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8日訊】一切獨裁政權﹑思想和主義都需要設置一個可以傾注集體仇恨的對立面。這不僅為歷史事實所證明﹐更是獨裁專制主義的結構性需要。在這個殘暴的共產政權時代﹐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獨裁者都會拎出一批新的無辜的受害者﹐扣上某種適應「階級鬥爭新動向」「亡黨亡國」「反黨反人民」「反科學」等的帽子﹐作為轉移民眾莫名怒火的積累怨恨及延續獨裁統治的手段。
從四九年前後是「國民黨殘渣餘孽」﹐然後是「反革命」﹐「三反五反」是「資本家老虎」﹐五七年是「右派」﹐五九年是「右傾機會主義者」﹐然後是「四不清幹部」﹐文革中是「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文革後是「三種人」﹐八九年的「六四」……到現在的「法輪功」﹐但不管怎樣花樣翻新﹐罪名繁多﹐不管「對立面」是哪種人﹑哪類人﹐都是中共政權設置一個可以傾注集體仇恨的「敵人」﹐用以激發人們的仇恨和魔性。當對新的「敵人」在馬克思主義教義中也找不到根據時﹐於是各代共產教皇便動手修改不合心意的教義﹐以維持暴力恐怖。這便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
共產主義教會的教士們更是片刻不能失去其「敵對勢力」。一旦失去﹐這個暴力的共產邪教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據。因此﹐各代共產教皇總在挖空心思地不斷延長「敵對勢力」的壽命﹐志在無中生有地四處尋找「新敵人」﹐並為「新敵對勢力」的不斷出世而欣喜若狂﹐大喊大叫。
讓我們來讀讀文革期間共產邪教是怎樣來設置維持和不斷更新發展其「敵對勢力」的。
在鄭義所著的《紅色紀念碑》中﹐有關廣西欽州地區文革抽樣調查報告中寫道﹕
文革期間﹐中國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已降至人類文明以來的最低點﹐除了「階級敵人」的「黑八類」﹐緊接其後的便是知識分子「臭老九」了。除了被誣以各種政治罪名進行殘酷迫害以外﹐就是按常時標準沒有任何問題的也難逃劫運。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山東嘉祥縣教師王慶餘﹑侯振民提出將小學教師下放回原籍的獻策信﹐各地紛紛照此辦堙。欽州地區陸續把中﹑小學下放給農村大隊主辦﹐教師下放回原籍﹐如廣西欽州地區靈山縣就下放了四千三百五十九名教師。下放後﹐繼續任教者每月僅發生活費十五元﹐有的不准任教﹐每月僅發生活費八元。三隆公社下放公辦教師八十二人﹐返原籍後﹐全公社只剩下八名教師﹐使十七間小學無教師授課﹐只好從各大隊招收二百名民辦教師來組織學生讀《毛主席語錄》和勞動。
欽州地區在廣西也只能算一個小地區﹐但文革之初﹐據不完全統計﹐便有一萬一千九百七十九名中小學教師被迫進行「集訓」。其中有一千四百九十五人被戴上階級敵人帽子進行批鬥﹐二百六十六人被打死﹑逼死﹐一百零八人被打傷致殘﹐二百三十一人受到黨﹑政紀處份﹐五千六百六十八人遣返農村勞動改造。
