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5日訊】胡錦濤與曾蔭權打破舊思維﹐起用“港英餘孽”曾蔭權﹐果然非同凡響﹐收了“起死回生”之效。曾蔭權建議以邀請包括民主派在內的全體立法會議員訪問廣東﹐解開北京與香港民主派對峙的死結。胡錦濤在中國大陸鼓吹“和諧社會”無寸進﹐但是在香港至少已經加分。如果中共還搞“火線入黨”的話﹐曾蔭權有這個資格﹐因為表現比中國那些封疆大吏佳﹐也比香港那些土共好﹐要“保先”不如“增先”。或者吸收他加入“民主黨派”中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那就對台灣的國民黨領導人有鼓舞作用。如果再其次﹐就加入中國的愛國教會﹐也可以為海外的教徒們樹立一個“愛國愛教兩不誤”的榜樣。
在取得治港的初步成果以後﹐曾蔭權的施政報告再打響一炮。這份題目叫做“強政勵治﹐福為民開”的報告書﹐用上淺綠的封面﹐並且引用宋朝改革大家王安石的一首詩句﹕“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這用意當然是自詡為改革家（曾曾自況為政治家被罵到臭頭）。不知道是無知還是大膽﹐因為又綠又青的顏色不論公私都是非常敏感的顏色﹐以私來說就是“綠帽子”﹔以公來說﹐那是台獨民進黨的顏色﹐即使是地球上的綠黨﹐中共也很感冒。
但是排除形式﹐從內容來看﹐的確曾蔭權在力圖排除董建華的積弊。八年了﹐這八年的黑暗日子﹐稍露曙光﹐叫香港市民不雀躍一下都難﹐曾蔭權人氣怎能不升﹖
曾蔭權這個報告與董建華做出以下的區別﹕
第一﹐扼要。扼要者﹐以一個半小時代替董建華的兩三個小時﹐這對任何人都是一個喜訊。董建華的辭職理由中就表示他的腳痛使他無法長時間站在台上做報告。曾蔭權做報告後也對傳媒透露他有痛風症﹐但想來這不是扼要的理由﹐否則就不必考慮兩年後的連任了。
第二﹐務實。曾蔭權毫不掩飾的說他摒棄“浮誇”﹐矛頭直指董建華。的確﹐董建華中藥港﹑汽車修理中心﹐乃至“超曼哈頓”的豪言壯語不見了﹐曾蔭權的兩年任期也只能談一些基建項目﹐以及吸引人才的政策等。當然也有若干基建項目。
第三﹐班子。這是曾蔭權的第一要務﹐也是連任的保證。因此他悄悄廢除了董建華的“高官問責制”﹐政務司司長恢復原來的職能﹐重回港英時代的公務員制度。而報告後宣佈行政會議名單﹐也有當年行政局的色彩﹐甚至還有一位民主派人士入局。而董建華原先一些花俏組織將視情況決定去留。
雖然這個報告獲得一些好評﹐但是也有不少欠缺之處﹕
第一﹐迴避相當多市民所關心的政治改革問題﹐例如○七○八年的特首與立法會選舉被北京否定後香港該走怎樣的路﹖顯然曾蔭權把它推給政務司即將推出的政改報告﹐不想讓施政報告捲入政治旋渦中。然而施政報告東一個政治﹐西一個政治﹐以突出他的“政治家”形象﹐卻避開政治改革﹐有難言的苦衷嗎﹖
第二﹐淡化官商勾結。官商勾結是市民相當關心的問題﹐除了董建華時代形跡太露﹐曾蔭權上台時大財團的積極介入和扮演的角色都使市民不安﹐西九龍文娛區還待考驗。因此曾蔭權在這一部分就有意淡化﹐避免引起人們太多的聯想。
第三﹐好消息欠奉。施政報告前傳說有好消息﹐一個是減稅﹐一個是來自中國的政策。但是都沒有。減稅太刻意討好市民﹐曾蔭權民望夠了﹐目前經濟狀況也還可以﹐所以這個“絕技”留到必要時刻。至於中國政策﹐例如第三階段CEPA擴大免稅的香港商品﹐擴大人民幣業務等等。為何中方不借此“挺曾”﹐也許也不想把好牌全部出光﹐何況還要再考驗一下曾蔭權。
在立法會的答問大會上﹐曾蔭權更發揮能言善辯的本色大窒質疑的議員﹐對搖搖擺擺的自由黨議員最不客氣的冷嘲熱諷﹐對民主派也不客氣﹐看來對土共最溫柔﹐這完全符合他應有的政治立場。有的話含有機鋒﹐例如面對民主派議員劉慧卿希望曾蔭權向立法會報告他經常到中國大陸做些甚麼﹐曾蔭權有些老羞成怒的回答﹐指民主派也常與外國駐香港領事接觸。顯然暗示他是“愛國”而民主派“賣國”﹐為此劉慧卿駁斥兩者完全不同﹐因為北京代表權力﹐可以介入香港內部事務﹐但是外國領事只是公關性質﹐因為他們根本沒有權力決定香港事務。“文匯報”竟因此發表社評抨擊劉慧卿﹗
有論者認為曾蔭權有末代港督的風格﹐甚至大讚之。例如有一位傾向民主派的學者竟認為曾蔭權的施政藍圖“師承彭定康超越彭定康”﹐這未免太過譽也。彭定康是世界級的政治家﹐曾蔭權才剛出爐呢。
