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1日訊】〔作者簡介﹕戴龍炎﹐移居美國前曾在中國大陸生活幾十年﹐了解中國農民階層的歷史和現狀。作者現在在美國德州布蘭諾市居住。這裡﹐戴龍炎想通過其親身經歷﹐來說明中共對廣大農民的欺騙﹑愚弄和奴役。〕
中共是靠農民而生存﹑壯大﹐最後奪得了政權的﹐如果沒有農民的犧牲和付出﹐就不可能有中國共產黨今天的存在。可以這樣形容﹐農民對中共來說﹐可謂天大地大﹐沒有農民的功勞大﹔河深海深﹐沒有農民的恩情深。然而這個流氓黨卻在其奪取政權後本末倒置﹐反倒自命它是天大地大﹐河深海深。
農民對中共的巨大付出﹐換來的並不是其生存條件的改善﹐相反卻是一次次的被惡黨用謊言欺騙﹑壓榨﹐反反復復的被折騰﹑坑害。中共統治中國大陸50多年來﹐農業始終是落後的農業﹐農村也還是變化不大的農村﹐農民大都仍是貧窮過日子。縱觀中共統治以來幾十年的歷史﹐對廣大農民﹐它就是欺騙﹑愚弄﹑奴役。只有擺脫中共的統治﹐中國農民才能真正的有出路﹐過上好日子。
中共執政初期﹐為了鞏固其暴力奪取的政權﹐一方面是繼續用暴力鎮壓其反抗者﹐達到威懾的目的﹐另一方面是以恩惠施于群眾﹐籠絡人心。特別是佔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農民﹐更是其必須利用的對象﹐掌權不久就在全國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土改運動﹐欺騙農民起來用暴力造反﹐把地主擁有的（也包括富農多餘的）土地和財富﹐掠奪過來﹐分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農民分得土地﹐自然歡天喜地﹐感恩戴德﹐把共產黨視為大救星。當農民剛從得到的土地中嘗了一點甜頭﹐還不過一年左右時間﹐共產黨又耍起了流氓手段﹐採取了組織起來﹐共同富裕的策略﹐辦互助組﹐搞合作化﹐由初級社到高級社﹐最後發展為人民公社。不管是否自願﹐農民最後都被強迫入社﹐土地收歸集體了﹐耕牛﹑農具都歸集體了﹐農民沒有了土地﹐沒有了農具﹐只能在集體所有制下﹐參加勞動生產﹐完全是過着一種被奴役式的生活。
土地被收歸集體造成的後果是什麼﹖
1﹑農民在安排種植上﹐沒有任何自主權﹔
一切都得服從上面安排﹐從而出現了不能因地制宜種植﹐不能適時播種﹑收割的情況﹐造成嚴重減產減收。如盲目擴大雙季稻面積﹐各地幹部﹐只貪圖個人功勣﹐根本不考慮人民利益﹐把不適合雙季的田塊也強行用來種植雙季稻﹐結果嚴重減產﹐甚至絕收。雙季稻的擴大﹐也帶來了勞動力的緊張﹐特別是春作物的播種（栽秧）和秋作物的收割（割麥）﹐矛盾就更加突出。為了解決這一矛盾﹐許多地方﹐只好把季節都提前。如水秧﹐長到還只有一寸左右長時﹐就被強行從苗田裡用鏟子一塊一塊鏟下來用洗臉盆盛到大田裡﹐然後用手一小塊一小塊扳開﹐分置在大田裡。因為秧苗嫩小﹐不適合于大田裡培育管理﹐故成活率低﹐生長緩慢﹐欲速則不達﹐效果適得其反。為了趕季節﹐當小麥和頭茬稻還不到成熟時﹐就強行收割﹐因而所收的顆粒不實﹐癟籽多﹐造成減產。農民在地裡收割時﹐眼見即將到手的糧食﹐卻被如此遭踏﹐十分痛心﹐有的流淚﹐有的罵娘﹐咒共產黨。
