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6日訊】上世紀世界上出現一種症狀，那是世紀「流亡症」。這種症狀最初始發於前蘇聯斯大林、甚至列寧時代，那時候，曾出現過幾個引起世界普遍注目的流亡者，我說的是作家。其中最早、知名度最大的也許是白俄流亡者、前蘇聯第一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布寧，此人是一個才華橫溢的令人折服的俄羅斯文學天才。這種體制性「症狀」上世紀下半葉前後漫延至中國，卻已從一種政治性病症轉換成了一場人生「游戲」。這些以「流亡」夢幻戲耍人生者，主要是一些官方或准官方「詩人」和「作家」。隨著這些人因各種原因離開中國，以追尋並實現「流亡夢」，據說現在流亡海外的中國作家已形成了「世界性的流亡高潮」，包括「中國流亡文學」的高潮。
這種勢頭已足以取代和超越前蘇聯的「流亡作家」和「流亡文學」的歷史現象。「流亡」不再是一種有待人類社會排除的悲劇性的歷史「病毒」，而成了務實的中國人「以虛求實」的一種戲耍，也成了畸形的歷史條件下為這些人提供的一種時髦玩具。玩這種「流亡游戲」的人並不嬉皮，而是一臉正兒八經、非常嚴肅，但卻並不是那些真正飽經磨難、歷經鐵窗痛苦生涯的人；而是另一部份人，包括在專制體制下一天監獄也沒有真格蹲過的人。這類人中最典型的特徵，就是過去在極權體制的夾縫中安身立命、為官方意識形態所容忍、甚至黃袍加身、大紅大紫；現在身處西方自由世界仍然渾身鍍金、刺人眼目，儼然成了一代專制反叛者中的精神領班和明亮的星辰。
其實，他們在靈魂深處卻是與那個邪惡體制及其「主義」互為默契者，甚至至今也仍然沒有放棄他們信仰的初衷。就這些人與那個社會相互的關係而言，誠如旅居法國的安琪女士早就犀利洞察並尖銳指出的，他們只是共產黨「欽定的反對派」，國內國外、上世紀和本世紀永遠的「名人」。作為一個作家，面對社會現實和整個人生，他們的思想深度和精神視野遠不及來自中國民間社會的底層者，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極為狹隘、局限、就精神層面來講甚至是貧乏的，更談不上有任何意義的精神意識的超越和創造性。這種狀況至今未有誰去探明究竟、去偽存真並引起質疑，而是約定俗成地為東西方社會所認可、並被許多人隨聲附和，包括某些「中國問題」的皮毛「研究者」，其中不乏西方的所謂「中國通」。
這些以「流亡」名義戲耍人生者，雖然一度是甚至始終是為中國大陸官方容納的受惠者，同時又名正言順地在流亡西方的異議者中榜上有名，並且代表著那些遭受極權體制迫害而被迫流亡海外的體制受害者群體、特別是作家的漂流群體。這些人有一種莫名其妙的虛妄感，他們似乎總是以為，他們以前在大陸極權體制下有過甚麼地位、受過甚麼嘉獎，他們今天在海外自由世界就必然代表著甚麼。這些人彷彿天生貴氣，他們總是「代表」著，從作家組織到人權組織乃至公眾輿論陣地。他們在中國大陸和西方世界兩面光滑，在大陸、台灣、香港三面吃香。
他們城府很深、隨機應變、極善遊戲人生，卻缺少一個作家、藝術家天然的本真和純粹。他們一邊在西方世界扮演「逃亡者」的角色，一邊繼續與極權體制暗通款曲，既可以繼續出版他們的「逃亡」西方的作品，甚至還可以獲得來自官方的獎勵。西方世界包括單純的美國人根本摸不透這類塗上油彩的卵蛋的精神品性，竟長期把這些文化「政客」真當一碼子事，視為代表中國自由文學的座上賓。任何時候都總有他們一個頭銜，總有他們一頂烏紗帽，總有他們一個甚麼位置。這些來自官方現在仍帶有「准官方」色彩的人，有一個總體特徵，那就是喜歡往臉上貼一個受難色彩極濃的標籤：「政治流亡」；彷彿不這樣就不足以體現他們的身價和份量，也不足以把自己同別的流亡者和普通海外華人區別開來。總喜歡戴一頂自制的虛幻理念套子，比如說所謂社會「擔當」、「道義」之類，一古腦兒把自己套在裡面，將自己自視為政治標本，自覺扮演類似大陸愚民政治中的「政冶雷鋒」或「政治焦裕祿」的角色，實質上是囿於傳統政治觀念的現代社會的「套中人」。
