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1日訊】優化體制是現實最緊迫的「真問題」
由於現實體制中處於主導地位的統治權力把允許某些話題的「說話」當作已經的「言論自由」，而把所有「操作」的行為和願望一概嚴格限制在不能觸及權力集團自身利益的範圍內，表面熱鬧起來的「眾說紛紜」實際上只在某些層面上說中一些「實際問題」而一直不能或無法逼近最急迫要解決的真問題——體制如何優化的根本問題。由於事實上繞開了真問題，許多「實際問題」便或多或少帶有「偽問題」的屬性。因為，如秦暉所說，如果一個「反自由主義者」同意與自由主義者進行自由辯論，那他事實上已經承認「自由優先於主義」，即自由主義無須論證已經勝了。如果他不許爭論，而是乾脆把自由主義者抓起來，那就是「秀才遇見兵」，爭論又有甚麼用呢？1
新近康曉光在開探「本土」文化資源之後，推出了以「合作主義國家設想」和「仁政」（清明政治）為支撐的「新保守主義」，無論如何切近了未來體制如何安排的「真問題」。只是康曉光主張「限制經濟精英的非法利益，同時完善法治保護他們的合法利益，但要堅決限制他們的政治權利」。真這樣，理論界正在努力構搭的自由言說理論平台就將被拆除，只剩下他迎合「主導權力」理論的優勢和可能。
的確，負重和壓積都「超負荷」的當今中國社會方方面面都需要「優化」，而且切入任何一方面都將牽動其他方面的骨絡神經。探討如何穩步改造原有體制運行軌道，審慎地選擇某個環節入口妥善建設一個合理新體制，甚至於考慮藉助國家的強權力量來暫時抑制其他社會集團（如新權貴、黑社會）惡性膨脹的權力，以利於一個必要的穩定環境等都是知識精英應有的理性行為。
但這種探討近期在康曉光這裡已有愈來愈捨本求末的明顯跡象，甚至於在冼巖等人的附和聲中演變為對自由主義價值體系訴求的「妖化」和「解構」。實際上，新近經過學術包裝的「新保守主義」在康曉光和冼巖等人的表演中已演化為要「權利」或是要「權力」；要「憲政」或是要「仁政」；要「政治民主化」或是要「政治行政化」；要「憲政民主」或是要「黨內民主」的大是大非上。兩者一方的訴求與自由主義價值體系的必然要求相聯，另一方則希冀在保留「權威體制框架下尋求問題的解決」。
究竟是由稍有改良的「政府自主」的「權威主義體制」或是由未來「主權在民」的自由主義憲政民主體制來取代以往的極權統治，筆者以為是當下現實急迫需要思想界認真面對和解答的「真問題」。
優化體制的「最不壞」選擇
人類知識、理性和德性均有限的事實，導致了沒有完善的國家政治體制安排的事實。所以博茲曼才說：政治制度不過是文明表面轉瞬即逝的權宜手段。自由主義體制不是完美的體制，存有「自由得失去自由」、「自願不自由」等問題。所以西方媒體至今仍流傳著無數諷刺政治議員和虛偽選舉的政治「笑話趣聞」，自由國家政壇左右派間銅牙鋼齒的口水戰也將經久不衰。
自由主義思想價值體系之所以是「最不壞」的選擇，不僅是基於近八百年人類」試錯」實踐形成的現實得出的結論,也是因為這種主義是唯一容許自由選擇平等競爭的主義。專制主義、極權主義、共產主義、權威主義等都是以武力為後盾，壟斷公共權力強制人民選擇的反自由的主義。這些「主義」者在民眾的飯桌上擺上一道菜，然後說：請選用你喜歡的吧。
康曉光、冼巖等人羅列了點點民主的「雀斑」，擺設了籮籮自由主義的「劣跡」（可能帶來混亂、分裂、貧窮、不平等、經濟衰退、黑金政治和流血衝突）之後，推斷出自由主義體制不合中國國情，「與共產主義一樣，自由民主主義也是一個烏托邦。共產主義和自由民主主義都標榜自由、平等、民主，但從它們的實踐來看，都背離了自己的理想，都沒有兌現自己的承諾。作為理論學說，它們都是烏托邦。作為意識形態，它們都是地地道道的謊言。」2「自由主義在中國正在走向衰落」（未在高處何來衰落？）的結論。3但他們發現了比自由主義體制更好的安排了嗎？康曉光為我們捧出了「仁政」（清明政治）和「合作主義國家設想」：只要溫和些節制些，「搾取」和「掠奪」便是可持續的，分有小塊蛋糕的子民們更會知足常樂的，包括統治階級、資產階級、知識階級、勞動階級是可以和睦合作的，社會至少在未來十年是穩定的。冼巖則在認定康曉光發出的是「二十一世紀理性的聲音」後，以傲慢與偏見對自由主義大加鞭韃，其濃濃火藥味的聲討話語如鐵鉗直逼自由主義咽喉。
