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4日訊】自從小時侯中了主義的邪，對各種理論不僅再沒弄通過，也漸漸失去興趣。雖然讀書沒斷過，但水準永遠上不去，總停留在人之初，性本善都達不到。胡適是近代鼎鼎大名的思想家，是新文化啟蒙運動的主帥，關於他的思想學問的書有很多，讀了些，也不太懂，更不敢妄談。但對這個人印像很深，倒不是他的才學，那些不大懂，而是對他的為人，慢慢形成這樣概念，這個人的人品了不起，三十年代“我的朋友胡適之”成了文人中的流行語，以至林語堂曾在文章中，幽默的拿這開起玩笑。在胡適逝世後，蔣介石題的“德學俱隆”還是得到了人們首肯。
人們對胡適的思想和學問的贊許，可能造成對他在人品和道德上的崇高有所忽視。在他的年代，社會急劇動盪，兵慌馬亂，像他那樣，最終得到“好人胡適”的名聲，真是難得。在那種不太好的社會，他竟告訴學生，“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待人要在有疑處不疑。”他自已也是躬身實踐，在與人交往中，總是坦蕩，熱情，與人為善。他的心靈像一潭明澈的湖水。在老朋友陳獨秀遇牢獄之災時，他不因政見不同，傾力相救，在周作人做漢奸前後，之前他是憚心竭慮地勸說，之後又為其盡力開脫。最傷感的一幕可能是，48年底南京派飛機到北平接走了他這個北大校長和清華校長梅貽琦，胡到南京後，費盡力氣，說動政府又派出一架飛機，去北平接那些他的學術界名人朋友，當飛機返回，他滿懷希望地去機場接，但機艙門打開，僅幾個人下來，胡適當時就痛哭失聲了。亂世之淚，何人能解。在文革中，有很多老教授，老學者，想到了他們的朋友胡適，和那架空空的飛機。他的得意門生吳晗，在死去前腦海中是否出現過恩師的身影？ 可能永遠是個謎。
梁實秋在懷念胡適的文章中特別指出：“胡先生最愛寫的對聯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認真的做事，嚴肅的做人。我常惋惜，大家往往注意上聯，不注意下聯。”胡適不光學問好，他的品行，道德也很讓人景仰。我們繼承他提倡的民主，自由，最好先少說，而是多學學胡適先生的做人。為此，我準備寫幾篇小文，談談胡適和各種人物交往的逸事，或許通過他和別人的關係能瞭解怎麽做人的胡適。也許寫不出這麽多，也許寫的不好放棄，但我很願意探尋一下胡適，這是個道德的寶藏。
（一） 吹不散的心頭人影——胡適與陳獨秀
胡適與陳獨秀是中國近現代思想界的兩個巨人，初為同道，但後來走向不同的方向，他們在思想觀念上互為仇敵，但私誼確勝似親人。在新文化運動中，他們曾是親密的戰友。1916年當陳經辦《青年雜誌》（新青年前身）時，收到胡適從美國寄來的關於文字改革的稿子，大加讚賞。他馬上給胡回信，“文字改革，為吾國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戲言，更非空言。。。。。此事務求足下，賜以所作寫實文字，切實作改良文字之文學，寄登《青年》均所至盼。”在陳鼓勵下，胡適很快寫出《文學改良芻議〉一文，並由陳登在《新青年》上，吹起了白話文革命的號角。陳在隨後告訴胡，“中國社會可共事之人，實不易得，恃在神交頗契，”願將胡引為同志。1917年，陳到北大，胡回國後也到北大任教，二人協力齊心，推動新文化運動，共同成為這次啟蒙運動當之無愧的領袖。
五四運動後，兩人分道揚鑣，陳日趨激進，信仰馬克思主義，走上暴力革命之路，並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而胡則堅持科學，民主，成為資產階級自由主義代言人，二人之思想已是水火不容。但胡適並沒有忘記與陳的私誼，他在1925年給陳的信中，將他們的關係講的清楚分明。
“你我曾共同發表過《爭自由》宣言。爭自由的惟一原理是：異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眾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眾人之所非未必真非。爭自由的惟一理由，換句話說，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異己的意見與信仰。
我知道你們主張階級專政的人已不信仰自由這個字了。但我要你知道，這一點在我要算一個根本的信仰。我們兩個老朋友，政治主張上儘管不同，事業上儘管不同，所以仍不失為老朋友，正因為你我腦子背後多少總還同有一點容忍異己的態度。“
從上面，我們看到了胡適為人之道的核心：寬容，它反映了人類善良一面最本質的東西。