一九六六年七月間﹐廣西區黨委領導韋國清﹑伍晉南指示在全區「清理」教師隊伍﹐隨即全欽州地區七個縣市都掀起了一個迫害教師的恐怖浪潮。如靈山縣﹐僅七﹑八月間便「集訓」教師二千五百二十六人﹐其中五百一十八人被定為「敵我矛盾」﹔致死十人﹐傷殘八十六人﹐其餘的全部集中到各公社監督勞動。文革之中﹐全縣被無辜殺死﹑逼死的教師一百零六人。檀墟公社二十四間中小學就有十四間學校的三十六名教師被殺。三海公社譚禮小學僅有十名教師﹐被殺七名。譚禮大隊「貧革」政委王培立親自到譚禮小學﹐要校長開列出地富出身的教師名單﹐然後在晚上率民兵沖進學校﹐將七名教師及七名家屬﹑孩子困綁押解到山上﹐活活打死﹑勒死。陸屋公社廣江小學女教師黃少萍﹐年僅二十三歲﹐因出身地主﹐被殺死後﹐兇手將她剝得一絲不掛﹐並用大木棍捅入陰道﹐陳尸路邊。
在全地區﹐這樣殘酷迫害教師的例子十分普遍﹐僅迫害致死一項﹐便有北海市十人﹐合浦縣六十二人﹐上思縣三十六人﹐欽州縣二十七人﹐防城縣十一人﹐浦北縣至少十三人。
而對地富﹑四類分子及其家屬的大屠殺在人類歷史上達到極點﹐《紅色紀念碑》中寫道:
文革中﹐欽州地區被無辜殺害的已脫帽或未脫帽的四類分子及其親屬共計六千三百多人（其中大部份是地富）﹐佔整個地區全部被害人數的百分之六十多。也就是說﹐地富及其子女親屬是欽州文革中被害者的最多數。殺人還普通伴隨着抄家﹑拆房﹑沒收所有財物﹐在經濟上同時實行「專政」﹐使幸存者也無以為生。
靈山縣的屠殺組織者要建立一個「沒有地富階級（分子）的社會」﹐提出「天下一片紅」的口號﹐對四類分子及其家屬「格殺勿論」﹑「鏟草鋤根」。該縣文革期間共打死逼死三千二百多人﹐其中「四類分子」就有二千一百三十人﹐佔總數的三分之二。該縣三海公社無辜殺死﹑逼死五百一十九人﹐其中譚禮一個大隊就打死一百四十六人﹐基本是「四類分子」及其家屬。檀墟公社殺死﹑逼死五百六十人﹐是靈山縣死人最多的一個公社。靈山縣全家被殺絕的﹐粗略統計有五百二十多戶。
一九六八年八月四日﹐欽州縣「聯指」的楊立佑﹑黃雄等到邕寧縣明陽農場去接收該場清查戶口時拘押的普通農民群眾黃天群等八人。返欽州途中﹐在邕寧縣那齊又胡亂抓了一個正在田間割草的趕馬車的農民。回到欽州小董後﹐除黃天群一人外﹐其餘八人被莫名其妙地槍殺於附近的大蟲嶺。沒有罪名﹐也懶得去編罪名。
一九六八年四月八日﹐浦北縣農民覃明光到靈山縣平五地界採挖草藥﹐傍晚﹐被平五大隊巡邏民兵捉住。在押往大隊途中﹐覃多次要求上廁所﹐在臨近大隊部時才獲准。當覃剛踏進廁所門口﹐押解民兵便用槍尾刀從背後將其刺死。系何罪名﹐事前事後均未說明。
一九六八年八月﹐南寧貫徹「七﹒三」佈告﹐武力攻佔小派據點。上思縣調集一百多民兵赴南寧支援。在城裡﹐他們接收了外單位送來的九名不明身份者﹐一律不加詢問﹐全部槍殺﹐投入邕江。
更無理的還有﹕上思縣黃某初被誣為壞人槍決後﹐其母及小弟前往收。黃母叫小兒子將死者身上的繩索解開﹐以期死者歸陰之後能得到自由。派川所長黃國慶得知後﹐窮兇極惡地將死者的小弟也殺害了。又如東興縣民兵營長盧某上門捉拿「投機倒把」的農民盧可偉去大隊批鬥時﹐盧的兒子和弟弟上前質問抓人理由﹐該民兵營長竟然開槍將兩人當場擊斃。
文革中濫殺無辜﹐不僅數字驚人﹐而且手段極其野蠻殘忍。再舉欽州數例:
北海市高德公社東星大隊召開群眾大會批鬥殺害當過偽保長的葉振時﹐大馬刀砍下﹐血噴上空﹐人頭斷垂﹐與頸僅連一皮。與會民眾慘不忍睹﹐有的婦女被嚇得不省人事。
