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9日訊】《災變論》中提出的“權力經濟學”概念，是想建議西方經濟學在分析中國問題的時候，最好把政府視為一種特殊的牟利組織或企業組織，否則，經濟學對中國問題就缺乏宏觀認知能力，而微觀經濟學最多隻能淪落為智力上的游戲和企業會計。無論是“中國革命”、“中國建設”，還是“中國改革”，首先服從於經濟人目標而不是意識形態目標。通過獲取權力佔用資源，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是中國政治的經濟學本質。在“革命”時期，經濟目標是以軍事成本“換取”全社會的財富，並在“建設”時期通過建立集體權力佔用制實施按權分配的分利制度。這時候所分配的利益主要是資源的使用權和支配權，它在三個方面是不完整的所有權：第一、佔用權的行使以權力任期為時間限制﹔第二，權力等級和佔用利益成正比，因此，實現利益最大化意味著追逐權力的最大化（任期和職位）﹔第三、財產權利不能公開轉讓和繼承，因此缺乏增殖動機。“改革”一方面是通過明晰和延長佔用權的期限（如承包制）以刺激增殖動機，另一方面就是完成從不完全的佔用權分配到完全的所有權分配。但是，“改革”時期一方面將全部權力利益換算為貨幣形態，另一方面，權力最大化受到了時間因素（終身制基本廢除）的硬性約束，時間要素因此成為權力貨幣化歷史進程中的革命性因素，其直接後果是：權力更替期間將因置換佔用權而導致經濟危機。
最近發生的“北京門事件”和圍繞上海房地產市場的沖突，實際上正是權力更替期間圍繞置換佔用權而產生的政治沖突。2005年5月第一周，香港的《鳳凰周刊》刊登長文披露了“北京門事件”（嘉利來案）。2003年12月22日，中國國家商務部因糾正北京市政府行政行為而成被告，並在一審判決中敗訴。新華網評論稱：嘉利來案實際上是北京市三個局級政府部門內部腐敗分子共同涉入，聯手黑社會合謀搶奪外商巨額投資權益的公務員詐騙案。目前更加引人矚目的事件發生在上海。新華網5月11日報道，中央七部門11日聯合出臺《關於做好穩定住房價格工作意見的通知》，直指當前房地產投資規模過大、價格上漲過快的問題，要求各地要把調控樓市作為當前加強宏觀調控的一項重要任務。在眾多出現問題的城市中，上海最為引人矚目。上海房地產市場自1999年開始猛漲，連年房價漲幅都是雙位數字。上海一家公司的資料顯示，2004年上海市住宅商品房均價突破每平方米7472元，同比上漲23.75%。有評論還說，中國總理溫家寶跟制造中國房市泡沫的利益集團現已進入最後的廝殺階段，而上海，這一江澤民集團的後院，顯然是這場征戰的中心。
胡錦濤獲取最高權力以來，反擊房地產泡沫和宏觀調控政策陸續同時出臺。人們也許應該記得，江上任不久，1993年中國政府奉行了幾乎完全一樣的政策，環北部灣經濟圈因此遭受重創。在江統治的15年裡，唯一的經濟變化是“長三角”作為經濟熱點取代北部灣，同時將這一機會主義的經濟模式推向北京和全國。江澤民和朱鎔基通過“宏觀調控”在華南地區造成了嚴重的經濟危機，今天，胡錦濤和溫家寶將在長三角重演同樣的“亞洲戲劇”（謬爾達爾）。現在的問題是，這一切是怎樣發生的。
江澤民牟利集團是逐步形成的。通過分配權力間接分配腐敗利益和實現產權、資金向個人轉移，不僅是獲取政治效忠的手段，也是江澤民牟利集團的經濟目的。這個集團在六四以後更清晰地將經濟人理性上升為政治原則。但是，獲取利益最大化要完成三個方面的的技術性安排：首先，在政治上取得權力並維持政治穩定。其次，把形式上的政治權力充實為實質上的政治權力，也就是把上一屆權力控制和佔用的資源重新收過中央政府，然後通過“投資”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按自己人分配。這是宏觀調控的真正動機。第三、由自己人按“改革”給定的游戲規則，合法地將佔用權轉化為所有權，房地產、水電工程、股市等等機會主義經濟盛行的地方，是權力市場最活躍的交易形式。這個交易中心在某種意義上是自己與自己交易。