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邪惡軸心》(38) 第八章(一)

如何在二0二五年之前消滅世界上最後的獨裁者
馬克.帕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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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最不受歡迎的四十五個獨裁者

權力將導致腐敗,而絕對的權力必定腐敗。——艾頓爵士(Lord Acton)

透過幾個例子,我們將獨裁者首先歸為一種將在二○二五年被滅絕的,帶來災難的物種。然而,為達到此目的,我們必須沿著分類學這一縱深的觀察,瞭解物種內部的劃分,直至這四十五個獨裁者本人(請見圖8.1)。

據我所知,這一章節是對全世界獨裁者進行特性解析的第一次嘗試。但是它不應該是最後一次。正如美國聯邦調查局系統公佈的十大通緝要犯名單,我們必須每年公佈被通緝——或是最不受歡迎的——獨裁者及其照片。我們每年都應該更新這些獨裁者的最新罪行,而這些揭示他們弱點的證據可用來將他們送上法庭。這將有利於削弱這些歹徒的力量。一旦我們瞭解了他們,就可以開始研究如何將他們擊敗。這些獨裁者經常用所謂的政權制度、系統、文化,或傳統的理由做掩護。人們一般只報導那個國家如何如何,而實際問題卻出在極個別的犯罪分子身上。

我們首先將獨裁者分為如下六類:

●個人主義獨裁者:海珊(Saddam Hussein),被證實是二十世紀殺人最多的獨裁者之一,僅次於史達林、希特勒和毛澤東。他是個人主義獨裁者這一類的代表性例子——主要從權力中獲取個人的「偉大」的一個暴君。

●君主獨裁者:七十八歲的沙烏地阿拉伯加冕王子阿都拉.薩得(Abdullah ibn Abdul Aziz Al Saud)就是一個例子。自從他兄弟法赫德(King Fahd)一九九五年中風以後,他有力的控制著這個國家。這種兄弟間的承傳權力使得多位老病的統治者相繼地統治國家。使得他們無法面對這個具有戰略意義的國家中成堆的問題,包括本土的和輸出的回教極端主義問題。

●軍事獨裁者:這一類的例子是蘇丹的巴席爾將軍(Gen,Omar Al-Bashir of Sudan)。他們分裂自己的人民,在人民中挑起戰爭,用婦女、兒童進行奴隸交易以牟取暴利。

●共產主義獨裁者:一個正在消失,但頗具毒性的物種。現在可以在古巴、中國、北韓和一些其他亞洲國家中找到。

●統治黨獨裁者:一個統治黨獨裁者將他的所謂的「合法性」基於他自己領導的統治黨。例如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的嚴重腐敗的「國家民主黨」(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這個黨控制了國會中80%的席位。儘管埃及有十四個政黨,但是所有這些政黨都從國家獲得財政資助,並且隨時都會被取締。

●神權獨裁者:隨著阿富汗的木拉.奧馬爾(Mullah Omar)被廢黜,最後一個神權獨裁者是伊朗的阿亞托拉.卡門內(Ayatollah Ali Khamenei)。他的反動、殘忍,以及拒絕尊重民選政府官員的做法,導致廣泛的不滿情緒與學生反政府行動的捲土重來。他的末日屈指可數了。

總結全部,共有二十個個人主義獨裁者、七個君主獨裁者、五個軍事獨裁者、五個共產主義獨裁者、七個統治党獨裁者和一個神權獨裁者。這些人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他們都十分清楚他們的統治不具合法性。在他們的國家裏,嚴禁對獨裁者個人的批評。他們最關心的問題是內部安全,尤其是個人安全。他們懼怕自己的人民甚於任何外來的敵人。他們從上到下的腐敗和極端奢侈的生活方式,早已疏遠了他們貧窮而急需補償的民眾。他們的共同目標是永遠保有個人權力。民族主義以及其他意識形態只是被他們當做煙幕來誇張地利用;公正的裁判本來自國家,但也是領導者一人可決定,而現在他們也越來越老了,其中一些人恐怕不會看到二○二五年的到來。我們所要達到的目標至少是防止他們的接班人仍是獨裁者——保證一個類似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民主的接班人。在很多情況下,獨裁者越早向民主讓步,對那個國家的人民越有利,不僅是對於本地,還包括全世界的繁榮和自由。

