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准睡覺
7月27日，也是我們到勞教所二十天後，樓道大亂。原來是人員要調動，人心惶惶。包括王可在內的九個被視為特別「頑固」的法輪功學員要調往一中隊，其余包括我在內的人，則分到二中隊。各班吸毒的班組長基本都留了下來，警察要重用她們當頭目，「管」下一批從調遣處來的法輪功學員。
名單公布不久，我們立刻收拾行李，夾著舖蓋卷搬到二樓的二中隊。我和王蓉、張青、趙英、程蘭等五人被分到五班。
張青二十九歲，瘦得像個小男孩，人民大學畢業；趙英是五十多歲的小老太太，退休前是大國營工廠的技術員；程蘭三十九歲，是幼兒園老師。
勞教所每個班正常的編制最多十二人，床位、物品櫃、食堂座位，都是按這個數設計的。五班原有的七個人，班長古榮是「販黃」進來的，張鳳是賣淫進來的，「老毛」是非法輪功學員當中年齡最大的，五十多歲，介紹她人賣淫進來的，四十多歲的邵紅和質檢員崔芬都是因盜竊進來，其余兩個不到二十歲的小姑娘則是搶劫進來。
指定床位、物品櫃，舖床、放東西就緒後，古榮問：「你們五個寫保證了嗎？」
我們搖搖頭。王蓉寫完「認罪認錯」經過一段痛不欲生的時間，又將保證書和認罪認錯書收了回來。
崔芬長歎一口氣，說：「走要走得了，又趕上睡不了覺！」
我莫名其妙看著她，不明白她在說什麼，但她們七人似乎都心領神會。古榮說：「排班吧，從我開始。」
到了晚上，終於明白崔芬歎氣的原因，也懂得「排班」作什麼。二中隊的規矩，法輪功學員不寫保證不讓睡覺，由「其他罪錯」（指非法輪功學員）勞教人員輪流值班監視，古榮她們對執行這套「政策」顯然很熟，用不著警察吩咐，自己就「上崗」了。崔芬說的「走要走得了」則是指如果按常規八月初上半年的「獎」能評下來，她能得到減期的話，待不了幾天就該走了。
勞教所有一套嚴密的記分和「獎懲」體系，每人每天完成勞動定量有固定的分數；當了班組長、小哨、炊事員、質量檢查員每天有固定加分；超額完成生產定量、向警察告密有功的能機動加分；犯錯誤的則扣分。每半年評一次獎，按分數高低排隊，前三成的人有減期機會。
過去勞教所全靠這套東西管理勞教人員。每個被判勞教的人一進來，很快就可算計出自己有無評獎可能。如有希望評上獎，就會好好表現，拚命干活，爭取當班長之類；如覺評獎無望，可能就破罐子破摔，天天混，小錯誤不斷，大錯誤不犯，不好好干活，反正到期你就得讓我走人。這種狀態，一直到法輪功學員進來後，起了重大改變。
其他人都上床後，古榮搬個小凳子往門口一坐，讓我們五個在班裡站成一排。值夜班的小哨耿秀一會探頭來看。
站到半夜，耿秀走進房間，詭秘地笑說：「就你們傻，人家七班的都寫了保證睡了，就你們五個還在這兒站著。不信你們派個人，我帶過去看看。」
她將張青帶出去，兩分鐘就回來了。耿秀說：「怎麼樣，你們問問張青，七班的人是不是都睡了？」
我們誰也沒問，一動不動繼續站著，耿秀皮笑肉不笑地走了。好多天以後才明白她為什麼怪笑。原來她先讓七班的睡，騙五班的人說她們寫了保證；過幾天五班的人睡時，再去騙七班。
我們連續站了兩晚，第三天被押到禮堂去開第一次「揭批『法輪功』現身說法大會」。這時勞教所的法輪功學員大概共有八十人，按中隊坐在不同位置，帶隊警察和護衛隊男警跟「系列講座」一樣，手持電棍將我們圍在中間。