個別地方幹部好大喜功﹐異想天開﹐想創造奇跡﹐根本不考慮群眾利益﹐不關心人民痛苦﹐瞎折騰。
記得58年那個所謂大躍進年代﹐在我工作那個區的領導﹐為了要發展特種經濟﹐竟把一個盛產棉花的大隊的幾百畝地﹐全部改種土菸﹐農民對這樣大面積栽培的新品種﹐既沒有經驗又不懂技術﹐因而栽培不當﹐導致土菸生長不好﹐又不會掌握收割菸葉時節﹐使葉片成色差﹐質量不好﹐賣不起價。結果這個大隊幾百畝地完全沒有什麼收入。到後來﹐為了彌補這個隊的損失﹐只好從全區各隊增收提留﹐賠償群眾減收的損失。
81年﹐區裡換來了一個新領導﹐新官上任三把火﹐這位領導一上任就想搞出點新名堂﹐創造個新奇跡﹐他要把一個湖區的種水稻大隊﹐辦成一個專業養鴨大隊﹐開始討論這個意見時﹐很多人不贊成﹐但中共黨內是沒有什麼民主的﹐討論歸討論﹐最後一把手說了算﹐於是專門派分工管多種經營的區長﹐具體負責抓﹐以這個隊的名義﹐從農村信用社貸了三萬多元﹐到外地雞房訂購小鴨。在農曆二月﹐正是早春季節﹐幾萬隻小鴨﹐徐徐運來﹐分到各戶﹐先在室內圈養﹐等春暖﹐小鴨稍大一些﹐再趕到外邊放養。早春季節氣溫變化無常﹐寒潮頻頻發生﹐各戶又無防寒措施﹐天氣一寒﹐小鴨互相堆擠﹐導致大批被擠壓踩死﹐沒被踩死的﹐也由於受凍而發病﹐最終幾萬隻小鴨全部死掉了。幸好事發早﹐雖然鴨子沒養成﹐但尚未耽擱栽種水稻﹐使農業生產沒有遭到損失。但幾萬元貸款﹐原是以各戶名義貸的﹐群眾不認帳﹐貸款難收回﹐一直拖到第二年﹐也是從別隊多提留﹐才還清了這筆貸款。在年終總結時﹐這位新領導並沒有檢討自己﹐反而自我解脫說﹕“這是前進中出現的問題﹐是難免的﹐毛主席還說過﹐要奮鬥﹐就會有犧牲嘛﹐工作上難免不失誤的。”
幹部的瞎折騰﹐不僅造成農業上的損失﹐而且還增加了農民不應有的負擔（多收提留）﹐是為利農民﹐還是坑害農民﹐不是明擺着的嗎﹖
2﹑在農產品上﹐農民沒有支配權﹔
農民長年累月﹐日以繼夜的在田地裡耕耘﹐但到秋收之後﹐對自己辛勞所得農產品﹐卻無權支配。在糧食上﹐首先是交公糧﹐交統購糧﹐留下來年種子﹐然後才是口糧﹐能有多少算多少﹐往往由於幹部的浮誇﹐上報產量大大超過實際收成﹐交公糧﹑統購糧﹐任務過重﹐許多地方把任務一交﹐口糧就所剩無幾﹐造成嚴重春荒﹐即便是豐年﹐農民也只能吃個半飽﹐瓜菜往往都成了主糧。
棉花統一由國家收購﹐棉農只能按人頭﹐每人留二市斤自留棉（每斤可換布票七尺）﹐如要添置衣被﹐就不夠用﹐特別是婚嫁喜事﹐籌辦衣物被帳﹐就更為其難﹐得向左鄰右舍挪借﹐在下年再償還﹐有時一年都難以還清。
食用油﹐每人每年留油不超過五市斤﹐每人每月平均四市兩。為了節省用油﹐有些人家﹐在筷子頭上扎上一個布片﹐炒菜時﹐用布片從油罐中醮上油﹐在鍋內刷一刷﹐就算是用油炒菜了﹐根本就沒有什麼油水。
3﹑勞動個人沒有自由﹔
勞動力只能參加集體農活﹐個人沒有選擇﹐安排什麼做什麼﹐出工﹑收工﹑打佯﹐都得聽隊裡鈴聲行動﹐遲到﹑早退都要遭到扣工分處罰。為了不影響集體用工和用肥﹐有些地方把自留地都收歸了集體﹐即使留一點﹐也是很少很少。
