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獄絕食
4月12日我回到舊居。這套房子除了沒有人住，其他一切還是原樣。在功友家東住一天、西住一天流浪一個星期後，我想回去休整換換衣服。
那晚我睡得特別沉，過去一星期我幾乎每天都與功友談得很晚，睡眠嚴重不足。半夜有一瞬間我迷迷糊糊覺得有人在使勁打門，翻了個身又睡著了。
過了一會，我的呼機響起來。看是先生呼我，我費力從床上爬起來給他回電話，問他半夜兩點有什麼要緊事。
先生說是派出所的牛軍找我，要我立刻給他回手機電話。我睡得迷迷糊糊也沒多想，抓起電話就撥通牛軍的手機。
牛軍一邊跟我扯一些無意義的事情，一邊讓片警吳兵立即開警車殺到我的樓下。
電話還沒打完，吳兵就到門外。原來剛才打門的也是他，沒人應門他以為屋裡沒人就走了。那一星期我居無定所，如果不是通過先生，他們根本找不到我。先生不願跟警察撕破臉，也萬萬沒料到讓我給牛軍打個電話的後果。
我被帶到派出所，關在一個只有一張小床的屋裡。床上堆著幾件防彈背心，我實在太困，倒下去枕著硬邦邦的防彈背心又睡著了。
第二天一整日，牛軍、吳兵和另一個沒見過的警察輪番盤問我這些天的行蹤。我沒回答，只問他們要了一張紙，寫了一份聲明，聲明我以前給派出所寫的「保證書」作廢。牛軍氣得直哼，咬牙切齒說：「你不說！你不說我照樣送你！」
就這樣，我第三次被送進了崇文區看守所。
這次被捕是始料不及，也是心所不甘的。上次被關在拘留所，我就想去天安門打橫幅。這個想法已是深思熟慮產生的。其實思考過程很簡單，我想我們有那麼多的煉功人，如果大家都能站出來，他們是沒有足夠的監獄來關我們的，那這場鎮壓不就可以早點結束？可惜我們站出來的人還是太少了；但如果我盼望別人都能站出來，為什麼不從自己做起呢？
這回我已經與功友相約「4.25」周年紀念日那天去天安門打橫幅，到時人家都去了，我卻被關著不能去，這算什麼？因此我一進拘留所就決定絕食，想爭取在25日之前出去。
絕食頭兩天，我沒有太大反應，跟其他人一樣坐板、值班、干活。管教只在巡筒時漫不經心問我一句：「你在絕食？」
到了第三天，我出現乏力和心慌的症狀，張管教這才將我帶到醫務室。
醫務室只有一個醫務人員，桌上放著一套彎彎曲曲的褐色膠皮管，膠皮管旁邊有個大玻璃燒杯，裝著滿滿一杯不知什麼液體。
張管教瞥瞥那堆膠皮管，又對著冷冰冰的水泥地努努嘴，說：「曾錚，你說我找幾個彪形大漢來把你按在地上灌吧，也怪沒意思的。你要自己喝了呢，大家都省事。」
我看著那堆膠皮管，想起幾年前陪先生去做胃鏡檢查的情形。那天先生好容易直著脖子將胃鏡的管子吞進胃裡，誰知一個病人跑來找醫生扯皮，醫生扔下先生跑到走廊跟那個病人吵架，越吵越來勁，把先生忘到九霄雲外。
先生躺在床上，管子塞在嘴裡、胃裡，咽不下，吐不出，耳朵聽著他們爭吵，嘴裡喊不出話來，多少次憋得要暈死過去，在候診處等待的我卻一無所知。
等我再見到先生，他的臉慘白得像死人一樣，額上冒著虛汗，好長時間都走不了路，也講不出話來。
我猶豫了幾秒鐘，還沒來得及想象那堆膠皮管從我鼻子裡插進去是什麼滋味前，就默默端起燒杯喝了。杯裡的液體非常難喝，嗆得我直想流淚。
後來的統計資料顯示，在800多名迫害致死案例中，有10%的人死於強制灌食。在許多拘留所或勞教所，灌食成了折磨人的另一種方法，灌食的目的不是為了讓你生存，而是為了讓你難受、讓你放棄。讓毫無醫學知識的犯人將粗大的膠皮管從你的鼻腔任意拔出插進，或者干脆將管子一直插在你鼻子裡，什麼時候想灌就灌你一家伙。王儉就曾被灌得鼻腔破裂，流血不止。
廣州黃埔戒毒所為了逼法輪功學員放棄，甚至把洗潔精、洗發水等刺激性的化學物品強制灌入法輪功學員的胃裡，造成被灌者不停嘔吐，痛苦無比。
610辦公室
辦完手續，我們一人卷著一床舖蓋，拎著一包隨身衣物，被塞進囚車，除了四個法輪功學員外，還有五六個其他犯人同車。
囚車呼嘯著出了拘留所，向著郊外駛去。大約一小時後，我們來到戒備森嚴的「北京市犯罪人員遣送處」。 不管是判刑的還是勞教的，都要經過遣送處，再分流到各個監獄或勞教所。
觸目驚心的「犯罪」二字，讓我十分不舒服，陰森森的氣氛，比恐怖電影還讓人壓抑。如果說人間有地獄，那麼應該就是這裡。從小到大，一路當著「三好學生」、「優秀團員」、「黨員」、「保送研究生」，我怎麼也想不到自己有朝一日會成為「無產階級人民專政」的對象。
經過重重關卡後，囚車在一座大樓前停下來。押送我們的警察拿著厚厚一摞資料進樓，我們被責令原地待命。
十幾分鐘後進樓的警察出來了，讓判大刑的下車，勞教的留下。
「判大刑」指的是觸犯刑法，經過法律程序，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的人，是刑事犯，按中國大陸的話講，屬於「敵我矛盾」，被判「大刑」的人要「勞動改造」，簡稱「勞改」。
而勞教只是一種行政處罰，不經過任何法律程序。勞教理論上是由隸屬於市政府的「勞教管理委員會」決定，實際上則是由隸屬於區黨委的「政法辦」下達，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同樣是被強制勞動，名詞卻叫「勞動教養」，簡稱「勞教」。而對法輪功學員的勞教決定，實際上是由「610辦公室」作出的。
