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7日訊】最近我讀了一本英文書，書名是《記憶的倫理學》，很有感觸，特向大家介紹。《記憶的倫理學》一書的英文原名是The Ethics of Memory，作者是以色列哲學家、希伯來大學哲學教授馬嘎利特（Avishai Margalit），該書由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全書共227頁。
馬嘎利特是猶太人，生在二戰之後。他的父母都是那場浩劫的倖存者。作者從小就經常聽他父母為著記憶還是遺忘的問題爭論。母親說：猶太人已經被無可挽回地毀掉了，只有很少的人殘存。我們倖存者唯一的使命就是建立一個記憶的共同體，像靈魂的蠟燭，永遠守護著對死者的記憶。可是作者的父親不以為然。作者的父親說：我們倖存的猶太人是人，不是蠟燭，讓一個大活人僅僅是為了守護對死者的記憶而活，這怎麼行？我們不能這樣，我們應該把握現在，面向未來。
馬嘎利特父母的爭論代表了兩種不同的觀點，各有各的道理。在我們的生活中也常常遇到類似的分歧和爭論。在毛澤東時代，共產黨整天號召我們「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那時候有部電影《以革命的名義》，其中一句台詞是「以革命的名義想想過去，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話說得鏗鏘有力，義正辭嚴，看上去很有道理。然而等到文革結束，許多人想控訴十年浩劫的罪惡與苦難時，共產黨又提出「團結一致向前看」，「不要糾纏歷史老帳」。聽上去也很有道理。每年「六四」，民運人士都要舉行紀念活動，但是也有一些人對此不以為然。他們說事情已經過去十幾年了，不要老提了，就讓歷史成為歷史吧。至於說到要記住共產黨在文革的罪惡，在大躍進的罪惡和在土改的罪惡，表示不滿的人就更多了，他們說你們老提這些陳年往事，簡直就像祥林嫂，讓別人都嫌煩了。甚至還有人說我們這樣堅持記憶拒絕遺忘是不寬容，是煽動仇恨。當然，共產黨對記憶和遺忘的問題一向採取雙重標准，它什麼時候要求人們記憶，什麼時候要求人們遺忘，在什麼問題上要求記憶，在什麼問題上要求遺忘，完全是根據一黨的私利。此自不待言。不過我們總該承認關於記憶與遺忘的問題確實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
馬嘎利特寫這本《記憶的倫理學》，是為了解釋這樣一些問題：「我們是否有義務記住過去的人和事？如果我們有此義務，那麼，這種義務的性質是什麼？記憶和遺忘是不是道德褒貶的對象？當說到『我們』有義務記住過去的人和事時，這裡的『我們』，作為集體的『我們』是指誰們？或者說這裡的『我們』具有什麼特性，因而有義務應該記住該集體中的每個人？」
為什麼書名叫「記憶的倫理學」呢？因為照作者看來，記憶主要是個倫理的問題而不是道德的問題。倫理和道德這兩個概念意思相近但又有所不同。大致上說，道德是指普遍的，一視同仁的；倫理則使指有差別的次序。人和人的關係有兩種，一種是比較親近的密切的熟悉的，例如父母、妻子、兒女、朋友、親戚、老鄉、同胞，另一種是比較疏遠的陌生的，例如外鄉人、外國人、陌生人。尊重主要是個道德概念。這就是說，我們應該尊重每一個人，不管他是熟人還是生人，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關心則主要是個倫理的概念，你不能要求一個人關心普天下每一個人，我們的關心總是向外輻射的，離我們越近的人關心越多，越遠的人關心越少，以至於漠不關心。記憶的問題主要是個倫理的問題。我們沒有義務記住所有的人和事，但是我們確實有義務記住和我們關係比較密切的人和事。你讀到一則外國的消息，某人捨己救人。你沒有記住這位英雄的名字，我們不會因此而責備你；但是如果你把自己的救命恩人都沒記住，眾人一定會責備你。可見記憶主要是個倫理的問題。
在《記憶的倫理學》一書裡，作者主要分析了對苦難，尤其是對人為的苦難，對惡人或邪惡勢力一手造成的苦難的記憶。對猶太人，那首先就是對希特勒大屠殺的記憶。對中國人，那首先就是對半個多世紀以來共產黨所犯滔天罪行的記憶。納粹的罪惡已經成為歷史，成為過去，但中共的罪惡卻還沒有結束，它仍然在可怕的繼續。因此，深入地理解記憶與遺忘以及寬恕，對我們中國人而言格外意義重大。限於篇幅，我不可能對這本書的精邃透闢之處逐一介紹。僅僅是根據本書主題的重要以及作者切入問題的獨特方式，我就可以說它是一部好書，尤其是對今天的中國人。
──轉自《北京之春》05年6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