「仁政」是靠不住的
「仁政」作為儒家的倫理和政治說教其實在中國古代就是一條暴政的遮羞布，這條大部份是用謊言和騙術織成的溫情脈脈的面紗，作為外「表」蓋住了法家嚴苟殘暴的內「裡」。歷史上儒（蘿蔔）為表法（大棒）為裡，一直就是最有效維護專制主義的謊言和暴力。
「王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體也，心之所好，體必安之；君之所命，民必從之。」4只要當權者心好些善些，被權力者的「心」所支配的民眾的「體」是會安穩的。「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換成現代話語，只要拳頭（權力）使筆頭（精英）以錢（利），「筆頭」就可以和「拳頭」聯合，共同搾取掠奪「鋤頭」。
「仁者愛人」，「己所不慾，勿施於人」，孔夫子說教了二千多年，而我們更多看到的卻是一幕幕「英雄演為屠夫，內痞滋生外霸」的荒誕圖景。「嚴而少恩」的「法」與「仁義道德」的「儒」這軟硬兩把刀子為專制主義「保駕護航」近二千多年，直至把專制主義送到現代登上極權主義的頂峰。
權威，「權力獨斷於君則威」。康曉光欣喜於胡錦濤西柏坡的講話是「他要回到孔夫子」，果如是，是可喜或堪憂？
「在自己民族的歷史和文化中尋找答案」未嚐不可，但中國人是否永遠由專制主義傳統注定不能繞過循環往復的威權政治體制？必要的民主程序過程是否等同於時間和精力的「浪費」？，把現成的人類自英國《自由大憲章》問世算起近八百年實踐「試錯」積成的優秀政治成果連同「後發優勢」一同拋在腦後，是否是全球化時代中國知識精英應有的態度？
事實上儒家倫理中也有一些諸如「己慾立而立人」、「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這種承認「由己」為「仁」的先決條件的自由主義思想。但康曉光們不是到傳統文化中尋求對於自由主義思想的支持力量，他們「在自己民族的歷史和文化中尋找」到的不是瀰漫在儒、道、佛教中一些尊重個人權利的「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而是儒法互補維護「皇權」統治的精緻權術，並以此來對抗、否定自由主義思想價值體系。
被視為亞洲新威權主義教父的李光耀最近公開表示，儒家價值觀在信息經濟時代已經過時。連《以自由看待發展》印度裔作者阿馬蒂亞-森都能看到：「把孔子說成是非常倡導權威主義的這種古怪而歪曲了的解釋，即使被認為在歷史上是正確的，仍然不能為任何人通過新聞檢查和政治限制來實施權威主義提供恰當理由，因為在今天堅持公元前6世紀表述的觀點的合理性必須由活在今天的人們來決定。」5
「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自由主義者深知人類知識、理性和德性的局限。永遠謙恭的同時，對「聖人」、「仁君」保持警惕和懷疑，寧願選擇一種可以防範「小人」、「偽君子」的低調製度預設。
退一步說，「善人專制」作為一種論說（一元）自有其合法地位。但由此而否定自由主義言說，刻意將自由主義等同於共產主義烏托邦，甚至將自由主義言說說成是「探討與政治鬥爭的策略，」其用心就可謂險惡了。6
關於「問題」與「主義」
近一段時間，「多研究些問題，少說些主義」的說法不絕於耳。這種聲音與官方主旋律「穩妥、務實」合拍，也是對高入雲霄多年的高調的反拔。
但我懷疑那些無視自由主義好不容易剛剛擠出門縫的事實而對微弱的自由主義呼聲大喊「少談些主義」者的動機。我在故我思，乃有問題；我思故我在，遂有主義。真正有良知、有社會責任感的學者無不求索於問題與主義之間。因為「問題」多樣，所以「主義」多種，本屬正常現象。但主義可以多樣，自由必須「優先」。自由優先於主義，是因為倘要各種主義都可以自由的展開，就必須尋求一種允許和保證多種思想和實踐都可以嚐試的自由秩序作為前提，建立自由秩序之後，實質意義的論爭才有可能。既然世界本來就是多元的，理論也應是多元的，那麼，就應該有一個允許多元並存保證公平競爭的制度安排。所謂「優化體制」，即是保證自由選擇的體制。