個人主義獨裁專政

不管這些獨裁者具有什麼樣的特殊性,世界上眾多的獨裁政權在表層以下,具有驚人的相似性。在沒有真正的意識形態和缺乏民主政府機關彼此之間的相互制衡的環境下,他們以特權和威脅不斷的積累和維持自己的權力,通常還包括財富。他們大量侵蝕自然資源和國家稅收,用以中飽私囊,犒賞跟隨他們的軍隊領袖、商人、顧問和地方官員。他們為自己的支持者安排工作,發放津貼。在這種社會裏,若想在經濟領域裏取得成功,必須和當權者保持雙方獲利的關係。

基於他們所面臨的政治挑戰不同,個人主義獨裁者通常藉助於恐怖和高壓政治來壓制他的反對者。他們中的一些人使用安全部門騷擾、折磨、有時殺害持不同政見者。稍輕微一點的,一些強者會容許獨立言論的報紙、民間組織、甚至反對黨。但是他們會用欺騙手段操控選舉、脅迫立法機構、以及使用各種其他手段,確保這些團體不會強大起來。在個人主義獨裁者可以任意干涉經濟、社會和政治的情況下,在這種社會裏的生命經常會變得殘忍和不可理喻。

薩達姆.海珊(伊拉克)Saddam Hussein,Iraq

儘管海珊在二○○三年春天被美軍趕下臺,我們仍然決定在此書中為他留一席之地。他可能還活著,將對他的人民、鄰國和世界造成威脅。一九九一波灣戰爭當海珊被打得落花流水之後,很多人以為他會被伊拉克人從權位上趕走,但是他卻捲土重來了。在伊拉克確實曾經有過起義,但是都被他用極端殘忍的方式鎮壓了。我們把他寫在書中的另一個原因是,海珊是世界上四處肆虐的獨裁者中令人記憶猶新並為眾人所熟知的一個。(編注:海珊於二○○五年被美軍所俘,伊拉克特別法庭在二○○五年七月十七日正式起訴海珊,指控他在一九八二年巴格達北方四十公里的杜傑爾村一批居民行刺未遂後下令軍隊攻擊該村,當場槍決十五人,另有大約一千五百人在未被指控任何罪名的情況下遭到監禁,最後還有一百四十三人在象徵性的審判後遭到處決。海珊於十月十九日受審。)

自從一九七九年海珊正式上任以來,他啟動了兩場戰爭,殺戮了無數政治異議人士,企圖消滅伊拉克的庫德族(Kurdish population),並且對伊拉克南部的什葉派(Shiite)回教徒進行了瘋狂的屠殺。近年來,他修建了浩大的紀念碑及宮殿,而伊拉克人卻在聯合國的經濟制裁中遭受著前所未有的人類危機。算上這一切,海珊導致的傷亡人數已近百萬。此外,他一直在威脅著周邊國家,尋找製造具有大面積殺傷力的武器,並且鼓勵他的兒子們繼承他的恐怖統治。他對巴勒斯坦自殺式炸彈攻擊者進行獎賞,對國際恐怖分子給予贊助。

一些對海珊有過認真研究的人指出,他既不瘋狂也非無理智之人。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政治心理系的博斯特博士(Dr.Jerrold M.Post)認為,他確實是一個十分危險的人物,但並非不可預料。他極端野心勃勃,十分過敏偏執,良心全無,格外強暴,只對他自己忠誠。但同時他又是一個精明的戰術家,他經過周密的考慮才會做出決定。博斯特博士認為,對於他來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證他自己的權力和至高無上的尊嚴。

他對庫德族(Kurds)發動的戰爭被「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和其他監督組織視為種族滅絕屠殺。僅僅在一九八八年二月到九月間的一場稱為「安複」的軍事行動(Anfal operation)中,據保守估計就有六萬人被殺戮。據「人權觀察」組織指出,在一九八三到一九九三年之間,被伊拉克武裝力量殺害的庫德人已「達到六位元數字」。伊拉克對他的鄰國構成長期的威脅,一九八○年,伊拉克進攻伊朗,引發了歷時八年的戰爭,據統計有近一百萬人喪生,受傷的人數更多,並且產生了幾百萬的難民。一九九○年伊拉克入侵鄰國科威特導致了波斯灣戰爭,使得二萬五千名伊拉克人喪生。伊拉克政府還蹂躪和謀殺多位宗教領袖,尤其是什葉派教徒。在伊拉克南部,軍隊企圖席捲一小群什葉派教徒遊擊隊,為此他們攻擊村莊,把房屋夷為平地,排幹了阿曼拉(Amara)和哈馬(Hammar)沼澤地,這一切徹底毀滅了具有六千年歷史的阿拉伯沼澤地本土文化(Marsh Arabs)。