我朝一中隊的隊伍望去，才兩天不見，王可的小臉已憔悴得不成樣，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盡是迷蒙。我想跟她交換眼色，她卻夢游似的看不見我，顯然她也快被熬成「白癡」了。聽說她們到一中隊後，晚上不但不能睡覺，還得頭頂一碗水在樓道站著，碗裡的水灑出來一點就得挨打。這個辦法據說是那些吸毒的想出來的。
凡是進勞教所的吸毒人員都是強制戒毒無效才進來的。在戒毒所，所有人一進去都得先「走板兒」，五十盆涼水或五十個耳光「起步」，即至少被同監室的人潑五十盆涼水或挨五十個耳光。許多人從戒毒所出來後心理都很變態，要把自己受過的虐待加倍「奉送」別人。
有一次在鍋爐房打水，我碰到入所隊管我的隊長。她一見我就說：「曾錚，我真是錯看你了！早知你這麼頑固，還不如當初將你弄到一中隊那些吸毒的手下，早將你治過來了！你這樣頑固下去，就等著『七毛四』吧！」
「什麼叫『七毛四』？」
「什麼叫『七毛四』？子彈！七毛四一發。你就等槍斃吧！」
相思淚
八月初一天，班裡突然一早就激動起來。今天是一月一次的「接見日」，直系親屬可來會面。
從八點多開始，樓道就一次次響起點名聲。點到名的人都像箭一樣沖到樓道排隊，等著警察領去會見家屬。沒點到名的人心急如焚地張望，明知看不見大門外等候的家屬，還是忍不住伸頭。
接見回來，有哭的，有笑的，有不動聲色的。關系密切的人互相打聽見面情形、家屬帶了什麼東西。沒有家屬接見的人就很難過，一整天不說話或動不動跟人找碴吵架。這種興奮和混亂持續一兩天，才會漸漸平息。
我早聽說法輪功學員不「轉化」是不許接見的，只能像局外人看著其他人進來出去。到了下午，樓道突然響起我的名字，讓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原來是不讓見家屬這招對「轉化」貢獻不大，勞教所又改換策略，允許不「轉化」的法輪功學員也見家屬，好通過家屬來實現「親情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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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厚的玻璃後面，是先生那張蒼白急切的臉。我們只能隔著兩層玻璃用電話機對話，警察可以隨時戴上耳機監聽。
四個多月了，我不知他是怎麼熬過來的。我從拘留所被送走後他千辛萬苦打聽到調遣處所在，開車去了好幾趟，他們卻不讓他見我。
他將家中我所有的照片都收起來，免得睹物思人，徒增傷感。家裡上有老，下有小，公司還有員工，都靠著他，他哪能不堅強？眼不見心不煩。這招頗有效，他很長時間都挺過來了，直到有一天他給一個朋友打電話。
翻開電話本找號碼，他突然從自己的筆跡中間看到幾個我寫的字。在他流暢的字體中，這幾個歪歪扭扭的字顯得很幼稚。他瞬間幾乎全軍覆沒。他防了又防，想不被思念和痛切打垮，哪想得到，這幾個字竟帶著我所有的訊息，在他最意想不到的時候攻進他最軟弱的地方……
好容易見面了。我看到他心裡攢了一萬年的話爭先恐後奔向喉頭，噎得他半天瞪著兩眼說不出話來。