以房地產市場為例：中國房地產購買者主要不是直接需求者，而是投機商，而這個投機商與政府、銀行建立了一個自己人集團，他們建立了一種“內部人控制機制” ，其目標是通過連續拉動房地產價格，在不同的購買者之間分配銀行貸款。這個分利企業由三部分功能組成：“政府”、“商業銀行”和交易雙方。政府的主要功能是壟斷土地的出讓（一級市場），政府因此採取警察力量從農民或城鄉居民手中廉價掠奪土地，然後“政府”與“開發商”（背後是銀行）完成二級交易。其次，開發商和購買者分別與“商業銀行”聯合起來，各自用銀行的資金完成房地產的交易過程。隻要房地產在理論上維持升值，這個過程可以連續循環下去，而每次交易形成的利潤，合法地轉移到個人手中。
這個過程發生需要一個外在的條件，就是銀行沒有徹底商業化，因此它可以不考慮投機風險。至於法律上的風險，由於房地產是不動產，可以在理論上通過抵押按揭等制度設置規避這一風險。這正是權力經濟學鐘愛房地產市場的原因之一。《中國經濟時報》轉引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的統計資料表明，大約60％的房地產投資來源於銀行貸款。銀行是目前房地產業的最大債主。文章承認，貸款人提供的收入證明、財產證明水分很大，至於房產“大鱷”們通過何種手段取得銀行貸款，更是世人皆知的秘密。但是，這類分析都回避了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那就銀行明知是陷阱卻積極參與，恰恰說明了中國金融體制不過是權力的出納員。中國的銀行完全清楚，房地產市場這當然不是真實的最終消費者構成的市場。有人統計，目前中國房屋價格至少高出中等收入消費者承受水平20∼30%。2000年至2003 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速度平均不到10％，而住宅銷售額的增長卻超過30％。大中城市一套商品房的價格，平均超過個人年收入的30倍以上。有研究者轉引2003年美國商務部的發布的報告指出，2003年中期美國的單棟新建住房的全國中間價格為19.5萬美元，全國平均價格為24.2萬美元，折合人民幣分別為160萬元和200萬元。美國的單棟住宅與我國相對應的同類住宅就是別墅，按照上海市的當前價格，類型相當的房子價格約為300∼400萬元，大約是美國平均水平的2倍。亞洲周刊轉引2005年3月21日《中華工商時報》的消息稱：截至2005年2月末，上海全市中資金融機構商業性房地產貸款余額3715億元，佔全部貸款余額的29.3%，其中個人住房貸款余額2599億元，同比增長43.5%。這些數據充分反映了中國房地產市場不過是權力利潤的結算中心，而銀行作為權力附屬機構，成為權力市場合法的交易工具。
但是我們看到，上述交易過程的完成需要時間這個要素。無論是宏觀調控置換上一屆的權力佔用權，還是土地等投資項目的準備，以及施工、設計、貸款等技術性的準備，都需要一定的時間。再加上一些政治因素，完全進入交易市場並收回利潤，往往需要幾年的時間。1992年華南沿海房地產泡沫破碎之後，一直到1999 年，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才急劇爆熱。顯然，鄧小平等元老的影響，使那一次宏觀調控遇到了既得利益集團的抵制，因此延續了較長的時間。也就是說，江澤民集團竊國自肥，主要集中在鄧後時期。相應的，從2000年底到2004年第二季度，全國平均住宅用地價格指數在不到四年的時間裡上漲了44.2%，部分城市地價上漲更為驚人，天津、上海、南京、重慶等地上漲均超過50%，杭州上漲則超過了170%。其中，從2002年到2004年9月份，中國商品房在兩年不到的時間裡價格上漲超過四分之一。但是，這個交易過程正在熱火朝天之際，由於“權力任期”的限制，可能突然間崩潰，並導致權力市場全面危機。一方面，既得權力集團必須在下一屆政府全面奪取權力之前及時將佔用權兌現，或者把既得權力真正轉化為既得利益，並要保證在法律等技術層面不給接替者留下清算證據，在政治方面安置利益看守人。因此，北京門事件和中國股市的危機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這種“緊急出倉”的末日心態。但總的來說，這一“清倉運動”常常遇到交易時間短缺的限制，因此與新任權力集團之間發生沖突，從而導致權力市場的急劇崩潰。這正是上海房地產市場正在發生的故事。