他們擺脫不了以往專制社會「政治教育」的烙印，走不出虛幻而抽像的「群體觀念」的絕對制約的陰影，以套己套人的世俗觀念「套子」尺度和衡量周圍的一切人和事，凡不符合此套的思維和行為方式者，皆非我族類，一概予以排斥。若見誰以「高蹈自由」或「遺世獨立」姿態面對人生，這些套人竟會驚呼：「我真不知道你是怎麼個活法」？就是說，你怎麼會這樣，如此孤絕離群，所思所想、所作所為和我們大家不一樣？換言之，人人都在一個模子套子裡邊，你怎麼能離開套式和模子？所以，對於這些人，「流亡」也成了一種固定不變的觀念模式。
首先，他們依此模式思維「套」出他們是「流亡者」；進而他們再「套」，定位自己為「流亡者代表」。想想，一個人已置身「流亡」狀態，他們也還不忘「代表」著甚麼，好像他們在那個極權體制下，真有甚麼異乎常人的特殊遭遇、飽受過甚麼迫害和蹂躪似的？！他們又始終自詡是社會公眾道義的擔當者，好像非要由他們為現代社會群體擔當些甚麼、沒有他們的道義性擔當，人們就不知何為生命存在的價值、特別是個體生命存在的價值；也不知何為自由、何為維護生命的自由而自覺抗爭和反叛？！而他們的所謂「擔當」其實就是自己為一個體制所唾棄，卻始終抱住那個體制的大腿，不願唾棄那個體制，並且仍然還在繼續奉行那個邪惡的「主義」和信仰那個邪惡的執政黨。
對於「黨」，他們從來同所有的愚眾一樣愚信愚忠，卻自視為黨的「忠臣」以區別於「奸臣」，而且從過去到現在，他們都是一腔赤誠、一以貫之的黨的忠誠衛士。不同於一般普通「無惱族」黨員，他們是執政黨體制內清醒的批評者，個別人甚至表現出以死諫言的個人人格和對黨的赤心，但批評的鋒芒所及，僅揭示一般社會表象，卻從未觸及社會體制和執政黨本身的邪惡性質。他們因為性格的秉直，在一定程度上拒絕謊言；他們因「忠誠」的諫言而受封戴上「反對派」的桂冠，但卻從來不是極權體制的「叛徒」，不是它的懷疑者、反叛者和挑戰者。而正是這些人，竟因此被一個平庸社會愚昧地奉為「社會的中堅」、「時代的頭腦」、「中國的良心」，「公眾的靈魂」，而他們也坦然接受這種廉價饋贈而缺少自我審視和自知之明！我真不知道他們是甚麼樣的「舉世公認」的「中堅」、「頭腦」、「良心」、「靈魂」？
公正地說，他們只是黨國的忠良，一黨專政條件下共產黨內個別「共產黨員」的良心發現，卻代表不了性質有別於黨也決不等同於「黨」的整個民族和整個時代！這就是時間和歷史對他們準確的精神定性和定位！從時代和整個民族的角度看他們，他們只是一些正宗「共產黨」或「准共產黨」人，他們之中的一些人至今未同那個體制公開決裂，也未敢跨出決定性的一步、宣佈退出共產黨。他們的思維框架、思想和精神創造所抵達的範圍和層次為一「黨」所制約，也為自身思想和精神生命容量所限定。如果以嚴格的高標準來衡量其個人作為，實質上其歷史和現實意義都不免雙重局限乃至貧乏，遠不足以達到時代精神象徵的高度！所以，他們只能是或僅僅是共產黨欽定的黨內「反對派」，決不是極權制度的精神叛逆，更不是一個時代的真正的「思想者」！如果竟視他們的思想為一個時代的精神標誌，那就只能是這個時代和同時代人的整體悲哀！