他咽了口唾沫，強行將那些話排好隊，對著話筒說，他這些天正在看一本關於文革的書，裡面記載張志新（注）寧死不屈，臨被殺害前連喉管都被割開。在監獄裡，什麼事不會發生啊！到了關鍵時刻，千萬別死擰到底啊！我最擔心的就是你這性子！你修煉的目的不是做「革命烈士」吧？！
說完這些，他生怕忘了似的，雖知警察可能監聽，還是硬著頭皮暗示我：他正在找「關系」爭取將我「弄出去」，要我千萬配合，千萬要配合！哪怕松點口！千萬別讓他的努力付諸東流！
在那段期間，他把能想的辦法都想盡了，上下打點，四處托關系找門路，想將我早點「弄出去」。一個高干子弟拍著胸脯對他說：「兄弟，放心，包在我身上！」
幾天後，這高干子弟找到他，垂頭喪氣說：「兄弟，恕我不知深淺了。你愛人就是殺了人進去的，我都能把她弄出來，可唯獨就是煉法輪功的不轉化絕對不行。你讓她寫個保證，哪怕口氣松點，我也好想辦法。」
聽到先生這麼說，我忙對他說，如果你真想幫我，請幫我請個律師，我要起訴勞教所。他們打我、電我，讓我做苦役……，說著我扭轉脖子給他看後面被電得起水泡的地方。
他兩眼往我脖子方向匆匆一瞥，什麼都沒看見就象被燙了似的急忙轉開，死也不肯再往回看，淚花開始在眼裡閃爍；然而他的心為了看我，卻又頑強地生出另一雙眼，這雙眼透過胸腔朝我望來，一眼就看見我曾受過的一切而開始一滴滴地泣血……
我連忙轉移話題，問他：「孩子好嗎？」
他勉力回轉目光說：「好……。」
「她知道我被勞教了嗎？」
「知道……我沒告訴她，但她不知怎麼就知道了。」
「那你一定要告訴她媽媽是好人，是被冤枉的；告訴她張志新的事情，千萬千萬不要讓她以我被勞教為恥，那樣會影響孩子心理健康的……。」
說到這，我終於也流下淚。才七歲多的孩子，從小到大在爺爺奶奶、爸爸媽媽的百般呵護中長大，心中從沒有半絲陰霾，怎麼一下子裝得下張志新的事情！……可是，不跟她講，她又怎能明白媽媽的無辜……。
二十分鐘的接見時間很快就到了，警察吆喝家屬們離開。先生站起身來，眼光卻一直停留在我的臉上，全身所有的力量、愛意和痛切都集中和裸露在他雙眼裡，似乎他恨不能將我「看」進他的眼睛中帶走，又恨不能將他的雙眼「看」到我的身上，好留下來永遠跟我在一起……。
從勞教所出去後，他盲目地駕著車，一口氣開出城一百多公裡，直到覺得腦袋發懵，再也開不下去。他將車靠到路邊，把收音機的音量開到最大，躺倒在後排座上，欲哭，卻無淚……。
頑固分子
8月9日這天，警車呼嘯著，又送來一車人，這批就是大夏天穿秋裝的，過來時身上的氣味能將八丈外的人都熏倒。
她們來後，入所隊改編成三中隊，原來入所隊的一些人被分到二中隊。勞教所開始嚴重超員，每班人數增到十六人，床是新加的，巴掌大的物品櫃得兩人合用，吃飯時十六人擠在十二人的座位，還得二中隊吃完再換三中隊。調遣處那邊則一直在打地舖，進來的人總是比送走的多。
這天，二中隊人員也做了調動，我被調三班，張青、王蓉和趙英被調往七班，一星期後也被調到三班。警察將她們調到七班，本想讓她們去受那些已「轉化」的人影響；一星期不見效，又怕她們將已「轉化」的又轉化回來，所以又匆匆將她們調到三班。程蘭則被視為「轉化」有望，被調到專放已轉化人員的二班去「培養」。
三班據說是專門裝「頑固派」的班，原有的三個「頑固分子」是上批來的，一個是當時勞教所年齡最大的李文，六十三歲，原是一間大學的實驗員；另兩個是三十多歲的周傑和二十多歲剛大學畢業的宋梅。
