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0日訊】長期在中國生活工作的外國人逐漸習慣了中國媒體控制、發佈信息的特殊的方式。我們這些在中國媒體內工作或與其打專業交道的人，不管是否情願，以支持者、陪襯者、不知情的同謀或莫明其妙的旁觀者身份成為這控制系統的一分子。雖然我們當中很少有人完全明白整個過程是怎麼回事，絕大多數人都有過至少一次深刻的經歷使我們對此有個鮮明的印象。
2001年10月，我被邀作為觀眾參加中央電視臺(CCTV)的演播室談話節目《對話》。節目嘉賓為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及黨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主任趙啟正和文化部部長孫家正。作為電視節目表演者及英語顧問，我曾經以嘉賓身份參加了不少中央電視臺的談話節目，但還是頭一次遇到官銜如此高的大人物，因此我很好奇結果會如何。
我是應一位現就職于一家跨國信息技術公司管理職位的老朋友之邀來參加這個節目的。中央電視臺聯繫了她及其它一些高技術公司位居高位的人物。她可以攜同一位客人一起參加這個節目。
位於北京的中央電視臺大樓戒備森嚴，如同軍事基地，僅有的兩個出口由荷槍實彈的軍人把守。象往常一樣，參加節目的觀眾在電視臺西側的大門排隊等候，之後通過門口的另一檢查站由專人護送進入主樓。在演播室落座後，我意識到這個節目不同尋常。今天的人群，不是通常身著牛仔腳登旅遊鞋的中央電視臺觀眾，他們穿西裝打領帶，更象來參加歌劇首映式。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觀眾是外國人，包括大使及使館官員、記者、學者、大跨國公司的高級官員及美國商務部之類機構的代表。我還看到些散坐在各處的“中國通”，他們在此居住多年，對中國的語言及文化都非常熟悉。
談話的主題是“向世界展示現代化的中國”。節目以中文進行，但有翻譯在場，不講中文的外國朋友如果願意，可以用英文提問。如此不同凡響的觀眾加上兩位顯赫的嘉賓讓我覺得這個節目會很不錯。
錄像開始了，伴隨着振奮的談話節目常規音樂及掌聲，趙、孫登上了前臺。臺後的屏幕上播放了簡短讚美的錄像剪輯，配以兩位高官的生平簡歷介紹。主持人是中央電視臺的沈冰，以輕鬆的氣氛打開話題，說他們兩人的名字當中都有個“正”字。對我來說，孫家正看上去是個典型呆板的官僚，而趙啟正則較為幽默有人情味，但還遠遠談不上魅力四射。主持人擔保這將是一個“無禁區的誠懇、坦率的交流”。孫、趙也重申了這點，說他們歡迎“坦率、誠懇的意見”，並說他們到此是為了真正的“對話”。我驚訝于他們在鏡頭中所表現的輕鬆與沉靜，搭着二郎腿、抱着胳膊，象在等飛機。
沈冰率先向觀眾提問：“能否用一句話概括中國給你的印象？”我覺得這個開端似乎不太妙。怎麼能將這麼多坦率、誠懇用一句話表達出來呢？當然了，此類話題對電視節目來說不錯。有很多觀眾居然滿足了這一要求，用溫和的句子形容他們的感受，如“一個快速變化的國家”、“象茉莉，高貴而富有力量”及“一個古老而年輕的國度”等。
孫和趙很早就設定了他們講話的基調，表現出中國人在一般正式場合的謙恭：
孫：今天我們有很多外國朋友，包括一些大使。他們對中國有獨特的見解，因為他們了解我們國家也對我們非常友好。我經常出國，回來後我都要自責。
沈：自責？為什麼？
孫：因為有時候我發現外國對中國了解太少。作為主管文化交流的部長，我覺得自己在將現代化中國介紹給世界方面還做得很不夠。
趙：我們的外國朋友都是中國問題的專家或者對中國了解很多，但大多數外國人與他們不一樣，對中國了解很少。就拿我們去德國的經歷而言吧：當我們問一個出租車司機他對中國的印象時，他說是個地域遼闊的國家，然後又加上一句，他對這個國家不太了解，對他來講很神秘。(註1﹐2)