卡南.馬克亞(Kanan Makiya)在《恐怖共和國:現代伊拉克的政治》(Republic of Fear: The Politics of Modern Iraq)一書中描述了海珊複雜的、網狀交疊且具有互相競爭性的安全組織。政府內政部門的大幅成長,使得他的員警和民兵的數量超過了軍隊。海珊之所以能夠保持他的權力,是因他雇用大量的平民成為他的治安組織,因此很多人變成了他的合作夥伴。任何被認為是存在的威脅都被迅速地、果決地消滅掉。城市居民經常被綁架、關入監獄、遭受折磨以及被殺害,只因為被指控侮辱了總統。當政府官員找不著嫌疑犯時,他們就把其親屬拘為人質。為了榨出供詞,他們會威脅並傷害當事人的親屬。

海珊沒有任何軍事背景(他在軍校錄取考試中失敗),和軍隊只有微弱的聯繫。為了避免軍隊威脅到他的權力,海珊不停地更換和處決軍中領袖。

伊拉克這個海珊生長的國家,很久以來一直忍受著政治和社會的暴力。這個國家目睹了種族、部落、宗教和階級之間的爭鬥;當地居民之間的敵對;外國的介入;以及流血政變和未遂的政變。

海珊一九三七年出生于一個農民家庭,由叔父養大,並在早期受教於一位政治盟師卡拉拉(Kairallah)。卡拉拉在一九四一年起義反抗英國,由於煽動民族情緒的罪名而被關了五年,後來成為巴格達市(Baghdad)的市長。顯而易見,卡拉拉在年輕的海珊的心中埋下了阿拉伯民族主義、仇外、憎恨猶太人以及蔑視西方帝國主義的種子。確實,卡拉拉寫的一篇題為「三種上帝不應造的東西:波斯人、猶太人和蒼蠅」的文章後來在海珊政府時期被再次發表。

埃及的納瑟(Gamal Abdel Nasser)革命深深地影響了海珊,他在中學生時代參加了「巴什黨」(Ba’ath Party;復興黨)。巴什主義倡導建立一個現代化的、統一的阿拉伯國家,完全脫離殖民主義和西方帝國主義,並經由社會主義發展經濟。它把阿拉伯世界描繪成正在被一九四八年出現的以色列民族所壓迫。巴什主義為海珊提供了一個證實他對阿拉伯事業的忠誠和展示他所具有的暴力能力的機會。他在黨中地位迅速上升,並參與了一九五九年那場對伊拉克總統庫瑟姆(Abdel Karim Qassem)的暗殺未遂。

在六○年代初期巴什主義者統治的短暫時期內,據說海珊在一個拘留中心擔任審訊員和酷吏。當黨內爆發了意識形態分裂鬥爭時,海珊與巴什主義創始人阿富拉哥(Michel Aflaq)及領袖巴克(Ahmad Hassan al-Bakr)結成同盟,據說他還提議暗殺黨內的左派人士。在一九六八年,巴什党再次奪權,總統是巴克(Bakr)。然而,從一開始,海珊就被視為政府幕後的強硬人士。他建立了內部治安機器和政權的宣傳機器。他並開始剷除在政治上的競爭對手。巴什黨在一九六八年開始的統治,以大規模密告、樣板審訊和處決「間諜」著稱。 在伊拉克─敘利亞聯盟的議題上與巴克的爭吵之後,海珊於一九七九年說服巴克下臺。海珊的就職典禮在米勒(Judith Miller)和梅若易(Laurie Mylroie)所撰的《海珊與波斯灣危機》(Saddam Hussein and the Crisis in the Gulf)一書中被描述為「血的洗禮」。這個新上任的領袖召開了一個由一千個高級黨員參加的會議。首先,一個什葉派党的秘書念了一份偽造的關於叛亂的自白書。海珊隨後宣佈了一份「叛亂者」名單,包括工會首領和革命指揮委員會成員。老黨員被迫執行對高達五百位所謂的政治反對者進行處決,從此開始了一場由政府發起的屠殺和刺殺。

