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7日訊】共產邪党的愚民政策，以“民眾愚昧”的邪論為基礎，以強制性地愚弄民眾的手段為主體，以達到民眾愚鈍從而維持其專制獨裁統治為目的。隨著時代的發展，人類社會的進步,共產邪教的愚民政策不但沒有收斂，而且是變本加厲地逐步升級，特別是到邪惡政權建立40周年的1989年6.4 ，鎮壓學生的民主運動，直到50周年的1999年7.20迫害法輪功，已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逆天理反宇宙，人神共憤，即將遭到天誅地滅。本文揭示共產邪教的愚民政策，使人們多角度地看穿邪党的各种流氓本性，理清被邪党愚弄糊涂了的問題，早日從思想上与其絕裂。
共產邪党為什么要施用愚民政策呢？其依据是中國“民眾愚昧”的邪論。
共產邪党打著“人民當家作主”的幌子，什么人民共和國、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廣播電台等等等等。哪里讓人民當家作主了？哪里是為人民辦事了？就連全國人大、政協，都必須言听計從邪党專制獨裁統治的，人們公認為：是“小媳婦”、是“花瓶”、是“橡皮圖章”。什么“普選”？“等額選舉”、“差額選舉”，都內定好了還選個啥？！大多數人都沒參加過基層選舉，參選人數不夠咋辦呢？有的是一個人代替几個人選舉，最基層的選舉自發地也以“代表”形式走過場，多么有諷刺意味的“代表制”。再向上則是名正言順的一層一層地“代表”，這些“代表”都認為所有的選舉也只是走走形式，當然越往上去的“代表”越有頭銜 ，基本上都是行政官員，不敢違背上邊的意圖選。否則便會丟了烏紗帽，甚至于寫提案都得看上邊的臉色。哪里還有敢直言上奏、為民請命者？！
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為什么不敢搞人民的直接選舉呢？為什么不敢讓人民暢所欲言的發表意見呢？為什么不敢搞新聞自由、輿論監督呢？為什么全世界許多國家，甚至弱小國家都能做到，而洋洋中華大國卻做不到？“人民當家作主”、“人民民主”，不是自欺欺人的空話嗎？邪党一貫認為中國民眾愚昧。說什么“中國的小資產階級象汪洋大海，都帶著自己頑固的私利，若搞新聞自由、輿論監督，則會出現千奇百怪的論調。” 江氏在接受CBS記者華萊士采訪時，對“中國為何依然沒有實現普選”的問題，做了這樣的回答：“中國人素質差”。中華民族有悠久的歷史，有五千年的燦爛文化，我國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怎么到了今天，在邪党的領導下也都快60周年了，人類的歷史已經跨入了21世紀，怎么反倒“中國人素質差”了呢？！真不知待到何年何月才能提高上來？！
一旦談及這類問題時，什么“中國人民的智慧、中國人民的偉大、中華民族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豪言壯語，都不翼而飛了，這便是“党文化”的“辯證法”、共產邪教的詭辯術——什么問題上說什么話。
香港回歸后，人民要直接選舉，邪党就是不批准，說什么“香港現在還不据備直接選舉的條件。”在其邪党的羽翼下，港民的素質也差了？！試問：假如台灣回歸了，台胞再也不能直接選舉了，也得搞層層“代表制”嗎？！既然回歸了為什么還要搞“一國兩制”呢？為什么不能象德國一樣的統一？就是因為港澳同胞和全世界人民都討厭邪党的專制獨裁制度。既然實行了“一國兩制”，為什么不讓港人治港呢？說到底還是想搞邪党專制的“一國一制”。現在港、澳、台修煉法輪大法的人越來越多，台灣由几百人已發展到50多万人，這是邪党的又一大心病。于是，在香港“23條立法”的時候，策划加進了主要針對法輪功的條文，規定“香港不需要調查隨時可以取締在大陸內任何以國家安全為由被取締的團體”等，結果遭到了大多數港人的反對，2003年“ 7.1” 50万人上街大游行，2004年又是53万人大游行。“ 7.1”本應是香港回歸的歡慶日子，可是港人不能容忍把“一國兩制”改成“一國一制”得做法啊！這是國際社會和台灣同胞也不能答應的。