五四以後，胡陳分手，陳領導的共產黨逐漸發展壯大，與國民黨合作，共同北伐，取得一系列勝利，但在1927年，兩黨分裂，遭到血腥鎮壓，共產黨也直落底穀。而在此過程中，最慘的莫過陳獨秀，不僅兩個愛子，延年，喬年慘遭殺害，自己也被當成失敗的替罪羊，開除出自已創立的黨。此時的陳獨秀，眾叛親亡，形影孤零，過著流亡生活。1932年陳在隱藏中被以共黨魁首名義逮捕，當時國民黨政府已內定由軍事法庭審判他，並處以死刑。陳也抱定必死之心，他給人題寫下“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墨蹟，但求速死。
這時的陳，在別人眼裏，仍是共黨匪首，千夫所指，共產黨則對他棄之如履，不聞不問，真是四面楚歌。這時，正是胡適，鼓動起北大教授，對陳獨秀採取了營救活動，通過各種關係，四處活動，由胡的好友羅文幹（時任司法部長）斡旋，在蔣介石首肯下，將陳轉到刑事法院，以判刑保全生命。胡這不是第一次救陳，1919年陳被北洋政府拘捕，也是胡適出頭營救，那時，他們是戰友，這次兩人在思想上已是敵手，而陳已如無人答理的喪家犬，胡的援手，無異雪中送炭，難能可貴。
陳在獄中，親筆給胡適寫信，表示了感謝，要知道陳獨秀一生孤傲，不管在多潦倒時，高官權貴以可憐心態，送他金錢厚禮，他一概拒之。而在給胡的信中，可看出他對胡的友情和信任。
“適之先生，
此次累及許多老朋友奔走焦慮，甚為歉然。。。。審判約在本月底，計尚有月餘逍遙。判決後，以弟老病之軀，即久徒亦等於大辟，因正式監獄乃終日禁閉斗室中，不像此時在看守所尚有隨時在外散步及與看守者談話的自由，所以我以為也許還是大辟爽快一點，如果是徒刑，只有終日悶坐讀書，以待最後。如能得著些紙筆，或者會做點東西，現在也需要看書以消磨光陰。先生能找幾本書給我一讀否？
英文《原富》亞當斯密的
英文李嘉圖的《經濟學與賦稅之原理》
英文馬可波羅的《東方遊記》
崔適先生的《史記探源》
此外，關於甲骨文的著作，也希望能找幾種寄給我，先生要責我要求太多了吧。。。。。。。“
1937年，抗戰爆發後，陳得以提前出獄，他出獄後，即住在胡適最好朋友傅斯年家中。在南京，武漢失陷後，陳流落到重慶不遠的江津縣農村，生活窘迫，最不可理喻的是1938年初，共產黨在《解放》雜誌上污蔑陳獨秀是每月拿200大洋的日本漢奸。手段之卑鄙，令人髮指，全然要再致陳於死地。反到是九名教授在《大公報》發表聲明，為陳辯汙。由於手頭沒資料，沒查是否胡適參與此事，或簽名。但我相信胡知道會簽名，那些人也一定是胡的朋友。1938年胡適為赴國難，終於同意進政府工作，出任駐美大使。他一直關心著陳的命運，他的朋友幾次寫信告訴有關陳的貧病狀況，甚至商量由他想辦法讓陳赴美。但遠在大洋彼岸的胡適顯然愛莫能助了。1942年，陳獨秀在四川小鎮貧困中死去。
不管胡陳在思想上有多大分歧，但胡始終把陳當做朋友對待，對朋友的遭遇，耿耿於懷。他曾對人講：1919年北大辭退陳，是他最痛心的事，造成中國思想的左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義變弱。他甚至天真地說：獨秀在北大，頗受我和孟和（陶孟和）影響，故不致十分左傾，離開北大後，漸漸脫離自由主義者的立場，更左傾了，實開後十餘年的政治與思想的分野。不管此話對錯，完全可看到胡適心靈的一片良善。
人只有在困境中才能看到真正的朋友，才能見到真正的博愛，慈悲，仁義。當年譚嗣同棄屍菜市口，三日無人敢收屍，是湘潭會館的一個老僕傭，為其收屍送回湖南。袁世凱的大公子克定，晚年潦倒，日本人高官厚祿利誘不受，寧忍清貧，而他的朋友張伯駒收留他，供奉十年，不取一文。胡適在陳身陷牢獄，孤立無助，伸出援手。這些才是大的人性，大的道德。
今天，胡適，陳獨秀都從歷史的塵埃中讓人重新拾起，抹去污泥濁水，人們又見到了他們耀眼的光芒。讓我們一起吟頌胡適那不朽的詩句吧。“山風吹散了窗紙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頭的人影。“
（二）君子坦蕩蕩—-胡適與周家兄弟
胡適，魯迅，周作人都是中國文化界的頂級人物，胡，魯應在最高級，周稍差些，他們都值得尊重，都是大師。可是他們每個人都有太多政治色彩，如魯迅，一度被推上神壇，雖不是一句頂一萬句，也是支言片語，就能致人死地，如一句“四條漢子”就讓四個步入老年的相識一死三殘。毛澤東御筆朱批“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焉然一位魯聖人。胡適在大陸曾被罵得豬狗不如，但在海峽那邊，可也是一尊巨神。老蔣親筆挽聯云，“新文化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新思想的師表。”而周作人更不必多說，一個漢奸的帽子，足以壓他半死。所以我來談這三個人，首先就是想先剝了他們的種種外衣，去除金粉黑漆，權當三個從青年相識的才子，最後都成大名的文人，一生的交情，恩怨，看看各自為人的特點而已。