胡溫本著同樣的理由要求“宏觀調控”，制止房地產泡沫。這一新的置換佔用權的運動已經發動，江時代剛剛進入交易狀態的各級權力因此面臨沖擊。由於利益所系，這種沖突顯然是非常殘酷的。一般來說，每屆政府任期四年，而四年時間基本上無法全部完成上述三個經濟過程。這種規定性，意味著權力市場必然在權力更替時期遭受破壞，遭遇自己的經濟危機周期。對於國家來說，每一輪交易浪費了大量的資金和財富：由於制度剛性，使房地產不可能完全按充分競爭市場的邏輯在低價上實現供需均衡，因此最後導致大量房地產有價無市的閑置和浪費，並使要素市場喪失國際競爭優勢，從而造成事故地區經濟的滯漲。1993年的宏觀調控至今，環北部灣經濟圈等於被拋棄了，那裡的市場到現在仍然無法恢復。現在長三角以及全國範圍內的房地產產市場崩潰，則意味著下一論權力市場的空間大大地縮小了，因此權力市場必須尋找新的交易方式。但無論這新的交易方式是什麼（最近更多表現為直接的金融腐敗，即銀行官員直接卷款出逃），權力市場是以銀行高儲蓄為前提的。為了避免權力市場的徹底崩潰，新生代權力必須通過向軍事部門和警察部門繼續投資來維持秩序，這等於輪番鼓舞了軍事部門和警察部門的分利要求與干政欲望。同時，將繼續奉行傳統的經濟政策：即政府對資本流動實行管制、千方百計吸納大量的儲蓄資金、維持巨額官方外匯儲備等。值得一提的是，“改革開放”將繼續維持下去，因為私人企業和外商進入權力市場，對這個市場休克時期的穩定越來越重要。不過外資的介入也同時意味著風險，隻是這個風險是全社會的，未必是權力當事人的。據人民銀行上海分行統計，境外資金直接流入房地產的比重，已由2001年的16．1％升至2003年25％以上，2004年前5個月更是達到 32．6％。毫無疑問，外資湧入房地產業，也建立在對人民幣增值的預期之上。而一旦這種預期無法實現，資本的大量撤離將帶給房地產業致命傷。因此，國有銀行作為權力市場的輸血機構和基本交易手段，仍然是重中之重。換言之，如果出現金融危機，則權力市場將徹底失靈。
那麼中國出現金融危機的可能性有多大。首先我們看看中國銀行的不良資產問題。專業人士統計，截止到2004年二季度，中國不良資產總額達3740億美元，佔GDP 的26.5%（包括銀行本身的不良資產和所謂托管給資產管理公司的不良資產）。因此早有評論稱中國銀行理論上已經破產。中國政府一般採取以下幾種方式緩解銀行危機：第一、向銀行注入資金以降低不良資產的比例，如2003年底政府向國有銀行注入了近1680億美元的資金，中國銀行和建設銀行於2004年1月得到了450億美元的官方外匯儲備。第二、銀行上市募股圈錢，但是，很少有外國投資者對購買國有銀行的股份感興趣。第三、政府核銷銀行不良資產證券，有報道稱，財政部已經“核銷”了中國銀行的254億美元的證券和建設銀行的157億美元的證券。因此，實際上中國政府維系銀行運轉主要的手段是動用法律手段、財政資源和外匯儲備。當然，基本的依靠仍然是中國居民的高儲蓄傳統（佔總量43%），而這一儲蓄習慣是以國家壟斷銀行為基本前提的。但是，中國的金融壟斷很快面臨沖擊。為了履行中國入世協議，2006年底中國銀行業必須向外資銀行全面開放，因此人們有理由認為，外國銀行將不斷分割中國的儲蓄資金。這樣一來，避免金融危機（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銀行不良資產因同等理由將繼續增長），中國政府最後的手段就是建立在警察原則基礎上的財政稅收手段和外匯儲備（2004年9月達5140億美元），並繼續控制資本的自由流動。我相信，在短期內，中國政府確實擁有大量資金可以用於銀行不良資產的擔保，但長期看，這種局面未必能維持。