愚弄民眾的目的，是使之愚鈍從而維持其專制獨裁的統治。
通過“假惡斗”的方式，制造“紅色恐怖”；用封閉的“一言堂”宣傳，迷惑民眾。使被愚弄的民眾愚鈍到這樣的程度：“革命者是一塊磚，東南西北任党搬”、“做党的永不生鏽的螺絲釘”、“做党的馴服工具”、“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艱苦哪安家”、“听党的話，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無條件地“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党的面前必須徹底舍棄自我，失去了正常的理智和思維，喪失了獨立的人格、獨立的思考，只是盲目地听從，党說誰對誰就對，党說誰坏誰就坏；党做的總是對的，鎮壓誰都是有理的。根本不去、也不會質疑邪党，
人的基本是非善惡標准被顛倒了，人的良知都扭曲了。 很多人都變成了“軸承脖子、彈簧腰、頭上插個風向標”。有個党的干部，緊跟上司溜須拍馬，上司下鄉時，他為了迎合上司愛吃豬肝的習慣，讓基層干部現買豬殺，取新鮮的肝來溜肝尖；文革時他怕當保皇派，帶頭批判上司——“當權派”。說：“他做官當老爺，下鄉時刁難人，讓我找農村干部現買豬殺。”為了表明自己是左派，還動手打了“當權派”兩個耳光子；后來“當權派”解放了，“三結合”到革委會，他又上台哭哭啼啼地說：“自己是上了‘四人幫’的當！”党文化的毒害使人丟棄了天理、良心、人性，從根本上背离了人類文明。
在邪党的愚民政策中，党的文化成年累月天天地講，确實迷住了很多人的心竅，變异了人的觀念，很多被愚弄糊涂了的問題必須理清。僅舉几例說明一下。
說“沒有共產党就沒有中國，邪党政權解體會使天下大亂”、“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講世界上還有2/3的人民受著剝削、壓迫,我們要解放全人類。其實人家過得不知比我們強多少倍。當初的共產邪党陣營國家都比較貧窮落后，為什么解體共產邪党后都很快富起來了？邪党垮了，國家還是國家。一個沒人推行“假惡斗”的民族，老百姓日子只能過得更好。不要說西方發達國家，就是亞洲四小龍的韓國、新加坡、台灣、香港，再過几十年我們都赶不上。南北朝鮮都沒有法比較。
說“經濟成就很大。”其實据有關統計，清朝乾隆時期，中國國民生產總值（GDP）占全世界的51%；孫中山創建民國初年占27%；邪党建政時，中國的GDP占全世界的5.7%；而到2003年，僅占全世界的2.1%。拋棄了共產統治體的俄羅斯，在經歷了短暫的陣痛后，已開始走上了快速發展道路，2003年，俄羅斯的GDP合人均3200美元，中國的GDP合人均是1000美元，連俄羅斯人民的1/3都不到。
說“改革開放，老百姓的日子比以前好多了”。什么是改革開放？就是邪党緊箍得人民太貧窮了，社會邪惡主義行不通了，才用資本主義制度來拯救，搞點市場經濟。美其名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老百姓說：“折折騰騰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所謂的“特區”，就是更開放一些，資本主義的東西更多一些，經濟發展就會更快一些。實踐證明只有完全開放，拋棄社會邪惡主義，真正地實行民主，人民才會更加富裕起來。然而在邪党專制獨裁的統治下，就不會完全開放，老百姓就不會有好日子過。國有資產流失，耕地圈占撂荒，各級財政債台高筑。股市、樓市人為操作，銀行坏賬百孔千瘡，監獄里關著無數良心犯。中共建政50年，憲法仍是一紙騙人的遮羞布，現在還在搞“假惡斗”，中華民族能得好嗎？
說“共產党養了中國人，工作是共產党給的，工資是共產党發的。”在國外，要說政府養活了老百姓，人們會笑話。共產邪党哪里來的錢？都是老百姓的血汗，民眾交稅養著政府官員，而中國的老百姓還多養活了一套寄生虫，和發達國家比從中央到地方整個多養了一套邪党的人馬，而且是一群貪官污吏。据統計，近年來有不下四千名卷款外逃的党、政干部，偷盜的國家公款高達數百億美元。