這些思想、信仰、精神理念從未脫俗也不脫「套」的人，他們對「自由」、特別是「個體生命自由」的體認，也沒有跳出過去體制性觀念的窠臼，他們只習慣於理解和接受形而上的抽像意義的「群體自由」，而漠視數十年來被「群體觀念」消解和取而代之的個體生命自由。他們自己蒙頭蓋臉地自縛和自虐於虛偽理念的模式，卻把自己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視為衡量這個世界和所有人思想行為準則的惟一的標準和尺度！
來自韶山沖的那個毛式偶像早在覺醒者心中倒塌之後，他們天生的奴性膜拜習俗和心性不變、乃至「偶像慾」不死。舊的偶像倒了，新的偶像重塑。彷彿中國人就是中國人，哪怕「萬眾歡騰」的「紅太陽」隕落了，也總得弄個木頭或金屬疙瘩的「偶像」甚麼的抱在懷裡玩兒，或一跪三拜當真。樹偶像者、受封偶像者和湊熱鬧者無一人清醒：一個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人，還要這麼些偶像、這麼多偶像幹甚麼？
特別是執著信奉那個「主義」和那個執政黨者，我們尊重一個人的高齡和個人人格，但不因此我們就要在廣闊的人生理念上將其視為楷模，並對一種顯然帶有時代和歷史局限的政治、文化現象作精神仰視？！這些沒有擺脫極權社會陰影的套中人和偶像迷，自己不知自由為何物、自己不具備現代精神品性，也不理解何為生命的自由和他人的自由。而生命的自由首先是個人的自由，包括個人不匍匐於任何意義上的「偶像崇拜」的精神獨立的自由！自由不是純屬理念的抽像，而是生命的切身感受。你們懂得一個人身體的自由和心靈的自由嗎，你們！
毛澤東的政治神壇拆了，你們又立個文化新廟，找不到人、找不到地方燒香、叩頭了嗎？僅從一個民族的精神文化的象徵意義來說，你們推出的「金屬疙瘩」對世人和對現代世界有多大的人文價值？你們所樹的「個人頭像」有那麼高的精神含金量嗎？是否要每一個流亡海外者都追隨你們認定的「流亡代表」的思想足跡，去重新尋找馬克思主義、重新尋找共產黨並回到黨的懷抱？所有體制受害者和追尋生命自由的人，所有飽受階級路線、階級歧視和階級壓迫之苦之害的死者和倖存者，能認同和接受這個事實嗎？！這不是純屬個人感情問題，也不是純屬個人信仰選擇的問題，這是一個時代的文化、包括海外的中國文學如何體現「自由精神」的性質、容量和內涵的問題。
這使我不由得想起並且質疑：在毛澤東極權體制下，除了做順民和對那個體制的依附，你們在幹甚麼和幹了些甚麼？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面對毛澤東的偶像崇拜和個人迷信，你們除了「山呼萬歲」、在「紅海洋」中浮沉，你們做了些甚麼，你們是否有過思想的挑戰還是質疑？你們不是「萬壽無疆」的口號比誰都喊得早、喊得響、喊得兇、不僅是「紅海洋」中的激浪，而且是「紅太陽」的「紅衛兵」嗎？！是否時至今日還要在官方欽定的「反對派」中推出個「牛澤西」、「馬澤南」、「羊澤北」甚麼的，再次成為他們的「黨衛隊」不成？！過去你們追逐荒誕的「紅海洋」，今天你們又推出虛幻的「流亡潮」，任何時候你們都熱衷於在「風平浪靜」無風險之憂中當無潮的「弄潮兒」，哪來的甚麼「流亡文學」潮，有這個虛而幻之的「潮」嗎？