這是整個晚上不斷被使用的戰術的頭一招。首先是奉承我們，將我們抬舉得高于普通外國人，暗示外國人批評中國是出於他們的無知﹙“…因為他們了解我們國家，﹙所以﹚對我們很友好”﹚。最後用誠懇的謙遜博得人們對其艱巨使命的同情。是啊！要將中國輝煌的真面孔介紹給對中國頗有偏見的世界何其不易？這個淺顯的戰術在整個晚上居然都很奏效。
趙帶來了他辦公室編輯的幾個不同文種版本的推銷中國文化的小冊子。他將小冊子舉起來給我們看，指出封面設計各不相同。他說為了迎合不同國家人們的口味需要給不同語種的小冊子設計不同的封面。
沈: 您剛纔提到給別人講中國的時候要為對方着想。我記得不同語種的介紹小冊子是由您出訪所到國的印刷廠印制的。例如，針對美國的小冊子是您在美國進行“中國文化之旅”時印制的。
趙: 是的。(他將幾種不同的版本舉向鏡頭。）這是法國版，由哈時特-菲力帕實(Hachette Filipacchi) 印刷廠編輯發行。那是美國版，由美國國際數據庫(US International Data Group, IDG)發行。法國版的封面是一張照片及其黑白版的負片，這樣顯得非常醒目浪漫。美國版則比較簡單，因為美國人欣賞簡明的風格。你看，封面上有三個女孩，很漂亮，僅此而已。還有德國版，索性沒有封面照片，你得翻開書後才能看到封面照片。
沈:為什麼會這樣？
趙：這和哲學有關。德國人認為第一眼不能看到事務的全部，因此他們將封面留作空白。
沈﹕讓我們看看趙先生對這些民族差異的解釋是否正確。（對向外國觀眾）您同意趙先生的觀點嗎？
外國觀眾6號：我認為趙先生對德國人太客氣了。恐怕真正的原因是他們找不到合適的照片做封面。
主持人沈冰在此之前相當緊張。她的任務是順利地推動話題，使得一切看上去自然而然，在坦誠對話的同時正面引導聊天的主題。現在終於碰到有趣、輕鬆的話題，可以做好的電視節目，於是她開始不厭其煩地挖掘。是否美國人都無憂無慮、透明、象小孩一樣？是否意大利人都熱情、富有藝術氣息？當然了，法國人浪漫而多情，是嗎？每次她都找出一個那一國的來賓，要求他們確認這類模板是否正確。通常對方會遲疑一下，然後模棱兩可地表示同意。我四下回顧，可以看到人們臉上尷尬勉強的微笑。我們中的絕大多數人迴避此類過於簡單的模板，但是想到主持人為活躍氣氛所作的英勇努力，誰能那麼不解風情跳出來說不呢？沈冰不屈不撓的滋養着這個話題，得到越來越多似是而非、令人尷尬的回答，直到趙啟正最後禮貌地對她說：“我想我們現在到此為止吧。”
趙啟正接着提到國務院信息辦公室對2000年報紙上有關中國的報導做了一項調查分析，發現有50%的文章是負面或批評性的報導，25%是客觀中立的陳述事實，只有25%從正面報導中國。趙又採用了自我批評的手法，說這表示他工作失職，因為他沒能讓世界人民了解中國的真實情況。如果這是一場真正的對話，來賓中會有人提些明顯的問題，如調查的標準是什麼？誰做的調查？調查的客觀性如何？對其他國家的報導，類似的比率是多少？當然了，同時期中國自己的報紙的新聞報導中類似的比率是多少？…然而，再一次地，彬彬有禮的禮貌佔了上風，沒有人對此置疑。
趙在談話中說道：“我經常得面對批評中國的外國記者和官員的提問。”
沈冰，以芭巴拉‧斡特斯(Barbara Walters)式的小心探詢接下去，“噢？您聽到哪類批評呢？”
趙回答：“嗯，比如說，他們問我們是否教育自己的孩子。他們指責我們污染環境或者說我們經濟發展得不夠快，以及我們的窮人太多，諸如此類。”