說“馬克思主義是‘放置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馬克思的共產邪惡主義基礎理論之一，是說資本家剝削工人的勞動剩余价值才發財的，而在當今中國大陸工人最廉价、勞動的剩余价值最多，不然怎么能請進海外資本家來辦厂呢？豈不是社會邪惡主義國家的剝削 ，比資本主義國家還嚴重嗎？！中國大陸偷渡到韓國打工的人，月收入可達到7000——10000元人民幣。其實就連中共的高層也沒人真信共產邪惡主義了，只不過拿這些歪理邪說來愚弄老百姓罷了。實踐證明馬克思邪惡主義，放置哪里哪儿倒台。
說“共產党講唯物主義，講科學發展觀，信神就是封建迷信、愚昧無知。”邪党的邪說，人們信神是因為生產力、科學不發達。可事實是：其一，西方國家生產力、科學很發達了，而絕大多數人都信仰神。美國“讀者文摘”，2005年2月24日公布，該雜志社日前對歐洲14個國家的人進行了一次社會調查，結果證實71%的歐洲人相信上帝的存在。据美國2001年統計數据，在2億8百万成年美國人中，有宗教信仰的占80.4%。其二，有不少著名科學家恰恰是神的忠實信徒，如牛頓、愛因斯坦。一些打著科學幌子的政客，遠沒有達到牛頓、愛因斯坦對科學的認識高度, 怎么能說他們是迷信？其三，中國古人信仰神，并沒影響中國文明長期領先于世界。很多文化名人都与佛道結下不解之緣，如老子、陶淵明、李白、蘇軾、吳承恩、曹雪芹等。
在人類歷史長河中，中華民族文化是集釋道儒的半神文化，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有這個心法約束，使道德維持在相當的水平上，促進了社會的穩定、和諧。而邪党破除了人對神的信仰，迷惑了人的思想，最大的惡果就是毀坏人的道德。今天的中國法律制定得越來越全了，可是做人的根本迷失了，不講天理、良心、道德，什么坏事都干得出來。近年來毒米、毒油、毒茶、毒酒事件不斷地出現，華夏的古訓：“再缺德也不能下毒”，早已被人遺忘了。害死嬰儿的“毒奶粉”事件，更表明中國社會最嚴重的道德危机。世風日下，臟官橫行，娼妓遍地，賭博成風，盜竊成災，吸毒的猛增，黑社會猖獗，假貨充斥市場，環境污染嚴重，犯罪率不斷上升，哪儿還有一點神州大地禮儀之邦的遺風。
漢朝大思想家董仲舒，是廢黜百家獨尊儒術。而邪党是廢棄所有佛道儒和一切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說“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反過來搞自我尊崇，以其党魁獨霸一切，比皇帝還皇帝。皇帝還得敬天拜地稱為天之子，而党魁自命無法無天。
“有神論”与“無神論”本來是一种學術上的研討；相不相信有神是人的不同信仰，是做人的基本權利。邪党卻把“無神論”變為一种統治人民、打擊不同信仰的政治工具，變成了殘酷的殺人凶器。關于宇宙天體的變化、科學的新發現、預言的解析、神奇的特异現象，很多人根本還不知道，而越有知識的人越相信宇宙中有高級生命——神的存在。邪党明里講“無神論”，暗地里很多掌大權的高層人士、遇事都是請一些道士、和尚給自己看；高層有些人為了顯示虔誠，利用權力壟斷每年的敬第一柱香、敲第一聲鐘，都是想保平安或升遷；也有些高層人士，偷偷效仿江元凶到九華山去燒香拜佛。不叫老百姓信，其實自己信得很。
說“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地位高、日子過得安生。”其實，被邪靈附體了的共產邪党，專講“与人斗其樂無窮”、“繼續革命”。邪党革命革了誰的命？各個階級、各個階層、各种群體都整治遍了。在惡党的統治下，非正常死亡人數達到八千万，比一、二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還要多。對地主富農，抗日戰爭時期也是統戰對象，實行減租減息，土改時則打倒；對民族資產階級，新民主義革命時期也是團結對象，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時期則成了革命對象；知識分子被認為是小資產階級，不斷地“思想改造”，“文革中的“牛棚”是專門用來強制改造 “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牛鬼蛇神”的，“臭老九”必須走“五七道路”，以至到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收入高。