海外自由文學狀態多元紛呈，並非所有流亡者的作品都以「流亡」的特殊符號為標誌；而且就文學創作的角度而言，精神的創造和探索，實質上是件非常孤寂而獨立的事情，不需要群起而哄之，也不需要拉幫結伙、佔山為王，重演一次現代的「梁山聚義」和論資排輩。誰若習慣於炒作、總想蓄意推舉誰為「流亡之王」、戴上特製的「流亡桂冠」，其實是件很彆扭的事。一個個人人格本備受敬重的人，自己也會很無奈，並有損於自身應有的形象。因為這樣做，對於一個自己對自己誠實的人，嚴格自我審視一生的「文學作品」及其成果的人，只會自我感到某種程度的於心不安。就此問題，我曾廣為與人電話交談，以為自由寫作群體中，新聞報導、時事議論與文學創作有別，作家和記者類寫作的主體特徵應加以區分，不應將兩者的性質混為一談。我以為這是一種負責任的說法，並應成為共識，有利於澄清社會對某些文化現象和個別人物的長期誤導。據我所知，如安琪等人表示將就此寫出專文。
有些「弄潮兒」共產黨除了賞賜他們一點恩澤，一天也沒有迫害過他們，也沒有抓過他們一次，卻非要在西方貼上「流亡詩人」、「流亡作家」的標籤，欺人欺己卻毫不臉紅！這些人過去對官方垂首俯耳，今天又換了一付「國際姿態」，彷彿真有一身「正氣」，一腔「公義」，無時不總在關注甚麼，從「民生疾苦」到「社會不公」。實際上他們無論作任何一件事，目的性都很強，都離不開一己功利之心，離不開官場染上的習性和人為運作手段。僅管他們「擔當」口號不離嘴、「道義」標語不離手，有別於他們過去的「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但只是詞語和歷史背景的不同，卻實在沒有內質的區別。
過去和現在都是同一個人在那裏扭擺、咋呼，都是同樣的「官方」、「官場」那一套擺脫不了的思維框架和行為方式。他們永遠精於利害得失的謀算，永遠遮蔽在私慾的陰影之中。我真想對這幫人喝問一聲、或由他們自己捫心自問：作為一個「作家」、「詩人」、「藝術家」，你們是否超越於世俗功利、有別於世俗之徒？你們甚麼時候真正走出心靈的陰影、像陽光一樣敞亮地抵達大宇宙生命浩瀚的自由？！你們甚麼時候為追求生命存在的價值和個體生命強烈的自由直面過那個令人厭惡的極權社會並為此付出勇氣和犧牲？！
這麼多飽受極權體制蹂躪和迫害者、這麼多一次又一次為言論的自由和寫作的權利出入高牆電網、在獄中度過不堪回首的漫長生命歲月的人，未見誰像你們一樣如此熱衷於凸顯「流亡」身份、打出「流亡」牌子、招搖「流亡」旗旛、自視為流亡代表，你們竟成了一代流亡者的精神象徵？！你們是誰？由人欽定的「官方」、「准官方」的「反對派」、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人！靈魂中烙上官方、准官方和偽民間的三重印記的人！被外部「主義」和內部「忠誠」雙重奴役和圍困而不自知自覺的人！你們是誰？如果作為體制的受害者，要視你們為社會中堅、以你們的「頭腦」去思想，那麼我們都變成了「馬家店」的信徒並接受其「馬式思維」了；如果我們視你們為時代靈魂、以你們的「良心」去看待世界和體現人類公義，那麼我們全都成了共產主義的維護者、共產黨的忠臣和自覺衛士，只等著一天平反昭雪、官復原職了。
共產黨之為共產黨，就是口口聲聲反「台獨」、「藏獨」、「疆獨」，而不反「一黨之獨」！他們不僅是「黨獨」；而且是浸害社會肌體和人類健全意識的毒汁漫延的「黨毒」！有待於全面否定、洗滌和清理！你們哪怕批評這個執政黨和體制，也只是為了使之更加完善、以提高其「執政能力」、實質上也即提高和鞏固其「專政能力」！坦率說，從你們某些人的言說到文字，都暴露了一種思想局限和精神的單一。無論哪一個歷史階段，你們在思想上、精神上都沒有超越一個時代的總體水平！都不能給我們以思想者和創造者的一份驚喜和信賴，都不能給一個時代提供超前意識和精神信息。你們究竟能代表誰、誰要你們代表？！二十一世紀的人，每個人都代表他自己。