靈山縣殺人﹐多數勒死﹐勒死一人不消幾分鐘。檀墟公社就有民兵營長和大隊支書宣佈﹕「各生產隊把地主捉來﹐殺一個獎三元六角錢﹗」各隊迅速把出身地主家庭的六十二人押到大隊交民兵打死﹑勒死。從懸賞到屠殺完畢﹐前後不足兩小時。陸屋公社南湖﹑陸東兩大隊把集中在公社修橋勞改的「四類分子」四十二人分兩批打死勒死後﹐將屍體投入石膏礦坑﹐致使永遠無法收尸。
合浦縣西場公社某大隊﹐一次殺害十七人﹐用繩索縛成一串﹐邊推邊打押到楊梅十二壩上﹐強令他們跳江淹死。未死者用木棒擊頭或開槍射擊﹐鮮血染紅江水。該縣石康公社豹狸大隊農民王傳頌被斗打後﹐民兵營長盧毓用煤油潑在她頭髮上點火燒。頭髮燒光還不死﹐又把煤油潑在她身上再燒﹐終於活活燒死。
上思縣平福公社公安大隊的殺人指揮者﹐強令「四類分子」把何德益﹑黃廷兩人雙腳綁上﹐環晒場倒拖﹐慢慢拖死。該縣公正公社枯那大隊的兇手﹐割去張有義的陰莖及大腿肉﹐然後用炸藥醃傷口﹐用開水燙傷口﹐張慘呼一天一夜方斷氣。
最慘無人道者﹐自然是剖腹食肝了。據一些典型材料﹐僅靈山縣檀墟﹑新墟兩公社就有二十二例﹐合浦縣石康公社有十八例﹐浦北縣北通公社定更大隊有十九例﹐欽州縣小董荼場有三例。一九六八年九月七日至十七日﹐上思縣革委召開「農業學大寨」四級幹部會﹐會上貫徹「七﹒三」佈告﹐以三代會（農代會﹑工代會﹑紅代會）名義在上思中學召開「群眾專政」大會﹐公開殺害十二人﹐並將部分死者割腹取肝﹐拿到縣革委飯堂煮飯。食肝者中竟然也有縣﹑社領導幹部。該縣思陽公社武裝部長王昭騰下到和星大隊佈置殺人﹐黨晚殺了鄧雁雄一人﹐並開腹取肝與兇手一起煮食。他還勉勵人家都要吃﹐說吃了人肝膽子就大。次日﹐王又佈置殺害四人﹐部腹取肝﹐傳令每兩三個生產隊分一人肝吃﹐以示「共同專政」。
殺人奸妻在欽州地區不勝枚舉。僅舉一例﹕上思縣思陽公社一婦女﹐丈夫被殺後﹐為兇手強佔為妻﹐並生下兩個孩子。至一九八三年全面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時﹐方得知現夫是殺害前夫之兇手﹐海恨交加。為了不給仇人留下後代﹐狠心將兩兒砍死﹐神經分裂﹐成了瘋子。
辱尸毀尸。被害者死得悲慘﹐死後更慘。上思縣思陽公社女青年陸玉江﹑靈山縣廣江小學青年女教師黃少萍﹑合浦縣石康鎮婦女陳國蓮﹐被打死後又用棍棒插入陰道﹐裸體陳路旁。
浦北縣北通公社博學大隊劉維秀﹑劉家錦等人把劉政堅捆綁起來﹐連他十七歲的女兒一起押到山上﹐將劉政堅打死後﹐劉維秀等九名暴徒對劉女進行輪奸。最後將該女打死﹐並剖腹取肝﹐割去乳房及陰部。
東興縣那勤公社那柏大隊槍殺張月業時﹐張中彈未死﹐公社「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主任陳德基便用雷管插入張的鼻孔內引爆﹐炸得血肉橫飛。
欽州縣城武鬥﹐少數派廣播員陸潔珍被抓獲刺死後﹐兇手把她的褲子扯掉﹐把大號電光鞭砲塞入陰道﹐點燃爆炸﹐慘狀難以言敘。
北海殺害一批武鬥俘虜共十五人﹐掩埋在樹林裡。後怕走漏屠殺消息﹐又移葬別處。但還是不放心﹐決定毀尸滅跡。最後找來一批民兵﹐備好麻袋﹑石灰﹑香水﹑口罩﹑手套﹑鋤鏟﹑刀具等﹐把全部屍體挖出來剁碎﹐裝人麻袋﹐沉入牛尾嶺水庫。殘忍是無邊的。柳州鐵路局的一份調查報告記載瞭如下段令人作嘔的文字﹕「六八年十月七日﹐因六月武鬥死亡埋在桂林工務段後面山坡上的靈川縣公路段黃紹鴻和九屋公社民兵石安保的親屬來取尸骨。上午﹐在桂林工務段的潘廣志和唐景麟的積極配合下﹐武裝強令桂鐵地區黨委書記錢星林等幹部群眾（包括小孩）五﹑六十人用手扒墳取尸骨。更殘忍的是﹐由於尸骨埋的時間不長﹐尸骨還有腐爛肌肉沾連﹐唐景麟即令他們脫衣服包尸骨﹐每人用舌頭舔尸骨三下﹐揚言誰不舔就打死誰﹐吐口水也要打。在唐等人的威逼下﹐每人都被迫舔了三下尸骨。」這是一起罕聞的殘忍事件。
