉少奇有何區別？這種做法與黑幫組織的作法豈不是太雷同了嗎？誰還會相信那些「依法治國」的空洞許諾呢？解決這個問題，將化解民眾積怨，緩和社會矛盾，取得道義合法性，獲得國際國內廣泛支持，並青史留名。
十
「六四」過去快十五年了，凡有良知的人們都不會忘記這個世界與中國當代史上的悲慘事件。一批批為中國自由民主事業奮鬥的志士倒下了，千千萬萬為中國自由民主事業奮鬥的志士湧現了。
民主制度需要一個成長的過程，但更需要無數志士的不懈奮鬥。「第三波民主化」中向民主轉型的國家，有一條非常值得我們注意的基本經驗：轉型是否順利，往往與國內政治活動者如何互動有關。如果，反對運動中的溫和派與執政者中的改革派良性互動，則民主化會進展順利；如果，反對運動中的激進派與執政者中的強硬派對抗，則會導致社會嚴重衝突或民主化進程受阻。這個經驗特別值得我們深思：「六四悲劇」毫無疑問罪在政府，但抗爭者不懂得在執政者內部尋找合作力量的那種「政治幼稚病」，引來歷史大倒退的血的教訓，應當很好記取。
本世紀伊始，鮑彤轉告我，「我想來想去，研究各國歷史，中國要走向民主化，民眾能較少犧牲，過程中少走彎路，最好的辦法還是促使執政者往前走。」如果胡溫政權能運用中共的組織資源，改組中共，使中國走上憲政民主之途，那麼，不僅是中國人之幸，更會創下政治史上的一個奇跡。
不過，一般說來，執政者總是以平衡既有格局為首務，沒有足夠的外部壓力是不會往前走的。從蘇東國家走向民主化的經驗看，除了波蘭因特殊原因，天主教會支持的「團結工會」取得了政權外，其他國家都是在民眾的壓力下由共產黨內的改革派或改組、或推翻舊體制而走向民主化的。如何對執政者施加盡可能大的壓力，又能適時適地與願意改革的執政者妥協合作，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有了各種經驗，也有了血的教訓，為中國自由民主事業奮鬥的人們一定會更聰明、更持久地推動中國自由民主事業的前進。
正像子明在他文章結尾充滿信心地說，「中國的民主化將會在我們這一代人的有生之年中實現」。
2004年1月18日凌晨 草於
紐約石溪居所，26日定稿(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