真正的社會「擔當」、「道義」全在於生命的自覺、並且也不慘雜人為的功利和私慾。它不需要誰強加誰，也不需要誰嘮叨誰。好累！都甚麼年代了。我們的政冶和精神生活的多元選擇還簡單到需要一個「雷鋒」大兵示範嗎？還需要為流亡「雷鋒」塑像鍍金，以成為社會公眾的精神模式和所謂「流亡文學」的創作樣板嗎？！我們需要遼闊地活著，在整個藍色星球上而不僅狹隘到自囚於一個黨國！我們需要豐滿的精神信息量，不僅僅只糾纏於社會每日頻繁湧現的雞毛蒜皮，而是全部廣闊的人生。我們深知，巨大的思想和精神容量絕對區別於精神和思想的淺層的狹窄與單調。對於中國人來說，真正的思想者給予我們的，就是讓我們的心靈擁有超越「黨國」的空間並不斷拓展我們的精神視野，使我們重新審視群體和個體之間的關係，確立宇宙生命新的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在這個意義上來說，黨國無思想。然而，每個時代卻必有其精神象徵，並且必然地湧現出真正的思想者及其代表，他們只由時間指認卻決不由官方欽定。
流亡是無奈。流亡不是金。流亡也不注定產生傑作包括傑出的人物。流亡海外者的作品也不必然取代未流亡者的作品。流亡不是標籤，也不是冠冕。流亡者中有流亡和准流亡或真「流亡」和假「流亡」。就流亡本身而言，有出於社會政治迫害，也有出於自我放逐。前者出於社會壓力，後者出於自我選擇，其中有極少數人是生命內在壓力所然。但是，不管是前者還是後者，都僅僅是停留在社會層面上的政治或文化生存狀況，極少有人是出於對個人存在價值的追求和維護、特別是對宇宙個體生命存在本質的體認。他們面對的僅僅局限於社會表象，而不是深層的人生；是社會的具體生存狀況，而不是對生死無常的生命現象的深層感受。他們只著眼於社會政治意義上的「流亡」，而無視稍縱即逝的宇宙生命的內在漂泊。他們只有血肉生存，無精神塵緣。
只天生重「實」，而忽視「虛」，以為「虛」即虛無縹渺、微不足道，而無從體認虛實相間與虛實互滲，兩者並不是彼此漠不相關的絕對的兩極，而是同一生存現象的兩面。他們太執著於「實」，其本質不離具體的社會功利，並以是非成敗、利害得失作為判斷世間一切人和事的基礎和前提，絕無高蹈生命大自由的精神意識的超越，也就絕無從「世俗流亡」中產生的純粹的思想者和本真性情藝術家。他們當中的一些人，縱使有精神生活的傾向、甚至不無很高的境界，但其精神理念與真實性情也是分裂的，而始終不能交融如一。如果僅從狹義的社會層面來講，他們當中沒有前蘇聯的「索爾任尼琴」；而從廣義的人生層面來講，他們的思想深度和精神品位受制於極權社會和昔日官場潛在習俗的禁錮，一直未能跳出某種固定的狹隘的浮淺的觀念模式。所以，他們注定是直接、間接和有形、無形的「流亡」狀態中的套中人。從他們的行為方式到他們的文字，無從讓人發現和感受真正意義上的獨立與自由，也極難產生自由和獨立的精神生命成果，卻忽隱忽顯地透出數十年混跡官場和極權社會的夾縫中自覺不自覺的人為依附的精神烙印。
嚴酷的社會政治環境壓抑思想的「表現」，卻扼殺不了思想的「產生」。不是社會不讓人思想，而是人同意社會不讓自己思想，而甘願接受社會「意識形態」的制約和指令。這些在社會制約中接受指令的人，自然不是思想者，也不是精神叛逆者，而只是左右逢源、唯功利是圖的文奴。黑暗窒息生命之音；黑暗也孕肓人類的智慧。黑暗的淤泥中掩埋精神的化石，而化石中有思想者深藏。思想的產生不決定於外部的時空條件，而決定於思想者自身。極權體制下空前的思想和精神控制，十幾億人全體絕對愚盲，必然決定一個民族總體精神素質低下，但這決不意味著孤獨的思想者無從產生。一個時代是否產生思想者決定於思想者個人與生俱來的天賦、家庭的潛在影響和個人的精神氣質。