在中共的煽動﹑策畫﹑組織﹑指揮下﹐欽州文革被逼害者達兩萬二千一百餘人﹐致死一萬零四百二十人。
沒有在這片血腥的土地上生活過的人們是難以想像出這種夙夜匪懈的深入血肉靈魂的恐懼的﹗
欽州地區不經政法機關批准﹐群眾組織擅自成批殺人始於一九六七年七﹑八月﹐一九六八年春季與秋季「群眾專政」﹑「刮十二級颱風」時達到高潮﹐一九七零年上半年方告結束﹐歷時長達兩年多。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長期持續的街頭恐怖﹑濫殺無辜﹐並非為法國大革命時期那樣是國家權威消失的結果﹐也並非無政府狀態之下的混亂所致。請看欽州地區各級臨時權力機構更迭史﹕一九六七年元月底二月初﹐群眾組織奪權﹐領導幹部下臺﹔二月﹐解放軍（含縣﹑社武裝部）奉命「支左」﹐進駐各機關單位﹔三月﹐各級成立了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以軍方為主﹐是臨時官方機構﹔五月﹐各級政法機關實行軍事管制﹔一九六八年四﹑五月﹐成立了由軍方﹑地方領導幹部和群眾組織代表結合的各級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是更具權威的「一元化」領導機構。可見﹐文革全過程﹐包括街頭恐怖時期在內﹐從未出現真正的無政府狀態。不管是那一階段的權力機構﹐對各地的殺人情況皆全然知情﹐許多縣的公安局都派有專人收集各級各單位的殺人情況和進度（即掌握「敵社情況」）﹐定期或不定期地向領導機關和負責人彙報。地區保衛組（公安政法）也同樣握全面情況﹐並向上彙報。各級領導不但「不加干涉」﹐而且並多領導者還到各地去大講「階級鬥爭」﹑「群眾專政」﹑「刮十二級颱風」。雖然沒將「殺人」兩字直接說出﹐但在當時殺人如麻的情況下﹐實際上是支持助長甚至煽動。一些縣的領導人和各縣的許多社隊武裝部長﹑民兵營長﹑治保主任﹑黨支部書記還是大屠殺的直接策晝者和組織指揮者。
不僅如此﹐當局還對殺人兇手進行種種嘉獎﹐致使不少人殺人以邀功。如欽州城郊復員軍人梁衛東﹐為「立新功」﹐為安排工作﹐便殺三人﹐得意洋洋地前往縣武裝部請功。又如合浦縣一大隊文革組長﹐怕人說自已立場不堅定﹐策晝殺人時把自己的外甥也列入名單殺掉了。一九八三年處理殺人事件時﹐自覺對不起外甥﹐亦無顏再見大姐﹐唯有自殺以謝罪。「殺人者有功」﹐這絕非一句過甚之辭。全欽州地區殺人後入黨的就有一千一百五十三人﹐殺人後提干的有四百五十八人﹐殺人後被招工的有六百三十七人（不含北海市）。
殺人兇手們還有不少被提昇到各級領導崗位上去。
在中共的煽動下﹐在中共各級政權的策畫﹑組織﹑指揮下﹐欽州地區文革中直接被迫害者達二萬二千一百餘人﹐其中被殺害及迫害致死者達一萬零四百二十人。其酷虐之程度﹐史所僅見。欽州文革善後﹕給蒙受冤獄的二萬一千六百餘人進行平反昭雪（佔蒙冤總人數的百分之九十八）﹔給死者遺屬發放了各種善後經費五百三十多萬元。對嚴重犯罪者判刑一百九十七人（平均每殺害五十二人判刑一人﹐還不是判死刑）﹔黨政開除或行政開除留用二千一百零九人（平均每殺害五人開除一人黨籍或政籍﹐即使開除公職﹐但仍可留用）﹐留黨察看﹑撤職以下處份一千八百三十一人﹐國法黨紀處份總計為四千一百三十七人（為受迫害人數的百分之十九﹐為被殺害人數的百分之三十九）。
