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8日訊】我從小開始一直回應號召做黨的馴服工具，而且身體力行。爲了爭取入這個黨，就經過了十幾年的孜孜以求，終於在72年成爲其一員。然而，當初難以預料的是，30年後的一天，2001年春天，我主動向組織關係所在單位宣佈了退黨。當然，「偉光正」的黨，是不能容忍有人退的，而是以「開除」的方式解除了我與這個組織的關係。
也許有人會說：早知今日，何必當初。不是的，沒有當初，那來今日。當初前的那個非黨員，和今日的非黨員，心態已經是脫胎換骨、恍如隔世了。
＊ 因爲讀書 我對黨感恩戴德
我老家在農村，共產黨取得政權前，家裏也很窮，我的姐姐一天書都沒讀，我哥哥，家裏的唯一男孩，也只讀了初小，小學四年級。
我一個女孩子是不可能讀書的。過去農村人總認爲，女孩子要嫁出去的，還讀什麽書。因此，有錢人家的女孩子都很少上學的，更不要說窮人家。
50年那年，我姐姐生孩子，姐夫來家把媽媽叫去了。就在那天下午，附近小學的老師來村裏，動員小孩去上學。我們家沒有大人在家，老師說：你先報上，大人不同意，再退掉就行了。我就自作主張，給自己報了個名，上半年級。那年我已經虛歲9歲了。
媽媽回來了，我小心翼翼跟媽媽說這事，媽媽說，那有錢給女孩子上學，你哥哥都沒錢上。要我去退掉。第二天剛好在外面做工的爸爸回來了，媽挺生氣地告訴爸爸，誰知爸爸說：她既然報了名，就讓她也去讀到初小吧。
到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我給在外面做工的爸爸寫了一封信，誰知這封信成爲一個轉機。爸爸看到我能寫信了，一高興：這丫頭有出息，讓她讀下去。
共產黨一直「教育」我們，「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共產黨，窮孩子、女孩子就不可能上學。」因此，在我心裏一直把自己能上學歸功於共產黨。
那時，我感到特別幸運，對共產黨特別感激。想想看，上學不上學，對我來說，就是天地之別呀。如果不上學，我就和那些農村女孩子一樣，18、19歲嫁個人，成天像螞蟻一樣忙碌，生命也像螞蟻一樣不值錢。
上學改變了我一生的命運，因此我對共產黨一直是有感恩戴德的心理。
＊ 認爲黨員是好人的標誌
農村的孩子特別單純，别人說什麽信什麽。我愛看書，什麽「紅岩」「劉胡蘭」「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等，都對我産生很大影響，覺得共產黨員了不起。加上自己好勝性強，事事不甘落後，少先隊、共青團，還一直是小幹部，爭取入黨好像是理所當然的事。
那時候，我雖然不是黨員，可是是共產黨的忠誠維護者。就是在家裏，要是父母說一點共產黨的二話，我都要跟他們辯論，覺得他們是落後分子。
現在想來我都有點後怕。幸好我父母不是「五類分子」，不是黨要整的對象，否則我一定是那 「大義滅親」中的一個，從而給父母造成傷害的人。
二十幾歲參加工作後，「組織」就很關心我，因爲我出身好，「苦大仇深」。什麽時候寫的入黨申請書，記不得了（只有黨記得了，因爲檔案裏有），不時寫個思想彙報，個人、家庭遇到什麽事，都要向織彙報。
就是在文化大革命那麽混亂的歲月，我也沒有動搖過對黨的信念。在飽受屈辱、冷眼、精神痛苦的情況下，我也沒有怪「組織」，認爲不好的事是群衆幹的。
文革後期，「組織」恢復了，我還是一如既往，積極爭取入黨。但那時已經開始對黨內的某些人有微言了，但又進入了黨文化的另一個怪圈，把個人和組織分開，把那些不好的事算在某個個人頭上，黨還是「偉光正」。
