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2日訊】自由時報記者王寓中╱特稿
國民黨以連戰名義發表孫中山逝世八十週年專文，文中從警方公佈三一九槍擊案進展論及宋教仁遇刺「政治謀殺案」，此種藉歷史公案「以古諷今」的作法，如果只是提供一個思考方向，就需以歷史論歷史，讓史實證據說話，但若刻意以政治操作歷史解釋，為已紛亂的時局再添紛擾，對渴望成熟發展的社會而言，未嘗不是另一次的傷害。
民國二年三月二十日，代理國民黨理事長的宋教仁在上海北火車站遭到槍擊，槍擊部位是腹部，行刺者只開了一槍，宋在二天後不治。
宋遇刺後，檢警在四天內查明真相，關鍵證據是上海警察廳查獲行兇者打給主謀者、主謀者再打給主使者的電報，行兇者是失意軍人武士英，安排者是幫派份子應桂馨。根據截獲電報，是時任大總統的袁世凱透過內閣總理趙秉鈞，趙再交代國務院秘書洪述祖執行刺殺案。
應桂馨在二十三日被捕，武士英隔一天被抓，四月二十四日，武士英在上海獄中暴斃，應桂馨被劫出獄後，北上向袁世凱索酬，袁派四名彪形大漢追殺。民國三年一月應在逃往天津的火車上被砍死，趙秉鈞被迫辭去總理後，同年在天津家裡被毒死，洪述祖在民國六年竟被宋教仁的兒子認出扭送檢警，後被判絞刑，相關參與者無一善終。
民初的政治、社會環境，剛由帝制轉變到民國，不但民智未開，政治上軍閥和革命黨人的糾葛，甚至國民黨內部的路線之爭，都為宋案更添複雜而特殊的背景，例如宋和孫中山在內閣制、總統制的不同看法，宋遇刺後孫中山並未循司法解決，而是不待調查結果就返國宣布武力討伐袁世凱。
誠然，孫中山的討袁戰役其來有自，宋教仁遇刺只是導火線，但孫中山捨民主就武力，今日觀之，論者恐有不同見解。
同樣的，宋教仁遇刺案，歷史雖有定案，但放在不同領域，引發的解讀自然不同，若要拿宋案和三一九類比，能不謹慎﹖
宋案已成歷史，今人只能論之，而不能改之，三一九諸多疑點，則正有待社會各界努力找出真相，弭平對立紛擾，在全案未丟入歷史灰燼前，與其諷之，不如起而行之、盡今人能盡的人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