我驚訝的直眨眼，我看到觀眾中有人也互相交換眼神。這話，說得隨隨便便，突然給整個過程加入了一絲不祥的寒意。坐在這間屋的每個人都很清楚，不論是否正確，目前國外媒體對中國批評最多的是針對中國的人權問題，如騷擾監禁持不同政見者，打壓法輪功，控制媒體和互聯網，西藏問題，新疆問題，天安門大屠殺，等等。然而，只是聳聳肩，趙便有效地給此類話題築了一道看不見的防線。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他明顯的叉開話題對我們這些“中國專家”來說並不意外。但儘管如此，在這樣一個有關中國的自由坦誠的討論中，省去這些主題讓人覺得那麼失真，如同一群就餐的人忘記提及立在餐桌正中那個2000噸的犀牛。
這一手法似乎起到了作用。在整個錄像過程中，“人權”這個詞從未被人提起。不知怎麼的，話題被引向2008年的奧運會以及向外國人交流中國現代化的積極一面。有人提到如何在海外推銷中國電影：
沈：有沒有人建議如何能更有效地將中國介紹給世界？
外國觀眾9號：我們討論了通過許多渠道介紹、展示中國，但是我們忽略了一個非常有效的途徑，即電影業。我現在從事這一領域的工作，我覺得這是個關鍵的途徑。我在美國學習期間開始對中國感興趣，通過看電影我了解了很多有關這個國家的情況。
沈：那麼您是通過看中國電影開始對中國感興趣的？趙先生說中國人通過美國的電影了解美國，但是反過來好像並非如此。（對向趙）您還這麼認為嗎？
趙：是的。實際上看中國電影的美國人很少，他是其中一個。他看上去是個觀察力敏銳又充滿智慧的人，因為看這些電影的確讓人對中國的文化着迷。這樣的人很少，我對他表示敬意。
當然都是些好話、恭維話，但是沒有人提到中國政府對中國電影在海外成功的通常反應是在國內禁演，如張藝謀的《菊豆》和《活着》以及陳凱歌1994年的電影《風月》。
談話就這樣進行着。其它無傷大雅的話題被討論着，小心的繞過屋裡每個人都清楚的症結部位及敏感話題。趙對各民族的差異給出更多模板式的比較：“英國幽默象醇酒，需要小口品嘗但回味無窮。美國幽默如同可口可樂，每個人都喜歡但是沒有什麼後味；德國幽默象威士忌，不是每個人都吃得消，但是會給顧客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似乎很喜歡這類對比。氣氛非常誠懇、友好、快樂也很怪異。當孫家正告訴我們他們對外交流的基本原則是“自信、坦率、誠懇”時，氣氛變得非常自相矛盾。這裡是位居共產黨權力中心的兩個高官，如果要指責什麼人對媒體實施嚴密監督，非此二人莫屬。難道沒有人覺得奇怪這兩個控制信息的人一句也不提對信息的控制？正是因為媒體控制的這種強制性，使得觀眾中沒有人提及它。
環顧週圍的觀眾，我看到幾個認識的人，中國人和外國人都有，我以前曾經在北京的各種會議及活動中見過。我記得和一些人有過許多熱烈而受啟發的談話，當時他們表現了對中國狀況的清醒認識和真知灼見。我甚至記得我們的許多討論涉及到審查制度，所有的人對此都有很明確的看法。然而現在我們都在這裡，坐在自己的手上，或者保持沉默，或者禮貌地提着建議，不論主持人如何一再不厭其煩地重複要求“坦率的建議和問題”。我們同意參加這一活動時有何期望呢？我們是如何成為這臺滑稽戲裡的外國臺柱子，配合演出以傳遞這樣一個再明顯不過的訊息：“瞧！與我們的名聲相反，共產黨願意坦率承認我們的問題，願意就這些問題與外國人做公開的對話。”趙與孫一再聲明這點：
觀眾：從文化的角度來看，我們是否應該通過文化互換與交流進一步增加文化的透明度？
趙：我覺得這個節目就非常透明、誠懇。確實，我們正反兩面都應該給外國人看，這樣他們能有一個有關中國的完整圖畫。
中國的哪些反面是我們可以談的呢？從趙與孫那天晚上的話來看，很明顯，只有三個安全批評帶，即經濟、環境和腐敗。這些長期問題是中國政府因各種原因而選定在公開場合對付的問題。在節目的錄像過程中，趙和孫幾乎是自豪地提出這些問題來作為中國坦率、誠懇面對問題的榜樣。
坐在那裡看這場滑稽戲進行時，我越來越覺得不舒服。我腦海中的問題：“為什麼沒有人站出來挑戰他們的虛偽？”慢慢變成“我為什麼不站出來？”