如果不是弱智，誰都清楚自由與民主不會自動解決問題。自由主義體制在中國的建設是一個極為複雜艱鉅的龐大工程，其中如何儘快普及自由主義原理常識；如何開諫路啟官智，以減少工程建設成本；如何理性的運用妥協對奕技巧，以既保工程目標不遙遙無期又避免社會由於自由主義空氣的稀薄而極可能發生的窒息等等問題都絕不是空喊自由主義口號所能解決的。
自由主義者不是「制度決定論」者，也不是「唯民主論」者。但自由主義價值體系作為中國未來新制度建設的「最不壞」選擇遠未普及人心，更談不上共識。基於這一事實，自由主義從學理到實踐的工作尚須高揚。自由秩序的建立當然不會因為制度的優化就「大功告成」，但制度的優化提供了建立自由秩序的可能性。
中國自由主義目前的處境是：「未容君王得見面,已被楊妃遙側目」，對著剛從悶罐中出來吸了口氣的自由主義，早早就判定它已走向式微，「自由民主主義的合法性論說已經破產，而且施行於中國是否具有有效性無法預測。」7甚至喊叫「自由主義必須讓路」，這絕不僅只是「弱智」而明顯是「殘忍」了。對於「自由主義必須讓路」，有網民的回應極妙：「迴避」、「肅靜」，權威老爺來了。
最終確立自由主義價值體系在未來中國的主導地位無疑是難之又難的長遠目標。我們只能「慢慢地著急」，也應該分階段去靠近這一目標。但絕不是冼巖先生所說的，先集權搞生產，待中產階級壯大橄欖球社會成型後再來推行自由民主；也不是康曉光先生所說的先施「有節制的搾取，可持續的掠奪」的「仁政」，如此「穩定」十年二十年再談其他。
「威權」不是我們所缺，「保守」不是當務之急。「保守」相對於「已有」，「爭取」則針對「尚無」。在「仁政」（文化）與「憲政」（體制）的權衡之間毫無疑問是「憲政」優先。
我們應明確的分步走，應是李慎之先生所說的，「先將制度民主化，再將子民公民化」，先爭取言論自由化，再爭取黨禁的開放。
體制優化才能將子民公民化
在康曉光眼裡，政治永遠是強人精英的政治，大眾永遠是被「搾取」「掠奪」的弱者，所謂主權在民「只是謊言與烏托邦。」不錯，在二千多年的專制主義和現代極權統治下，中國的大眾普遍未具有現代意義的公民品格。但歷史的事實是：正是皇權的淫威泯滅了人的尊嚴與權利，正是「存天理，滅人慾」的倫理使中國「沒有公民的覺悟，只有子民的順從」（李慎之）。8冼巖、康曉光等先生不痛心製造子民的專制主義的尾大不掉，卻憂慮國人已經有了「對民主自由和西方道路的『現代迷信』」，這不是「錯置具體感的繆誤」又是甚麼？9
公民，是指個人權益得到國家憲法保護的國民。反之，個人權益受到國家權力的強制限制和任意剝奪的國民便是子民。
專制制度是產生子民的溫床，子民反過來維護專制制度。在這種制度當中，政府將老百姓當子民來役使，子民卻沒有機會來選擇政府。一個處處充塞子民的專制社會，不但沒有中產階級成長的土壤，也難有民主安身之命之處。中產階級的浮現有賴於公民社會的形成，有賴於知識精英的自立自強。
在當下的轉型時代，需要真正的政治智慧是：促成知識精英從專制體制的束縛中脫身（而不是被「吸納」）出來去自立自強從而加速中產階級和公民社會的形成以利於制衡和消解極權權力，而康、冼等人的努力方向卻正與此背道而馳。他們的所謂「吸納」，其實就是「集中」。不但要把公共權力、國家資本而且要把人力資源、社會團體統統「集中」到一黨控制的範圍內，以「堅持和強化中共對一切人和一切領域的領導。」10而這，早已被證明為死路一條。
對當下中國社會總體事實的判斷影響到未來中國應選擇何種體制的價值判斷。
後極權時代惡勢力增長速度快於中產階級形成的速度，恐怕更接近新變化的社會現實。極權權力治下不但繼續催生子民，暴民、流氓隊伍也日益壯大。不但暴民犯罪上升，公力犯罪也觸目驚心。黑社會勢力不僅因為暴民流氓人數的增加，而且因為執法人員的「合流」而日益猖獗。這種勢頭得不到有效的抑制，不僅將把冼巖們等待中產階級壯大形成「橄欖球」社會「再實行民主」的良好願望沖個落花流水，而且還會把社會真正拖入「不可控」的無序狀態。