再讓我們來看看中共官方文書《廣西文革大事年表》有關文革中的殺人記錄﹕
1968年7月﹕
16日﹕從中午十二時至晚上﹐廣西“四.二二”控制區—解放路﹑滅資路﹑上國街﹑博愛街等﹐被解放軍和“聯指”砲擊。下午四時許﹐軍區負責人召見廣西“聯指”常委﹐要求他們“掩護群眾救火”。當時廣西“四.二二”廣播揭露自治區革籌﹑廣西軍區如此做法是“既當強盜又做官﹐既當道公又做鬼﹗”同日南寧市革委會﹑廣西“聯指”遵照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八日發出的《關於清理流竄人員的指示》﹐以“治委會”之名“清理”戶口﹐抓捕了二百八十多人﹐殺害三十三人﹐還有的人被抓後生死不明。
24日﹕……同日柳州軍分區曾于二十一日請示廣州軍區同意調動八縣﹑兩礦﹑一廠﹑一郊（即忻城﹑來賓﹑柳城﹑宜山﹑環江﹑象州﹑柳江縣﹐八一礦﹐柳州鋼鐵廠﹐柳州市郊區）“聯指”武裝人員聯合攻打柳江縣福塘“四.二二”據點﹐共打死一百四十六人﹐開支現金十萬四千多元﹐吃去糧食五萬三千五百八十三斤。
同日〈廣西日報〉頭版發表社論……。這條消息發表後﹐全區進一步掀起了所謂對“敵”執行“群眾專政”﹐颳起了殺人的“十二級颱風”的狂潮﹐從城鎮到農村﹐成批亂殺人。僅賓陽縣在執行〈七.三佈告〉中﹐全縣每個公社都成批殺了人。從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六日的十一天裡﹐全縣被打死三千六百八十一人（其中﹕國家幹部五十一人﹐教師八十七人﹐工人二十七人﹐集體工七十五人﹐農民﹑居民三千四百四十一人﹐使一百七十六戶全家滅絕）﹐佔全縣在文革中死三千九百五十一人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三。一九八三年除中央軍委紀委為嚴明軍紀﹐對參與殺人事件的軍隊指揮者給予應有的法紀﹑軍紀﹑黨紀處份之外﹐對亂殺人的當地指揮者﹑策劃者到一九八三年處理“文革”遺留問題後都給予了法紀﹑黨紀﹑政紀的處分。
1968年8月﹕
5日﹕部隊和“聯指”攻打解放路基本結束。據不完全統計﹐廣西“四.二二”被打死一千三百四十人﹐抓獲“俘虜”六千四百四十五人和居民二千五百人。上午九點左右﹐解放軍和“聯指”﹑“工糾”從解放路押送一批“俘虜”出來﹐走到廣州照相館門前﹐槍殺了二十六人。
6日﹕從南寧解放路﹑展覽館抓獲數千“俘虜”和“流竄犯”後﹐廣西“聯指”一大批人對“俘虜”和“流竄犯”進行屠殺。對此﹐自治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負責人召見廣西聯指總指揮顏景堂等主要頭頭﹐談對“俘虜”的政策問題。
8日﹕部隊和聯指攻打解放路全部結束。解放路及其附近三十三條街巷被砲擊焚燒成了一片廢墟。廣西“四.二二”全部覆沒。據不完全統計﹐圍攻解放路和展覽館打死一千四百七十人﹐抓獲“俘虜”九千八百四十五人。……都被當作“殺人放火”﹑“四類分子”﹑“壞頭頭”﹑“國民黨殘渣余孽”﹑“反（共救國）團”等“要犯”﹑“首犯”處理。被“俘”人員交各縣拉回去“處理”七千零十二人﹐其中被打死二千三百二十四人﹐當作“要犯”長期關押二百四十六人。據一九八三年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時調查﹐解放軍和廣西“聯指”攻打解放路一帶﹐共燒毀三十三條街（巷）﹐其中燒燬機關﹑學校﹑工廠﹑商店和民房共二千八百二十多座（間）﹐建築面積四十六萬平方米﹐使街道的五個公社﹐一萬多戶﹐五萬多居民無家可歸﹐僅國家財產損失價值六千萬元以上。