海珊的近親也無法倖免於他的恐怖統治。他的兩個女婿,是一對兄弟,于一九九五年叛逃約旦,慫恿使館人員竊取近幾百萬美元,並可能有推翻海珊統治的潛在威脅。在海珊保證赦免和旅程安全以交換被竊美元的下落的情況下,這對兄弟于一九九六年回到伊拉克。他們的叔父,一位曾在幾年前指揮過對庫德人進行化學武器攻擊的海珊政權中的高級成員,夥同海珊的兩個兒子烏得(Uday)和庫瑟(Qusay Hussein),襲擊了兩兄弟的房子,殺害了他們及他們的直系親屬。

烏得和庫瑟也有其殘暴無度的名聲。關於烏得的殘忍有大量的故事,包括他曾經棒斃海珊的一個僕人,槍斃一個拒絕他的女人,以及在一次爭吵中開槍打死自己的叔父。一九九六年在一次暗殺未遂後,烏得成為半殘廢。從此他控制媒體,監控多被用來服務他父親的暴利黑市走私物品、食物和藥品的所謂貿易。他還是國家足球隊的負責人,據說那裏會對輸比賽的隊員進行虐待。弟弟庫瑟則負責軍事、情報及安全系統,並負責每年一度的屠殺犯人。他被公認是海珊的接班人。

早先,海珊的統治並非完全建立在恐怖統治上。七○年代早期,他開始試圖在伊拉克人中提高自己的聲望。他在一九七二年把伊拉克的石油公司國有化,並把收入用在龐大的經濟開發項目,國家開始看到生活標準、教育、文化和保健的改進。政府允許忠於巴什黨的貿易協會開始運作,並且投入社會安全福利和土地改革計畫。此外,海珊支援私人地位法,這是一項在中東地區相對而言屬於比較進步的法規,與它的鄰國伊朗和沙烏地阿拉伯相比,它為伊拉克婦女提供更多的保護。他對伊拉克平民所關心的事情的理解,使得他一直可以保持他的壟斷事業。

最開始他曾經用石油收入為這個國家換來了某種程度上的現代化,他逐漸開始利用不受聯合國制裁的石油來交換食品,開始在自己人民忍受饑渴的時候大發橫財。據報導至少有一百二十五萬伊拉克人死亡,據「聯合國國際兒童基金會」(UNICEF)統計,在一九九一年到一九九九年的死亡率迅速上升的時期,大約有五十萬五歲以下的兒童喪生。「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組織」(UN Human Development Index)對世界上一百七十四個國家,利用包括教育、健康保健、物質財富等社會指數衡量生活品質,一九九○年伊拉克名第五十五位,而在二○○○年,伊拉克下降到一百二十六位,而且是在北部由庫德族人領導下的地區,用石油交換食品顯著提升生活標準的情況下所總和出的數字。

同時,觀察家估計海珊個人所有的不凍結外國資產高達六千萬美元。他為紀念自己所建造的包括宮殿、雕像、公園和清真寺等花去了不為人知的高額金錢。巴格達市以勝利拱門自誇,這個複雜的建築是一個伊拉克國家的形狀,中間是總統的住宅,周圍是成打的紀念建築和噴水池。在重建古代城市巴比倫(Babylon)時,採用的磚頭上均刻有對海珊的頌詞。但是大概最令人吃驚的是「戰爭的母親」(Mother of all Battles)清真寺,以第一次波灣戰爭取名,這幢清真寺建有以飛掠的導彈為模型的高聳尖塔,大幅阿拉伯世界地圖的水石浮雕,以及一本六百零五頁據說是用海珊的血抄寫的《可蘭經》。這個清真寺建築被認為是海珊宣稱其宗教合法性的一種可笑企圖。另有一個更為巨大的清真寺已接近完工,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清真寺。同時另一個總統宮殿——現有成打的總統宮殿中最大的一個——據倫敦《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描述「有海珊憂愁面容的四個半身塑像在上方凝視著城市的骯髒與貧窮」。

海珊指責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和英國,應對他的國家的人民危機負責。他對西方的蔑視和挑釁,加上國際間對制裁的厭倦,尤其是那些想在伊拉克石油工業中投資的國家,都在幫助提高他在阿拉伯人中的地位。此外,對伊拉克的禁運由於阿拉伯、歐洲和非洲國家漸增的違抗,也正在日趨瓦解中。但最終,他對國際社會的蔑視和對自己人民的殘暴,將導致他被軍事力量所剷除。

