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5日訊】廣州有許多大院，是黨政軍機關團體集中辦公和家屬住宿的地方。
光孝寺大院是其中一個相當有名的文化藝術大院。從中山六路向北枴，進入光孝路，走到盡頭，黃瓦紅簷的大門樓上，有佛教政治領袖趙樸初居士的題匾：光孝寺。大門一側，還掛著一塊木牌子，上書『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字樣。毫無疑問，大大院因此身價百倍，名聲遠揚。
一九五○年三月，華南人民文學藝術學院開辦，我作為戲劇系的一名學生，第一次住進了光孝寺。一九五四年，省文化局正式成立，我作為一名幹部再次住進了光孝寺。不久，華南歌舞團搬了進來，與我相戀數年的舞蹈演員余健，也隨團住進了大院。接著，廣州樂團成立，整個大院從此鼓樂喧天。
雖然經歷了肅反、反右、和經濟生活困難時期，大院裡的生活色彩未免有些單調，但但大院裡的藝術家和家屬上千人，基本的生活形態沒有改變。該唱的唱，該跳的跳，該吃的吃，該拉的拉，該結婚生子的也照樣結婚生子。到了一九六六年，大概受到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啟發，正式掛牌成立了廣東歌舞劇院。省文化局派了一名處長海風來當院長，又『學習解放軍』派來一名穿軍裝的政委符行之，歌舞劇院的業務規劃千頭萬緒，還來不及理出一個線索，文化大革命就以排山倒海之勢，披頭蓋臉直壓了過來。
海風被任命為院長，不是沒有來由的。抗日戰爭時期，他是第七戰區長官張發奎轄下一支抗敵演劇隊（簡稱第七隊）隊員，解放戰爭時期，是華南文工團一名得力的骨幹，省文化局成立後，曾擔任社會文化處處長、文化局黨支部書記。省委第一書記陶鑄決定，將北京紅極一時的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照搬過來，在廣州上演。全省黨、政、軍、工、商、學，要人出人，要物給物，掀起了一陣為《東方紅》添紅的熱潮。一千多名專業、業餘歌、舞、劇演員同台演出，場景、服裝、道具、燈光、音響、效果，互相配合，分秒不差。這樣一場史無前例的 大型歌舞劇演出，擔任舞台藝術監督的就是海風。
廣東歌舞劇院成立，我即被指定為唯一的一名文學編劇。這當然也不是沒有緣由的。一九六二年初，我寫了一篇短文《盼歌劇》，投寄給羊城晚報文藝版，沒想到很快就在頭版頭條登了出來，並引起廣州文化界的注意。這一年春末，全國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假廣州越秀賓館召開，田漢、曹禺、老舍以及各省戲劇界名家都出席了座談會。陳毅元帥（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應周恩來總理約請，在座談會上作了長篇演講，開宗明義地說：過去幾年，經濟生活困難，沒有豬肉吃，中國的知識分子還是跟着共產黨走。但我們的許多同志，還是稱呼他們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未免叫人心寒。今天，我在這裡宣佈，為知識分子舉行脫帽典禮，脫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我們大家都要尊重知識，知識分子是國家的可貴財寶，應當稱呼他們為勞動知識分子，或無產階級知識分子。這不光是我個人的意見，至少是周總理同意批准的，我才敢於在這裡大聲疾呼：尊重知識分子的勞動。