並不是沒有話說，在節目當中的大多數時間，我坐在那裡頭腦中構建着象“皇帝的新衣”般機智的話，如：“知道嗎？作為一個外國人，當中央電視臺上演象今天這樣的節目時我很倒胃口，冒充坦率與自發而實際上卻受到嚴格的控制。象今天這個節目似的，完全是假的，而觀眾，如同今天的觀眾一樣，馴服地附和着。”我坐在那裡，不斷等待時機拋入這些玉石般的話。
那麼，我為什麼不說話呢？
回想起來，我自我鬥爭的心理活動大致如下：
如果我站出來說，我的中文是否能勝任？本來我就不是一個善於當眾演講的人，要是我讓自己難堪，說得結結巴巴、詞不達意怎麼辦？
更糟的是，要是我顯得好斗而愚鈍怎麼辦？畢竟，到目前為止氣氛都是溫和文明的。我是否真的願意給如此陽光明媚的閑談扔一顆炸彈？
而且，即便我們當中的一個跨越禁區提出坦率的批評，這些話也會被從節目中刪去，有什麼意義呢？
啊，人多力量不就大了嗎？這些觀眾中有北京最顯眼、最有影響力的外國人。如果我們都能發動一場小的媒體突襲，透過所謂坦率的掩飾揭示臺上人的虛偽，他們能拿我們怎麼辦？當然，在中國相對平靜的2001年不太可能對一群“外國友人”採取什麼極端嚴厲的措施。
即便如此，最終也起不了什麼作用。如果演播室真的發生沒有禁區的討論，提出他們試圖迴避的問題，錄像便會終止，或者取消節目，或者至少將不愉快的片段扔到剪輯室的地上。最終，除了讓當權者下更大決心不讓此類事件再發生外，這類舉動達不到任何目的。
而且，我的一些朋友是電視節目主持人，我很同情臺上可憐的沈冰，走在看不見的鋼絲繩上。為什麼讓她的工作更難呢？
還有一條是，坐在我身邊的是我的老朋友，她認識孫家正。因為我是她邀請來的客人，我所說的任何負面的話都會讓她難堪，不論她是否同意我的觀點。試圖做個英雄，我可能最終會成為一個無理之徒。
所有這些想法在我頭腦中翻轉，毫無疑問，許多其他觀眾腦海中也有類似的想法。但是最終—如果我可以代表當時在場的外國人—我認為讓我們閉口不言的壓力與讓中國人就範的壓力一樣是恐懼。一種無形的但實實在在的恐懼。我們的恐懼與我們做為“中國的朋友”的特殊身份直接相關。我們中的很多人要在中國長久地待下去。我們的很多朋友甚至絕大多數朋友是中國人。我們中的很多人的配偶及親戚是中國人。我們的工作、事業及至我們對自己的價值和身分的認知與這個國家及其文化息息相關。能夠不受限制地接觸進出這個國家對我們的生命及生活而言是至關重要的。為什麼要因為直言冒那麼大的風險呢？我們都見證或聽說過此類恐怖故事，有些外國人跨越了不成文的界線而不得不永遠離開這個國家。(我那個星期就聽說過一個英國人僅僅因為將中國國旗印在T恤衫上慶祝中英合作而被驅逐出境。) 這個節目的第一批觀眾將是審查員及黨的幹部，他們確保內容的適宜。這些職能人士與主宰我們命運的當權者直接相通，僅此便足以讓我們不寒而慄。不需要直接的威脅，就是這種潛在而真實的報復行為就足以起到震攝作用。
這樣，趙和孫便有充足的余地劃定談話的範圍、起止的界限及保存顏面的例子，巧妙地討論些無關痛癢的問題顯得自己是完全新聞透明的斗士，不受絲毫置疑及反對：
趙：我希望他們(外國記者)能準確報導現實。例如，在中國許多人不遵守交通規則隨意過馬路。他們可以寫此類事實，但是如果他們說中國沒有汽車就不對了。我不介意外國媒體如何評論只要他們反映的是客觀現實…
孫：我曾經和一些外國朋友交談，他們告訴我對這個國家了解很多因為他們去過很多城市。可是我告訴他們，他們只看到事物的一個方面。我對他們說：“冬季到來之前，中國政府已經考慮到千百萬老百姓如何過冬；他們是否能穿得暖吃得飽。因此，儘管世界上其他國家每年有超過一千萬人落到貧困線以下，中國有一千萬人脫離貧困。”這是個巨大的成就。但是我們仍然有三千萬人面臨過冬的難題。對我來講，窮並不丟人。我們怎麼能夠改變貧窮的命運持續發展並享受高水準的生活？這是個涉及我們尊嚴的問題。我們不應該把短處藏起來。每天，我們的電視節目都在指出並批評各種不足；我們為什麼不能坦率地告訴我們的外國朋友我們還有很多不足？交流實際上意味着交心。