為了防止雞鴨損害集體莊稼﹐許多地方﹐規定每戶只能養一隻雞﹐鴨子是絕對不許飼養﹐這一來群眾的家庭副業﹐就完全被堵絕了﹐過去有些戶﹐可以趕早到集市賣點小菜﹐出售雞鴨蛋﹐用這些收入﹐買盒火柴﹐買包廉價香煙﹐打點煤油﹐購塊洗衣肥皂之類。但有了這些規定之後﹐群眾連這點用錢都沒有﹐沒有煤油﹐晚上只好摸黑不點燈﹐沒有肥皂﹐就只好用清水把臟衣服搓一把﹐農民就只能這樣過日子。
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要割資本主義尾巴﹐一些有手藝的活﹐如理髮﹑„‰雞﹑裁縫等﹐都不許個人搞﹐一律收到大隊﹐都只記工分﹐不許收錢。凡私人能掙到錢的﹐一律不准搞。我們鎮上郊區﹐有個生產隊﹐有30多戶人家﹐因為住在溝渠邊上﹐每戶都在渠邊上栽有兩﹑三棵桃樹﹐每年桃子成熟時﹐各戶採摘了下來﹐挑到鎮上出售﹐一年每戶也還可收入大約幾十元。後來大隊把這作為走資本主義道路﹐就當割資本主義尾巴把它割掉了。由村幹部組成砍伐隊﹐帶着斧頭鋸子﹐不到一天時間﹐就把這30戶近百株桃樹全部砍伐了。不少群眾眼巴巴的看着自家栽種了多年﹐而又能賺點零花錢的果樹﹐被白白砍掉了﹐傷心痛哭﹐怨聲一片﹐但又無可奈何。
這些作賤農民﹑坑害農民之事﹐形形色色﹐無奇不有﹐非常頻繁﹐十分普遍。幾十年來﹐農民在共產黨的統治下﹐始終是過着一種被奴役而貧困的生活。
今年元月18日﹐中共喉舌人民日報海外版頭版頭條登載了一篇“鳳陽農民耕耘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文章﹐其中心內容是想說明今日鳳陽的農民是靠黨的好政策﹐使農業獲得豐收﹐農民得以富裕﹐但是我想今日的鳳陽﹐也許確是起了很大的變化﹐但這真是中共政策好的結果嗎﹖誰都會記得一九七七年﹐鳳陽小崗村18戶農民﹐被共產黨逼得走投無路﹐無法生活下去﹐冒着殺頭的危險﹐大家用血指簽名﹐不走共產黨的集體化道路﹐採取包產到戶的辦法﹐把田暗地裡分給了農民耕種﹐使農民的積極性得到發揮﹐頭一年就獲得了收成﹐小崗村的作法被暗地裡向週圍傳播﹐逐漸蔓延至全縣﹐所以鳳陽是第一個實行分田到戶的縣﹐到1979年發展到全國。民心所向﹐大勢所趨﹐共產黨只好放棄原有的政策﹐順其發展。所以鳳陽農民的變化﹐是共產黨逼出來的。文章中還特意引用了當今滁州市委書記王國才的介紹﹐王國才說﹕“大包干以前﹐鳳陽105萬畝土地﹐豐收年景﹐總產量在15億斤﹐養不活50多萬鳳陽人﹐‘吃糧靠救濟’﹐即使每年從外面調進幾千萬公斤糧食﹐也只能讓鳳陽人吃個小半飽。那時的鳳陽‘家家住的是破草房﹐秋種以後就逃荒﹐沒有牲畜人拉犁﹐紅薯當飯菜當糧’。到1977年底﹐近20戶人家的小崗村﹐人人討過飯﹐全是茅草房﹐家家是只有一床棉被﹐一條褲子﹐來親戚﹐幾乎家家都要找鄰居借碗。因為窮﹐因為餓得實在是沒辦法﹐鳳陽小崗村18戶農民秘密按下紅手印﹐把田包干到戶﹐從此拉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大幕。”這個介紹﹐足以說明中共對農民的所作所為。