面對曾蔭權的“中興”﹐民主派的處境更加艱辛。其實﹐在董建華時代﹐民主派的處境就不佳﹐但是因為董建華太過無能﹐才使民主派“番生”。民主派的最大困難是“西瓜偎大邊”效應﹐政客﹑媒體都會逐漸親共﹔九七前已經如此﹐九七後更是名正言順了。其次就是經費的困難﹐就如同中共禁止台商支持綠營那樣﹐由於港商更依賴中國的商機﹐又在“一國”的政治框架之內﹐所以已經沒有大商賈敢在金錢上支持民主派﹐民主派只能靠街頭募捐一元﹑十元的籌集﹐最近更因為民望下跌﹐籌款更困難。例如沒有錢組織旅行﹑餐會等拉攏選民的活動。“務實”的選民看重這些活動﹐理念只能吸引部分選民﹐在這情況下民望下跌也不奇怪。有的議員只能充份“榨取”政府規定內的補貼“挪用”到其他項目運用﹐雖然沒有落到自己口袋﹐但也可能觸犯法律而被廉政公署調查﹐形成“醜聞”﹐再經過親共媒體炒作﹐進一步打擊民望。
除此之外﹐民主派最大的問題是在九七後就不知該如何為自己定位。套一句文革的術語﹐就是缺乏“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也就是“一國”之下如何反共﹐反共就是反獨裁專制制度﹔也就是既要同中共接觸﹐同特區政府接觸﹐卻又要堅持反獨裁﹑反專制的立場。在這過程﹐也看到一些缺乏理念的政治人物﹐在“招安”下難掩亢奮的表現﹐不知是缺乏定力﹐還是機會主義的表現﹔堅持理念的﹐又缺乏新意﹐只能用老一套方式抗爭﹐因此市民的支持也削弱了。因此如何把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是對香港民主派的大考驗。
但是香港民主派也不必因此就非常悲觀。首先還是要看到成績。固然五十萬人大遊行不能全部歸功於民主派﹐因為江澤民和董建華的功勞更大﹐但是民主派的牽頭和組織作用是不容抹煞的。中共棄董扶曾﹐難道沒有民主派的成績和功勞嗎﹖因此民主派必須繼續善盡反對派的角色，不斷尋找特區政府的缺失提出批評和提出改進意見。特別是不可放棄普選的目標﹐以及經濟活動中防止出現官商勾結與貧富差距擴大的情況。
問題還在民主派不能吃六四的老本﹐不能吃五十萬遊行的老本﹐根據中共的理論﹐要“不斷革命”﹐要“與時俱進”﹐因此要不斷分析形勢﹐突破框框﹐提出新的策略﹐提出新的目標。固然曾蔭權要聽命於共產黨﹐但對他的政策還應該與對董建華及香港土共有區別。對他的“自主性”還應該給予適當鼓勵﹐“又聯合﹐又鬥爭”﹐當然聯合與鬥爭不是平分秋色﹐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總的目標是“逼曾自主”﹐不能完全聽命於中共﹐不能完全聽命於財團。中共要利用曾蔭權分化民主派﹐民主派也要防止曾蔭權與土共勾結而回到董建華時代﹐所以必須有靈活的做法。
香港的“一國兩制”是個鳥籠﹐“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但是相對中國的“一國一制”﹐空間還是大一些。因此不妨參考國內的民主派與維權人士在堅持自己理念原則下如何開展“合法”鬥爭的﹐香港的“基本法”空間比中國大﹐司法也比中國獨立﹐擦邊球也好打一些。
這些年來中國地方勢力抬頭﹐胡錦濤與溫家寶權威已經不再。既然如此﹐香港也應該乘這個東風。“港英餘孽”的上台﹐難道不也是中央權勢削弱的一個跡象呢﹖香港難道不能爭取到更大的自治呢﹖固然﹐正如民主黨前主席李柱銘所言﹐民主派陷入圈套之中﹐就是北京的介入愈來愈深﹐除了國防﹑外交之外﹐北京甚麼都管。但這也是預料之內﹐因此民主派要考慮在如何抵制特首成為北京傀儡的時候﹐也鼓勵特首的高度自治﹐甚至幫助他高度自治。但是要非常的清醒﹐在“適當”合作時﹐不要被同化﹐被吃掉。香港如果能真正的高度自治﹐也將鼓勵中國各個省市自治區的自治﹐為中國的政治發展鋪出一條新路。
新形勢下的香港民主派將從新洗牌﹐從中孕育新的領袖﹔也許是舊領袖的轉型﹐也許是全新的面貌﹐看誰能脫穎而出﹗（爭鳴2005年 1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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