這個觀點，即中國的媒體每天都在播放對中國的批評，這些內部批評可以坦誠地與外界交流，無論對趙還是在場的任何一個人來說都純屬無稽之談。中國的電視並沒有對中國的真正的批評，令中國覺得尷尬的消息更有可能在中國之外播出，正如趙自己所抱怨的外國媒體的負面報導。趙和孫對此當然了解，因為他們的職責便在於使這一體系能維持下去。二人決非受人圍攻的透明媒體的斗士，他們實際上處於整架監控機器的核心以確保中國的媒體被過濾沒有負面的評論。這個角色表現得越明顯，我越意識到：我們外國人並不是那天的觀眾。我們只是一出粉飾太平的電視劇的小配角。
中外媒體對話有一個特點因過於明顯而很少被人評論。它是通常人際關係中使用的虛偽、欺騙、留面子等各種技巧的綜合。是這樣的：
如果我發現和另外一個人就某事意見分歧，但我堅信自己立場的正確性，我將考慮突出我們的差異，明確表明為什麼我的立場是正確的而另外那個人的是錯誤的。如果相反的，我痛苦的意識到另外那個人說得有道理而我是不對的，我便換個話題，顧左右而言他。
中國政府的策略便是換話題。
當人們批評中國關押持不同政見者，中國人不是直接了當地宣佈：“是的，我們把他們關到監獄裡。我們這樣做是合理的，因為他們威脅到我們的安全。”相反，他們變換主題：“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應該干涉別國內政。”當美國批評中國的人權記錄，中國人不是說：“你對我們人權問題的認識是錯誤的，我告訴你為什麼。”相反，他們換個話題：“你們的人權問題又如何呢？”
所有的政府，所有的人，都曾經玩過類似的把戲，用美國的說法叫“轉圈”(spin)。但是在中國，這個手段應用的歷史極為悠久，目前已經成了官方處理一切尷尬局面的常規方法。一個政府在阻攔對它的問題進行任何公開討論的同時，默認這麼做不能建立解決問題的互動，變得極端驕傲、極端窘迫，因為每次對問題的公開否認都突現其頑固不化的的特點。在我們面前的臺上正是這一思路的具體體現。
基於這樣的現狀及參加者的特殊身分，討論的主題應該是中國官方對信息的控制。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正是整個節目的副標題，我們都很清楚，包括臺上的兩位嘉賓。但是趙和孫卻變換了話題。結果所有的概念在“新思維”中有了新的涵義。“信息審查”變成了“有效的交流”；“交流的批評”成了“無知”；“給我們你的建議”蛻變成“給我們你的沉默”。我們都心領神會並遵從了這樣的暗示。
或者說幾乎所有人都是這樣。整個晚上只有兩個較為負面的言辭。一個是BBC的記者，用流利的中文，針對趙所說的外國媒體對中國的負面報導的統計，他說︰“換作是布來爾(Tony Blair) ，看到這樣的比例他會很高興”，他提醒每個人歌功頌德並非媒體的職責。不過這個記者還是退了幾步，和緩了他論證的主旨，半開玩笑地說，世界上的領導人會很高興媒體對他們的關注，並不會在意是正面還是負面的報導。趙不知怎的沒有領會到其中的幽默，說：“我想，這大概是文化的差異。我們中國人對這類不好的報導很在意。”他仍然堅持50%的批評率太高，有失偏頗。
主持人沈冰沒有再拓展該記者的評論，巧妙地繼續下一個話題，甚至讓人無法察覺她有意迴避就這個問題進一步討論。她肯定是害怕這類的問題，早有準備將話題巧妙地引導到中性地帶。但是令人吃驚的是，整晚的錄像過程中她太少要使用此類技巧。包括我在內的觀眾，總體上來說表現很好、積極合作不找麻煩，象一班馴順的穿着校服的中國中學生。
具諷刺意味的是，這個節目的第二個負面評論，唯一一個帶刺的評論，出自一個土生土長的中國人。他站起來，用無畏的、反感的口吻戳破文明的肥皂泡，說：