這世界總有一種由來已久的心理習俗，它已經成為一種歷史積垢，那就是「官方」永遠高於「民間」。在中國大陸，是「官方」取代「民間」；在海外，是「准官方」天經地義地代表「民間」。這些官方的遺老遺少，似乎從來不知道，他們應該做的是深心的真正的懺悔，而不是僅僅流於口頭和書面文字的表示；更不是讓你過去代表甚麼，今天繼續代表甚麼。你身上缺乏自由精神，你是很難無愧於自由的象徵的。你需要注目的不是永遠的浮麵人生和世俗社會的實際功利，而是心中應有自覺的愧意、自知身子骨太單薄，特別是那些至今還奉守往日邪惡的信仰不放、並且對體制和專制者抱有期望的人；仍然宣稱自己是「共產黨員」、不以此為恥更沒有勇氣宣佈退黨的人。
從那個共產極權社會出現以來，面對那麼多因階級路線、階級歧視和階級仇恨而在漫長歲月飽受蹂躪和迫害的人，包括那麼多被今天的權勢者、新型的地主和資本家以「革命」的名義剝奪生命、財產的「反革命」、「地主」、「富農」、「資本家」等等，你們在思想上、精神上、人生信仰和心靈追求、包括文學創作意義上能代表誰？！是否在人類精神世界特別是文學創作領域都只能以官方、准官方永遠取代民間？！是否最有價值的精神成果都只能出於混跡官方文壇、獲官方認可或共產黨欽定的「反對派」作家、准作家之手，而不是為言論自由和寫作的權利堅持抗爭的人？為此付出真誠的奉獻甚至高昂的代價、披長期受到監禁的來自底層的人？被強權封殺和層層塵土掩埋至今的那些發不出聲音的人？！
你們為甚麼不聽聽另外一些聲音，這是幾代受到政治奴役和階級壓迫的被傷害、摧殘和毀滅者的聲音，這是被長期視為「階級敵人」的人以及他們的子女和孫輩的聲音，有些聲音甚至在迷茫的時間裏已經消失……面對這些聲音，你們的「良知」何在，何處見你們的「良心」體現？你們過去在官方被人喝采，現在在海外有人捧場，彷彿日月星辰甚麼時候都運轉於你們的掌握，堂而皇之地竟成了中國流亡者和所謂「流亡文學」的鍍金偶像！你們這些「異議者」包括所謂「反對派」不要弄錯了，我們這些掙扎於社會底層的無權無勢者、從來都輕蔑偶像並且是「偶像」的死敵，過去不是毛澤東式的「紅衛兵」，現在也不做「主義」和「體制」信奉者的「黨衛隊」！對我們而言，「自由」和「自由文學」的主體精神就是反叛！就是與極權制度徹底決裂！就是砸毀一切人為的「偶像」！
不管它是水泥的、木頭的、金屬的甚至血肉之軀的；也不管它是政治的、文化的還是其他領域的，我們都不認同而是厭惡這種虛幻的東西，何況任何官方或准官方的作家、准作家的思想精神含金量根本不足以也無從體現今天人類心目中的「自由」的涵義，更沒有任何條件成為一代海外漂流者的代表和精神象徵。我們尊重或尊敬任何一個人，卻絕對會朝所有的木疙瘩、金疙瘩、塑料或水泥疙瘩踢上一腳！我們這麼做是從文化大革命年代就開始的，那時候雖然被人「壓住腦袋」，我們照樣「飛起一腳」！真正的流亡者不視「流亡」為資本，個人生存價值不需要甚麼標籤！精神創造活動也不需要貼甚麼標籤！真正富有反叛精神的自由文學也無須並拒絕貼上任何人為的標籤。流亡或逃亡並不是人生的選擇，流亡者或逃亡者更天然的選擇恰恰是「逃避逃亡」或「逃避流亡」。既不以此為恥，也不以此為榮，更無須沿襲前蘇聯作家的流亡歷史現象，刻意地推出甚麼未見潮動的「中國流亡文學」。