李文在兒子兩歲時就失去丈夫，多年獨自將孩子拉拔長大。她自己身體不好不說，兒子也從小到大淨鬧病，不知讓她受過多少驚嚇。後來母子倆都煉了法輪功，什麼病痛都沒了，所以她對法輪功的感激和堅定之心無以言表。什麼轉化不轉化，提也別在她面前提。
周傑不愛講話，給人感覺非常實在。胳膊上有十幾個黑黑的圓圈，問她怎麼回事，她只淡淡一笑：「電得唄」，再不肯多說。
宋梅說，從我們進勞教所到搬到這裡之前，一個多月，天天晚上都得在筒道臉朝牆壁站成一排，站到凌晨四點才讓睡，五點又得起來，白天還得挖一人多深的大樹坑，累得在地上爬著走。每晚都站在那兒就睡著，一睡著頭就「咚」的磕在牆上又磕醒。一晚上樓道裡「咚」、「咚」、「咚」的聲音不斷。
| 三班的法輪功學員連續一個月每晚「面壁」到凌晨四點（真人演示，明慧網） |
| 三班的法輪功學員連續一個月每晚「面壁」到凌晨四點（真人演示，明慧網） |
三班其余九人都是所謂「其他罪錯」勞教人員，有賣淫的、賭博的、盜竊的，還有三個只有十幾歲搶劫的和打架的。
班長郝英也是「販黃」進來的。相處不久，我發現，就為人而言，她可算是天堂河最好的班長。警察雖然給班長無限的權力「看管」法輪功學員，但她不但沒有濫權，反而不露聲色照應班裡的法輪功學員，尤其是年齡最大的李文。
三十二歲的李春有點像身懷絕技的落魄俠客。她進勞教所的次數創下勞教所之最，前後一共六次，六進勞教所都是因為偷錢包。從十三歲迄今十九年，在勞教所度過十年以上，織毛衣的技術早已爐火純青，誰的花樣織錯一針，她隔八丈遠就看出來；誰犯了再荒唐的技術錯誤，她都有本事不用全拆就糾正過來；至於她的速度，更是無人能比。但她太會算計，太占小便宜，技術雖高，干活總是唬弄，所以「貴族」們不大瞧得起她，其他人平時也不怎麼搭理她，但一到花樣不會織了，織錯了需要剪了縫上，就不得不來求她。她心情好時，拍著胸脯說：「有困難，找『組織』！」三兩下就幫你弄好；心情不好時，你就是問她一個最簡單的技術問題，她也讓你先替她織一只袖子再說──等價交換，她絕不讓人占半點便宜。
天羅地網 如坐針氈
現在回想剛進三班那段日子，有句話總在耳邊：「兩眼一扒就得開始杵」；有個場景總在眼前：高高的八張上床坐著三個人，身後是堆得小山高的線球，每人左手握著一個線球，右手同時攥著九股細線飛快往左手的線球繞，繞好後九股細線就合成一股粗線。九股細線從三人的手中呈放射狀延伸，通向坐在地上的人的膝蓋。地上的人一個挨一個坐在班裡狹窄空地，每人手裡都端著一副毛衣針低頭快速織著，兩個膝蓋上一邊掛一個線圈，線圈的線呼呼地往上床繞線人的手裡飛去。唯一一個手裡沒針的是瞎眼的王蓉，只有她是舉著兩條胳膊撐著線圈。
三九二十七股線一頭在上床的人手裡，一頭在地上埋頭織活的人膝蓋上。二十七股線在房裡張開，就像布下天羅地網，蔚為壯觀。
為什麼非得要這麼干呢？因為活太緊，不可能專門騰出時間和人手繞線。剛開始我不會一邊織毛衣一邊照顧膝蓋的線圈，因為纏線的人拉得很快，弄不好就亂了，總是顧此失彼，狠狽不堪，後來慢慢長了本事，不但能應付自如，還會左右開弓，練就兩手同時帶著好幾股不同顏色的線織花樣的「絕活」。
「兩眼一扒就得開始杵」的「扒」字用得特別妙，它貼切地形容每天起床時，我們的眼睛沉到不能自己「睜」開，而得靠外力將它們「扒」開。
連續三個多月，一直在織各種各樣的毛衣。五點半一起床就開始坐在小凳子上，除了吃飯、上廁所和聽「系列講座」，其余時間都在織。後來上完廁所連洗手都免了，省得洗完手有好幾分鐘因手潮而帶不動線。
