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百年訪談:許鞍華、陳可辛暢談華語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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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3日訊】(據中華網5月3日報導)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香港一群年輕人拍出一批具有強烈現實意義、技巧前衛而視覺效果精緻的作品,震撼了香港影視界。隨著他們進入電影圈,他們的作品被稱為香港電影“新浪潮”。

如徐克的《蝶變》、許鞍華的《瘋劫》、方育平的《父子情》和《半邊人》、章國明的《點指兵兵》等。一時間,香港電影“新浪潮”洶湧而至,闖出香港電影的新局面。

許鞍華是香港電影新浪潮的代表人物,1947年出生在遼寧鞍山,1949年隨父母移居香港。後取得香港大學比較文學學士與碩士學位,又到倫敦電影學院讀書,畢業後回到香港,適逢香港電視臺成立,她於是擔任胡金銓的助手。1979年,許鞍華導演了她的第一部電影《瘋劫》,一上映便引起轟動。

許鞍華一直以接近三年兩部的頻率拍攝影片,2003年首次拍攝由內地投資的電影《玉觀音》。

新浪潮傳承之陳可辛

陳可辛是香港著名的導演和製片人、監製——在新浪潮之後的1991年,他拍出了《雙城故事》,1997年拍出了《甜蜜蜜》,這兩部使陳可辛一舉成名的文藝電影,其題材與手法等等都算得上新浪潮之後香港電影的亮點。

上世紀90年代初期,陳可辛聯手創立UFO電影公司,製作了一連串賣座作品,包括《風塵三俠》、《金枝玉葉》、《甜蜜蜜》等。2000年,陳可辛以製作高素質的亞洲電影為目標,作品包括《晚娘》、《春逝》、《見鬼》系列、《三更》系列。

今年,陳可辛進軍內地電影市場,由周迅、金城武、張學友主演的《勿忘我》正在拍攝中。

許鞍華:我來自新浪潮

在第五屆華語電影傳媒大獎的後臺,入圍“百年導演”的許鞍華和眾多電影圈內的好友談笑,興之所致一改此前暫不接受採訪的態度。在短短20分鐘的對話中,許鞍華流露出對以往“戰績”的淡然,她說會繼續憑著感覺隨興地拍電影,下半年希望可以開拍新作。

本次專訪之後兩個星期,記者瞭解到,許鞍華正在籌畫的電影名為《天水圍》,講述在香港天水圍這樣一個移民集中的新市鎮上,發生的關於一個家庭和一些移民以及香港本土人士的故事。許鞍華說這是一部“有很大寫實意識的作品”。

關於新浪潮

我最喜歡我的第一部電影《瘋劫》

記者(以下簡稱“記”):這次作為少數女導演入選“百大導演”,能談談感想嗎?

許鞍華(以下簡稱“許”):當然很榮幸,我把它看成是一種嘉獎。今晚在這裏遇到很多老朋友,很開心。

記:似乎女性在導演這個群體中更容易受注目,是否發現女性導演相對於男性導演有什麼優勢之處?

許:我沒怎麼從性別的角度考慮這個問題。反而我覺得從個人來講有一些限制,我不懂籌畫,也不懂得遊戲規則。但作為女性,我不能開車,用電腦會頭暈,而且不會做飯,只能泡速食麵。(笑)

記:從新浪潮時期的《瘋劫》和《撞到正》,到後來的《投奔怒海》、《女人四十》等回歸傳統的現實作品,再到跟內地合作的《玉觀音》,你認為哪一部是你的代表作?

許:我自己最喜歡《瘋劫》,可能是因為這是自己的第一部電影,所以特別有感情。當然我更希望自己的代表作還未出現,我接下去還會繼續拍戲。

關於電影之路

我一直很喜歡拍戲,不會管別人說什麼

記:你拍的電影外界評論並非全都叫好,你會不會認為那些評價不高的作品影響了你的“招牌”?

許:我拍電影不會有什麼動機,最大的原因就是我在看小說、劇本時腦中會有一些畫面,會想到一些感情,那我就想拍了,至於怎麼拍,票房怎樣,那都是以後再考慮的事情了。

我就是一直很喜歡拍戲,遇到喜歡的就拍,不會管別人說什麼。即使將來我哪部電影也許票房慘得一塌糊塗,被人罵得狗血噴頭,我也不會後悔。

關於香港電影

衰落的原因有很多,拍攝週期太短是其一

記:能不能說你的創作經歷了從一開始偏重形式,到後來的向寫實的轉變?能說說轉變的原因嗎?