前蘇聯索爾任尼琴、布羅茨基們在斯大林時代都是飽受摧殘、蹲過大牢的，你們這些搖動「流亡文學」旗旛的叫喊者當中、特別是官方、准官方「流亡作家」中，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有幾個因追求和捍衛言論自由而長期受到監禁失去人生自由？！對照那些前蘇聯、特別是當代中國歷經困頓苦役的抗爭者，你們的經歷、奉獻、勇氣和成就真有那麼突出、那麼重要、足以超越於人或同人比較？這麼多的異議者、其中包括卓有建樹者都還在異國他鄉漂泊、掙扎、你們就迫不及待地「樹大旗、推代表」、「塑銅像、鍍金身」，盲目凸顯可疑的個人威權和可疑的人文標誌和方向，縱使別人以謙恭的君子風度、保持尊重和禮貌的沉默，你們這些官方、准官方的「名流」心中就這樣坦然嗎？該沒有神智錯亂、舉措失常吧！
年高受人敬重，人群中自有百歲人瑞，但不因此增加其精神生命的含量和重量，二者純粹是兩回事。國內年青一代詩人、作家等異議者，這麼多人為行使公民權利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逮捕、關押和判刑，你們這些「流亡作家」及其代表有誰付出過甚麼代價、有誰從過去到現在向這個罪惡的極權社會有過公開的決裂和公然的反叛？！你們能代表國外和國內的精神流亡者嗎？！與其說你們這一類人中的某些人是「流亡」，我以為更準確的說法是「失意」或「失寵」。因為你們沒有強烈的個體生命的自由意識和與生俱來的反叛天性，骨子裡更多的是對那個體制的奴性的匍匐和認同。如果你們誠實地面對自己，我想就不會僅僅「定格」於社會政治角度和世俗功利角度，對「流亡」如此在意和標榜。一個無奈漂流異國他鄉的人，無時還會有別的另一種感受，也許面對人生，一個人更多地是一種深層意義的生命的漂泊感。
這種「漂泊」感不局限於社會政治高壓，也不受時空條件限制。它既有海外的漂泊，也有國內的漂泊；既包括生命外部的漂泊，也包括生命內部的漂泊，這種漂泊是宇宙生命的性質。它無關世俗生存的著眼點，而是人類生存現象深層的悲哀和無奈。為此，我們更珍視生命，也更珍視自由。這種自由是生命的大自由，它決不取決於「流亡」與否。一個對生命自由追求越強烈、越浩瀚的人，他對自己的生存環境包括黑暗社會狀況的反叛也越自覺、越激烈和越賦予勇氣！這是夾縫中求存或混跡官場的人、「准官方」人物或「流亡作家代表」們做不到的、也抵達不了的自由的深度！
最後我要指出，寫出此文是本著對歷史和現實負責，既是一種自覺的責任，也是出於社會公道，它主要針對的是一種至今無人揭示的荒謬現象。多年來，一直冷眼旁觀，現在這些話已經到了不能不說的時候！為此，我再次公開表示，我對某些「異議者」持異議；我對某些所謂「反對派」表示質疑。生命大自由包括自由文學本質上與他們風馬牛不相及，更不由那些「主義」和執政黨的信徒、忠臣和衛士去體現。他們代表不了今天人類的自由，也決不是當代世界自由精神的象徵。他們的精神空間從來為大陸極權體制所框定，他們對那個社會的認同並表示忠誠，不僅出於他們個人的政治信仰和人生選擇，也不排除他們懷有再次重返體制內的渴望與夢想。
必須進一步強調的是，過去和現在他們都不是體制的懷疑者、挑戰者和叛逆者，只是而且僅僅是體制內的異見者和欽定的反對派。所不同的是：以前他們仰視天安門城樓上的「紅太陽」偶像，頂禮膜拜！而今天流亡與漂泊途中，卻是活人拖著一具沉重的「金屬死疙瘩」一起漂流！一步一喘息！他們的「偶像」狂熱和「偶像」情結始終不變，哪配享有叱吒風雲、凌空鼓翼的宇宙生命的大自由？！這是一些沒有精神羽翼或折斷翅膀的人！！！
流亡不是金。也不是標籤。流亡不需要偶像。
自由與偶像製作者絕緣；與偶像破壞者同在。
2005年3月15日午夜
作者為流亡中國詩人，現居美國
《觀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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