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7日訊】１９９９年是胡耀邦逝世十周年，北京的那個春天是一個非常敏感而沉重的季節。１９９９年３月６日，我與企業家步鑫生先生一起到北京會計司胡同胡耀邦家中探望，以便到胡耀邦靈堂表達紀念之情。步鑫生先生是中國企業改革的先驅者之一，他的改革事業曾得到胡耀邦的支持，因此他與胡耀邦的夫人李昭也比較熟悉。而我１９９７年以後經常在國內的《經濟學消息報》上撰寫經濟評論，因此結識了胡德平（胡耀邦的兒子）在北大的一位同學，並因此與胡德平有一些交往，偶爾會互相交換一下關於民營經濟的看法。那時胡德平是全國工商聯的領導人之一。同行的還有另外一位企業家，他是一位對文化事業有著可貴敏感的人，也是我中學的同學。另外一位是新華社的老記者，他是步鑫生的老朋友。
我們一行四人是從北戴河出發的，我們的車子在抵達會計司胡同口的時候，被員警攔住了。盡管這種情況是“意料之中”的，但我們還是有些不滿。步鑫生先生是一為很有幽默感、性格倔強的老人，他下車質問員警為什麼擋住我們。員警說外地的車子要查“進京證”。步鑫生先生馬上說，毛澤東當年進北京有進京證嗎？這一反問把我們大家連同員警都搞樂了。司機還是盡快出具了“進京證”，員警也找不到別的什麼理由，於是我們被放行了。顯然，他們僅僅是“核實”一下我們的的真實身份而已，他們在步鑫生與李昭的通話中早已經知道我們是誰，已經“恭候”我們多時了。
警衛通報後，我們被讓進會客廳，李昭夫人親自接待了我們。李昭夫人已經滿頭白髮，但腳步還是很穩健，頭腦也特別清晰。她與步鑫生先生回憶了一些往事，我們在旁邊靜靜地聽著，很少說話。在會談結束的時候，我問了李昭夫人一個問題：“聽說您正在編輯《胡耀邦文集》，請問進展情況怎麼樣？”前些時候，我在一些老先生那裡聽到了這件事情，聽說江澤民反對這個計劃。李昭夫人嘆了一口氣說：很難，很難啊。那種神情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這一聲嘆息可能是黨文化中最後倖存的“良心自由”的表達方式。後來一些老人跟我談起過周恩來和胡耀邦這一聲嘆息的時候，我總能想起李昭那種黯然神傷的表情。前新華社副社長李普先生曾談起一件往事，他有一次與鄧穎超談起“總理文集”之類的事情，鄧穎超很嚴肅地嘆息一聲，總理不能有“思想”啊……。前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先生則談到在北戴河他與胡耀邦的一次會談，當時他建議胡耀邦與鄧小平深入討論一次，那時候胡耀邦已經下臺。結果胡耀邦也是一聲嘆息：很難，很難啊……。也許從非常廣泛的意義上，我們能多少理解中國政治開放的艱難，一種有形和無形的力量，把任何一點文明要求和人性意識都窒息在無動於衷之中了。這些嘆息都說明瞭一個問題，在黨文化內部的任何改革都是不可能的。
會談結束後我們進入胡耀邦的靈堂。這是一個大約３０多平方米的房間，地上已經擺滿了鮮花，胡耀邦的遺像掛在牆的正面。我們獻花後在胡耀邦的遺像前肅立默哀。當我第一眼看見胡耀邦遺像的時候，還是想了很多。這個人已經離開了，他曾是中國最高的領導人，而他的去世不僅與中國的命運連在一起，也改變了我自己的個人命運。由於他，我的一生都改變了。我在想，我這平凡普通的農家之子，與這位革命家或改革家之間，是靠什麼東西聯繫在一起的呢？我個人對胡耀邦的敬重主要來自兩方面的理由，第一，他是一個政治開明的領導人。第二，他的思想和生活方式與與江澤民主義形成鮮明對比──他基本上是一位缺乏權術意識的領導人，一個把“講政治”視為專制惡習並身體力行地踐行文明規則的人。後面這一點是我最為看重的。我以為，這種精神代表了中國政治和中國文化的一種出路，而我對任何“講政治”不講真理，講利害不講是非，以上下專營，左右逢源、你死我活為智慧的“中國文化”深惡痛絕。我深深地鞠躬，為這種精神的殉難默哀，也向被災民理性扼殺的“胡耀邦精神”表達敬意。