對農民也整治夠嗆，邪党建政后，農民剛剛休養生息，便開始了“農業合作化”，強制性搞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農民每戶只剩下一小塊自留地，大躍進、“公社化”、大食堂，折騰成三年大災荒 。邪党口里喊著“消滅城鄉差別”，實際卻搞了兩种戶籍制度。2億農民生活在貧困線以下，5億農民生病沒錢看，沒錢送子女上學，有2億農民成了文盲。每次提高農產品收購价格，好象似給了農民點甜頭，可同時又給机關、企事業的人長了工資，都買了好，卻不知又形成了新的一輪漲价風，吃苦頭的還是農民，物价上漲平均已達到改革前的十几倍；對工人也沒有偏愛，曾經20年不給長工資，20多年施行票證制度，糧、油、肉、蛋、魚、布、線、糖、菜，甚至于火柴都要票。改革開放了，2千万工人失業，美其名曰：“下崗、待業”。
中國大陸的人已經摸到了各种運動的規律，每一次整的都是一部分群體，要站得遠一點，千万別受到株連。很少有古人那种冒死上諫舍身取義的气節，而阿諛奉承“皇帝的新衣”和順從趙高“指鹿為馬”者多。然而，不要忘記 共產邪党的哲學是“斗爭哲學”，整人的事不斷地搞，此次沒挨整下次可能就攤上。所以年歲大點的人，有2/3以上的都吃過邪党的苦頭。
有個“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干部，青年時期在城里讀書，背叛家庭參加了革命。而他的同學、親友，跟隨父兄逃到了台灣、美國。結果，老爹土改時被斗地主斗死了，城里的哥哥在“一化三改”“消滅資產階級”的時候上吊自殺了。他自己歷次運動都沒漏下，什么“地主的狗崽子”、“黑五類的孝子賢孫”、“海外關系”、“敵特嫌疑”等等，從“鎮反”、“肅反”，到文化大革命，最后批斗折磨得下肢癱瘓了。現在，去台灣、美國的同學、親友回來了，被省、市官員敬為坐上賓，乞求為發展家鄉經濟而投資。他感慨地說：“革了一輩子的命，就革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父兄和自己的命！”說“社會主義國家社會福利好。”其實遠不如外國，我們下崗的就沒有生活保障了，在西方國家失業者和初生儿都會得到足夠的生活保證金，我們國家社會福利差遠了。《北京青年報》發了一篇《能否根治礦難是對社會文明的考驗》的文章，先不說內容如何，從文章題目上看：中國礦難多，沒有根治，中國社會不文明。美國、歐洲礦難很少，几乎得到徹底根治，都是文明國家，承認了中國不是文明國家。
共產邪党再不敢提“不拿群眾一針一線”的話了，這個口號已顛倒為其反意，成了諷刺挖苦邪党的語言了。現在又變換成“立党為公，執政為民”的“假大空”口號，反正老百姓已經熟視無睹了。這樣的口號喊得越響的時候，越是邪党做賊心虛的時候。那么，邪党施行愚民的政策，維護其專制獨裁統治,到底是誰服務呢？就是為當政的党的特權階層服務！民怨已經沸騰，靠“保先”是不行的，老百姓說得好：“都腐敗透頂了，再放到冰箱里還能保鮮嗎？！”中外很多先知的預言，都預言到了天即將滅中共，人類將面臨一場大的災難，誰也不愿做邪党的陪葬品。海外報刊《大紀元時報》推出社論《九評共產邪党》以來，人們認清了共產邪党的邪惡本質，通過各种渠道口耳相傳，轟動了整個大陸，引發了來勢凶猛的退党潮，“紅色恐怖”再邪惡也阻擋不住。截止至2005年4月21日，在海外媒體發表退党及其相關組織的人數已經超過100万，共產邪党滅亡的時候就要到了！@
2005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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