我參加了這次座談會，見到許多戲劇界名家，聽了陳毅元帥的演講，很受鼓舞。年底，我寫完了一部歌劇文學台本《海柳》，並由省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接著，花了大半年時間，日夜趕工，終於在七月完成最後一次彩排。按照我的如意算盤，《海柳》正式公演的同時，歌劇團正式掛牌成立。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全體演員、樂隊、導演，還有我這個始作俑者，奉命參加省委書記趙紫陽為團長的『四清』工作團，急如星火地到揭陽縣搞四清運動去了。
歌舞劇院成立了，多年來的願望——不敢奢望『安居』，至少可以『樂業』——安安靜靜的從事我的歌劇寫作，可以實現了。不料一場病，把我折磨得分不清東西南北。好不容易出得醫院回到家，大院裡到處糊滿了大字報，一些本來就破舊不堪的牆壁，全都刷上黃色石灰水，再寫上紅色的『最高指示』。該唱的不唱了，該跳的也不跳了，孩子們也不上學了，家屬們一早忙於上市場排長龍，爭先恐後用當月的肉票買得二兩肉，又急急忙忙奔到菜攤佔個位置，等到青菜進場，連擠帶搶，買得兩斤蔬菜，趕回大院就快到做午飯的時間了。
我按照大黎的預約，每天上午九點半動身，慢慢走進理療室去做推拿。醫院同樣是亂哄哄的，我和大黎也只談些有關治病的事，偶爾也談些社會傳聞。大黎告訴我，醫院的領導讓外面學校的紅衛兵『衝』得招架不住，就將全院的工人和出身貧苦的醫務人員組織起來，上『紅衛兵』袖章，擋在大門口，專門與外來的紅衛兵辯論。
她說，有一次，幾名穿軍裝的紅衛兵在門口硬要闖進來，本醫院的紅衛兵人多，排起人牆，不讓進，雙方就爭吵起來。外來紅衛兵一個領頭的，說著一口北京腔，指著我們醫院一位戴眼鏡的李醫生，大聲喝問：『報你的階級出身﹗』李醫生是中山醫科大學的高材生，早就防著這一手，從容不迫地用廣東腔說：『我是響噹噹的工人階級﹗我還可以告訴你，知道省港大罷工嗎？我就是當年大罷工工人的後代﹗』接著，李醫生又反問那個頭頭：『你是甚麼階級出身？』
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還有甚麼階級可以壓得住它。紅衛兵頭頭沒想到這一著，正支吾間，李醫生故意耍他：『不敢說，肯定是個狗崽子﹗』
紅衛兵頭頭急了：『不不不……我，我是三代革命幹部﹗』
李醫生一聽就樂了：『既然是三代革命幹部，就有必要作點階級分析。你這一代當紅衛兵，是學生，還不是革命幹部。你老子這一代，當上革命幹部，肯定是扛過槍，渡過江，跟隨毛主席打江山。你爺爺這一代，又跟着誰鬧革命呢？是義和團，還是太平天國？再有你爺爺的爺爺那一代，大概是跟着李闖王鬧革命了……哎，不要跑呀﹗』
我在光孝寺大院，也聽說過北京文藝界的一些傳聞。說是相聲大師侯寶林，讓紅衛兵揪鬥時，出了不少洋相。紅衛兵喝問：『侯寶林，你是不是反動權威？』
侯寶林拿他說相聲的腔調回答：『報告革命小將，我侯某人反不反動不敢說，權威肯定不是我。』
紅衛兵問：『為甚麼權威不是你？』
侯寶林說：『不敢欺騙革命小將，要說說相聲，那是我的本行，要說當官，連個廁所所長都沒幹過。沒當過官，手裡自然無權，無權，還能有甚麼威風？』
紅衛兵喊口號：『打倒反動權威侯寶林﹗』