胡適與魯迅和周作人的交往，始於1918年，他們同在北大，從相識到友好，是朋友。宣導新文化的過程中，他們很有共同語言，特別是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舊道德舊禮教，提倡科學與民主。他們密切配合，互相呼應。有時胡適首先發難，魯迅緊緊跟上，有時兩人同時從不同的角度和側面，對某一問題作深入的論述。胡像個帥，魯像個將，而周作人自嘲，敲敲邊鼓。三人應是關係不錯，但不知因背景不同，還是別的，魯迅對剛認識不久的胡，從頭就懷有戒心。他多年後說，大意是，辦新青年時，陳獨秀像個開著的房間，說內有武器，刀叉劍戟看得分明，胡適像個關著的門的房間，門上寫著內無武器，總讓人生疑。魯的話很奇怪，所有認識胡的人，幾乎都會誇胡的坦率性格，為什麽只有魯迅有此疑心。看來魯的防人之心不可無，比常人要強烈許多。
胡適對周家兄弟是真心喜歡，他一生可能說的最多的讚揚的話就是對周家兄弟。魯迅發表了《狂人日記》以後，胡適便給予熱烈的讚賞與高度的評價，稱譽魯迅是“白話文學運動的健將”。胡適在日記中還寫道：“周氏兄弟最可愛，他們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賞鑒力與創作力，而啟明的賞鑒力雖佳，創作較少。”胡適是最早認識魯迅小說價值的人之一。他對於魯迅前期雜文也表示了極大的讚賞。如對《隨感錄四十一》關於“學學大海”、“擺脫冷氣”、“有一分熱，發一分光”這段寓意深刻的話，胡適說，看了這段文字，感動得“一夜不能好好的睡，時時想到這段文章”。另外，胡適曾經曾經想做一部《中國小說史》，一直放在心裏，幾年後，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出版了，胡適對此不是心懷嫉妒，而是報以熱情的誇獎，認為“這是一部開山的創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斷制也甚嚴，可以替我們研究文學史的人節省無數精力”。
但是胡適對周家兄弟只落得個一往情深，1926年胡遭到周家兄弟的一次莫名其妙絕交。胡適與周家兄弟在辦《新青年》時，有過意見分歧，但只是很小的磨擦，沒什麽可結仇的事。1926年5月，魯迅、周作人和陳源（西瀅）在《晨報》發生激烈筆戰。當時徐志摩正主編該報副刊版，勸了幾次無效後，停登雙方文章。胡做為大家的朋友，出於好意給周家兄弟寫了封勸說信，言詞懇切，勸雙方停打此無意義筆仗。沒想到，周家兄弟從此與胡絕交。魯迅此後再沒和胡來往。周作人則於1929年主動與胡和好。胡適為此在回周作人的信裏對周家兄第寫了一段很有感情的話：“生平對於君家昆弟，只有最誠意的敬愛，種種疏遠和人事變遷，此意始終不減分毫。相去雖遠，相期至深。此次來書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願望，歡喜之至，至於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見信。”胡和周作人在疏遠了三年多，至此完全和好。過後不久，在周作人的囑託下，胡幫助他弟弟周建人在商務印書館找到工作。
魯迅不僅沒與胡適和好，從三十年代初，開始不時在文章中挖苦，漫駡胡適，以“正人君子”之名影射胡，極盡苛薄，恨毒之能事。例如，1931年魯迅在《知難行難》一文中寫道：“中國向來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楣的時候，總要和文人學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時候是“偃武修文”，粉飾粉飾；做倒楣的時候是又以為他們真有“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當“宣統皇帝”遜位遜到坐得無聊的時候，我們的胡適之博士曾經盡過這樣的任務。見過以後，也奇怪，人們不知怎的先向；他們怎樣的稱呼，博士曰：“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關於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召見胡適是1922年5月的一個趣聞，溥儀宮裏剛安電話，打著玩，打到胡適家召見胡適。