經過不斷的「改造」自己，終於在1972年7月被接受了。那是文革後期，新章程，沒有預備期。從此更加努力爲黨工作，廢寢忘食，加班加點，爲黨創造著剩餘價值。
＊ 六四改變了我對共產黨的看法
89年六四事件發生前後，我在深圳，那時閉路電視還不普及，深圳百姓都是直接收看香港電視，對天安門廣場發生的事情了如指掌，那幾天，上班時間都開著電視，大家都議論紛紛，公開罵共產黨。
黨員都躍躍欲試，想退黨，我那時也動了退黨的念頭，但同事勸我，千萬不可，你要提出退黨，以後你就沒有好日子過了，共產黨不會放過你的。
很快幾個月過後，就開始整肅了。因爲我在深圳的那段經歷，因爲我曾經在同事中「散佈」過我在深圳電視裏看到的真相，黨支部搞人人過關時，我的難就大了。檢討寫了幾次記不得了，我不得不一次次說著違心的話，譴責自己政治覺悟不高，看不到學生背後的「反華勢力」，稱頌中央決策是如何英明，歷史意義何等重大,看不清香港電視的「歪曲」報導，發表了錯誤言論，起了「傳謠」作用，「痛心」自己關鍵時刻沒有和黨中央保持一致，然後挖自己的思想根源。
檢討歸檢討，對六四的看法心裏沒有變過，因爲我相信自己看到的鏡頭不是僞造的。隨著以後工作中看到的越來越多的腐敗現象，黨內的黑暗，改變了對這個黨的看法。
＊ 迫害最嚴重的時候 我選擇了真善忍
真正對共產黨的失望，是在我自己也成爲其迫害對象之後。
我一生是個病包子，原發性高血壓，冠心病，胃潰瘍，腰椎間盤突出，椎管狹窄，骨質增生，美尼爾氏症，濕症，過敏性鼻炎，經常發燒、感冒……可是自從94年底煉了法輪功，一切病皆消，10年沒有碰過任何藥物。
而且法輪功教人做好人中的好人，處處爲別人著想，要求逐漸做到無私無我、先他後我，真正的一片淨土。法輪功在我面前打開了一個全新的世界，與共產黨的污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這樣好的功法，居然被共產黨誣爲×教，1999年7月開始了全面的血腥的鎮壓。而所謂的理由，完全是捏造的謊言。當時我的居所被監視，電話被監控，出外有人跟蹤……。
但是，我害怕，不敢公開站出來爲法輪功說話。因爲我知道，共產黨整人手段之狠、之毒辣是無與倫比的，我能選擇的，只有逃避。離開中國前，我有意沒有托朋友代交黨費，就想按黨章，半年不交，自動脫離吧。
2001年1月23日，北京天安門廣場發生了栽贓、構陷法輪功的自焚事件，使我既感到震驚，也使我對這個黨感到絕望。我覺得如果我還是其一份子，那是恥辱。剛好此時單位同事來郵件談到黨辦催我交黨費一事，我覺得自己應該堂堂正正提出退黨。
2001年2月5日，我去信原單位黨委書記暨黨辦，正式提出退黨。
我在信中告訴了他們法輪功的美好，法輪功學員受到的迫害，法輪功在世界上洪傳的情況，鎮壓是多麽荒唐的事情，希望他們善待法輪功學員，因爲我知道他們也是中共謊言的受害者。
我告訴他們，我選擇了真、善、忍，我不能容忍黨對法輪功的栽贓陷害，我不想再是其中一員。
多少譴責，多少非議自不必說。但我很高興，我離開那個邪黨了，而且是我主動離開的。
在今天轟轟烈烈的退黨潮來的時候，我感到欣慰，這一天終於來了。大紀元的《九評》，更使我全面、徹底地了解了邪黨的來龍去脈，認識了它的本質，它對中華文化、道德、人類文明的破壞，它對中國人民的毒害。
身在邪黨30年，受到的毒害也是非常大的，組織上的脫離是第一步，真正從思想上、行爲上、思維方式上，在一切領域清除黨文化的流毒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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