伊賽阿斯.阿夫瓦基(厄利垂亞)Isaias Afwerki, Eritrea

在九○年代一個短暫的時期,非洲東部(Great Lakes)和非洲角(Horn of Africa),在一個狹長的大陸地帶上那些急待善良的人來領導的民眾,曾經以為他們終於找到了幾個好人。在一些國家裏,曾做為遊擊隊領袖而證實過他們的勇氣的年輕領導人們,決定要清理淩駕於意識形態之上的任用親信和實用主義的政府體制。一九九八年,美國總統柯林頓在他的非洲之旅讚揚著被他稱為「新一代的非洲領袖」,這些人看來正在泰然自若的扭轉他們這片充滿麻煩的土地的命運。這種希望被擴大虛構著,而這些救贖者卻越來越像個獨裁者。即使在柯林頓講話的時候,這些新一代的領導人中沒有一個是真正的民主黨人。但是柯林頓卻誤認為厄利垂亞的伊賽阿斯.阿夫瓦基、衣索比亞的梅勒斯.澤那維(Meles Zenawi)、烏干達的穆塞維尼(Yoweri Museveni)、盧安達的卡加米(Paul Kagame)以及剛果的卡比拉(Laurent Kabila),將成為專注於發展經濟、改進政府和建立自由貿易的仁慈的領袖。

厄利垂亞的阿夫瓦基總統被證實是這一組新領導人中最具壓制性的人。他的政府拒絕舉行選舉,壓制獨立民間社會團體的成長,極端地控制新聞自由。

阿夫瓦基試圖以他不成熟、貧窮的國家所面臨的種種困難為理由,來限制平民政治權利。在二○○○年四月普林斯頓大學的演講中,他說,為到達國家穩定和經濟發展,「立憲、政治多元化以及自由平等的選舉制度自然是最好的制度工具」,但是,他接著說,這些方法必須「容許在特殊的國家中考慮他們的主流文化和政治現實而採取適當的節奏和速度去發展。」

做為使厄利垂亞從衣索比亞獨立出來的受人歡迎的遊擊運動領袖,阿夫瓦基取得了權力,並且絕口不提他什麼時候會進行總統競選。二○○一年的國會競選也被遙遙無期地擱置了。

在拒絕將自己的命運交給選民的同時,阿夫瓦基和他的新一代領導人們,看起來錯過了一次建立民主制度和確保在將來不會復辟到一個更加獨裁制度的機會。他們不是將他們的合法性建立在廣泛的投票選舉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他們推翻殘暴獨裁者和結束大屠殺的功勞上。在他們獲得權力之前,這些國家經歷了後殖民地非洲的最可怖的時期:盧安達的人種滅絕,艾迪.阿敏(Idi Amin)在烏干達的瘋狂統治,非洲角的大饑荒,以及薩伊(Zaire,現在的剛果民主國)的莫布杜.瑟寇(Mobutu Sese Seko)的恐怖統治和國家顛覆。

新一代領導人透過表白,聲稱他們將會帶來一個優秀的政府,對這個由於民間衝突而支離破碎、由於不同的專制暴君而經濟崩潰的貧窮國家,許諾一個文明的領導集團。他們其中一些人曾經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很久以前已經卸下了這個意識形態的重擔。阿夫瓦基拒絕了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領導者和知識份子的論點,他認為對於經濟發展最大的障礙不是資本主義或過去的殖民主義,而是腐敗。

在一九九四年盧安達的一場大屠殺中,至少五十萬人被殺戮,而華府因未曾干涉而受到廣泛的批評,但是美國顯然把與這些領袖的可靠聯繫視為與這個地區更大範圍接合的基礎。柯林頓政府毫無疑問地將這些普遍親西方的領袖,看做是對抗蘇丹回教基本教義派政權的堡壘。

但是柯林頓的希望在他訪問一結束就幾乎破滅了。幾個月之內,厄利垂亞和衣索比亞發動戰爭,致使十萬人喪生,一百萬人流離失所,同時穆塞維尼和卡加米派遣部隊援助在剛果邊境的叛亂。那裏的卡比拉政府已經禁止政黨活動和示威,並經常騷擾記者,然而卻沒有採取任何行動設法制止蔓延在這片土地上的嚴重衝突。這場被稱做「非洲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爭,至少有八個國家的軍隊捲入其中。卡比拉在二○○一年被刺,由他相對來講缺乏經驗的兒子約瑟夫(Joseph)繼任。