侯寶林忙說：『不用打，我自動自覺倒下。』說著就地躺下。
紅衛兵又喊：『給他戴上高帽﹗』
侯寶林立即從口袋裡掏出一頂小紙帽，一邊往自己頭上扣，一邊說：『我自備有帽子。』紅衛兵又叫：『帽子太小﹗』
侯寶林把紙帽一拉，足有三尺高，說：『夠不夠高？不夠可以再拉。』
侯寶林不愧為相聲大師，批鬥會變成相聲表演，逗得革命小將們哈哈大笑。
傳聞歸傳聞，笑話歸笑話。光孝寺大院裡的大辯論，迅速地從大字報轉向面對面的鬥爭，首當其衝的是歌舞團團長、全國聞名的舞蹈家梁倫。
鬥爭大會在大殿裡舉行，四週的牆上糊著大標語，無非是『打倒反動權威』之類的字樣。梁倫提著一隻塑膠手袋，裡面裝著一些紙張，大概是自己寫的『檢查材料』，被四名舞蹈隊的紅衛兵押到批鬥會場時，低著頭，臉色慘白。幾名舞蹈演員輪流上台宣讀批判材料，每人的發言都不超過二十分鐘，千篇一律地從『最高指示』開始，中間還加插兩三段『語錄』，最後是高呼『打倒』和『萬歲，萬萬歲』等口號。
批鬥會結束時，紅衛兵對梁倫大喝一聲『滾﹗』全場齊呼『打倒』口號。大概受到口號的刺激，四名紅衛兵中那位姓牛的，忽然在後面踹了梁倫一腳，並大喝一聲『爬著滾回去﹗』看來這一腳踹得很重，梁倫撲倒在地，半天爬不起來。姓牛的一把抓住梁倫的衣領，提將起來，罵道：『還耍死狗﹗』梁倫臉色死灰，把手袋用牙齒咬住，雙手觸地，移動雙膝，一步一步爬出會場。
我看著梁倫爬著離開會場的身影，一時感慨萬端。
在這座大院裡，每次政治運動都發生過一些過火的行為，例如不實的指控，粗暴的辱罵，逼得有人上吊，有人跳樓。但是，公然使用暴力，公開逼著學狗爬，這還是第一次。我暗暗擔心，運動剛開始，就搞暴力鬥爭，紅衛兵小報上登出揪鬥彭、羅、陸、楊的現場照片，有的被掛牌揪頭髮，有的『噴氣式』，參謀總長羅瑞卿大將，跳樓跌斷了腿，被放在籮筐裡抬進批鬥會場。光是這種鬥爭方式，我就無法理解。將來如何善後，無法猜測。
梁倫是華南歌舞團團長、廣東舞蹈家協會主席。還在解放初期，就曾與他的妻子陳蘊儀共同創作並演出大型活報舞劇《乘風破浪，解放海南》，表現解放軍渡海作戰，解放海南島的英勇事跡。接著，受中央文化部委託，組織了一台特具南方色彩的歌舞節目，奉命赴大連慰勞蘇聯佔駐東北的紅軍。一年後，又以一台富有廣東民間情調的音樂舞蹈節目，遠赴蘇聯莫斯科，參加世界青年聯歡節。這個時期，梁倫的藝術創造力十分旺盛，歌舞團也生氣蓬勃。在這樣的基礎上，梁倫籌劃著他更高的藝術追求。一九六○年，一台取材民間故事的大型舞劇《牛郎織女》，在廣州中山紀念堂公演，不料各界反映平平。尤其是來自領導方面的壓力，認為必須提高階級路線覺悟，緊跟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文藝路線，切實反映社會主義現實生活，為政治服務。任何偏離工農兵文藝方向的藝術思想和行為，都必須批判糾正過來。
我是歌舞團唯一的文學寫作員，多少了解梁倫的一些苦惱。他不是不願意去表現工農兵的英雄人物，而是找不到合適的藝術形式。例如，廣州製藥廠年輕女工向秀麗，不慎打破一瓶酒精，引起一場火災。向秀麗企圖用身體擋住地面上擴大延燒的酒精，結果燒傷致死。這個事件一經報紙報導，再經文章、詩詞、歌曲渲染，迅速掀起一個『學習向秀麗英雄品質』的熱潮。梁倫感受到很大壓力，常常感嘆道：如何找到表現英雄的舞蹈語言？後來，災難性的事故不斷發生，英雄烈士烈女也隨報章渲染而層出不窮，終於造成一個『事故與英雄並生』的時代。雷鋒、歐陽海等英雄人物的出現，既非偶然，也非必然，完全是政治需要的產物。不可否認，廣州青年詩人李士非的敘事詩《向秀麗》，廣州部隊青年作家金敬邁的長篇小說《歐陽海之歌》，應運而生，一時洛陽紙貴。