胡適在1922年7月發表了《宣統與胡適》一文。其中說：“陽曆5月17日清室宣統皇帝打電話來邀我進宮去談談。當時約定了5月30日（陰曆端午前一日）去看他。30日上午，他派了一個太監來我家中接我。我們從神武門進宮，在養心殿見著清帝，我對他行了鞠躬禮，他請我坐，我就坐了……他稱我‘先生’，我稱他‘皇上’。我們談的大概都是文學的事……他說他很贊成白話，他做舊詩，近來也試試作新詩。”溥儀要見見胡適，胡適就去了。今天看來，這算不得什麼了不起的大事兒。而當時，卻沸沸揚揚，議論紛紛，有的說“胡適要做帝師”。害得胡後來解釋說：“這位17歲的少年，處的境地很寂寞的，很可憐的！他在寂寞中，想尋找一個比較也可稱得是一個少年人來談談，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事，不料中國人腦筋裏的帝王思想，還沒有洗刷乾淨，所以這樣本來很有人情味口的事，到了新聞記者的筆下，便成了一條怪異的新聞了。”沒想到這些無聊的無稽之談，成為魯迅攻擊胡的藉口。
此後，魯迅在多篇文章中，臭駡了胡適，尤其以一條不實新聞報導，說他為日本侵略者獻策。比如，以“何家幹”的筆名發表的《出賣靈魂的秘訣》，後來魯迅將其收入《偽自由書》一文中說：“胡適博士不愧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但是，從中國小百姓方面說來，這卻是出賣靈魂的唯一秘訣。”胡與魯迅是老朋友，互相有瞭解。能用這樣惡毒的話嗎？魯迅在提到胡適時，雖然直接的和尖銳的人身攻擊不多。但旁敲側擊、含沙射影和冷嘲熱諷，卻很多。而且，魯迅從未正面對胡適對新文化運動所作出的巨大貢獻、地位和作用，進行過肯定。
反之，對於魯迅，胡適始終保持著好意，有機會的時候，總要為魯迅說幾句公道話。1936年魯迅去世後，女作家蘇雪林寫長信給蔡元培、胡適，對魯迅進行了攻擊。當時的魯迅罵胡適盡人皆知，而胡適在回信中則盡力為魯迅辯護。胡適說：“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早年的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對魯迅的漫駡，在魯迅生前，胡適則一律採取“老僧不見不聞”的態度，從不公開應戰。魯死後，也從沒發過惡聲。讀過魯迅書的人，不免對其人產生敬意，也有人崇尚他的硬骨頭精神。但很多人喜歡魯的文章的人，同時表示，不敢交這樣的朋友。魯迅死前有一句著名的話：一個也不寬恕。但不知對胡適這樣，一直對他友好的人，是否領一絲情？
魯訊死後，胡一直和周作人保持友好關係。在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胡帶領北大師生南下，周留在北京。1938年，胡出任駐美大使途中，聽到周作人在日本統治下的北大出任校職，給周寫了一封意味深長的信，苦苦勸說老僧不要入世，淌日本人的水。但周作人不僅沒聽，反擔任了北平偽政府的教育總督辦，和文化委員會主任等偽職，淪為漢奸。抗戰勝利後，胡回到北大再次出任校長，而周則囚在了南京老虎橋監獄。在全國對漢奸一片喊打的情況下，胡適在極大壓力下幫了周作人一把。他用北京大學的名義給法庭出具了一份證明，說日偽期間北大校產未遭破壞，圖書設備還有增加。為此，胡在報上挨了不少罵，說他避護老友。而周在這份證明下，確有減輕量刑。周的心中是明白的。
1962年胡適在臺灣去世。周作人在極端困難條件下，寫了一篇回憶胡適的文章，這篇文章可稱得上是絕世的精品。當時，胡適在大陸已被批的臭不可聞，更是晚年回到臺灣而死，說他一句好話就會有不測之災。而周作人以文人的最高智慧，竟在大陸做出了懷念之文，真是奇蹟。他的文章對胡一句好話沒講，而是細數了由胡幫助出了幾本書，幾篇文，得了多少錢，分毛清楚。而且特別說起，拿某筆錢，買了墳地，埋了母親，女兒，至今念念不忘。這可能是胡適死後，大陸僅有的一篇紀念文章。看著周作人隱諱的文字，深藏的苦心，我幾乎潸然淚下。他什麽都明白，什麽都記得。他無話能說，無話敢說。所以我覺得，周家兄弟還是有一個對得住胡適的，儘管他生前沒聽到。
朱學勤有一段話，我很喜歡，將它做個結尾。“胡適始終以一種從容的態度批評著那個時代，不過火，不油滑，不表現，不世故。仔細想想，這樣一個平和的態度，竟能在那樣污濁的世界裏堅持了６０年，不是聖人，也是奇蹟。胡適的性格，與這一性格生存的６０年環境放在一起，才會使人發現，也是一件值得驚訝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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