我知道您二位的職責是將中國介紹給外界，其中一種方式是通過中國日報(China Daily)及英文版的人民日報(People’s Daily)、北京綜述(the Beijing Review) 之類的刊物。但我印象中外國人沒有人看這些東西。他們覺得這些刊物無聊而空洞。外國人更為中國的真實現實所吸引，瘡疤及所有的一切，他們認為這類刊物只是你們這樣人的喉舌。每個人都知道他們不代表真正的中國，只是粉飾、玫瑰的假想世界。是真的嗎？如果真是這樣，要採取哪些措施？(注3)
這是個帶電的評論。可以感到氣氛馬上就發生了變化。座位上有很多人點頭、挪動。終於，有一句真話，一個情緒表達了每個人頭腦中的想法。這是個應該由我們在座的外國人發表的評論，卻由一個中國人講出來了。兩位官員頭一次有些觸動。趙轉換了一下主題，說是的，我們都同意中國的真實面孔沒有讓人了解。但是，他繼續道，他不認為被提到的刊物真有那麼差，因為人們經常可以從中發現反映環境、經濟及腐敗問題的文章(老調重彈！)。不幸的是，這位先生的問題在節目中出現得太遲，對整個晚上的總體旋律沒有太大的影響。但是它確實讓我及在場的每個人感受到一絲道德的清明，讓我覺得我也應該開口說話。
但是我始終沒有說。我坐在那裡，愁苦地意識到這就是為什麼這個世界上這麼少曼德拉(Nelson Mandelas)這麼多謹小慎微的妥協者。當我越意識到直言的危險有多小時，我越發覺得我所以保持沉默的種種原因只是借口而已。原則上我是可以說些什麼的。當然會從節目中刪節掉，當然會讓我的中國朋友尷尬，會給無辜的主持人帶來麻煩，當然會有不懷好意的人給我記一筆。但是我應該說點什麼。也許別的人會保持沉默，如果真是那樣我更應該說出來。然而最終，我還是沒有聚集足夠的勇氣來打破令人尊敬的文明。
那天晚上我懷着對自己的厭惡及濃重的煩惱離開了演播室。
＊＊＊
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寫這篇文章，很難為情讓其他人看。也許只是試圖明白那天晚上發生的事情。我希望說以上的事情只是個單獨的事件，但其實並非如此。或多或少地，我所描述的心理歷程是我乃至任何一個生活在中國的外國人面對的現實。對我們這些為中國媒體工作或與之打交道的人來講更是如此。因為當今控制機製以更為隱蔽巧妙而難以預料的方式起作用。
首先，目前檢查的範圍已大大縮小，幾乎所有的領域都是開放的了。常聽說只要不涉及政治，你在中國想說什麼說什麼。確實，中國媒體就內容而言已是大大的開放了，有關性、離婚、團伙犯罪、毒品、艾滋病、精神病以及家庭暴力的內容成為談話節目、電視連續劇及街頭小報的主題。這似乎讓不太挑剔的旁觀者覺得在中國目前對媒體的內容幾乎沒有任何限制。只有列出媒體現在有哪些內容是不能涉及的人們才能意識到在多大程度上對媒體的控制依然存在。羅列的結果是談話的禁區，完全缺乏政治內容也正好體現了檢查的存在，如同在犯罪現場用粉筆畫在地上的受害人輪廓。
其次，檢查機製沒有自上而下明確的指示。如此含蓄的背景控制體系之所以運作得這麼好恰恰是因為它的不明確性。審查通常的表現是令人不快而非面臨真正的危險，如同老化和交通堵塞，潛移默化地被接受成為人生活常識的一部分。人們往往會忘記還有各種限制存在。
我曾經做過一個談話短節目《精彩十分》的嘉賓。當時的話題是互聯網。在開始錄影前主持人對我說：“好，放松，可以說任何反映到你頭腦中有關這個話題的內容，應該沒有問題。”我被他這種若無其事的樣子觸動。任何想到的事情？包括政府封鎖敏感網站及BBC之類的新聞來源嗎？包括法輪功運動及其他一些地下組織如何通過電子郵件把他們的消息送給千百萬人嗎？我們能隨意討論網路色情嗎？聊天室是如何被監視與控制的？有些人僅僅因為設立有關民主的網站便被捕入獄該如何說？我們能討論近期政府試圖封鎖Google網站並用中國的網站取而代之嗎？我能提儘管Google網站已被恢復，政府學會了如何取消該系統的儲存功能，使得用戶不能借助該功能連接儲存在Google網址庫的被官方封殺的網站嗎？我能抱怨官方可以肆無忌憚地檢查每個人的電子郵件嗎？諸如此類等等。當我向電視節目主持人提到這些的時候，他只是皺皺眉，說：“是啊，好吧，幾乎所有的事。”