我內心深處完全理解梁倫的苦惱，但從政治態度上，又不能不批評他『資產階級文藝思想』。至於現在用這種暴力方式揪鬥『反動權威』，我有一種本能的反感。
一九六七年一月，在毛主席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指揮下，颳起一場駭人聽聞的『奪權』風暴。上海的造反派首創暴力奪權先例，接著各省造反派紛紛起來奪了共產黨各省省委的大權，黨組織癱瘓，全國陷入無政府狀態。
在光孝寺大院內，奪權鬥爭是凌晨一點鐘開始的。
我的家在大院東操場辦公室後面小巷裡，一間只有二十平方公尺的小平房，用厚紙版隔開兩半，裡間是兒子、女兒和保姆三人居住，一窗一門一盞六十瓦電燈，白天固然昏暗，常要開燈。我和妻子住外間，一床一辦公桌，再無其它家具。四個大窗戶，本來都有很好的鐵條攔柵，大躍進時拆去煉鋼了。我住進來後釘死了一個窗戶，改成書架，堆滿了書籍，其餘三個窗戶掛上一半布簾子，就算與外界隔開，自成一統。我的住房前後別無人家，臨小巷與『書架』並排的那扇窗戶，與辦公室的大窗戶相隔不到一公尺。我在家裡養病，辦公室人員的談話，經常強迫性地闖入我的耳鼓。倒是夜晚就顯得特別安靜，一些要好的朋友，也喜歡在晚飯後前來聊天，有時一聊就聊到半夜。我雖然從上海定製了一條九寸寬的腰帶，平常紮緊了可以保護腰部，但仍然不能久立久坐。朋友夜裡來聊天，我只好半躺在床上，妻子在打點兒女睡覺以後，常常坐在床沿上聽我和朋友閑聊，很少插嘴。
這天晚上，來了一位不速之客，是樂隊首席嗩吶手老張。他將廣東嗩吶加以改良，大、小嗩吶，都能吹得出神入化，尤其是一曲潮州音樂《拋網捕魚》，小嗩吶吹到北京，吹到莫斯科，簡直吹神了。加上他早年在南洋參加過馬共的武裝鬥爭，現在雖不是黨員，大家都很敬重他。我和老張是羽毛球發燒友，平常卻很少在一起聊天。今晚老張登門，一聊就聊到十二點多，還沒有要走的意思。我心裡想，可能要發生甚麼不尋常的事。
果然，不久外面就有人走動，東操場上人聲嘈雜，接著辦公室大門被打開，日光燈下，一群人擁了進來。聽得一個男高音提高嗓門，唱歌一般地唸著一篇簡短的聲明，語調充滿濃烈的火藥味。緊跟着是情緒激昂的口號聲：『打倒走資派海風﹗』『打倒走資派符行之﹗』『造反有理﹗』『奪權勝利﹗』『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老張站起來說：『完了。你也應當休息了。』說完告辭而去。我看看錶，正好一時三十分。
我正要熄燈睡覺，西邊大殿大屋頂上早已架設好的高音喇叭，在一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之後，還是剛才那位男高音，鏗鏘有力地播出那篇『奪權聲明』。最後，是大合唱《國際歌》。
我哪裡還能入睡。《國際歌》少說我也唱了十多年，有人說，中國人唱起《國際歌》，似乎比外國人要悲涼幾分。我沒有比較過，不敢妄下斷語。但最後一句歌詞：『英特那雄耐特一定要實現』，我太笨，一直弄不清楚是甚麼意思。直到現在，到底『一定要實現』甚麼，依然糊裡糊塗。馬、恩、列、史、毛、鄧，都已作古，看來再也無人能夠解答了。
3/19/03(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