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6日訊】７月７日當天，正在加拿大進修的一個青年法學研究者，通過電子函件向北大校友圈子轉送了楊小凱教授去世的新聞。這是我最早接到的噩耗。緊接著，北京的“法律時評”、“法律思想網”等好幾個法學網站也開闢了紀念專欄。一個傑出經濟學家的病故居然能夠在國內外的法學界也引起這樣深切的關注和悲傷，當今的中國除小凱之外別無第二人。這倒不是由於他的研究成就在多大程度上涉及了“法與經濟學”或者“契約與公共選擇”。最主要的是小凱那段傳奇般的人生經歷本身就構成了對中國現行司法體制的一連串叩問和申訴，再加上他對憲政的執著追求，使任何有良知的法律人都不得不正視。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法學界對小凱的哀悼，除了對一個熬過漫長刑期的偉大天才及其不屈不撓的自由主義精神的敬意和惋惜之外，還交織著內在的愧疚和反思之意以及從同情産生出共鳴的契機。
我與小凱相識十餘年，但平時的聯絡其實很少，較長時間的近距離接觸和深談算起來也只有兩次。一次在太平洋的日本西岸關門海峽附近，另一次在大西洋畔的美國亞特蘭大市。在分開的期間，總是顧忌對方太忙不宜打擾，總以爲朋友之間必定後會有期、不在朝夕。我在２００２年初訪問新加坡國立大學期間，聽到一位來自美國的研究者提到小凱可能患了癌症，曾祈望那只是誤傳。後來在北京又聽到他皈依基督教以及回復健康的消息，很爲他感到慶倖。但萬萬沒有想到他會如此匆匆地離開此世。關於學術以及立憲運動他有許多真知灼見，正值各方面都希望他能夠在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建構以及未來的政治改革中大展宏圖的時候，他卻永遠地離開了我們，這個損失實在難以彌補。
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１９９１年盛夏。地點在日本山口縣宇部市，離李鴻章簽訂喪權辱國的下關條約的遺址春帆樓不遠。當時臺灣當局剛公佈國家統一綱領，有關方面很熱衷於同大陸的對話和磋商。或多或少有點官方色彩的浩然基金會在這裏舉辦兩岸研討會，主題是關於東亞的現代化，但其實似乎是想呼籲勿忘歷史教訓、尋求政治共識。應邀講演的著名學者包括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勒斯特•薩羅（Lester Thurow）、研究中國政治的大家魯錫安•派（Lucian Pye）、社會學家金耀基、歷史學家許倬雲。臺灣方面除召集人沈君山教授、基金會董事長殷之浩先生外，還有政界、財界、文化界的新生代精英，既包括陸委會的石齊平以及在野黨派朱高正、康寧祥等風雲人物，也包括中鋼、中油等主要“國營”企業的總經理。據說如果大陸方面的參加者能達到一定層次的話，國民黨的希望之星馬英九先生也是準備參加的。但在蘇聯政變前夜那樣風聲鶴唳的時代背景下，大陸方面既放不下警惕,也放不下架子。結果，除兩個中央研究機構的基層幹部外，只有一些在海外的大陸學者應邀參加了。
小凱是在９１年７月２９日――研討會開幕後的第二天才抵達會場的。我對他在文革期間的經歷以及後來出國的曲折略有瞭解，但並不清楚近況。在香港企業家官錦堃宴請與會者的晚餐席上聽到他自我介紹，才知道他從普林斯頓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已經到澳洲莫納什大學任教。從長期監禁到四海飄泊，如此跌宕的人生竟然能在短短十年期間綻放出如此絢麗的學術上的高嶺奇葩，堪稱神迹，對他的欽佩之情也就油然而生。回酒店後大家繼續閒聊，他的談興非常高，從數量經濟學的研究到國共兩黨的恩怨，都有一整套新穎獨特的看法。在談到歷史問題時，由於見解不同，他與許倬雲老先生以及朱高正發生了激烈的爭論。這一幕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讓我首次感受到了小凱強烈的個性、開誠佈公的態度以及特立獨行的自信心。爲了緩和氣氛，沈君山教授把話題轉到橋牌和圍棋上。隨之有人提議去室內游泳池消暑，小凱很痛快地答應了，我也跟著大家一起去湊熱鬧。小凱體魄非常結實，水性也極好，邊遊邊講些過去監獄生活的故事，好像剛才什麽也沒有發生似的――其胸襟磊落寬廣於此也可見一斑。
８月１日的正式安排是許倬雲教授從歷史的角度考察中國以及東亞地區的現代化，國務院發展中心的一位元研究員分析中國大陸地區的經濟改革的進程。很榮幸研討會組織者安排小凱與我一同在晚上挂牌討論中國的未來。小凱報告的題目涉及政治改革與經濟發展的關係，我主要談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與法制建設。具體內容的細節已經記不清楚了，但我對小凱提出的一個觀點記憶猶新，這就是兩個惡魔相爭的狀態比一個聖賢壟斷的狀態更有益於國家的健全機制。他的報告確實提出了一些富於挑戰性的話題，引得聽衆紛紛提問和熱烈討論，當然也存在不同的意見，其中在基辛格事務所工作的梅山博士的批評是最尖銳的。這時許倬雲教授作爲仁厚長者出面支援小凱,關愛呵護之情也溢於言表。
