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2日讯】自由时报记者王寓中╱特稿
国民党以连战名义发表孙中山逝世八十周年专文，文中从警方公布三一九枪击案进展论及宋教仁遇刺“政治谋杀案”，此种藉历史公案“以古讽今”的作法，如果只是提供一个思考方向，就需以历史论历史，让史实证据说话，但若刻意以政治操作历史解释，为已纷乱的时局再添纷扰，对渴望成熟发展的社会而言，未尝不是另一次的伤害。
民国二年三月二十日，代理国民党理事长的宋教仁在上海北火车站遭到枪击，枪击部位是腹部，行刺者只开了一枪，宋在二天后不治。
宋遇刺后，检警在四天内查明真相，关键证据是上海警察厅查获行凶者打给主谋者、主谋者再打给主使者的电报，行凶者是失意军人武士英，安排者是帮派份子应桂馨。根据截获电报，是时任大总统的袁世凯透过内阁总理赵秉钧，赵再交代国务院秘书洪述祖执行刺杀案。
应桂馨在二十三日被捕，武士英隔一天被抓，四月二十四日，武士英在上海狱中暴毙，应桂馨被劫出狱后，北上向袁世凯索酬，袁派四名彪形大汉追杀。民国三年一月应在逃往天津的火车上被砍死，赵秉钧被迫辞去总理后，同年在天津家里被毒死，洪述祖在民国六年竟被宋教仁的儿子认出扭送检警，后被判绞刑，相关参与者无一善终。
民初的政治、社会环境，刚由帝制转变到民国，不但民智未开，政治上军阀和革命党人的纠葛，甚至国民党内部的路线之争，都为宋案更添复杂而特殊的背景，例如宋和孙中山在内阁制、总统制的不同看法，宋遇刺后孙中山并未循司法解决，而是不待调查结果就返国宣布武力讨伐袁世凯。
诚然，孙中山的讨袁战役其来有自，宋教仁遇刺只是导火线，但孙中山舍民主就武力，今日观之，论者恐有不同见解。
同样的，宋教仁遇刺案，历史虽有定案，但放在不同领域，引发的解读自然不同，若要拿宋案和三一九类比，能不谨慎﹖
宋案已成历史，今人只能论之，而不能改之，三一九诸多疑点，则正有待社会各界努力找出真相，弭平对立纷扰，在全案未丢入历史灰烬前，与其讽之，不如起而行之、尽今人能尽的人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