他的反應很生動，因為它揭示了他在多大程度上已經意識到能與不能接受內容的模糊的界限。沒有細緻羅列的戒律，他必須逐漸形成一種第六感明白什麼將遭到禁止，準則通常會很細微模糊。但是，一個有經驗的談話節目主持人最終會對相當廣泛話題的自發採訪應對自如，不論是對同胞還是外賓，靈巧地迴避有問題的話題，如同有經驗的司機可以無意識的繞開路上的鼓包及障礙物。我的經驗是，中國99%的對媒體的審查是來自這樣的自我意識和先見之明。
如果我對此的看法是正確的話，這其中的心理機製相當庸俗。我們所有人都會下意識的根據場合來調整自己談話的口吻與內容， 在有些場合避免說臟話，避免談到錢、性、宗教、生理殘疾或其它的令人不快的話題。這種交際技巧與中國媒體工作者每天處理政治內容的手法雷同。雖然有很多時候信息被細緻的剪裁過，而通常這個審核過程已經變得如此自發自動，都用不上真正的檢查。
不論是否意識到，約束是真實的。這讓我不得不面對令人煩惱的一個問題：中國的新聞工作者習慣性的接受陰影中大人物的暗示是因為他們的事業依賴于這些人；他們有什麼其它的選擇嗎？但是外國人的確有別的選擇。我怎麼解釋自己經常參加電視節目，尤其是非常清楚很多時候我的外國人身分是被利用來達到某種政治目的呢？是否同意參加游戲就意味着接受和認可游戲規則呢？
象生活中的任何決定一樣，尤其是在中國的生活，答案總是非常令人不滿的混亂。有些節目，如北京電視臺的《國際雙行線》，以比較中國人和外國人對所有事物的看法的形式出現；而中央電視臺的流行節目《實話實說》及北京電視臺的《銀屏連着你和我》只是偶爾有節目需要外國人的觀點來使討論更加全面。絕大多數時候，我們外國人只是就一些無關痛癢的主題如養孩子、買車等發表一下代表西方人的看法。在這樣的場合，以文化交流為主，沒有任何政治後果。在這些場合，我通常樂意作為嘉賓出席，因為這類節目往往是好意的，談話的形式相當自由。
中央電視臺英語頻道(CCTV-9)，也會播出簡單的新聞及一些信息節目，採訪有名望的外國人(如英國大使或者象克林頓(Bill Clinton)這樣的來訪者)。這些節目明顯地含有相當廣泛的政治內容，通常可以播出，因為廣大民眾因語言而受到障礙，但儘管如此，內容通常也被嚴重編輯過。
但是有另外一類節目，我們這些外國人被邀請參與(或稱之為合作)，節目中外國人的面孔是為了用來表達一個明顯的政治訊息。例如，當1997年香港交由中國管轄時，講中文的外國人被不斷邀請參加各類節目，包括聊天節目來顯示國際社會對“一國兩制”宣傳的支持。我們中的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因為原則問題，拒絕參加這類節目。但是，界線如何劃分呢？是否應該拒絕在歡慶國際兒童年的慶祝節目上講支持性的話，或在保存長城及其它文化遺址的記錄片中講話，僅僅因為政府為這類事情提供財政援助？如果我反對布什的伊拉克戰爭，我是否拒絕在中國電視節目上就此事的採訪中發表看法？即便中國政府的觀點恰巧與我的看法一致？如果，象經常會遇到的那樣，在一個中性節目中出現了敏感話題，我該如何應對？我緘口不言嗎？發表不受歡迎的論點讓主管人害怕他們的工作？或者好脾氣的隨聲附和或者裝糊塗，讓每個人都活得輕鬆一些？
這些問題是每個在鏡頭前出現的外國人都要考慮的。每個人根據具體情況如上下文、自由及壓制的程度、參與者的目的，以及對整個事件的直覺，做出決定。在我對《對話》節目的上述回顧中，當用群體心理學過濾之後，人們可以看到特殊情境中各種脅迫的壓力。誰知道在另外一個略有不同的環境下事情將會怎樣？