在宇部一分手轉眼就過去了好幾年，直到１９９８年以後我們才有機會在美國偶爾重逢。１９９９年８月１３日－１６日，根據陳一諮教授的倡議，普林斯頓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召開了一次小規模的跨學科研討會，楊小凱、張煒、吳國光、田國強、洪朝暉、程曉農等各界朋友在亞特蘭大的海岸一隅聚集，就經濟、政治、社會、法制等各方面的基本問題進行非正式的深入討論。小凱的發言集中在歐洲現代化過程與中國的比較方面，引經據典，滔滔不絕。也許因爲剛完成代表作《經濟學原理》並贏得了國際性聲譽，我感到他的心情很放鬆。與八年前相比較，他的發言內容還是那麽率直，但態度卻文質彬彬、非常謙和，思緒和表述也更加細緻周密了。雖然在有些方面我並不同意他的主張，但對他豐富的學識、敏銳的洞察力以及堅定的信念深感折服。
８月１５日清晨，大家都還在休息，我因時差睡不著獨自起來散步並走進一家咖啡廳用餐。正巧小凱也剛進來，我們倆各要了一份早點邊吃邊聊。他告訴我不久前開始熱衷於操作帆船，身體狀況感覺明顯改善，並建議我也不妨嘗試一下。我回答道自己雖然沒有養成積極參加體育專案的好習慣，但在那倆年裏倒是幾乎每周六都去健身房和桑拿浴的，但小凱覺得還是戶外活動好，可以一舉多得。接著我們談到各自在海外大學任教的體驗，探討了中國研究者與海外學界主流的關係的不同形式以及國內高等教育體制以及研究方面的問題。
最後我們的話題涉及憲政。我們的目標和基本取向都是一致的。我們都覺得中國不能僅僅滿足於技術模仿，而應該進行適當的制度模仿；經濟發展需要非經濟性基礎，這就是憲政體制以及相應的規範秩序；現在政治改革的時機已經成熟，甚至有可能已經錯過了１９９３年和１９９８年這兩次最佳時機。但他對我在會上提交的論文中強調財産權關係逐步改組的觀點以及從基層向中央、從邊緣向中心、從法治向民主推進的漸進式政治改革的思路提出懷疑，認爲憲政性選擇需要休克療法那樣根本變革，重點在於刷新價值觀，對權力結構重新進行制度設計。另外，在自由與平等的關係方面，他更傾向於自由權的保障（也許這與他被剝奪自由的慘痛體驗有關），而我則特別強調兩者的適度平衡，並認爲在中國這樣的網路社會裏，考慮到社會性權力的特性，我們不能無條件地擁護自由至上論。通過交換看法，我們找到了不少共同認識，但有些分歧點――主要是關於政治改革的可操作性舉措及其話語策略、社會效果的不同評估，在基本目標以及途徑方面我們的觀點並沒有差異――依然存在。於是我們約定今後加強交流。
然而，由於種種原因，我們後來再也沒有機會見面暢談。加上各有遷徙、忙懶兼半的緣故，也一直疏於通訊。雖然各自分別發表了若干關於憲政的論文和評論，卻從未在文章裏進行正面的觀點碰撞。由於范亞峰、高全喜、秋風等一班北京的青年才俊積極籌劃，北京大學出版社推出了公法系列叢書，小凱和我都給予了應有的道義上的支援。這樣的同志情誼也許進一步促使我們有意無意地擱置某些技術性爭議。何況我對小凱輝煌的學術成就和崇高的人格境界都抱有敬畏之念，願意更多地進行自我批評和內省。沒有想到現在卻永遠失去了向他具體求教的可能性，只留下無窮的遺憾和懊悔。
直至生命的晚期，小凱還在兩條戰線上進行最後的鬥爭：既要抵抗自身肺癌細胞擴散的痛苦，同時也致力於驅除在中國政治中製造專制主義癌症的病魔。非常耐人尋味的是，他在２００３年夏天發表了關於“怎樣才能使憲法得到尊重”的評論，其中提到了戰後日本的憲法與中國的兩部憲法――中華民國憲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缺陷以及政治和解對於避免失控的重要性。這篇文章似乎也包含著他對中國政治未來的某種委婉的忠告和預言。按照我個人的理解，他是想提示在中國實現憲政的兩種可能的前景：要麽通過政治談判實現國家統一，克服中華民國憲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各自的弊端，由全體中國人共同締造第三共和；要麽重蹈日本戰前畸形發展、戰後被迫民主化的歷史覆轍。除此之外是否還有第三條道路？中國會不會再次步入清末民初的歧途、陷入八年一搖擺、百年一輪回的沼澤？小凱保持了沈默，而從２００４年７月７日起，這些都成了永久的沈默。
通過這篇關於憲政的評論，我們則看到小凱似乎又回到了自己的青春時代，回到了當年楊曦光提出的那個驚天動地的設問：“中國向何處去”？他是帶著這個問題闖入文革亂世的。他又帶著這個問題被關進監牢，透過鐵窗觀看了十度柳條綠、聆聽了十度寒蟬鳴。他還帶著這個問題飄洋過海、浪迹天涯。他也帶著這個問題去摘取學術的頂級桂冠，再把智慧和光榮回饋祖國。但是現在，他卻把這個問題連同對失控的憂慮靜悄悄地放在那裏，留給我們去掂量、去回味、去沈思……
中國向何處去？
－－轉載自《新世紀》網站(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