改革二十年後中國社會權力黑幫化，公器私用，錢權交易，潛規則被廣泛認可，血酬定律大行其道的「差序格局」印證了六年前何清漣的預言。
當然，某個法規的廢棄（如收容制度）、完善（如私產入憲）都可以在一定程度抑制這種「惡勢」。但是，如同光有法槌無法敲出社會公正，自由主義體制不建立，司法獨立、中立就永無可能。公正的大門不打開，流氓、暴民的人數就不少反增！公民社會，中產階級就永遠無法形成！由此指望依靠強人的「善」來發展公民社會和中產階級既是靠不住也是行不通的。承認這一事實判斷正確之後才能有正確的價值判斷和選擇，而康曉光、冼巖們的錯誤判斷是：專制效率是可觀的，因而「善人專制」是可取的；知識精英的政治要求是可以通過行政來吸納消解的，所以民主政治是不必要的。
在《2010年:98位專家眼裡的未來中國——政府非政府專家關於影響中國社會發展因素的預測調查》中，70%專家認為現存格局如沒有大的變化，很難保不出現大的社會震盪。11
不久前，《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十五週年學術研討會經全體編委討論定稿，並決議以編委會名義發表的基調論文，把當前的台灣社會評為「後威權社會。」。這種審慎而保守的評估源於一種自知缺陷和不足的理性。懷疑精神是以自知缺陷和不足為前提的，缺少這種精神就缺少批判精神更缺少危機意識。
正是缺少這種批判精神與危機意識，康曉光對未來的預計與調查多數專家得出的結論不洽。他口口聲聲為了社會的穩定而需要威權政府，殊不知，他極力推崇的「善人專制」恰好斷送了社會真正穩定的可能。因為離開合理的制度設置，無論「利誘」精英也好，「行政吸納政治」也罷，再高超的「政治策略」也只能奏效一時，再權威的「強人」也是無力回天的。
體制優化才有公民利益的最大化
當下中國社會是一個後極權社會，後極權政府既不是有限政府又不是有效政府。它在權力壟斷、輿論控制繼續顯示「全能」，而在公民權益保護、資源公平佈置、社會秩序維持上，卻愈來愈「低效」。控制「最大」，保護「最小」是後極權政府職能的突出表現，也是權力黑幫化，公器私用，錢權交易，潛規則被廣泛認可，血酬定律大行其道的原因所在。
在政府策略性「開放」的地方，一方面民眾因有了部份自主權而出現了經濟持續增長的驕人成績，另一方面權錢交易侵吞公產，官商勾結掠奪私財同樣驚人心魄。「公力犯罪」正在侵吞損害著公民大眾的利益。如同訪貧問苦的「群眾路線」和「諮詢性政治」的「善人專制」是靠不住的，指望貪官只「得小惠全大體」也無異於要求貓不貪腥。
勸說是蒼白無力的一廂情願。中國急需的是經由體制的變更讓「鐵律」迫使政府對民眾「負責」。
負責的政府才是高效的政府。有限而高效的政府只在維護秩序、保護個人權利和私產不受侵犯上「有為」（保護），而在、公民社會的自組織、法律允許範圍內私人活動上「無為」（鬆綁）。二十多年的中國改革的經濟成果正是政府在自由競爭市場調節方面小有「無為」的結果。如果政府再在新的體制下在保護個人權利和私產等方面上「有為」，可供民眾享用的經濟成果就一定更為豐盛可觀，人民利益的最大化就將是能觸摸得到的實在。
「生存權對於今天的民眾比自由的需求更急迫」，「發展是硬道理」，冼巖們不斷地重複著政治強人的話語。但冼巖們看不到自由與發展的關聯，看不到自由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強力。
的確，極權專制有極權專制的效率。這種體制可以不須太多論證在無多大阻力的情況下快速獨斷決定諸如三峽工程上馬，航天飛機上天，幾百億資金注入銀行，「樣榜城市」稍稍地「只干不說」等澀及納稅人利益的重大問題。
這種沒有「扯皮」的權力的負面是國有資產不清不楚的流失（如屢禁不絕的批條子、「權力尋租」），人力資源的不合理佈置（如把三十多萬國家緊缺的計算機人才用於網絡控制）。
世界上已有的大饑荒、嬰兒的高死亡率、男女比率的嚴重失調……只發生在極權專制國家，我們該如何面對這一事實？