對於胡耀邦這種作風，一些朋友善意地批評他沒有江澤民那樣拉幫結派鞏固權力，對壞人也沒有警惕意識。甚至說胡耀邦有赤子之心，但政治上不成熟。我反對這種說法，我以為這恰恰是胡耀邦最可寶貴的精神，而“政治成熟”，則說明著中國政治的全部黑暗和罪惡。有一位老人曾跟我談起胡喬木與胡耀邦之間的一些交往。眾所周知，除了軍事老人的頑固不化，胡喬木是從毛澤東主義的立場上反對胡耀邦的人。但是胡喬木曾有一些揭發鄧小平的檔送在胡耀邦手裡，因此有朋友抱怨胡耀邦沒有把這些證據保留下來，反而以德報怨，為胡喬木說了很多好話。我顯然不贊同這種抱怨，我為胡耀邦的光明磊落所感動。據說胡耀邦當時就善意地批評這位朋友，說你怎麼那麼多小聰明呀。胡耀邦確實是可敬的。因此在我聽說胡耀邦的朋友對趙紫陽有些意見的時候，我也曾和一些朋友說過這樣的話：按胡耀邦的胸懷和性情，如果他活著，即使那些指責是真實的，他也一定帶著理解的態度原諒的。
正是基於對“胡耀邦精神”的尊重，這種尊重在更大的背景上是對江澤民主義的深惡痛絕，我隨後幫助一位朋友把他的大作《我的精神導師胡耀邦伯伯》推薦給《南方週末》，而《南方週末》經過努力終於把這篇文章發表了。那位可敬的編輯後被整肅離開了《南方週末》。這篇文章主要內容就是突現胡耀邦這種政治作風，並與現實的政治黑暗形成鮮明對比。文章也披露了胡耀邦下臺的真實背景，是他“支持”鄧小平下臺，結果反遭鄧的嫉恨。當然，這部分內容最後被刪節掉了。與此相關，我在廣州另外一份著名的雜誌上發表了我與步鑫生的對話，那篇文章毫不保留地讚揚了“胡耀邦精神”對中國政治文化巨大的解構價值。我不久被迫失去了在這家雜誌的兼職工作。
我們最後與李昭夫人握手告別。當我們離開會計司胡同的時候，再一次被員警盤問，但很快就讓我們通過了。北京的春天還沒有來臨，路邊光禿禿的樹木陪伴著我們的沉默。汽車穿越長安街和天安門廣場的時候，我才意識到自從１９８９年，我幾乎再也沒涉足那裡。整整十年了，那麼多眼淚和鮮血匯聚在這裡，現在卻仿佛什麼都沒發生過。江澤民在驚恐中在那裡委派了大量的員警，隨後發生的使館事件則使十周周年紀念煙消雲散……而現在，六四已經快十六周年了。一個容忍如此重大慘案達到十六年之久的民族，無論如何不可能是一個優秀的民族。我不能指責別人，我是廣場悲劇的親歷者，而今我流離海外，首先感到羞恥是我自己而已。
不知道是因為造訪會計司胡同，還是因為１９９９年４月２日我在北京主持的一次討論會（那次會議因李慎之、李銳等人參加而吸引了員警），或者因為六四十周年，我從１９９９年春天開始被有關當局“重視”，於是離開了企業界，開始在網絡上創辦“不寐之夜”，並回到北京發起“新語文運動”。在１９９９年以來這６年的時間裡，我常常會想起兩位白髮蒼蒼的老人，一位是李昭，一位是丁子霖。一位是妻子，一位是母親。北京城因為這兩位女性的嘆息而被置於被告席上，無論它如何打扮自己，也無法免除罪惡。在胡耀邦和蔣潔廉先後離世１６年後的今天，讓我們永遠記住場悲劇，記住那場悲劇給母親和妻子所帶來的悲傷與絕望；記住我們都生活在這悲劇之中，因此任何洋洋得意和互相行兇都是可恥的。
２００５年４月９日星期六
──轉載自《民主中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