阿夫瓦基進入成年後的每個時期,幾乎都與厄利垂亞近幾十年為建立一個獨立國家的過程而緊密相聯。他出生於一九四五年,在一九六六年加入民族主義者的、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厄利垂亞人民解放陣線」(EPLF)陣營,與衣索比亞政府戰鬥,然後投入自封為皇帝的海力.瑟拉斯(Haile Selassie)的陣營。同年,阿夫瓦基在中國接受軍事訓練並隨後成為「厄利垂亞人民解放陣線」(EPLF)陣營的分區將領。他在一九八七年被任命為遊擊運動總書記,並在一九九三年成為獨立後的厄利垂亞總統。

最初,阿夫瓦基對提振民族自信心的號召,在那些長久參與獨立戰爭、在戰壕裏並肩共同戰鬥的男人與婦女中引起了共鳴。這個新的國家拒絕大部分的外來援助,政府要求年輕人服兵役,但是與衣索比亞邊境戰爭的結果,使得許多厄利垂亞人懷疑他們是不是應該為自己的生存考慮,而不是為他們的國家殉難。美利堅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經濟系教授兼華盛頓「自由非洲基金會」(Free Africa Foundation.)主席,阿伊特伊(George B. N. Ayittey)說:「他們從戰爭中得到什麼?什麼都沒有,他們在為一片貧瘠的土地而戰。」他指出,由於衝突導致經濟的災難,在戰後,使得阿夫瓦基呼籲厄利垂亞人繼續為國家自信心而做出犧牲的呼籲變得十分空洞不實際。二○○○年戰爭結束時,厄利垂亞須依賴食物援助,並因為購買武器而負債累累。阿伊特伊相信阿夫瓦基面臨的威脅不是被大批殺戮的政治異議分子,而可能會被不滿的士兵和軍隊高級將領趕下臺。「我不認為他還能堅持多久。」

一九九八年戰爭開始時,厄利垂亞軍隊侵入當時在衣索比亞手中的邊境小鎮巴德米,進行雙方爭奪,因此引發了非洲第一次世界大戰,兩個國家打了近兩年的戰壕戰,衣索比亞的士兵時進時退,六百二十英哩長的沙漠邊境線在衝突中幾乎沒有任何移動。

除了這場戰爭毫無意義外,阿夫瓦基和他的對手衣索比亞的總統梅勒斯.澤那維(Meles Zenawi)是遠房表兄弟,他們曾在一九九一年共同推翻衣索比亞前獨裁者馬瑞維(Mengistu Haile Mariam)。兩年後,在一場厄利垂亞未來公民的公投中,因絕大多數支持獨立,迫使衣索比亞放棄了對厄利垂亞的控制。

由於越來越多人民反對戰爭,阿夫瓦基政權在二○○一年九月開始對言論自由進行鎮壓。在一個月中,政府以違反新聞出版法的理由關閉了八家獨立報紙,拘捕十位重要的記者和十一位持不同政見者。人權組織「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在二○○二年九月指出,他們得知幾十個商人、公務員、記者、前解放鬥士以及一些試圖在政府和反對派中進行調解的老人相繼被捕。這些人全未經過起訴或審訊。

即使這些案件能夠經過審訊,他們也不太可能是公正的審訊。據美國國務院二○○一全球人權報告指出,厄利垂亞的司法部是「十分薄弱,並隨執法者的意願轉移的」。

迄今為止,阿夫瓦基和他的新一代的同僚們的承諾並未實現。他們大多數人只關心維護自己的權力。阿伊特伊甚至認為柯林頓總統對阿夫瓦基的讚揚,可能激勵了厄利垂亞領導人向衣索比亞挑戰,從而把自己的小國家推向了危險的境地。「這就是他腦子裏所想的,」阿伊特伊說:「他的自負超越了他自己的能力,他開始在那個地區四處挑釁,隨後所有的事情開始分崩離析。」但這些國家的人民還在期望著實現那個許諾——最終完全從民族衝突、經濟混亂和壓迫統治中走出來。(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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