豐裕的物品良好的福利比自由對窮人更重要，但如果既無良好福利，少量物品還要遭受層層的盤剝，而又無喊冤的自由，連上訪都被「截」，豈不令窮人更慘！
再者，利益最大化並不僅僅體現於物質，還體現於保有和享有這些物質的支配權利，體現於精神的富有、思想的繁榮！
自由是中國最稀缺的「公共物品」，不自由導致「生活質量」的低下，導致人的「可行能力」的匱乏。12自由不僅因智慧的「鬆綁」而解放生產力，而且還因權利的明確而最有效地防止掠奪。當生產和掠奪如烏龜和兔子般比賽發展，而且是無法保證掠奪者能有「理性」的節制時，只談發展優先，容許體制滯後，這不是喪失良知又是甚麼？
康曉光等人好談「中國特殊國情」，他們其實知道晚清老朽、北洋軍閥、黨國政要一貫都用「特殊國情」為藉口來抵制自由主義及自由民主制度，阻礙中華民族的進步。而且，他們所提倡的「行政吸納政治」，則半點也不特殊，而是古今中外所有專制政權所普遍使用的權術。那些身居要位的官員只顧目前自身利益而不管未來洪水滔天，其鼠目寸光實是可恨，康曉光等人學富五車卻甘願充當權貴說項，為維護權勢集團目前的利益而詆譭人類政治文明則更是可悲。
結語
發展是硬道理，但發展有不同的路徑，我們與康、冼的見解分支在於：我們看重自由推動發展的力度，而康、冼認為「善人專制」更有利於發展；我們認為民主「憲政」是優化體制的正確選擇，而康、冼認為善人「仁政」更適合中國現實。
康曉光事實上對中國的現實有許多準確把握和精闢論述，但卻不能由此得出未來制度體制選擇的正確結論，實是憾事。如果說康曉光、冼巖們的部份理論論述客觀上有消解稀釋極權權力的實際功效的話，他們對未來制度選擇的指向，卻已對中國自由主義的價值訴求構成了嚴重殺傷。
後極權社會是可進可退、不確定性很大的社會。後極權社會極權權力已在一定程度軟化，由於控制的減弱社會也具有了一定的活力，市場經濟的復甦也積累了一定的物質基礎，加上改革後上大學的一批人走上了重要崗位執掌權力，中國政治體制的改革條件基本上具備了。
由於極權長期的社會控制，當今中國社會的確未有（不是絕對沒有）具有強力可以挑戰「主導權力」的社團力量。是出於一黨之私，繼續以權威控制社會直至無可收拾的局面演成，還是抓住時機，果斷啟動政治體制改革優化體制，使中國走出循環亂治，全繫於弄權政治精英的一念之間了。
2004-5-11一稿
2004-6-6修改
1、秦暉《實踐自由——再祭李慎之》《新世紀》網2003年6月27日
2、康曉光《未來10年中國政治發展策略探討》《多維新聞網》2003年11月13日
3、冼巖、趙志勇《從三巨頭杭州峰會看今後幾年中國思想界走勢》《多維新聞網》2004年1月3日
4、董仲舒《為人者天地第四一》轉引自周良霄《皇帝與皇權》P299上海古籍出版
社1999年4月版
5、阿馬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P24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7月版
6、康曉光對王思睿《合作主義與國民意識形態》的回應多維新聞網點2004年4月12日
7、康曉光《仁政—-權威主義國家的合法性理論》《多維新聞網》2004年4月13日
8、李慎之《風雨蒼黃五十年》香港明鏡出版社P336
9、冼巖21世紀來自中國的理性聲音–評康曉光新保守主義（上）
10、參看劉軍寧：《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黨內民主，抑或憲政民主》英文版《中國戰略》2004年5月號
11、丁元竹《2010年:98位專家眼裡的未來中國——政府非政府專家關於影響中國社會發展因素的預測調查》《社會科學報》第113期
12、 阿馬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P18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7月版
原載《觀察》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