許:很難說是“轉變”,我拍電影是隨著感覺去的,哪個時候對哪個題材感興趣,就去拍,藝術片商業片都無所謂。其實一路這麼拍下來,香港電影的狀況一路都在改變,要適應它,就需要改變,不是自己刻意去改變些什麼。

記:那不斷改變題材也是整個電影狀況在推動嗎?還是說這種改變是有點刻意的?

許:我拍《瘋劫》前拍了四年電視,像報告文學、案例啦都拍過,所以拍電影時我們還想拍回一個案件,後來又有一部戲班的故事,希望拍得搞笑,就這樣一部接一部地拍,我做導演的路子也就這樣走了,不是刻意的。

記:現在香港電影已經沒有以往輝煌,你認為這其中的原因是什麼?

許:我對這個現象也是非常無奈,香港電影衰落的原因有很多,例如不重視劇本等,但還有一個因素就是拍攝週期太短,這也讓我感到拍片壓力越來越大。

以前我拍一部中成本的時裝戲要35天,那時也是抓緊一切時間,燈光快、製片快、演員入戲快,可現在經常是十四五天就拍完一部,讓你拍攝的過程想都沒法想,像我的《幽靈人間》,他們無論如何不讓在計畫上寫上30天,28天可以29天也可以,但千萬不要30天才能拍完。

當然也有能在短時間拍出好東西的,《無間道》就是25天完成的,但成功的概率太小了,在香港拍片非常緊張,競爭非常殘酷,所以,我很願意到內地,因為內地拍片時間要長些。

關於電影觀眾

現在他們似乎想要在電影裏重新發現自己

記:觀眾的消費習慣是不是對這個市場也有很大影響?

許:現在大家沒那麼喜歡看電影了。我開始拍電影的時候是1970年代,當時電視出現沒多久,也沒有影碟、錄影帶、更沒有電腦,看電影會是人們最主要的娛樂方式。現在的選擇多了很多,消費習慣很不同。

另外,觀眾的要求和觀賞心態也有很大區別。比如以前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人們很少出去旅遊,有時候只要畫面出現一些國外的街景或奇風異俗,都能吸引人們去看這部電影;現在觀眾去旅行的次數比導演還多,電影自然少了這方面的吸引力。

記:現在怎樣才能吸引觀眾進電影院?

許:現在觀眾就算看一般的娛樂片,都比較希望看到反映人性的比較深層的內容,而且要有特色。

以前觀眾去看電影是為了逃避現實,因為電影裏的世界很豐富,而當時大部分觀眾的生活比較平淡和苦悶,他們是希望像電影裏那樣而去看電影的,像我們以前讀書的時候,覺得很辛苦就跑去看電影;現在人們豐衣足食,生活相對複雜,他們似乎想要在電影裏重新發現自己,找回人生意義,現在的觀眾要求高很多。

記:那你覺得去年港片票房冠軍《功夫》是否符合你剛剛說的“反映人性的比較深層的內容”這個要求?

許:符合啊,它也是在說人生意義。它是說一個有點頹廢的傢夥一直很想學到絕世武功,終於被他學到了,但他不是一定要爭做天下第一,反而把武功傳授給他的敵人。

記:你剛才說更喜歡到內地拍片,去年合拍片開始增多,對於香港電影來說有市場的誘惑,也面臨一些限制,你認為這種狀況下,香港導演的生存狀況是更明朗,還是更艱難?

許:我覺得是更難成功,因為要同時適應兩個市場、兩個背景下觀眾的口味,要考慮的東西多了很多。

陳可辛:這是個動盪的年代

陳可辛導演直到頒獎禮的前十分鐘才來到現場,正在為第一部與內地合拍的片子做準備的他告訴我:“真的很忙,有很多事要做,要籌備。

但是我一定來,因為太值得、太興奮了。”陳可辛一定是一個不一樣的香港導演,看他一路走來的軌跡,你會明白他有多open;再聽他那一口香港導演中難得的京片兒,你又會覺得他是多麼傳統。 采寫:本報記者 陳弋弋 

年代越動盪,電影越好

記者(以下簡稱“記”):入選百大導演的感受怎樣?

陳可辛(以下簡稱“陳”):特別興奮,我從拍《雙城故事》起,到現在快15年了,第一次在內地拿到獎盃。

記:在中國電影百年的時候,很多人都說臺灣電影已死,香港電影只剩下合拍片,電影的希望都在內地,你認同這種說法嗎?

陳:(點頭)香港電影面臨很大的衝擊,這種衝擊是面對整個電影制度、電影生態的。但我相信,有變化是幸福的,臺灣電影連變化的機會都沒有。我們都在重新學習不是針對香港口味而是針對內地口味的電影。

這對曾經自成一家、甚至非常輝煌的香港電影來說,是很大的調整。所以我說這幾年是動盪的年代。但是沒關係,年代越動盪,電影越好。因為動盪的年代,也是融合的年代嘛。

記:那香港電影人應該以什麼樣的心態來面對這種動盪?