1949年到1979年﹐整整30年之久﹐然而在中共統治下的農民﹐居然還是衣不蔽體﹐食不裹腹﹐試問這個“大救星”﹐究竟為農民做了什麼﹖鳳陽是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的家鄉﹐鳳陽有一首歌謠﹕“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個好地方﹐自從出了個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朱皇帝不是明君﹐也是施暴政的暴君﹐十年也倒只有九年荒﹐而如今的共產黨﹐統治了鳳陽30年（大包干之前）﹐其農民所遭受的苦難﹐不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麼﹖
農村雖然進行了改革﹐但共產黨對農民的控制﹑奴役﹑迫害並沒有放松。土地雖分到了農民手中﹐但農民只有使用權﹐所有權也仍然掌握在國家手中﹐國家有權征用﹐這一來﹐各級政府的幹部對土地進行私下交易﹐行賄受賄﹐把農民手中的土地強行征收﹐賣給建築商和地產商﹐從中漁利﹐從而使圈地的情況普遍發生着﹐逼得農民走投無路﹐只好上訪喊冤﹐但政府對訪民的冤情﹐不但不予以受理解決﹐反而對訪民強行攔截迫害。另一方面是對農民的攤派不斷的增加﹐負擔過重壓得農民喘不過氣來。農藥化肥價格昂貴﹐質量差﹐假貨多﹐使投資費用增多﹐而造成增產不能增收﹐故貧困的日子始終無法擺脫。記得81年﹐我到一些隊去檢查年終分配情況﹐在一個30戶人家的生產隊﹐有100多個正副勞動力﹐當時﹐這個生產隊分配每個工分值是0.24元﹐除去春上吃返銷糧應預留款項後﹐實際每個工分值是0.08元﹐一個主要勞力﹐全年投工最多也就是500多個工分﹐全家工分也不過就一千個左右﹐按0.08元計算﹐一家人的全年勞動所得也不超過100元。這個隊就是我弟媳娘家的所在隊﹐今年中國新年﹐我打電話和弟弟聯繫﹐附帶問了一下這個隊的情況﹐我弟弟在電話中說﹕“這個隊﹐還是老樣子﹐沒有多大變化﹐老百姓還是窮得不得了。他的岳父母都是80多歲的人了﹐有兩個兒子﹐都在隊裡種田﹐可是都無法供養老人。兩老住在一邊﹐過年時﹐不但無錢辦年貨﹐連吃糧都發生了困難﹐我弟弟住在縣城里﹐只好給兩老送去二百斤大米﹐買了一些年貨﹐並給了他們一點零花錢。算起來﹐距離我驗收那年又過去25年了﹐想不到共產黨年年喊扶貧﹑脫貧﹑奔小康﹐但是時至今日﹐農民連一個溫飽都沒有解決﹐這種情況﹐難道不發人深省麼﹖
昔日鳳陽小崗村18戶農民﹐據死與中共抗爭﹐從而為中國農村改革邁出了可喜的一步﹐作出了好的表率。當今的中國﹐農村要徹底改革﹐農業要發展﹐農民要富裕﹐也只有與中共抗爭﹐徹底擺脫中共的邪惡統治﹐不再受欺騙﹐受愚弄﹐受奴役﹐才是唯一的出路。@(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