我不能代表任何別的人發表看法，但是我的決定是儘管存在陷阱和妥協，仍然值得做為一個參與者。與我以上描述給人的印象相反，其實我對這種跨越文化的媒體交流的總體效果是比較樂觀的。原因是，儘管存在界限及限制，這種控制不是也不可能絕對化。這個系統是有漏的，時時處處都有。儘管中國面臨檢查機製以及電視媒體自身內在的淺薄，我和參加節目的中國人之間時常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真實、人情味、甚至具有啟發意味的相互碰撞。當節目是在演播室錄制而非現場直播時，氣氛通常更為輕鬆也更易于接受真實的現實。我甚至先聲明：“我知道這些會被剪輯掉，可我還是想說…”儘管這樣的話從來沒有被播放出去，我希望它們在聽眾的心裡引起了一些共鳴。聽眾在放下防衛後所說的話常常令我吃驚也讓我很受啟發。
而且，必須承認中國的觀眾比政府宣稱的要成熟得多。即便是最消極的虛度光陰的人也在某種程度上知道他們是被操縱的，他們可以從漂白的內容及虛偽的胡說中解讀出相當多真實的意義。當我批評美國或西方時，因為我經常自由地這樣做，我從觀眾的點頭中體察到他們領會了我沒有說出涵義，包括中國在內所存在的不足，他們完全能夠自己填空。在北京的一個電視節目中我提到美國的槍支控制問題後，一個觀眾找到我說：“我同意你說的槍支問題是你們國家的一個嚴重的問題，但是你知道嗎，我們觀眾席上的絕大多數人在想，至少你們有那種可以對政府施加壓力來達到自己目的的機製，雖然結果不如人意。你的話讓我對中國的認識比對美國更多。”
當然，越來越不必使用這種間接的多層次的解碼。隨着網絡及衛星電視的發展，中國的信息環境到處是洞，政府對其控制的努力越來越顯得病態、愚蠢。實際上，
他們很多措施的無濟于事讓人覺得他們除了控制人們的思想外大概有其它的目的。我不時想到我的導師，在密執安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肯尼斯‧德斡斯基(Kenneth DeWoskin)所意識到的，共產黨不可能認為每個人會相信他們宣傳的理想；實際上，當權者能夠讓每個人重複赤裸裸的謊言本身是他們顯示以至加強他們權力控制的手段。
最後，儘管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之內，有一件事情我必須談。在當今的中國，世界上所有的信息都在每個擁有計算機的人的指尖。象世界其它地方一樣，政府對信息的控制，要真正有效，必須從分散、誤導人們對令人不快的主題的注意力入手，共產黨正在跟上這個形勢。1989年，沒有人知道魏京生是誰，是因為政府可以把他從中國的信息環境中抹掉。今天沒有人知道魏京生是誰是因為布瑞特尼‧斯皮而斯(Britney Spears) 性感而富有魅力。可能當權者正在學習比他們現在使用的更為高明的控制手腕。
註1: 孫家正曾于1984年至1988年之間任中國廣播電影電視部部長。趙啟正于1998年任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主任，曾于1993年及1998年間任上海市副市長。兩人均為中共16大中央委員。
註2: 中央電視臺的網站上刊登了刪節及用心編輯過的節目記錄。因為我沒有其它有關這個節目的記錄，本文引用的絕大多數來自中央電視臺的記錄，我修改了其中無數的語法及斷句錯誤。其他的則來自我的記憶及我當時的速記。
註3：不用說也知道這番話在中央電視臺的網站上找不到。是我從自己當時的筆記中整理出來的。
*文章標題為編輯所加(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