一天十幾二十個小時坐下來，臀部與小硬板凳接觸部位的肉都被擠到旁邊去，只剩下兩個尖骨頭透過一層皮直接刺到凳子上，上半身重量全壓在這兩個尖股骨，像針刺一般痛。後來與板凳結合處的皮膚不知何時長了好些濕疹，一邊一片，怎麼在小板凳上挪動臀部也躲不開。我敢打賭，發明「如坐針氈」這個成語的人只知肉臀坐在針氈的感覺，絕不知道股骨和臀部的濕疹都變得像針一樣尖利，扎在硬凳子上是什麼滋味。
很長一段時間，我對生活唯一的感覺就是困，唯一的期盼就是睡覺。困得迷迷糊糊織出來的東西准有錯，最後還不夠拆的，有一晚我實在困得織不下去，便自告奮勇爬到上床去繞線。繞線不計工作量，很多人都不願干。繞著繞著，我有陣子像是睡著了。猛地一驚，感覺手中的線好象不是九股了，這一驚把我的瞌睡蟲嚇走一大半，要是因為我繞錯線而害人白織，有人非跟我拼命不可。
我停下，開始數線。第一遍數下來，八股。眼看另兩個繞線的都還在呼呼地繞著，我們這組卻全體停了下來，我急忙再數一遍──十股！怎麼搞的？我咬咬牙，又數第三遍──十一股！放下手中的線球，我絕望得想哭。微積分我都做過，這時怎麼就從一數不到九！
馴服野馬
在勞教所，警察管非法輪功人員叫「其他罪錯勞教人員」，這些人卻自稱「正常人」，以便和法輪功學員區分。一個吸毒的曾說：「要是讓我寫個保證就放我回家，寫一萬個我都寫給他！」因而我們這些半個保證也不肯寫的人，在她們眼裡就很不「正常」。
從我們調到二中隊起，所有「正常人」關心的問題只有一個：獎什麼時候下來？三班九個「正常人」有五個都有評獎資格，獎一下來，除了李春以外，其他四人都能當場獲釋回家，怎能不關心？
她們從八月等到九月，獎就是不下來。警察都在忙什麼呢？找法輪功學員「談話」、整理法輪功學員檔案、培養「轉化」典型、上報資料，准備「十一」國慶前提前釋放一批「轉化」的，以「激勵」其他不「轉化」的人。
最後能評獎的「正常人」再也忍不住了，委派郝英去質問中隊長：法輪功是人，我們就不是人嗎？法輪功一來，為轉化她們，我們天天熬著不能睡，連十六歲的蒯煒都得天天值班看她們，困得坐在地上都睡著。好容易有人轉化了，立刻成寶貝，我們一點功勞都沒有！沒功勞就算了，我們自從進勞教所以來就拚死干活，別人睡了我們自願加班加點地干，為什麼？就為多掙點分早點回家！政府說了給我們獎！隊長也說自己頭頂國徽（警察帽子上有國徽）代表政府，為什麼騙我們？
警察安撫他們：政府沒有欺騙，獎一定會下來，我們也沒辦法，現在法輪功的問題是勞教所重點，她們的事有國際影響，對國家特別重要，隊長當然得先顧她們，希望你們忍耐。
郝英滿眼是淚回來。可憐的「正常人」，她們差不多都是鎮壓法輪功以前就進了勞教所，只以為分數排在前面就可以評獎回家，怎麼也搞不明白，就這幾個天天被她們吆喝來吆喝去的人，怎麼會有什麼「國際影響」！
蒯煒憤憤說：「哼！看吧！等我解教那天，一出勞教所大門我就坐在地上練法輪功！一抓進來我就轉化！」
一天中午，班裡兩個人激烈爭吵，其中一人猛一下推床，將李春的手擠在兩個床架子中間，李春疼得眼淚都掉出來，破口大罵，剛罵兩句，突然看了宋梅一眼不做聲。
過了一會，李春走到宋梅的凳子前半跪，一邊將擠得紅腫的手伸給宋梅看，一邊撒嬌：「怎麼樣？我今天表現還可以吧？要照以前，我早將她祖宗十八代都罵完了！我是什麼都吃就不吃虧的人，絕不會這麼讓她壓了就算了！」