陳:就是要真誠。把自己的東西做好。很多香港人都覺得兩三年前是進入內地的最好機會,說我“miss the boat”(坐失良機)。但是我不這麼想,我覺得現在是最好的時機,內地的很多電影制度正在成熟起來,我們對合拍片題材的摸索也才稍微有一點頭緒,所以我現在才動手,覺得剛好。

現在合拍片的時機成熟了

記:用什麼指標來衡量這個時機的成熟?

陳:我做很多事情其實是很保守的。我永遠不會第一個去做。做《晚娘》、做《驚蟄》、做《見鬼》,錢都不多,我看得很准,我的好處是我是個創作人,我看了劇本有信心才去做,不是盲目投資。當CEPA剛開始的時候,每個人都在大陸投資,我覺得沖第一會很危險。去年我就保留實力。

因為我覺得很亂。那時候有人叫我去拍古龍的《多情劍客無情劍》,說你能拿到這樣的資金,能拍這樣的合拍片。我都看不定。《勿忘我》是去年SARS之前就開始在看,但今年才拍,要是去年拍的話,我很擔心。

你去看看去年的整個合拍片的發行制度,根本大家還措手不及,突然間有那麼多影片發行,大家都不知道要怎麼發行、宣傳,還沒有那個概念叫觀眾來看片,錄影帶亂七八糟,同步發行的結果是沒人去電影院。像這樣無論你拍得多好的電影都不可能賣錢,都沒有用。

所以結果我看到現在一兩家公司已經有一個模式了,他們也不是每次都成功,但起碼他們知道要怎麼做。再加上我跟一些廣告公司溝通,他們在整個廣告上的概念很清楚。並不比香港差,可能會更好。

我看到這種配套,覺得電影就成功了一大半,因為好萊塢為什麼那麼厲害,不是電影好不好的問題,是整個工業的配套使你不可能失敗,他們每部戲開畫的票房是預計到了的,很少說突然間戲會那麼賣錢,或一個戲垮了。其實基本上只有10%到20%的戲是意外的。80%的戲基本上他們花多少錢宣傳就知道有多少票房。

記:您曾經說過無論香港還是內地,都缺少真正的明星,就是票房和口碑兼備的明星,除了這個,內地電影還缺些什麼?

陳:還缺一套有中國特色的商業制度。內地不要盲目地學香港電影的制度,香港以前有機會拍片的時候沒有好好地拍,大家都去掙快錢,所以才會有現在這樣的狀況出現。這種制度是包括製片、宣傳、發行、海外等方方面面的,我現在很珍惜這個機會。

記:可以期待《勿忘我》是一部比《甜蜜蜜》更經典的電影嗎?

陳:我希望。我不想做一輩子都講一部電影的導演,雖然很多導演一輩子也只有一部電影。我一直想用不同的東西刺激觀眾,歌舞只是一種手段。

我們的優勢就是適應能力

記:香港電影其實在去年之前已經有過幾死幾生。你目睹過的是哪些?

陳:我們小的時候其實香港電影已經死過一段日子,1970年代,香港電影是講機會主義的地方。李小龍回來,結果每個武師都來做導演,做的電影卻很爛。

然後新浪潮回來,沒有把商業電影帶起來,只是香港人喜歡看,外面不行,武行和新浪潮結合起來就有了新藝城,但是到了1990年代末,很多專業的投資商都走了,剩下很多不懂電影的商人。他們是要賺快錢的。

1995年拍《甜蜜蜜》時想不到會是一部那麼成功的片,很賺錢,但嘉禾公司已經在退了,他們叫我留下來,不要去美國,但是能夠給我的條件比《甜蜜蜜》的時候更糟。

你想想,當你拍了一部成功的電影后,下一部比原來那部的條件更糟,這個市場又在掉,還能夠久留嗎?我的選擇就是去美國,在那裏也學了很多東西,回來後我也沒有直接跳進港產片的市場,就是做亞洲片,能做不能做我也不知道。

但是今天我可以回美國拍片,韓國也請我拍片,作為導演我還有很多選擇,甚至可以回國內拍一部全國內的電影,都可以。

記:保留很多選擇是你生存下來的一個秘方?

陳:我覺得一定要保持有多方面的選擇,這是一種變通。當然在國內導演聽起來一定很不理解,因為張藝謀說離開這片土地就不會拍戲了,但是我們不能這樣子,我們香港導演的適應能力一定要很強。

我覺得香港人能夠適應很多東西,也是香港人保留下來的最好的東西,這是香港惟一的價值,我們的優勢就是適應能力。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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