鎮壓法輪功前夕的1999年6月10日，中共中央成立一個「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由李嵐清、羅干等人負責，其下設立「610辦公室」，專門對付法輪功。「610」便是6月10日之意，這個不具法律依據的「辦公室」，最高機構常設於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鎮壓後升級為正部級單位，性質上與德國納粹的「蓋世太保」、前蘇聯的「克格勃」和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文革小組」十分相似，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都有。
各級「610」機構數以萬計，專職兼職工作人員達百萬人。它的權力和運作跨越各級黨政、法律系統而自成體系，職能是「指導和協調公、檢、法、司法、安全各部門偵查、抓捕、起訴、審判等處理法輪功工作的一切活動」，直接掌握法輪功學員的生殺大權，法輪功學員從此被打入另類，只歸「610」管，完全喪失憲法和其他律法所保障的基本公民權利。
中國的勞教體系建於解放初期的五十年代，當時是想強制解放前那些游手好閒的「剝削階級殘余」進行勞動，將他們改造成「社會主義新人」。馬克思主義理論雲：「勞動創造了人」，故而「勞改」和「勞教」體系都是依據「強制人服苦役能將人改造成好人」的理論基礎所建立。
後來勞教系統漸發展為處罰那些尚構不成犯罪的小偷小摸、打架斗毆、賣淫、吸毒等輕微罪行的體系。鎮壓法輪功後，這種勞教體系便成為迫害法輪功的主要工具，因為各大省市都有勞教所，又不須經過任何正常的法律程序，「方便」得很。
現行反革命
其實「改革開放」後，為了跟國際社會接軌，中國大陸的刑法已經用「危害國家安全罪」代替原來的「反革命罪」，但在許多人的意識中，「反革命罪」仍是存在的。勞教所的一個警察就曾對我們咆哮：「像你們這樣的，要在文化大革命，就是現行反革命！起碼判十五年大刑！現在才判你們一年勞教！夠便宜你們的了！」
最後這次在拘留所，張強曾按程序問我：「國家取締了法輪功你知道嗎？」「國家把法輪功定為邪教了你知道嗎？」
我說：「不知道。」他拍著桌子跳腳，以為我在故意氣他。
等他情緒稍微平復，我告訴他，第一，民政部取締的是「法輪大法研究會」，而非法輪功。法輪功只是一種功法，一種思想，而非一種組織，如何取締？第二，憲法規定公民有結社的自由，法輪大法研究會從中國氣功科研會退出後，有關學員曾多方奔走，向民政部、統戰部、人大、宗教事務管理局、國家體委、國家體育總局等機構都提出登記申請，但沒有一個地方受理，那憲法賦予公民的結社自由從何體現呢？
至於國家把法輪功定為邪教，更是無稽之談，「邪教」云云，是江澤民說的，是《人民日報》社論說的，若干年前《人民日報》不是還登過＜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這樣的社論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了嗎？沒有；江澤民的講話和《人民日報》的社論是法律嗎？不是。
他不同意，非說定邪教有法律依據，我請他找出來。他和馬英兩人在提審室翻箱倒櫃，急得一頭汗，好容易才將「兩高」（注2） 懲治邪教的細則找出來。這個「細則」我早已仔細研究過，我請他從頭到尾仔細讀這細則，面出現過一次「法輪功」三個字嗎？沒有。他懲治邪教跟我們法輪功有什麼關系？
可悲的是，中國有太多人不懂法律，當權者利用這點堂而皇之玩了一次偷天換日的把戲。他們先是用《人民日報》來發個社論，說「法輪功就是邪教」，然後再由人大通過一個懲治邪教的法律實施細則，這樣一來，很多人都誤以為鎮壓法輪功已有法律依據。
也難怪，在中國這樣一個黨指揮一切的國度，老百姓早知法律沒有多大用處；以前共產黨號召大家一切要聽從黨時，曾喊一句口號：「黨指到哪兒，咱打到哪兒」，五六十年代的許多黨員和群眾真是這樣做的。八十年代後，人們漸對共產黨失去信任，這句口號不知被哪個天才改成「黨打到哪兒，咱指到哪兒」。
以前還有一個故事，說有個人射箭，回回都是十環。旁人請教他訣竅何在，他答曰：「先將箭射出，然後再畫靶心。」
今天中共統治下的中國，不就是這樣的嗎？先決定要整治法輪功，再一個一個去制定所謂的「法律」。從某種意義上講，許多老百姓「不懂」法律很明智，這樣的法律，懂它何益？
等判大刑的都下車後，囚車調頭往回開。押送的警察解釋，這裡要進行改革，從現在起要將大刑的和勞教的分開，等新建的勞教人員調遣處籌備好，再送我們下去。
就這樣，我們又回到拘留所待了六天。
後來我才知，因為北京市那次判了太多的法輪功學員勞教，原有的調遣處裝不下，不得不新建一個，專門用來對付法輪功。殘酷的鎮壓進一步升級。
（待續）
注：
1、倒卖：利用职权在「计划体制」内低价购买紧俏物质，再高价在「市场体制」内出售。
2、 两高：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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