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30日訊】到了年根歲末，廣東當局突然釋放了維權人士郭飛雄和其他村民代表，多少緩解了廣東作為2005年的中國的首惡之區的形象，但並不足以抵消整個中國的醜聞跌出，松花江污染醜聞的善後工作，除了環保總局局長當了替罪羊之外，中共高層至今也沒有作出令社會滿意的交代；汕尾東洲坑村血案也已經過了20多天，但血案現場仍然被嚴密封鎖，冤魂們也沒有一個明白的「說法」。
再看中國的皇城，今年北京的冬天為近幾年來最冷，正如今年中國的政治一直是嚴寒氣候。似乎應了中國傳統的「天人感應」之說，自然寒流與政治寒流交相呼應，使京城的開明媒體遭到政治寒流的襲擊。
年輕、開明而有品味的《新京報》管理層突然再遭清洗，來自南方報業集團的三個社委、總編輯楊斌和兩位副總編被同時撤職，代替者是《光明日報》派來的三人，也就是該報編務由《光明日報》全面接管。
《新京報》是南方報業集團下屬的《南方都市報》與中宣部直屬的《光明日報》合作的產物，《光明日報》是主管方，占51%股權，南方報業是合作方，占49%股權。雖然，《新京報》的高層人事安排，除了社長戴自更來自《光明日報》外，報業集團派出，其他各級領導層大都出自南方報業，但這樣的合作必然埋下隱患：在一個中共最高宣傳衙門的直屬喉舌與一份希望立足於民間立場的報紙之間，不可能有長期的融洽的利益均沾的合作。
《新京報》第一任總編是優秀新聞人程益中，早在2004年，他就因追求媒體獨立和新聞自由而遭司法構陷，雖然在關押半年後被無罪釋放，但他在短期內不可能再重返新聞界。現在，繼程益中出局之後，他留下的優秀新聞團隊及其開明傳統再遭劫難。
關於撤職的理由，有人說，《新京報》沖得太猛，踩到了敏感的政治高壓線（如報導河北定州血案），多次引起宣傳主管單位的「關注」。但就我這個長期訂閱該報的讀者而言，自從程益中被打入大獄之後，在嚴控媒體的大環境下，《新京報》已經儘量低調自律，絲毫看不出該報有多麼大膽，至多是在一些社會性時政新聞的報導和評論上開明一些，「打打擦邊球」而已。
也有人說，這是利益衝突所致。因為，現在的《新京報》已經扭轉了初期虧損的局面，社會影響更是迅速攀昇，已經是北京乃至國內知名的報紙，所以，兩大報業集團的利益衝突終於爆發，《光明日報》仗著主管單位和直屬中宣部的強勢地位，借政治理由撈經濟實惠，通過管理層大換血而全盤掌控這只媒體金雞，實質上是《光明日報》的貪婪所致。否則的話，為甚麼管理層大換血的結果《光明日報》通吃的零和遊戲？
後毛時代的獨裁政權變得越來越狡猾了，其官員也與時俱進地日益精明了。在我看來，整肅《新京報》管理層的兩大理由，前者是意識形態急遽左轉的必然，後者是利益至上的必然，二者又都是當下中國官場爭權奪利的通行規則，官權為了達到保權的目的，官員們為了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標，既可以將政治迫害「經濟化」，用經濟腐敗的罪名行迫害政治異見之實；也可以將利益之爭「政治化」，借政治誣陷之名行搶佔他人財富之實。如果說，程益中等人的冤案是前者的犧牲品，那麼，楊斌等人的被撤就是後者的犧牲品。
經過兩次管理層大換血的《新京報》，很可能像大換血後的《南方週末》一樣，報紙還在，但新聞魂已死，變成另類的「喉舌」。而胡溫主導下的現行體制及其政策，要的就是媒體的新一輪「喉舌化」，甚至不惜放棄剛剛出現的競爭局面和媒體的自負盈虧，重新用加大中央財政投入來保證媒體的「喉舌化」。正如現政權不惜投入巨額銀兩，來大搞馬克思主義的重建工程一樣。
2005年12月29日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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