中國政府的外匯儲備是最後一塊沒有完全進入權力市場的資源，但它完全可能成為下一輪權力市場的“經常性項目”或因管理不善而大量流失。晚清的對外貿易也曾經長期擁有“入超”優勢，但這個優勢是不穩定的。目前，中國對外貿易正處於一個轉折點，中國企業的競爭優勢已經開始回落，這是符合市場充分競爭的邏輯的。另外，權力市場所造成的越來越大的貧困人口，將以“不穩定”的方式佔用越來越大的財政資金。這主要不是指構建“社會保障體系”，而是指維護常備軍和警察力量。最後，近些年來權力市場的膨脹，最大的代價是資源、能源和生態的敗壞，無論是恢復環境還是向國際市場購買能源，將大量消耗的資金，這一局面從2002年已經開始了。
而且我們完全有理由期待，在新一輪宏觀調控完成之後，必然是新一輪的經濟過熱，這必然意味著銀行不良資產的進一步增加。對於權力個人來說，新一輪反腐敗將成為生死之戰。資源佔用權被置換之後，新的權力集團將一如既往地通過大量投資來安排權力交易所必須的市場條件。事實上，中國的經濟增長在某種意義上正是中央權力投資支持下的GDP中心主義的增長。這是有經濟學上的理由的。一方面，權力中心就是資本中心，另一方面，權力利潤隻能在投資過程中實現，包括支配權和通過交易完成的所有權置換。有經濟學者估計資本和勞動這兩個投入要素的“產出彈性”，認為資本和勞動的產出彈性在改革後中國的數值在0.6和0.4左右（2003年底中國股票市場市值佔到GDP 的37%）。結論是，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平均70％以上）可以用要素的投入增長來解釋。從宏觀層面上看，中國的投資增長始終大大快於GDP 的增長以至於投資佔GDP 的比重顯著地上升。現在每年的投資總額已經佔GDP 的40％。隨著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產業部門轉移的成本增長，投資對中國經濟的“貢獻”還會越來越大。經濟統計方面的數據完全支持這一結論。眾所周知，在 1978－2003年期間，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實現了年均9％以上的增長速度，經過25年增長，中國的GDP 已經升到了2003年超過11萬億元人民幣的水平，相當於美國的一半。但是，與此同時，按照可比價格計算，中國當前人均國民收入為美國人均國民收入的 3％。這一差距意味著，中國的“資本家”主要是由控制資本的“政治家”組成，而絕大多數社會成員與投資型經濟沒有任何關系。問題是中國的投資項目主要是機會主義項目，使以洗錢為首要目的的，這不僅造成了銀行不良資產的增加，也必然毀滅土地、勞動力等要素的競爭優勢，同時制造大量的無能力就業的貧困人口。
傳統的西方經濟學，總的來說是關於市場經濟的學說，這些分析範式遇到中國問題總是捉襟見肘。不僅如此，這種分析方法——把中國政府視為市場經濟社會的政府 ——不僅掩蓋了中國政府作為最大的企業組織這一基本真相，而且無法給出真正的改革建議。這是因為，關於這個權力企業的微觀經濟學還沒有建立起來，無論是公共選擇理論，還是制度經濟學，甚至發展經濟學，都沒有把分析指標固定在權力上。也許路途並不遙遠，“產權分析”轉為“權力分析”，基本上就可以打開一個新的局面了。但問題是，即使經濟學能夠正視這個權力市場，卻沒有能力通過經濟人理性真正改變這個封閉體系。本來，不少保守主義學者期待，權力的貨幣化最終會實現利潤平均化，演進出一個充分市場化的社會。但是，由於這個市場的周期性危機或權力的周期性更替，以及政治機會成本極低等優勢造成的權力市場排資本主義市場的成長，這個樂觀主義的前景越來越渺茫。正因為如此，中國的理性轉軌必須超越它的政治原罪，並把這種努力同時放在政治、文化和宗教等非經濟領域。
2005年5月13日星期五
－－原載《議報》第198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