宋梅年齡雖小過李春，卻以一副大人對小孩說話的口吻說：「嗯，今天的表現還湊合，以後繼續努力。」
我看得暗暗稱奇，心想不知宋梅何時將李春這匹「野馬」收伏，李春居然那麼熱切要「表現」給宋梅看。
後來相處久了，知道李春更多的事。她十二歲時不堪繼父虐待離家出走。為了吃飯，只好偷錢包，十三歲第一次進勞教所。
十幾年來，她也曾掙扎想學好，做過小生意，自學過文化，交過正經男友。第五次從勞教所出去後，她有好幾年都未操舊業，一直在做服裝買賣，辛辛苦苦攢了兩萬多元，卻不小心被人全偷走了。她越想越火，我是干這個的老祖宗，今日卻被人欺上頭，這還了得？怎麼也得補回來。於是她鬼使神差又摸了個錢包，就那麼背，又被抓了，為了四百塊錢判了三年──誰讓她是慣犯？最後這次被抓，她曾想一頭撞在暖氣片上，又怕疼沒勇氣。
法輪功學員進來後，她作為勞教所的「老人」，當然也被責以「看管」法輪功學員的重任。她看管的第一批法輪功學員中，有那時已被下集訓的王潤，還有就是宋梅。她對王潤及宋梅說，別看我是流氓，我對做人的標准要求挺高的，對朋友的標准更高。在我看來，今天社會上沒幾人配稱是「人」。只要我覺得有誰配得上稱「人」，我可以為他捨出半條命，有誰配得上做我的朋友，我可以為他捨整條命。像王潤、宋梅這樣電死都不寫「保證」、敢跟警察「叫板」，反過來對待她這個「小偷」真心實意、不盛氣凌人的人，十分合於她對「人」的理想。
後來李春跟宋梅說她也想修煉。嘴上不說什麼，很多時候照樣大大咧咧嘻嘻哈哈，但我看得出來，她在心中珍視宋梅及宋梅所講給她的一切，到了不敢、不願隨意提起的地步，唯恐自己做得不好而讓宋梅失望。三十多年了，她第一次遇到她心目中夠做「人」的人，也第一次遇到把她當作人的人。
一日中午，勞教所又來一批調遣處的人。小哨通知宋梅和李文收拾行李，搬往新成立的四中隊。樓道亂哄哄，好象每班都要調走一些人。
大家七手八腳幫她倆收拾東西，蒯煒拿出自己的衣架，非要她倆一人帶走幾個，平日負責「看管」李文的一個「正常人」，抱著她的被子默默垂淚。
我心中也湧起淒涼離情。那時三班的「正常人」與法輪功學員之間已非常融洽，在其他班還真沒有達到過。大家在一起，好歹彼此有個照應、有個鼓勵，分開來，再想說話都難了。
我沒注意宋梅什麼時候出去，回來時滿臉是淚，幾乎大放悲聲。李春慌得不知所措，拉著她的手又不敢問。
好幾分鐘後，宋梅才緩過氣來說：「他們竟把她折磨成這樣！……」
「誰呀？」
「劉淑英！我以前認識她，我們一起去天安門，那時她多漂亮！現在成了這副樣子！……我跟她說話她都不認得我……」
沒等她說完，我就意識到她說的就是那個在調遣處跟不上隊伍，瘦弱得嚇人、渾身上下了無生氣的人。原來她真是煉法輪功的，還是宋梅的朋友。這天她剛從調遣處送來，宋梅在水房遇見她。
宋梅低頭流淚，我也黯然。沒容宋梅哭夠，小哨就在外面催開。我們站在窗邊望著被調往四中隊的人抱著被子排隊被警察押往另一幢樓，心裡很不是滋味。新成立的四中隊被安排與少教隊在一起。人一多起來，規矩也顧不上，男女開始混樓了。
(待續)
注：張志新：中共干部，因批評文革被定為「現行反革命」，判處死刑。行刑前被切斷喉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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