10日﹕自治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向毛澤東﹑林彪﹑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處理南寧市解放路一帶問題的情況報告〉﹐對調動部隊和“聯指”武裝人員攻打﹑砲擊﹑爆破“四.二二”據點﹐以及雙方對打時互相扔汽油瓶﹐企圖燃燒對方前沿陣地而引起的火災﹐燒掉解放路一帶三十三條街（巷）和河邊船舶的責任全加在廣西“四.二二”一方。
同日河池軍分區奉廣西軍區之命﹐在東蘭縣人武部召開“關於用武力解決鳳山‘七二九’（廣西四二二鳳山縣七二九革命造反大軍）問題緊急會議”。……對逃散在南山和北山的“七.二九”人員全麵包圍﹐抓捕了一萬多人（當時全縣人口共十萬三千一百三十八人）。僅這一次“圍剿”﹐全縣槍殺打死一千零一十六人﹐佔文革中被殺死迫害死總人數一千三百三十一人的百分之七十強。被殺害的人員中有國家幹部工人二百四十六人﹐參加過紅軍的二十人﹐參加過赤衛隊的十二人﹐參加過游擊隊的一百一十七人。全縣八十六個大隊﹐有八十一個被“聯指”殺了人。經過武裝圍殲掃蕩後﹐鳳山縣革委會終於在二十五日宣告成立。
1968年9月﹕
23日﹕自治區革委會﹑廣西軍區給各軍分區﹑柳州﹑柳鐵支左聯合辦公室﹑各地駐軍﹑各邊防站發出〈堅決制止亂殺人﹑亂抓人的通知〉。這是鑒于許多地區對不同點的幹部﹑群眾﹐大抓亂殺﹐問題十分嚴重。〈通知〉發出後﹐由於全區並未停止執行左傾錯誤路線﹐派性沒有受到遏止﹐不可能從根本上提出制止亂捕亂殺的有力措施﹐各地亂殺人的現象並未能制止。有的地方在發出不准亂殺人通知前﹐還搶先口頭通知說要趕快殺﹐過幾天就不准殺人了﹐結果這些地方出現突擊殺人﹐亂捕亂殺比〈通知〉發出以前更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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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僅摘錄部份尚未包括融水﹑武宣﹑來賓﹑玉林等重災區的情況。那裡還發生着吃人的事情。一九八六年及一九八八年﹐據從當事人﹐公安及處理文革遺留問題辦公室的大量文件資料﹐光是賓洋縣十幾天到二十天﹐就殺了三千人﹐屍體鋪滿城里城外街道﹐連交通都因此而堵塞。而且﹐在一番血腥屠殺之後﹐又發生吃人﹐開始偷偷吃﹐後來不吃的人也被迫吃﹐成了大規模運動。有記錄還註解“吃光”的定義﹐就是連腳底肉也吃光。
回顧歷史﹐不難看出﹐中共的發展史﹐也是一部殺人史﹐文化革命是共產黨邪靈附體全中國的一次大表演。共產政權必須通過暴力和殺人來維持其統治。持續的暴力恐怖是其自身的生存中不可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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